近年来，民粹主义风潮席卷全球，既广泛发生在印尼、菲律宾等发展中国家，也在美、英、法等欧美发达国家里接连上演，这反映出民粹势力在全球范围内的崛起，也由此引发了学界对民粹主义、民粹思潮的热情讨论。作为内生于西式民主政治的一种负面倾向，民粹主义很容易导致西式民主政治走向“劣质化”。《生死民主》一书的作者约翰·基恩认为，民粹主义是一种政治形式和倾向，它是当前民主危机的最主要表现形式。对此，除了探究民粹问题本身外，还要反思这一波民粹问题因何而起，又会对未来的民主发展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透过现象看本质，有利于我们把握本来，赢得主动。

一、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

全球化的本质是安东尼·吉登斯所说的“流动的现代性”，涉及产品、人口、标志、符号以及信息等多种要素的跨时空运动，而流动加速的结果是时空压缩，全球逐渐成为一个即时互动的场域。全球化是多层次多面向的发展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侧重点，发展速度也不一样。就经济全球化而言，当前正面临历史性挑战的这一波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它是由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基于资本和政府力量的双重推动。这期间，经济全球化的确带来了很多积极的变化，它促成了贸易大繁荣、投资大便利、人员大流动、技术大发展、生活大改善。这里仅以贫困人口变化为例，过去30多年里全球贫困人口大幅下降，累计大约减少了11亿。然而，如今经济全球化走到了十字路口，一方面金融危机的影响仍未过去，全球在贸易、投资以及人员流动等方面出现了一些逆转的迹象，增长动力明显不足，随着工业4.0时代的临近，世界经济结构却又处于深度调整之中；另一方面全球经济治理滞后，难以适应世界经济新变化，而全球发展失衡，则让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进一步呈现。在经济全球化陷入困境的同时，人们对其质疑、批评乃至反对的声音愈来愈大，焦点则在于新自由主义主导下利益分配的不均衡。

利益分配不均衡这一全球性难题，导致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内部，一些发达国家和新兴崛起大国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烈。如果要衡量其中的利弊得失，不仅要具体分析不同类型的国家，还要具体分析同一类型国家的不同群体，也就是说，经济全球化得失的相关方既要看国家层面，也要细化到国家内部的群体层面。在国家层面，发达国家绝不应该是抱怨的一方，发展中国家也并非个个受益。自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增强，其形式和结构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大量零部件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占比越来越高。全球价值链分工弱化了传统分工的国家界限，分工主体由国家过渡到企业，跨国公司成为国际分工的主体，分工类型逐渐从产品和行业的国际分工转向生产过程的国际分工。在此过程中，发达国家借助游戏规则的制定权，利用资本和技术方面的优势以及庞大的市场规模，轻而易举地占据了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与之相比，一些发展中国家只能依附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依靠本国的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来参与国际分工，而有些欠发达国家则被世界所遗忘，根本没有参与到国际分工中。全球价值链上的利益分配格局从来都是向高端倾斜，甚至完全由高端环节所决定，价值链不同环节之间的利益分配失衡属于普遍性现象。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表现不一，内部呈现出明显的分化趋势。主要是亚洲的一些新兴经济体打破了全球分工体系的“天花板”，突破了全球价值链的低端锁定，顺利地推进了技术转移并实现了产业升级；与之相比，其他很多发展中国家则依然徘徊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缺乏公平参与全球化的机会，经济增长缓慢，没有分享到全球化进程的应得红利。

在国家内部的群体层面，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资本流动更为便捷，资本的回报率持续高于经济增长率，几乎所有国家里都出现了赢家通吃的现象，大多数国家的贫富差距由此日益拉大。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无疑是处于金字塔顶端1%的富人，在借助全球化进程获取超额资本收益后，他们的实际收入在过去20年间增长超过60%，增长幅度超过了其他社会阶层。根据国际慈善机构乐施会发布的报告，自2015年起，全球最富有的1%人口所持的财富总值，已经超越其他所有人的财产总和。在发达国家内部，尽管财富总值不断上升，仍然有全球化进程的输家。其中，最大输家是中低收入阶层或者叫“低中产”人群，主要是工人和工业领域的雇员，在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他们的实际收入在1988-2008年间陷入了停滞不前的境地。这一人群在产业转移和人工智能的双重挤压下，或者丢掉了工作，或者不得不接受更低的工资来维持生计。而在中国、印度、印尼等亚洲新兴经济体中，经济全球化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新兴中产阶级，大约有4亿人之多。据世界银行粗略估计，1988-2008年间，这些“新中产”的实际收入增长了约80%，仅中国就有大约1.5亿人口的实际收入增长达到一倍以上。

二、经济全球化困境投射出西式民主的劣质化问题

始于经济领域的全球化，促进了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和重组，改变了国际产业分工体系的格局，同时其影响也外溢到政治领域，推动了民主价值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经济全球化与民主的互动关系并不是单向的。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客观上推动了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发展，促使世界各国的民主力量不断壮大，影响了全球民主政治的发展态势；另一方面，民主价值的传播、民主力量的壮大，能够反过来支持市场经济的加速扩展，有利于打破国家之间的贸易壁垒，尽快融入全球生产体系，从而成为助推全球化进程的新生力量。

在经济全球化与民主的双重关系中，经济全球化对民主的影响更为关键、更具根本性。过往经济全球化的顺利发展，让掌握全球化进程主导权的西方国家在民主议题上有了更多的话语权，西式民主制度一时风光无两，在全球范围内的对外扩张速度让人瞠目结舌。如今，经济全球化的停滞不前，则让那些国家的民主政治褪去了神圣光环，不仅盲目照搬西式民主的发展中国家出现了种种民主乱象，就连西方国家自身的民主政治也是危机重重，蜕变为民粹政治的可能性不断上升。

