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多层次权力分析、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结构性权力分析以及外交政策认知理论关于理念作用的分析，对于认识巴西外交的地区维度具有启发作用，但其分析逻辑各有不同。将巴西在地区层次的外交政策实践纳入一项综合地缘和结构思想、兼及环境变迁影响的外交政策分析框架，可以成为解读这一问题新的重要思路，即巴西的地区外交是地理和自然环境、国际体系的结构位置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环境和结构条件变迁诸项因素组合互动的产物。

关键词  巴西外交 地区主义 地缘政治 结构主义 国际环境

20世纪90年代以来，通过组建南方共同市场，推动南美洲国家区域合作和一体化进程，巴西外交在地区层次上的政策实践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时期，地区维度也已成为巴西整个国际战略的重要支柱之一，相关研究大量涌现。本文将详细梳理新古典现实主义的一项研究，并归纳对照分析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外交政策认知理论，据此提出一个综合地缘观念和结构思想并吸收环境变迁影响的外交政策分析思路，以期丰富对巴西外交地区维度的认识。

一 一种理论解读：多层次权力——新古典现实主义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部分遵循现实主义传统的学者在有关特定历史时期世界大国的国家战略以及中等国家的安全和对外经济政策等研究中，开始关注并深入探讨国际体系和国内因素这两个方面或层次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的问题。这些学者的分析既立足于新现实主义的理论视角，同时又汲取了古典现实主义关于对外政策和国家行为的思想资源。依据新现实主义理论，国家对外政策所及范围和长期趋势首先取决于体系因素，特别是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和国家间相对的力量分布。然而，这种体系因素虽然确定了国家对外行为的主要驱动因素和一般背景，但并非明确而直接地决定了国家具体的政策选择。体系的压力必然会经过国家层次因素的“中介”和“过滤”，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包括国内政治体制的特点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性质，以及决策者的意识形态和对相互权力关系的认知。这些学者给出的因果链条因而由三个变量构成，即国家的相对权力地位（自变量），能够转化体系压力的国内传导机制（中间或干预变量）以及国家对外政策选择（因变量）。在中短期内，国内政治动态的中介作用将限定和制约国家对外部环境的反应方式。这种对外政策分析被称为“新古典现实主义”。[1]

运用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来说明巴西地区战略的一部重要著作是《权力与拉丁美洲地区主义：南方共同市场政治分析》[2]。该书作者所表达的第一个中心论点是，塑造南锥体国家区域合作格局最基本的因素在于拉美地区、西半球和全球层次权力分布的不对称状况，对于域外威胁和本国脆弱性的认知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了南锥体国家的利益趋同和“防御性的战略反应”，这种情况既包括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区域合作启动之际共同应对一系列外部压力，也包括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期巴西和阿根廷联手阻止区域合作的颓势以适应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最新演变。就地区内部而言，权力分布的不对称主要表现为巴西的优势地位。区域合作是巴西巩固区域大国地位进而提升国际地位的一种途径，但这种与权力相关的利益诉求同时又受制于巴西对于承担领导责任的犹豫心理以及对于地区一体化制度建设的消极态度。

该书作者表达的第二个中心论点则强调，专注于体系因素不足以充分说明包含着合作与冲突的一体化整体进程。因此，作者认为，外部因素对于区域合作动态的影响是经过国内政治因素的“中介”或“过滤”后才发生作用的。在中短期内，国内利益、制度安排以不同方式制约着甚至破坏了区域性的合作努力。南共市存续至今这一事实表明体系性的合作激励压过了国内层次的制约因素，但过滤和传导体系因素的国内决策过程对于理解区域合作的格局和性质必不可少。因此，作者在书中构建了一个包括三个层次的分析框架，即：涵盖国际经济压力和权力不对称的“体系层次”；包括国内私营部门在内的社会集团，政府中有关行业或部门的主管机构、负责宏观政策的经济领导班子和以总统为首的对外政策主管部门共同构成的“国内层次”；作出政策选择后在“地区层次”展开的合作或发生的冲突。

作者用大部分篇幅着力论述了国内传导机制，即根据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将国家这一“黑箱”打开并视其为关键的干预变量，区域合作的政策选择则通过三类国家机构的互动和讨价还价结果来加以解释。根据这一分析框架，作者视域中的巴西地区战略可以分几个层次加以说明。

第一，面对国际体系的“防御性”反应，即为缓解外部脆弱性而推进区域合作和一体化。这不仅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南锥体国家一体化启动阶段和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应对国际经济形势动荡时期表现明显，而且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对外部压力的回应中也得以展现。

第二，区域层次的考虑则反映了巴西外交精英对于一体化组织的战略定位，即谋取区域领导地位进而作为国际舞台大国地位的条件和途径。

第三，就成员国间谈判及其利益分配而言，战略利益的趋同与不间断的外交和商业摩擦并存，但与巴西在集团内部的优势地位的认知有所不同，商业案例研究表明巴西并没有在谈判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许多案例以巴西作出更大让步而达成妥协。

第四，国内因素的制约包括社会集团的压力，这种压力会影响政府的区域合作政策选择，但并不足以左右政府部门的战略考虑。而政府部门的决策更主要地取决于各部门间的协调，但最终仍以外交决策部门特别是总统为最后决策者。

