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人类的其他活动一样，科学技术活动存在于一种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背景之中。对于拉美来说，当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踏上这块“新大陆”，使其步入欧洲轨道的时候，其科技活动的性质也就不可避免地有了自己的特色。这些特色是在原存在于伊比利亚半岛和美洲大陆的主要形式的基础上、在二者关系长达500年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发展演变而来的。
尽管拉美的科技具有欧美的某些共性，同时又存在着地区差异，但是，人们仍可以根据不同时期的特点，将其历史划分为以下5个主要时期：（1）在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到来之前，以当地土著居民所保有的古代传统科技为特点的时期；（2）殖民统治时期，教会传播的经院哲学思想影响较为突出，欧洲的技术原理开始置于拉美技术之上；（3）启蒙运动和殖民地争取政治独立时期；（4）拉美各国进入早期资本主义发展时期；（5）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此时现代科技在该地区立足并开始扩展。
古代传统科学技术时期早在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到来之前，美洲大陆不仅已有相当发达的古代文化，而且已有悠久的历史。在古代传统科技时期，美洲的土著居民通过直接经验的积累增长了知识，手工技能也达到较高的水平。他们在农作物种植与灌溉、建筑与城镇规划、医学与卫生，以及金属冶炼、纺织和陶瓷等方面的技艺，也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这些技术都是在无任何明确理论概念支持的条件下通过单纯的实践取得的。此外，以印卡文明为主的对安第斯地区不同生态层次的复杂的垂直控制技术和植物栽培技术，也是美洲古代文明的一个例证。美洲在古代传统科技时期，已经在众多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这些成就完全是在毫无外来影响和干预的条件下取得的。因此，在征服者们到来之前，美洲的科技正沿着自己的轨道前进。它与欧洲是截然不同的，与其他大陆也是有所区别的，因此，可以说完全是内生的，其特点和性质是以社会、政治和宗教为背景的。
殖民统治时期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到来，使美洲大陆的原有帝国瓦解。古代印第安社会的解体也导致原有生产活动的组织，特别是农业遭到严重的破坏，继而是连年的饥荒和人口数量的下降，欧洲人带来的传染病又加重了新大陆人口的减少。由此而来的一个独特的现象是，拉美的技术却向欧洲征服者进行反向的转移。这是因为，征服者为了在这块新大陆立足和发展，必须学会在新的环境中生存，也因此而必须首先吸收所需的当地知识和技能。
在技术领域，欧洲技术与当地技术建立了联系，双方的技术优势相互交融在一起，使当地某些技术开始消失，甚至失传。对欧洲技术的采纳程度和生产活动的重点的选择则是依据殖民者的利益来决定的，因而使拉美的矿业面向贵金属的开采和出口。拉美的农业本来很发达，欧洲人到来后，拉美的农业也因欧洲技术的引入而得到新的发展。当然，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到来之前，印第安美洲的科学基础本来就很薄弱，而且技术的发展又并非建立在坚实的科学基础之上，因此，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原本就很脆弱。殖民者到来之后对拉美的科学技术并未给予应有的支持，加上殖民者的重商主义，拉美科技原本脆弱的联系受到了进一步的削弱。在此期间，对拉美具有深远影响的变化发生在教育领域。
启蒙运动和殖民地争取政治独立时期启蒙运动初期对拉美科技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这一地区力图对现代科学活动进行早期实验。此时的现代科技和生产工艺以一种非系统的形式发展；而当地土生土长的技术在大城市之外的广大地区仍然作为技术的主体同时存在，但相当一部分本土技术正在消失，其技术种类也越来越趋于贫乏，而来自欧洲和包括北美洲在内的其他地区的外来技术在逐渐扩大，特别是在城市中开始逐渐成为技术的主体。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对西班牙所起的作用并非是积极的。法国大革命的先进思想不是通过西班牙殖民者传入拉美殖民地的，而是英国和法国直接将其影响带入这些殖民地并扩大开来的。拉美的独立战争使这些殖民地在政治与社会方面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这种不稳定形势一直持续了约100年，直至19世纪中叶。