具体来说，30多年来，在跨国公司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推动下，世界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被纳入到全球经济体系中。在这些国家里，整个社会的开放性和流动性大为增强，社会结构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也随之更新改变。在这一波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发达国家凭借手中的主导权，在经济全球化的快速推进过程中强行搭售特定类型的民主化，不断向一些发展中国家输出竞争式民主，推动了西式民主在全球的快速扩张。然而，这种快速扩张所带来的并不是民主发展的福音。实际上，西式民主所强调的竞争性选举，不过是源自西欧的地区性经验，并不具有欧美发达国家所声称的普适性，很多发展中国家在盲目移植后接连出现的民主乱象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经济全球化浪潮一度给一些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民主“量”的增长，最终这些“增量”却蜕变成了民主发展的障碍和困扰。如今，经济全球化的迷茫失效也投射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政治中，使得这些主流国家的民主政治被民粹浪潮所干扰乃至被裹挟，民主运作出现了越来越多劣质化和衰败的迹象。由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利益分配机制深受诟病，各群体之间的相对剥夺感日益严重，欧美发达国家内部对此出现了不同的解读和反馈，汇聚成不同音调的民粹声音。概括来说，左翼力量主要关注的是国内贫富差距的持续拉大，他们不满于经济增长收益主要流向了富人阶层尤其是富人中的巨富阶层，因此鲜明反对“富者益富”的现行逻辑，积极动员底层民众来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明确反对被少数利益集团所绑架的民选政府。右翼力量重点强调的是外来移民问题，因在经济全球化、金融化过程中利益受损，白人工薪阶层的经济生活状况趋于恶化，自认为属于中产阶级的人数呈整体性萎缩态势。这一群体由此将经济全球化和外来者视作问题的根源，痛恨外来移民和难民抢夺了本国有限的工作机会，并且将这些群体中极少数人所带来的安全问题有目的地扩大化，强烈要求本国政府大幅削减移民和难民人数。从两股势力的回应态度看，彼此的共通点是反对经济全球化，蔑视精英和专家，对主流政治力量高度不满，并且均倾向于以诉诸民意的方式来直接动员底层民众。正是在左右翼声音的混合叠加下，当前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舆论充斥着对现行民主政治的不满，盲目排斥外来移民和难民，主张实行更严厉的贸易保护。对此，民选政府基于竞选因素的考量，很难再以理性、有效的方式开展治理，转而更多地考虑愤怒选民的情绪，纷纷采取逆全球化的政策取向来转移国内矛盾，通过在贸易、投资、人员流动等方面推动新一轮保护措施的出台，以此对选民的反应作出更多更短视的反应。

三、经济全球化的多元化推动民主的多样化

现如今，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利益受损的人们推动了民粹主义在全球范围内肆意蔓延，在制造出特朗普、法拉奇、杜特尔特等一大批政治代言人的同时，一幕幕轮番上演的街头示威游行让相关国家变成了世界瞩目的政治大秀场。这些民主乱象的根源，很大程度上都可以溯源至全球化进程。当然，经济全球化本身不是问题，经济全球化中的利益分配机制才是问题的真正所在。因此，未来的民主走向，自然也与经济全球化的调整方向紧密相连。

经济全球化是公共产品，其能够带来的好处显而易见。然而，面对全球化进程中已经愤怒的输家，越来越多的西方发达国家掀起了逆全球化的浪潮，保护主义、内顾倾向抬头，多边贸易体制受到冲击，全球化困境由此进一步加剧。在采取保护主义的同时，这些国家还纷纷提出“再工业化”战略，在世界范围内打响全球制造业争夺战，力求让大量的制造业工作机会回流到本国。或许短期内这些措施会取得一定的成效，但长期看经济全球化无疑是历史大势，诸如贸易保护主义等举措只会降低全球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效率。在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开始应用于生产领域，成为现代制造业的新生力量，正在西方发达国家里夺走大量工作岗位。与此同时，在新的贸易壁垒下，这些国家的消费品价格也将显著上涨，工薪阶层的生活压力随之上升，相反跨国公司汇给本国的海外利润将呈下降趋势。因此，西方发达国家所采取的这些保护措施，其所牵动的利益调整结果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简单，它更像是政治精英推卸责任的权宜之策。一旦这些国家的政府所奉行的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逆全球化的浪潮终会随之退去。与之相比，那些已经受益的新兴经济体将会继续积极地拥抱经济全球化，并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中获得更多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在国际分工中扮演起更加重要的角色，成为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量。由此，经济全球化的动力来源将趋于多元化，游戏规则和利益分配机制也会随之调整，一个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将加快到来。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未来调整，民主政治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将变得更加开放、更加多样。不管是输出也好、传播也罢，西式民主的扩张必将有所回落，“邯郸学步”式的民主化终将成为鸡肋之举。在本国内部矛盾的处理方面，西方发达国家的民选政府需要切实承担起政治责任，管控民粹主义的内在冲动，展开积极有效的民主治理。一方面加强对跨国资本力量的约束力度，有力抑制超额资本收益；另一方面调整征税目标，加大对1%巨富群体的累进税征收力度，同时在政府税收与社会福利之间实现再平衡，包括进一步调整社会福利的力度和覆盖范围，促使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增长更具包容性，让各群体间权利和义务的匹配更均衡。随着新一轮全球化主导权的逐步调整，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的角色变得愈发重要，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内的多样化民主实践将变得更有吸引力和影响力，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将走出对西式民主泡沫幻影的迷恋，转而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重新开启符合本国国情的民主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