据此，根据理性主义的权力政治视角，巴西地区战略能够得到一种比较合理的说明。但是，这种合理性并不能否定外交实践的多样性以及根据其他视角进行解释的可能性。既然体系压力必经国家层次的中介变量加以过滤，政策选择的方向就有可能突破现实主义包括新古典主义过于简单化的逻辑（即体系层次的正向激励和国家层次的反向制约），呈现出同一体系压力下可能出现的不同反应，否则便没有必要将所谓中介变量纳入其中。

二 两种对照分析

（一）结构性权力——“共识型霸权”

20世纪末叶，随着冷战的终结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巴西外交长期追求的目标——维护国家自主和反对外来干预——面临着全新的压力和挑战，而这一时期的经济困境和危机同时也极大地制约和限定了巴西外交决策的活动空间和回旋余地。巴西应对这一局面的外交战略就是在南美地区组建区域性的国家集团并在其中发挥领导作用，但巴西的追求和实践呈现为一种温和、软性的形式和风格，即在保证自身核心利益的同时，明确为其他南美国家预留实现自身利益的空间。这种巧妙运用权力的方式被称为“共识型霸权”，它也是2009年出版的一部研究冷战终结后巴西外交专著的主题。[3]

虽然将“霸权”一词与巴西外交联系起来存有争论，但该书作者坚持认为这一标签有助于认识巴西的地区战略，这里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霸权一词所带有的强制、高压含义。在作者看来，强制并非起作用的唯一因素。霸权体系的建立与维系取决于居于领导地位的国家进行协调和承诺的意愿，一个国家选择接受“领导成本”，可以用苏珊·斯特兰奇的结构性权力概念加以说明。霸权国家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其自身利益和重点目标通过规则镶嵌于体系结构之中。这意味着在体系初建阶段，霸权国家必须负担建立体系的成本；而体系一旦建立，霸权国家就无须为保持主导地位而继续付出维持体系的成本，它只需掌握阻止体系变迁的能力即可，而这是代价相对较低的一项任务。与此同时，通过巧妙、周到的措辞表达体系的要求，并以合理、包容的姿态搭建体系本身，居于主导地位的国家可以说服其他国家相信防止体系变迁符合它们自身的利益，进而将维持体系的成本分摊给其他国家。

结构性权力的思想体现了葛兰西关于霸权的论述，即最完满的霸权实际上产生于强制性机构的存在变得完全没有必要之时。这种霸权体系的构建方式决定了其他国家共同承担着维护和发展体系的任务，因为它们置身于其中并享有发展的机会。就巴西的情况而言，一种“共识型霸权”的建立要基于利益共享的理念，而居于领导地位的国家即巴西要提出组织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关系的路径。不仅如此，它还要明确提出一种包容其他国家目标和意愿的协商进程，进而通过后者的认可来助推霸权秩序的建立和运行。“共识型霸权”不必成为一种直接的强制性权力关系，而仅仅是一种组织体系。对巴西而言，这集中表现在南美洲各种区域性倡议的表达和建构之中。“共识型霸权”的建构明确要求其他国家的积极参与，即体系的稳固和延续要取决于非主导国家对于自身利益是否反映在体系之中的认知。正是这一因素构成了巴西追求领导地位的最大挑战。

作者借用苏珊·斯特兰奇关于结构性权力的四面金字塔模型，将金融、生产、安全和理念四分法改造为理念、经济和安全三分法，用以分析巴西“共识型霸权”的三个主要方面。其中“理念”系指“共识型霸权”的思想基础，即用以连接具有共同身份和意识国家的“思想通货”，是巴西外交通过构建共识而不仅仅是输送利益或展示力量而向南美地区传达的信息，其核心在于强调南美洲作为独特地缘经济和政治空间的存在。“经济”则直接关注巴西地区战略的经济基础，包括如何通过南方共同市场以及诸如基础设施网络建设等倡议为地区建设创造必要的条件，既要提供公共物品鼓励南美国家参与地区联合，同时又要避免承担霸权主流理论所揭示的“领导成本”。“安全”所依据的则是一种更为广泛的安全观，即在维护地区自主、反对外来干涉的同时，探讨巴西在地区民主、领土争端、毒品问题、恐怖主义以及颠覆活动等领域的努力，指出规避付出成本或必要的干预如何羁绊了巴西地区战略的有效实施。“共识型霸权”指导下的巴西地区战略，在其动态演变过程中有被邻国认可、部分接受、完全拒绝等不同情况。地区建设毕竟要取决于参与国家的自主决策，但需要指出的是，巴西在地区建设过程中极力避免使用强制力量是特别突出的一个特征，而这又与巴西无力承担使用强制力量的成本密切相关。与传统的依靠强制力量的领导概念不同，巴西追求地区领导地位的努力体现出一种新的风格，即通过相互依存的原则构建地区性结构，在西半球和全球等域外挑战和压力下维护国家决策的自主性。关于经济和基础设施、领导地位、理念和安全问题的详细探讨表明，某一领域的倡议有助于另一领域目标的实现。显然，“结构性权力”的分析，已经将更广泛的因素纳入权力分析，包括思想的力量。

（二）思想的力量——民主理念

拉丁美洲南锥体国家的区域合作和一体化与该地区的政治民主化是几乎同时展开的两大进程，一般认为两大进程不仅相互关联而且相互促进。南锥地区一体化建设不乏先例，但唯有南方共同市场被视为相对成功的范例。南方共同市场的创立过程不仅与民主化进程时间吻合，而且它与此前不成功的一体化尝试有一个明显的不同：民主体制和民主共识。参与共同市场建设的各国领导人在当时以及其后相当长的时间段中无不强调民主在一体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在不否认宣传攻势的前提下，仅就民主话语的中心地位而言，这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话题。2010年出版的《南共市的起源：南美洲的民主和区域化》一书详细考察了这一问题。[4]