政治和社会的不稳定也影响了处于萌芽中的现代科学的成长。不安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使现代科学活动难以持续发展。但是，从18世纪开始至19世纪初期，由于启蒙运动对拉美知识界的影响以及科学思想的传播，更多较有影响的学者开始出现，尽管表面看来，他们的科学活动是孤立存在的，而且除个别的科学探险外，并未形成系统的科学活动，但是，这些人的科学活动却构成了拉美现代科学的源泉，成为拉美科技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早期资本主义发展时期欧美资本主义体系和现代科学思想的建立，对整个拉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仅极大地改变了拉美的思想、宗教、政治和哲学的模式，而且也对其科技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资本主义社会的实用主义，客观上鼓励了应用科学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唯物质论，客观上也刺激了生产技术和工艺的提高。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技的发展在拉美出现了新的复杂形势。一方面，现代科学思想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扩大，对拉美科技继续起着推动作用，特别是正在发展的资本主义工业需要技术作为支持，同时也刺激了技术的扩大和新兴技术的出现。但是，另一方面，由于社会政治和经济的不稳定，科技活动的持续发展受到不利影响。由此也可看出，科技作为生产力既有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一面，同时科技活动对社会和经济又具有特别明显的依附性的一面。两者并不是矛盾的。
事实上，在20世纪初期工业化即将到来之前，在拉美的广大地区尚无任何一个国家真正建立起现代科技的强有力的基础。尽管在此时，拉美主要国家已步入资本主义体系，但资本主义初期经济发展的低水平对科学技术的需求仍不十分直接和迫切，特别是与当时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的欧洲一些国家和美国相比，情况更是如此。此外，当时的拉美对科技价值的认识还很不够，政治和经济形势也缺乏长期稳定。
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当20世纪来临后，随着工业生产的发展和农业的现代化，科技作为生产力的作用便明显地显现出来。拉美各主要国家为了实现工业化，在20世纪逐渐对应用科技提出了要求。拉美大铁路的修建是20世纪初期应用科技的极好例证。拉美基础设施的建设、制造业的发展以及矿业规模的扩大等，都极大地促进了科技的发展和进步；反过来，科技的进步又提高了拉美一些主要国家的生产率。
在拉美，现代科研首先是以基础生物学和应用生物学作为开端，其中包括医学、农业科学和环境科学；其次是工程技术研究，其中特别是土木工程与卫生工程等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然后是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科学的研究；最后进入开发，特别是化学工程、机械制造和电子工程的开发。这种研究与开发的模式是有别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因此表现了拉美研究与开发的独特性。
从总体上讲，拉美较为缺乏强有力的基础研究传统，因此在现代科学技术中未能做出具有重大突破性的贡献。特别是在20世纪，当世界科技取得突飞猛进发展的时候，拉美科技领域似乎给人一种与世界其他地区有些隔绝之感。拉美各国的主要研究机构（包括政府的研究中心，高等院校和大部分私人工业企业的研究机构），几乎全部依靠政府的经费支持来从事研究与发展（又称研究与开发）。因此，这些科研机构的研究与发展，一方面受着政府的控制，另一方面又受到国家经济形势、尤其是政府财政状况的直接影响。
基础科学在拉美现代科学历史上，基础生物学和应用生物学一直作为拉美科研的开端。与其他基础科学相比，生物学的成就在拉美的科学成就中居于最突出的地位。阿根廷科学家费德里科·莱洛伊尔于1947年在研究糖代谢过程中发现二磷酸尿核苷酸糖及其作用，并于1970年因这一成就而获得诺贝尔奖金化学奖。巴西的布坦塔研究所在对蛇和蟾蜍的毒液进行生物和生物化学的研究时，于1939年发现两栖动物的毒性甾体化合物和酶。在发现了响尾蛇的毒液中所含的毒性蛋白后，科学家们已据此鉴别出蛇类的70多个新品种，而目前整个拉美所接种的大部分疫苗都是从这些新发现的蛇体中提取的。巴西科学家雅伊梅?雷加洛?佩雷拉通过对植物毒性进行基础研究，发明了一系列新药物。