该书作者的中心论点是，“民主”是南锥地区一体化建设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通过对民主制度安排和社会参与渠道的考察，作者发现立法机构和工商界在政府制定和实施的一体化计划中并未发挥明显的促进作用。作者认为，“民主”的作用体现在它作为一种思想因素所产生的信念、理念和行为预期，构成了民主化与区域一体化进程之间的一个决定性环节。因此，不能仅仅局限于考察民主的内在“属性”如何促进了地区一体化进程，而且要关注决策者关于民主的“认知”怎样构成了民主和一体化之间的关键联系，即关注理念和信念如何成为外交政策的决定因素。这就需要运用外交政策的认知分析方法，来考察民主作为一种因素如何决定了决策者对于自我和他者的感知、形象和角色的认识，进而塑造国家利益和行为预期，影响了外交政策和一体化进程，成为一体化进程的“基础性价值”。

运用外交政策的认知分析方法，首先涉及的就是在个体层次上如何将基于感知、形象等概念的政治心理学用于分析民主对于国际行为的影响。作者着重分析了恢复民主前后阿根廷和巴西两国彼此之间的关系如何从威胁、对手乃至敌人转变为合作伙伴和朋友的过程。他指出，政治心理学虽未直接点明民主对于一体化的重要作用，但却可用来评估在何种环境和条件下，一种因素会改变那些最终会导致政策结果的认知、形象和角色，民主作为潜在因素如何影响从认知到政策结果的整个决策链条。

社会建构主义在体系层次上分析身份认同的形成，将南锥地区一体化视为阿根廷与巴西两国之间互动的产物。建构主义者试图说明自觉改变身份认同和利益结构的行为，特别是这种行为如何导致对于自我和他者的既有观念重新评估，进而可能形成新的认同和诉求。这似乎正是阿根廷和巴西两国民主化之后的情景，阿根廷民选领导人对于国家身份及其国际角色的重新定位重塑了国家利益和战略，而它针对邻国的善意行为和信号又促使邻国作出积极的回应，阿巴两国在核问题上的缓和乃至合作是最突出的例证。

认知分析方法不仅在心理和体系层次上关注理念和利益的产生，更为重要的是要具体考察理念如何影响外交政策选择。戈德斯坦和基欧汉关于理念影响外交政策的模式在这里被用来说明民主是如何影响了感知、偏好、利益、政策以及最终关于一体化的决策。理念可以分为世界观、原则性信念和因果性信念三种类型。从巴西和阿根廷的情况来看，民主理念可以通过这三种类型给出的定义来阐释其产生效应的机制或途径。作为社会和国际事务价值的民主理念是民主化进程以后两国政治领导人决定“行动可能范围”的重要因素，即世界观形式的理念对人类行为有着深刻的影响，它与身份认同的观念相交织并涉及人的深层情感。从20世纪80年代巴阿两国友谊、民主、和平与发展协定到其后两国领导人屡次宣示，民主均被视为保证两国发展和增强人民联系的关键环节。作为原则性信念的民主在一体化建设中体现了政治上的善、正确和正义，它被两国领导人转换成近乎黑白分明的政治话语，置其他政策选择于与良善和明智相对立的境地。因果性信念则昭示了南锥地区一体化进程中三大目标的关系，巴西和阿根廷两国民主政府的最终目标是经济社会发展，而这一目标只能在民主体制的框架下才能实现，一体化则是巩固民主和促进发展的有效途径。在这里，民主被视为一体化的理想环境，民主和一体化与经济社会发展密不可分，不仅是道义目标而且关乎人民物质条件的改善。由此，民主完成了理念与物质目标在外交决策中的相互交织。作为世界观、原则性信念和因果性信念的民主通过以下三种途径体现在具体的外交政策选择之中：其一，民主理念作为“路线图”发挥作用；其二，民主理念充当了一系列可行选择的关键节点；其三，制度化的民主理念影响久远。

关于结构权力和思想力量的分析，涉及“社会权力”的概念和分类以及不同类型权力的作用和相互关系。有关国际关系中“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分析已经很多，本文不拟展开，需要指出的是如下三点。第一，“结构性”权力仅具有相对意义，是否应将思想纳入其中，可视分析方便而取舍，否则所有权力皆“结构”，非“结构”权力就无所指了。本文仍倾向于将思想资源视为“结构性”因素，无非是由于其长期、稳定起作用的特性。第二，思想与利益（或其他物质因素）的分野仅具有相对意义，毕竟利益的界定离不开思想，社会现实要透过人的主观能动性才能把握。但是，将思想单独列出加以分析，对认识政策及其后果，特别是找出各不相同的解释因素仍属必要。第三，与对现实主义的批判类似，对于民主理念作用的强调不能否定其他思想的作用，外交决策中起作用的思想非常丰富，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分析。

三 基于“外交政策分析”的一种分析框架

（一）理论分析的出发点

上述三种分析或遵循某种一般性理论，或综合多种理论工具，提供了巴西地区战略的独特解读，其基点均为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一般概念或变量，即权力、利益和理念。但当这些解读各自的逻辑相互之间有所差异的时候，我们至少应试图找出一种与巴西“国情”更加吻合但未必与一般性国际关系理论完全合拍的解读方式，这种吻合指的是有关政策的分析与巴西具体的外交传统和特定时期的环境条件能够建立更有说服力的联系，其着眼点在于勾勒出包涵多种因素的认识框架，而非构建恪守单一逻辑的理论体系。因此，本文从“外交政策分析”的视角提出一种认识巴西外交“地区维度”的思路，“外交政策分析”文献中所涉及的决策过程和分析层次思想，以及关于政策制定的结构分析路径和行为体分析路径，均可视为这一思路的出发点。其中，沃尔特·卡尔斯尼关于外交政策分析的三维动态模式和米里亚姆·戈麦斯·萨赖瓦关于巴西外交政策的连续性与变化的论述，具有特殊的启发价值。

沃尔特·卡尔斯尼在分析外交政策中的“结构—行为体”难题时提出了自己的三维动态模式，作为最终解决这一难题的一种尝试。[5]为了说明作为解释对象的外交政策行为，这一模式包含了逻辑上环环相扣的三个解释变量，即“意图性”“支配性”和“结构性”三个维度。与外交政策行为连接的第一个环节是意图性的维度，系指政策行为与其所表达的偏好和选择之间的关系，是特定政策行为的具体目标或理由。进一步的分析要从目的性环节“深入”到因果性环节，即偏好和选择如何生成。这是意图性维度与支配性维度的关系，旨在找出支配行为体产生偏好或意图的特定和深层心理－认知因素，它通常可以归结为价值或信念体系以及世界观等思想认识。第三个环节是结构性因素维度：国际与国内，社会、文化、经济，物质或思想等因素以多种方式，通过行为体的感知、考虑和应对，影响或制约着人们的价值、偏好、心境和态度，并且“因果性地”影响、决定着行为体在支配性与意图性环节的倾向和选择。三个环节或维度就此形成了一个统一模式。

卡尔斯尼将这样一种模式视为逻辑上的“静态”框架，但考虑到政策行为的实际后果，“动态”因素需纳入到这一模式的分析之中，即考察政策及其后果的反馈，此前政策的后果如何影响着结构的变化和行为体的行为，因而决定着某一国家特定的外交政策决策。根据卡尔斯尼自己的校正，外交政策分析的三维静态模式变为分析外交政策演变的三维动态模式。这种动态模式首先关注特定政策领域在不同时点上的政策比较，确定政策变化是否已经发生，然后将某一时点上的政策作为解释对象。这可以从两个不同但相互交织的过程来加以说明：其一，是以所谓“静态”框架的三维（即某项政策所直接面对的意图性、支配性和结构性因素）来解释这一时间点上的政策变化；其二，是考察这一政策变化是否取决于外交政策过程以外的因素，抑或是此前政策有意或无意的后果。显然，很多影响外交决策的因素不在决策者掌控范围之内，但决策者可以采用各种不同方式应对外部压力。而为了对某时点的政策调整加以说明，决策者必须考虑此前政策的后果及其对后续政策的影响，其中既包括负反馈的效应，也包括正反馈的过程，进而产生政策的调适或者创新。

米里亚姆·戈麦斯·萨赖瓦关于巴西外交政策连续性和变化性的论述，可以视为同类研究中选取角度和类型分析较为精当和清晰的一种。[6]根据萨赖瓦的分析，巴西外交政策的突出特征是其连续性，而支撑这种连续性的是长期影响巴西外交的三大信念：独立自主、广交友邦与大国地位。这些信念构成了一种所谓的“巴西意识”，它深深融于巴西外交政策实践，得益于外交部门决策和组织集中化的特点，是巴西外交长期孜孜以求的目标。

与此同时，萨赖瓦指出了巴西外交的现实基础和务实特征。采用其他巴西学者的看法，萨赖瓦笔下的巴西外交行为既有霍布斯式的对相对权力的追求，也有格劳秀斯式的现实主义强调绝对收益的同时让利他国的诉求。巴西外交行为形式多样，既充分利用国际体系提供的各种机会，也特别向往在南方国家中的领导地位。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变化始终伴随着连续性。巴西的自主行为偏好与南方国家领导地位追求之间的张力催生出各种不同的战略选项，其具体内容取决于国际环境、国家发展战略以及基于政治视野和国家利益、国际形势认知的特定判断，务实因素间或夹杂着决策者所持理念的色彩。萨赖瓦特别指出，在卡多佐和卢拉两位总统任职期间，巴西外交追求领导地位的原则和务实风格始终如一，但环境和政策选项却有所不同，两位领导人的理念在巴西外交政策中留下了独特的印迹。

（二）巴西外交“地区维度”的一种分析框架

根据上述外交政策分析的基本思路，特别是在其试图解决结构—行为体难题中所设定的若干环节的解释变量，以及关于巴西外交连续性与变化性论述中涉及的理念、原则、目标、意识相对于环境、战略、手段、算计的分析方法，本文将巴西外交的“地区维度”（解释对象）归因于两方面因素的组合作用（解释变量）：一是巴西外交传统中有关地缘政治或地缘经济的思想传承和实践经验，和有关独立自主和国家发展的结构主义学派的发展主义思想及其实践经验；二是具体时空条件（国际国内结构与制度变迁、地区主义思想流变、决策者的具体处境等）及其变化。思想资源发挥作用不可能脱离环境条件的制约，作为边缘国家的巴西，其思想资源的形成和演变必然受制于国际地位、国家规模及能力；反之，决策分析中的环境条件也必须基于决策者的认知和应对，国际格局和周边环境的变迁是机遇抑或挑战同样取决于决策者受何种思想支配而做出的选择。巴西地区战略就是这两组因素互动的产物。