自80年代初期开始，古巴一直致力于生物技术和遗传工程的研究，并取得了突出成就。它在这方面所取得的部分成果已在日本、欧洲和美国发展成为专利产品，其中最突出的有乙肝疫苗、乙型脑炎疫苗、某些医学试剂和艾滋病诊断工具等。
巴西和阿根廷的物理学研究在拉美各国中处于领先地位。巴西于1950年成立的国家核能委员会通过核物理的研究。巴西物理学家达维·博姆曾于1951年提出了解释量子现象的著名的隐变量理论。阿根廷于1950年成立国家原子能委员会并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自70年代末以来，拉美一些国家的科学家在基础科学方面还取得了其他一些成就。例如：巴拿马科学家弗里思·沃尔拉思于1979年发现银花蛛属热带蜘蛛不织它们自己的蛛网而偷食其他蜘蛛捕获的食物；阿根廷学者爱德华·托尼和其他学者1980年发现了500万～800万年前的
应用科学巴西于1922年开始建立试验站，对乙醇进行研究，以便探索从农作物中提取燃料；到1927年，证明酒精可作为工业燃料。在信息科学领域（包括微电子学、自动化、计算机软件和外围设备等）的应用研究也很突出。60年代初，巴西还开始对空间工程的研究，并取得了不少成就，其中包括研制成功了空间发射台，卫星转播地面站通讯天线等。阿根廷和智利的科学家，在军用电子器件、通讯智能设备、干扰器以及空间和地面战争技术等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医学拉美在医学研究方面主要致力于预防医学的研究，特别是与公共卫生有关的医学研究。1924年阿根廷科学家贝尔纳多·奥赛经实验发现，已经切除脑下垂体的动物对胰岛素的敏感达到极高的程度，即使很小剂量的胰岛素就能大大降低血糖含量。注射脑下垂体提取液后，能减轻胰岛素过度的反应。后来证明，这一作用是由脑垂体前叶产生的。因此项发现，奥赛于1947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
委内瑞拉科学家贝纳塞罗弗于60年代开始从事人体免疫系统对外来抗原反应的遗传控制基础研究，发现在决定组织相容性抗原系统的基因段里，有许多特殊的基因。这些基因是决定对各种外来抗原的免疫反应能力的遗传基础，同时也决定人类对许多疾病的抵抗能力。为此，贝纳塞罗弗与斯内尔和多塞特共同获得了1980年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
巴西不少医生对热带疾病研究感兴趣。卡洛斯·里贝罗·茹斯蒂尼亚诺·达斯沙加斯于1905年对疟疾及其病原机理进行了研究。他通过对一些昆虫的研究，确定了疟疾的致病原因，因此全世界将他们发现的这种疟疾以他的姓名命名。奥斯瓦尔多·克鲁斯确定了克鲁斯锥体虫病的病因，从而于1910年在全国发起了一场卫生运动，以消除淋巴腺鼠疫、黄热病和天花。维塔尔·布拉济尔在他所在的布坦塔研究所制成了蛇毒血清。曼努埃尔·奥古斯托·皮拉雅·达席尔瓦于1912年发现了引起血吸虫病的寄生虫的发育周期。
古巴学者卡洛斯·芬莱于1881年发现黄热病可通过蚊虫由感染者传染给健康人，并发表了这项实验的证据。当时，这项重大发现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直到1900年这一发现才被证实。次年，古巴全国根除了黄热病。1959年后，古巴特别强调医学教育和与医学有关的开发工作。1978年政府还成立了专门的医学领导机构。从此，古巴成为重要的医药产品出口国。
墨西哥卫生学家爱德华多·利塞亚加在国内创建了现代公共卫生保健系统，并对建立美洲卫生局发挥了重要作用。墨西哥著名神经生理学家阿图罗·罗森布洛特对人类神经系统的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并在墨西哥全国理工学院创建了高级研究中心。秘鲁学者卡洛斯·蒙赫于1925年揭示了人在高海拔地区所患的慢性高山病基理。
阿根廷学者米尔斯坦和英国学者科勒于1975年运用小白鼠骨髓瘤与小白鼠淋巴细胞（脾细胞）融合技术，成功地获得了世界上第一株能稳定分泌抗绵羊红细胞的单一抗体的杂交瘤细胞株，由此首创的单克隆抗体技术被誉为免疫学上的一次技术革命。农业研究在50年代中期以前，由于对农业研究缺乏稳定的支持，且对农业政策缺乏协调，农业科学家的积极性受到严重影响。50年代中期以后，拉美的农业研究机构在一定程度上逐渐摆脱了对政府的完全依赖，在行政管理上也有了某种自主权，因此，在吸收和改进从经济发达国家引进的农业技术方面取得了进展。进入80年代，拉美的农业科学研究开始以生物技术为主，即集中于植物细胞和组织培养的研究，特别是对无性繁殖，农作物疾病、种质资源保护与交换以及防止作物变异等方面的研究。此外，拉美对重组核糖核酸、基因转换、分子抗体和生物变种的研究也十分重视。
1966年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协助墨西哥创建了国际玉米和小麦改良中心。这个中心主要从事农作物改良研究和提供咨询服务。它曾为当时的“绿色革命”和解决拉美的粮食问题做出过突出贡献。此外，1971年秘鲁创建的国际马铃薯中心，除致力于马铃薯体质类型的广泛选择以及品种遗传研究外，还重视马铃薯抗霜冻、耐热抗病以及昆虫防治的研究。阿根廷利用组织培养生物技术培养成功马铃薯新品种。巴西运用生物技术手段培育成功大豆接种体新品种。墨西哥发现了单细胞蛋的生产。1966年哥伦比亚创建的国际热带农业中心，主要从事木薯、豆类、水稻以及热带草原饲料作物等方面的研究。