1.       传统思想资源

巴西外交传统的形成与其地理位置和幅员密切相关。20世纪初叶以后，有关巴西外交史的叙事永远隐含着无须言明却尽人皆知的观念：作为以和平解决争端为使命的天然斡旋者，巴西首先是一个地缘政治意义上自我“满意”的国家。奠定未来巴西外交传统思想基础的是里奥·布兰科的外交政策，其基本点恰恰在于三个地理方向：西语邻国、欧洲列强、北美新兴大国（美国）。通过谈判或仲裁解决与邻国的领土边界问题，通过建立与美国的密切关系包括门罗主义旗下的战略互助来制衡欧洲并领衔南美，里奥·布兰科为日后巴西外交设定了最主要的战略方向，其演变不外乎这几个战略方向的移动腾挪、互为支撑。20世纪初的阿根廷—巴西—智利同盟设想，30年代以后在美国和德国间的游移，二战中及战后与美国的准同盟关系（包括对美洲国家组织和里约条约的坚定支持），50年代调和美拉双方利益的“泛美行动”计划，甚至60年代初期“独立外交政策”的雏形，无一不可纳入涵盖上述外交方向且带有浓重地缘政治或地缘经济色彩的战略举措之列。

巴西的地缘政治思想，就其观念和逻辑而言，不仅仅局限于与西语邻国的关系，其视野从国内的整合和发展出发，一路从南美大陆到整个西半球的关系，延伸至欧洲乃至全球各个角落。这在军政府时期的战略理论家们的地缘政治学说中已经形成完整的体系，其主要关注点包括：“安全”与“发展”概念的相互关联，全国领土的整合，向亚马孙内地“西进”，南大西洋安全，确保巴西所需的能源和资源，在拉普拉塔河流域与阿根廷的竞争，以及对大国地位的追求。[7]虽然这一学说的基础仍是里奥·布兰科设立的战略方向，但在此时已被归纳为巴西国际关系的三个最主要的同心圆，即以巴西为仲裁者的南美洲大陆为第一圈，以美国为主要角色的南北美洲为第二圈，最后是仍以美国为主、包括欧洲和南北美洲的第三圈。巴西自视为在西半球和全球层次上居于美国与南美洲国家之间特殊的中介地位。[8]这是巴西外交“地区维度”最基本的背景因素。

同样重要且已融入巴西外交传统的另一重要背景因素是一般可称之为“结构主义学派的发展理论”及其思维逻辑（20世纪50年代的发展主义和60年代的依附论在“结构”这一点上并无本质区别），其中心诉求是国家的独立自主和发展进步。这不仅仅表现为经济政策与外交政策的交织，更重要的是这一套思想强调所谓“外部结构”即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和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体系对于巴西发展和国际地位追求的约束和限制。因此，与地缘政治思想有所不同，这种关注“结构”因素的思想偏于激进且更富于批判性，在理论上更多吸收欧洲结构主义理论特别是其中“支配”或“统治”的观念，从而在政治和意识形态光谱的另一端形成带有特色的中心—外围及其相互关系的学说；在实践上则与国家发展模式的选择尤其是20世纪中叶长期实施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密切关联。从“结构”视角切入，国际体系深层结构体现着一种特定的国际分工：生产和出口制成品的中心与生产和出口原料及初级产品的外围。以贸易条件不断恶化为特征的“不平等交换”被认为是包括巴西在内的拉丁美洲处于“欠发达”状态的主要原因，而这一切只能通过进口替代工业化加以克服。然而，国内市场的狭小和进口替代战略的“内向”关注很快就显现出这一模式的局限，而只有区域一体化才能为工业化提供更大的市场并带来规模经济效应。因此，结构思想体现在政策和实践上就意味着边缘国家如何通过追求“发展”从边缘跃升至半边缘乃至进一步跨入中心。从理论上讲，20世纪中叶可供巴西选择的模式还应包括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但国际与国内背景、历史与现实条件似乎只留给巴西一条“现实”的道路，即巴西所处的国际地位所决定的发展模式。与地缘思想相似，在外交上则意味着战略方向经常性的适时调整，南锥地区乃至南美大陆正是巴西在国家发展进程的不同阶段（以及在全球化进程和美国霸权演变的不同阶段）、在与西半球和全球层次的这种“外部结构”的力量互动中彰显其地位和作用的舞台。根据“依附性发展”思想的逻辑（巴西社会学家、前总统卡多佐是这一流派的突出代表），边缘国家的具体演变只有在“外部”和“内部”因素辩证统一的视角下才能加以认识，那么巴西等国家的外交包括地区事务的处理就不可避免地交织着国际和本国、本地区不同力量间的复杂互动以及各种利益或矛盾或吻合的多样性图景。因此，要准确理解巴西外交的政策选择和行为，就必须将之置于具体的时空条件之下才能做到。

2.       具体时空条件变化

巴西外交传统中的地缘观念和结构思想是巴西国家自然地理位置和在资本主义体系历史发展中所处地位的产物，巴西外交所追崇的价值、目标和原则内在于这一思想传统并主导着巴西精英的认知结构。由此形成的一整套外交政策思想可称为一种具有巴西特色的“意识”，它长期凝聚着巴西精英的共识并体现为外交政策行为的连续性，尤其体现在外交部门的组织、形象、决策特点和行事风格上。但地缘和结构思想间的张力会使巴西外交政策思想的主旋律发生变奏，这就需要进一步考察巴西外交的延续和变化之间的关系。

针对巴西外交“地区维度”的分析内容，作为解释变量的“变化”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国际国内结构和制度变迁，包括特定历史时期世界舞台上发生的危机、战争或其他重大事件及其效应，特别是世界经济或国际格局的结构性和趋势性演变，国内经济形势、社会结构、发展模式及政治体制的变化等；其次是外交政策中与地区整合及合作相关的政策思想演变，例如20世纪60年代与进口替代工业化相联系的地区一体化运动及其思想，20世纪末叶的开放地区主义与新型多边主义以及新世纪以来的所谓“后自由地区主义”等；最后是外交决策者的具体处境，主要指决策者政党政治及其意识形态背景、决策者及其幕僚的认知角度以及此前政府处理地区事务成败得失的反馈信息等。

综上所述，本文的分析框架将巴西外交的“地区维度”设定为解释对象，而将解释变量“在分析上”分为“传统”和“变化”两组因素，传统包括地缘和结构两大思想资源，变化则涉及国际国内结构与制度、地区主义思想流变以及决策者的具体处境。传统和变化的分野只具有分析上的意义，但它意味着地区政策行为要考虑这两组因素的影响。需要注意的是，具体的政策行为往往是传统在已变化的时空条件下的特殊显现，而传统内部不同思想的张力也常常在某一时点使某一取向得以彰显，但绝不意味着其他取向作用的消失。因此传统和变化各自的效应以及两组因素各自内部的张力使巴西外交的“地区维度”表现出复杂多样的特征，对这一现象的说明要关注传统如何化为具体条件下的特定政策，变化和具体政策行为如何反作用于传统，传统与变化及其内部张力如何互动，地区政策行为如何受制于传统和变化，具体的地区政策行为最终如何产生等，即解释对象=巴西外交地区维度→解释变量=传统（地缘+结构）×变化（国际国内结构/制度/事件+地区主义趋势/思想流变+决策者处境）。

四 实例简析与结语        

本文以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期巴西外交有关地区事务的情况为例，说明上述两种思想资源和三种环境条件变化的影响及其相互关系。这一时期巴西外交的内容和形式既体现出与以往历史时期保持连续性的特点，也出现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深刻变化，其中以地区政策最为突出。重返南锥地区和南美大陆是这一时期巴西外交的重要趋势之一。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与阿根廷的和解与合作开始，到纳入乌拉圭和巴拉圭两国组建南方共同市场，再到联合南美大陆国家成立共同体和联盟，巴西外交“地区维度”的主线清晰可见，但影响这一演变的因素却远为复杂。

就巴西外交处理地区事务的主要线索而言，这一时期首先体现了前后相继却明显不同的地区主义理念。20世纪80年代中期，巴阿两国经济一体化及合作计划确定了长期而具体的发展和工业化目标，并为有关产业逐步适应外部竞争设计了渐进一体化的方略。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后，一体化的重点转向国家市场的开放，贸易问题的重要性迅速提升。非常明显，前者仍然遵循发展主义逻辑特别是结构主义的思想倾向，而后者则与所谓“开放的地区主义”相吻合，其背景正是不同时间节点上截然不同的国际国内环境条件，即包括拉美国家在内的边缘国家几乎全部卷入的全球性自由化改革改变了区域合作和一体化的方向。进入21世纪以后，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所谓“更新的发展主义”或“后自由主义”的理念开始影响地区合作和一体化进程，突出表现为不同区域组织的不同路径，而巴西政策的调整既有国内各界针对改革进行反思的影响，也是政府换届和政党轮替后决策者不同取向的折射。但是，无论是“开放的地区主义”，还是“更新的发展主义”，巴西都不是站在最前列的国家，有时甚至还显得三心二意，这是传统思想和历史经验使然。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巴西外交基于独立自主和广交友邦的传统范式以及外交政策连续性的特点，更多地变现为各届政府通过不同取向的政策，吸纳不同理念以应对外界变化，因而有所取舍并不断变通的一种演变格局。自科洛尔政府为巴西外交决策注入趋向发达世界、放弃发展中国家团结主张的思想之后，巴西外交决策部门就存在两种思维互动的局面，即较为传统、民族主义和发展主义的“自主派”倾向与更注重经济自由化、强调国际结构和制度的“务实制度主义者”的倾向。卢拉政府则引入了更为激进的中左翼政治力量的影响，从而导致巴西外交界最终形成了不同取向的政策思想互相对话、争夺影响的局面。[9]务实制度主义者希望通过“以整合谋自主”的方式争取巴西的国际地位，但在地区事务上则独辟蹊径，追求南美洲的领袖地位。卢拉政府更加注重地区一体化的发展，强调政治、社会和经济进程的深化，以及价值和利益的统一及认同建构。在国际、国内和决策者层次均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不同思想资源通过汇合、叠加相互影响，形成了各届政府基本诉求相同但行事风格各异的图景。在本文叙述中，巴西是作为“单一行为体”出现的，这主要是基于巴西政治、经济精英在外交特别是地区政策层面存在相对稳定的战略共识，而外交决策机制始终维持着以总统为主、各部门协调的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完全忽略国内不同政策倾向的分歧。与地区主义思想流变相似，不同派别和倾向“客观上”意味着不同时期利益界定的差异，这恰恰与地缘和结构思想所蕴含的不同战略方向及其腾挪相吻合。