玛雅人的天文知识和印卡人的水利灌溉系统以及农业梯田系统，都显示了土著印第安人在技术领域曾经有过的辉煌。印第安人将羽扇豆属植物杂交，培育出多种高产的豆类新品种。此外，他们还培育出优良的玉米、马铃薯以及其他农作物品种。印第安人还通过对天体、大气和海洋的观测，发展了一种对气候以及动植物行为进行预报的方法。玛雅人和印卡人的这些文明，与当时处于刀耕火种或原始狩猎的其他印第安人并存于美洲大陆。
在哥伦布抵达“新大陆”之后，拉美地区开始主要依赖外来技术。但是，总的来说，尽管拉美不断为本地区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引进外来的先进技术，广大拉美人民并未感受到新技术给自身生活带来的重大影响。
自60年代后期起，拉美国家更加重视科技的发展，并根据本地区和本国的需要，开始采取一些相应措施。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秘鲁和委内瑞拉等国分别建立或加强了国家科技委员会。在此期间，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安第斯集团国家还采取措施加强对技术进口的管理，以防止引进技术妨碍本地科技的发展，并且要求技术引进必须有利于促进本国技术能力的提高，并努力利用国外投资获得技术转让。在这方面，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功。与此同时，拉美国家也开始出口少量的复杂技术产品和技术服务，拉美地区的技术能力已有所提高。
科学技术政策鉴于科技对一个国家所起的重大作用，自50年代起，拉美主要国家开始重视科技政策的制定力图以此促进科研事业的发展，增强国家的技术能力，促使技术创新向商品转化。80年代是拉美“失去的10年”。在此期间，由于技术基础设施的落后，加之科技人力资源的短缺，拉美主要国家的科技政策无法付诸实施，科技的发展受到阻碍，科技对拉美的现代化进程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在促进科研和技术创新以及为国家目标服务方面，拉美的科技政策并未达到预期的目的，或者说，拉美的科技政策并不是一项符合实际的成功政策。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一样，阿根廷、巴西、智利、古巴、墨西哥、秘鲁和委内瑞拉等拉美国家正在根据各自的目标确定自己的科技政策。
阿根廷的科技政策由国家科技委员会来制定，其80年代制定的科技政策和目标是：根据国家的根本利益和科研体制改革的需要，重新确立全国科技体制；继续实施全国科技项目，并将科研成果向生产部门和公共卫生领域转化；确定全国优先发展领域，并相应确立这些领域中的重点科研项目；在重要科技领域，鼓励私人工业企业直接或间接参与；根据国家的利益，开展双边和多边国际科技合作，积极参与国际科技组织开展的项目；促进国家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的活动，鼓励学术成果的出版；维护现有的科技队伍，加强对研究人员和科学家的培养等。阿根廷的科技政策还包括以下内容：根据通货膨胀率的变化相应提高科研人员的工资，改善科研设备，提供科技信息，增加地方科研机构，用本国技术替代外国进口技术，实行技术的标准化和技术转让等。阿根廷政府还确定电子技术、食品技术、地方病、房屋建筑技术和非常规能源等5个领域为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的优先研究领域。
巴西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对研究与发展活动的监督，均由国家研究委员会负责。这一领导机构的确立，保证了巴西对全国的研究与发展活动的集中统一领导。此后，中层领导机构又相继建立，其中包括国家科技委员会的创建。这个委员会由杰出科学家和重要科研机构及政府各部门的代表组成，它实际上是国家研究委员会的咨询机构。巴西的研究与发展活动以科学技术的“基本规划”为指导。巴西新的国家科技发展规划（1991～1995年）规定，自1991年开始，政府将逐年加大对研究与发展活动的投入，使研究与发展经费（1990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66％）在5年内增加1倍。此外，政府还规定，任何企业可将5％的税前利润用于研究与发展活动或慈善福利事业，以鼓励工业企业增加对研究与发展活动的投入，刺激银行信贷机构扩大对科研活动的贷款。
智利的科技政策包括两大目标：一是改善科学技术的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为科学技术的所有部门建立可提供丰富信息的系统；二是促使政府对涉及重大社会利益的科研项目的支持，建立更加综合的基础研究与技术开发相结合的体制，对于能取得高社会利益的研究项目提供经费资助，鼓励有利于地方发展的重要应用研究项目，对私人部门不愿或无力开展的科研领域（如农业、渔业和小型矿业等领域）进行投资。