因此，本文采用的认识巴西外交“地区维度”的分析路线图要考虑相对恒定的思想资源，代表着巴西外交历史形成的传统范式和政策目标；这些思想资源在具体的时空条件下细化为不同的战略举措，反映了特定时点的国际国内环境、条件以及决策者的个性特点；而思想资源本身也随之处于动态演化之中。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巴西地区战略就是这种不同思想背景的地区主义理念、不同的内外环境压力和不同决策者的具体应对的产物。为了分析的方便，本文是从历史形成的基本诉求出发（这些诉求本身的产生要追溯当时的客观环境），在具体的国际国内环境条件下，探讨决策者的具体选择和举措。

最具体而生动地体现这一思路的是巴西与西语邻国的关系。首先是巴西与阿根廷的关系，本文梳理的三项专题研究都无法绕开巴西与阿根廷关系这一核心内容。阿根廷的位置、历史、体量和诉求“天然地”决定了其竞争者地位，同时也“天然地”决定了其巴西地区合作最重要伙伴的地位。阿根廷与巴西平起平坐的诉求、与区内或域外国家联合抗衡巴西的策略乃至与巴西在诸如经济合作领域的摩擦等等，始终是巴西地区政策需要面对的首要挑战。不惟阿根廷，与阿根廷结伴反对巴西入常且同为20国集团成员的墨西哥在不同时期也以地区领袖的姿态成为巴西的竞争者，而巴西的策略之一是通过“南美洲”的地区理念将墨西哥“界定”于新的地区建设蓝图之外。21世纪初期的委内瑞拉，由于查韦斯总统在国际和区域舞台上的积极作为而一跃成为巴西地区领袖地位的另一个竞争者。鉴于巴西劳工党政府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背景，巴西在处理对委关系时十分谨慎，但无论如何委内瑞拉也加入了拉美地缘舞台上群雄逐鹿的大戏。

最能直截了当体现传统思想资源的无疑是巴西外交研究中被归纳为巴西外交政策基本目标的四个重要观念，即独立自主、经济发展、广交友邦和大国地位，它们无一不与巴西的地理、历史、族群、文化密切相关，成为理解巴西外交及其安全、政治、经济等诉求的最基本因素。自20世纪80年代起，国际政治、军事、文化实力的变迁，以及世界经济结构和贸易、投资、技术流向的演变，深刻影响着巴西外交包括其地区政策的内容和方向。冷战终结前后以及新世纪以来美国力量的消长，80年代以后欧洲国家的发展和一体化进程、世界经济增长极和动力源的转移（如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的迅速崛起以及新兴经济体的涌现）、世界或地区经济的波动乃至危机、特定时期的商品价格和贸易流向的大幅度变化、多边主义机制的地位作用突显等等，左右着巴西外交主要战略方向、活动领域和方略的选择，包括地区事务的处理方式。

例如，冷战时期巴西认为国际制度固化了国际权力结构，因而对国际组织体系持抵制态度。冷战的终结伴随着巴西国内的经济困境和发展模式的转换，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后，巴西采取了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特别是多边谈判和地区动议的立场。这是基于巴西精英认识的转变，即外交目标的实现取决于巴西在国际舞台上的作为，这种作为还不能依赖尚未成为发达国家的巴西的现有实力，而只有通过多边或地区组织和机制来寻求机会、广交盟友以壮大自己，特别是要避免当时巴西精英普遍担心悬在自己头上的两把利剑：边缘化和脆弱性。巴西外交的指导原则从“以距离求自主”变为“以参与求自主”，这是自由派和发展主义者都认可的一种选择。南方共同市场可以说是应运而生。从地缘和权力政治的角度讲，冷战终结意味着南美大陆对欧美国家战略重要性的下降，但对巴西则是战略意义的上升：区域组织将提高巴西在国际舞台上讨价还价的能力，联合行动将提高地区和成员国在新环境中各自的相对分量。在政府经济班子眼里，地区合作与一体化机制正好与国内贸易开放和自由化改革政策相辅相成。这是一个对阿和解、地区一体化思想与自主和广交友邦理念高度吻合的时期，地区整合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强化了巴西在更大国际舞台上地位的追求，完全适应了国际环境深刻变化条件下巴西战略方向调整的需要。

上述巴西地区战略的调整路径与20世纪末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常规论点”正相吻合，即新兴强国的地区性领导地位是其确保全球地位的权力基础。这也符合巴西顺应和追求国际流行趋势的特点，在20世纪9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演变进程带有浓厚的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色彩，而在五六十年代巴西发展主义的国家战略则与当时方兴未艾的凯恩斯主义有着不解之缘，特别是明显带有联合国及其拉美经委会发展理论和政策建议的色彩。巴西积极参与其中的拉美第一次一体化浪潮兴起于这一时期。其时，欧洲战后恢复及其伴随的私人投资和机构信贷条件，美国政策的调整特别是古巴革命后的“争取进步联盟”计划，巴西国内经济、社会结构特点，特别是库比契克政府调和瓦加斯遗产与“巴美经济开发委员会”建议的理性政策，促成了兼顾国家工业化需求和国际资本开放要求的发展主义战略。这一战略虽然摒弃了自由主义选项，但并不意味着在巴西的发展理论及政策“工具箱”中没有自由主义的位置（在50年代经济政策辩论中，自由主义是其中一方），只不过由于大萧条和二战影响，这一选项从未占据主导地位。只有当现行发展模式走到尽头，另一种选择才被推向前台，这就是八九十年代巴西的情况，伴之以“开放的地区主义”及其政策实践。