古巴的科技政策实际上体现在全国经济发展规划中。在这一规划中，涉及科技政策的内容共有6项目标，即促进科技发展以提高效率，建立标准化并改进质量，培训科技人才，加强科学研究的组织工作，引进新技术，充分利用计算机技术和自动化系统。
墨西哥科技政策的最高制定者为公共教育部，该部下属机构——国家科技委员会负责协调和执行其他各部主管的项目之外的全国所有项目。因此，国家科委实际上既是科技政策的制定者，又是执行者。它还直接管理若干个研究中心。这些研究中心的职责是：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中，通过开发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来提高科学研究的质量；通过对生产部门进行刺激来促进其研究与发展活动；按照严格的标准，通过同行评议委员会等机构来确立科研经费的分配；与外国科研机构和国际学术组织建立联系，在国际合作中为研究与发展活动和技术转让创造更多的机遇；扩大科技信息，为工业界和学术界提供最新信息，为此，国家科委将创办两种刊物，即《科学与发展》和《工业技术》杂志。
秘鲁政府曾于1978年建立了一个跨部门的委员会，负责研究如何确立全国科技体制的最佳结构。此外，在全国四年计划（1977～1980）期间，作为国家重点任务之一，政府还建立了新的全国科技体制。但是，结果均不令人满意。此后在另一个四年计划（1982～1985）期间，秘鲁政府又重新确定了全国科技目标：加强对全国科技人力资源的培训，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增加对科研的投资，提高科技人员待遇，进行物质刺激，减少行政障碍，促进科技活动；在科技领域，发展信息系统和服务系统；通过建立跨部门的全国科技发展基金来支持科学研究，鼓励研究人员对全国经济形势进行调查；对各部门的科技活动进行协调，促进各部门之间的科技合作；扩大国际科技合作，支持全国科技的发展；促进高等院校的科研活动，建立科研成果为国家利益服务的机制。
委内瑞拉政府的科技政策是在一项为期5年（1976～1980）的规划中确立的，其中心内容为：在吸收世界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发展本国技术；最大限度地利用特殊的、短缺的人力资源以利于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为实现上述目标，政府建立了科技规划体系，并将这一体系纳入全国经济规划体系之中。政府提出，要确保基础研究经费，并使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保持适当比例，同时还专门为全国教育系统确定了政策。当时确定的重点研究领域包括：碳氢化合物、石油化工、能源、冶金、资本货物、农业、食品技术、卫生、营养、住房、建筑、通讯和电子等。
科学技术现状 当今拉美的科学技术虽然有其特点，并在一些国家（如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和委内瑞拉）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但是，就总体而言，科技在拉美仍未能表现出应有的活力，特别是在大多数中小国家，科技的地位并不突出，科技水平仍较落后。因此也可以说，在拉美各国中，科技的现状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拉美从事研究与发展活动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总数约为15万人，出版物共计10 255种。自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每百万人口中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增长最快的国家依次为：阿根廷、巴西、哥斯达黎加、古巴、智利、危地马拉、墨西哥、巴拿马和委内瑞拉；与此同时，下降最多的是厄瓜多尔和萨尔瓦多。一个国家每百万人口中学术出版物数量可以作为这个国家科学产量的一个指数。如果用这一指数衡量拉美国家1980～1990年期间科学产量的变化情况，增长最为明显的国家依次为阿根廷、古巴和巴拿马；下降最为突出的国家依次为哥斯达黎加、智利和委内瑞拉。但是，就这些年度学术出版物绝对数量而言，最多的国家依次为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和委内瑞拉。这种情况自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一直保持不变。上述6个国家在这两个年度的学术出版物总数分别占拉美全部学术出版物的94％和91.5％。由此可见，除上述6个研究与发展活动较为活跃的国家外，绝大多数拉美国家的研究与发展活动规模很小，更欠活跃，因此科学产量极低，这也意味着绝大部分拉美国家的科技现状仍然相对落后。
研究与发展经费在分析拉美的科技，特别是谈及拉美研究与发展活动现状以及科研管理时，必须注意到拉美各国对研究与发展活动投入的财力以及经费所占各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据统计， 1990年拉美各国用于研究与发展的经费总额约为53.2亿美元，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均不超过1.0％，占比重最高的国家是萨尔瓦多、阿根廷和古巴，但也只不过在0.8％～0.9％之间。目前，世界科技发达国家的研究与发展经费大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0％～3.0％；科技中等发达国家的研究与发展经费一般占其国内生总值的1.4％～2.0％。与世界科技比较发达的国家相比，拉美各国在这方面的比重是较低的，平均比重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居科技欠发达国家之列。
研究与发展体系在大部分拉美国家，其研究与发展体系主要由高等院校、政府研究机构和私人工业企业三部分组成。当然，并不是所有高等院校均有研究能力，只有那些具备研究生培养能力的重点高等院校才具备研究能力。就私人工业企业而言，可以说绝大多数拉美国家的私人工业企业并不从事研究与发展活动，它们的总体技术创新能力是比较薄弱的。
拉美国家的研究与发展体系与北美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由于拉美与北美的历史差异，特别是科技发展道路的区别，两个地区在研究与发展体系上仍然存在着差别。拉美既存在对北美科技的依附，也应具有自己的某些特色，形成与其需求相一致的有别于北美的科学体系。也就是说，拉美应更紧密地结合自己的社会、经济、自然资源以及文化等环境、条件和特点，来发展自己的科学研究，构建自己的多元化的研究与发展体系。
目前，拉美国家在科技发展中存在以下主要问题：（1）后备科技人才短缺；（2）高级科学技术人才流失严重；（3）基础研究薄弱；（4）国内学术交流欠活跃；（5）不良的经济环境对教育和科学技术的影响；（6）工业企业研究与发展能力薄弱。
对外科技交流与合作在促进拉美科技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方面，特别是在促进和保持与国际学术组织的联系以及帮助各国开展科研活动方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它在拉美地区专门设立了“科学联络处”，在一些国家还设立了“办事处”。它特别强调利用科技来解决拉美国家面临的现实问题，并且要求这种合作必须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因此，拉美国家对参与这种具体项目的合作大都比较感兴趣。为了落实这些项目，一些拉美国家还设立了专门委员会，以协调政府机构、高等院校和其他研究机构的活动中。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拉美的另一个重要活动是与该地区一些国家的政府一道建立了若干个促进科学联合的地区中心。这些中心通过组织讨论会、专题研究组以及培训班，将科学家聚集在一起。它们是拉美物理学中心、拉美生物学中心、国际热带生态学中心和西蒙?玻利瓦尔国际科学合作中心。拉美物理学中心设在巴西，其他中心均设在委内瑞拉。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科学协会理事会、美洲国家组织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还资助拉美地区建立了拉美生物科学网络（RELAB）。这个网络是国际生物科学网络（IBN）的一部分，已有20余年的历史。它使许多研究人员彼此沟通，并促成了若干双边及多边国家研究计划的实施。此外，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还资助建立了拉美生物技术网络。为使人们关注拉美某些具有重要意义的领域，上述联合国机构还在拉美建立了一些国际性研究中心，例如在农业领域建立了哥伦比亚国际热带农业中心、秘鲁国家马铃薯中心、危地马拉中美洲工业研究与技术学会和哥斯达黎加泛美农业科学学会等。
一些与科技有关的非政府组织在促进拉美地区的科研方面也承担了重要任务，特别是在几个主要拉美国家，它们发挥了尤为突出的作用。80年代初，拉美地区一些有影响的科学家发起成立了拉美科学院，其宗旨是促进本地区的科学发展和经济一体化。该院是一个私人非政府团体，其新院士由现有院士从拉美各国的杰出科学家中推荐。它的一项地区合作计划的主要内容包括：进行信息和科学交流，与地区科技中心合作，协助建立各种网络等。这项计划实际上是与西蒙?玻利瓦尔基金会、国际科学协会理事会发展中国家科技委员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第三世界科学院联合进行的，因而，具有相当广泛的国际性。
第三世界科学院在拉美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它是在巴基斯坦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阿卜杜勒·萨拉姆博士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于1983年建立的。它的主要目标是：鼓励发展中国家有成就的科学家向有前途的科学家提供必要的科研条件，促进发展中国家研究人员与世界其他科学团体的交往，对发展中国家的科学普及提供信息和支持，鼓励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家对本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行研究。目前，第三世界科学院有来自54个发展中国家的300余名科学家作为院士，其中包括9名出生在发展中国家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
由于拉美地区研究设备相对落后、科技信息闭塞等原因，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本地科学家移居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为此，拉美科学院于90年代初在巴西圣保罗召开的一次理事会上，号召移居发达国家的科学家为拉美的利益发挥作用。为实现这一目标，它还倡议建立专门电子通讯网络，以便于这些科学家与拉美各国进行联系。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拉美科学院、国际科学协会理事会发展中国家科技委员会的共同支持下，这一网络已开发了若干个数据库和信息系统。
随着拉美经济区域化和一体化的发展，拉美地区科技的双边和多边合作也在总的框架下得到推进。拉丁美洲经济体系、里约集团、三国集团、加勒比国家联盟、安第斯共同体、南方共同市场、拉丁美洲一体化协会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等经济一体化组织都制定了一些科技合作计划。拉美主要国家对科技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所持的积极态度，使它们在这方面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果。
在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中，拉美的高等院校也起到一定的作用。为传播和更新知识，它们开展了学生间的国际性交流。接受拉美国家留学生人数最多的国家是美国，其次是欧洲一些国家。总的说来，拉美国家大学生赴国外留学的比例还是比较低的。
拉美一些主要国家在对外科技交流与合作方面各有特色和重点。
巴西是拉美对外科技交流与合作最为活跃的国家，无论是同本地区国家，还是同其他地区国家的交流与合作均是如此。巴西与南非在科技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发展十分迅速而广泛。
墨西哥对外科技交流与合作的主要对象是美国、加拿大、西欧和中美洲国家。从地缘上讲，墨西哥与美国接壤，又与加拿大相距不远。特别是在1994年1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后，墨、美、加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加强。
古巴的对外科技合作也有自己的特色，其主要形式是政府间签订为期2～3年的科技合作协定。为实施这些协定，古巴政府与有关国家定期召开混委会会议，确定合作项目、检查双方项目执行情况并确定新项目的执行机构。对未设立混委会的国家，古巴通过本国的科研机构、重点企业或公司，与这些国家的相应机构进行互访和交流，并签订一些专项科技合作协议。
中国与拉美的科学技术交流与合作目前，中国已同20个拉美国家建立了科技交流与合作关系。中国和拉美国家的科技交流与合作最早始于60年代初。古巴取得革命胜利后不久，中古便在科技领域进行了交往。70年代初，中国与墨西哥建交后，两国也开始了科技的交流与合作。80年代中期，中国与拉美在科技领域开始了广泛的交往。到90年代中期，中国已与拉美12个国家签订了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这12个国家是：墨西哥、古巴、巴西、秘鲁、厄瓜多尔、玻利维亚、乌拉圭、哥伦比亚、尼加拉瓜、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智利和阿根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