但将巴西地区战略的调整局限于此则未免过于简单化了。巴西的“务实制度主义”涉及全球和地区两个层次，在全球层次上巴西要遵循国际制度和规则行事，但更重要的是运用国际制度和规则约束发达国家的行为，使巴西等处于弱势的边缘国家免受单边主义等强权举动的损害。在地区层次上，巴西则重视自己行动的自由度。例如，南方共同市场自诞生之日至今所确立的组织结构就是巴西利益和意志的体现，一方面它不妨碍巴西在其他国际多边场合或双边关系中的行动自由，另一方面巴西却可利用上述场合或关系反制南共市的约束而获得独立行动空间。在发生着深刻变化的国际环境中，南共市固然是巴西追求国际地位的基石，但巴西也必须维持该组织的“政府间主义”性质，同时对南美大陆的整合也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这意味着巴西地区战略的前行可以用“扩大”替代“深化”，从而保证一体化进程的势头，但却是一种“低强度”的发展势头。然而，巴西行动自由的保证也意味着其他国家集体行动意愿的削弱，而这与巴西基于地区联合扩大国际影响力的努力背道而驰。这种情况在分析上有两种可能，其一是决策者的短视，即忽略了制度和机制建设对于巴西获取领导权和国际支持的正面效应；其二是决策者并未拘泥于“目的—手段”的线性思维，而是将地区和全球层次的目标平行看待，即全球政策目标的达成不仅仅取决于地区政策的成败。

巴西外交在地区和全球维度的不同表现方式，有论者称其为“地区—全球二重性”，不仅限于制度建设方面。换个角度来看，巴西全球影响力的提升无疑有赖于其经济体量的迅速扩大，其市场、出口、投资均成为国际谈判中娴熟运用的工具，这是相对较“硬”的一种实力运用，但在地区层次追求影响力却始终带着一副“天鹅绒手套”，试图表现出主要依仗“软实力”来构筑“共识型霸权”。[10]实力的局限固然是重要的原因，但这种地区整合模式的背后恰恰隐藏着巴西外交的微妙之处。尽管更多地是用自由派和发展主义者的辞藻来加以表述，但传统思想资源特别是包含三个同心圆的地缘战略思想仍是其底色，这说明巴西利益和战略方向的多样性与外交技巧的灵活性。二战后人们一度耻于谈及的地缘政治思想在60年代的巴西迎来兴盛，原因是除了军政府的政策取向外，它还与巴西国家的特点相关，即在领土和军事安全领域，巴西对任何国家均不构成威胁（当然巴西也未感到任何其他国家的威胁），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中等以上强国均不具备的特点。更主要的是，地缘思想内容和范围已远远超过战前的理论内核。就巴西而言，域外联系的必要与地区整合的局限（前者仅从经济贸易角度考虑就可以指出与亚洲、北美和欧洲的联系优先于南共市或南美洲，后者则可指出市场规模、政治稳定、彼此信任乃至机会成本等因素）往往使巴西地区政策既显得首鼠两端，损害其领导地位的追求，但同时又保证了它能够左右逢源，有利于国家利益的维护。但更重要的是这却突显了地区整合的工具性，虽然必须强调这是一项重要的工具。尤其是当跨区域贸易谈判和安排（如TPP和TTIP）渐成趋势之际，对不同层次的选项如何取舍才构成巴西外交的真正挑战。

冷战终结后美国“一超独大”，20世纪90年代美国实力处于巅峰时期；进入21世纪，小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行为甚嚣尘上。对于巴西而言，它的危机感前一时期来自边缘化，后一时期则来自脆弱性。巴西既不能阻止地区伙伴在区域组织之外单独与美国签约，也无法抵挡美国通过双边或多边途径在西半球构建辐辏网络。卡多佐和卢拉两届政府的应对之策是“参与”和“多样化”，前者重在与美国的对话、交好、合作以及必要时的抵制，后者则在巴西对外关系的各个战略方向出击，特别是所谓新兴经济体国家，其中中国的崛起具有重要意义。而南共市的相对价值未见提升。20世纪90年代以后，多边谈判和美国西半球整合战略是巴西地区政策的重要影响因素，巴西不得不以积极的态度和步骤促进地区合作和一体化进程，其中与美国抗衡的意图至为明显，但这仍不足以创造一个具有“深化”整合程度的地区组织机构。2005年美洲自由区谈判中断，南共市的讨价还价功能不复存在。而在多边领域，成员国的协调也成为难题，国家利益层面的考虑压倒了集团合作的愿望。巴西贸易结构和地理分布的变化，特别是21世纪初期世界经济走向和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动，也促使巴西政界商界精英调整外交政策的焦点。2008年金融危机后，巴西更是摆出了全方位参与的姿态，世贸组织和20国集团是远比地区组织重要的活动场合。但这一切都没有销蚀掉南共市或南美国家联盟存在的意义，只是其相对重要性在巴西外交总体战略中有所降低，或更准确地说，南美地区国家的整合不过是多极世界体系中具有独特价值的一极。南美整合、新兴市场国家和全球治理构成了巴西新时期外交的又一个三环，这既是环境压力所致，也不无传统思想的影子。

综上所述，地区合作和整合作为巴西外交的一个维度，从未也不可能完全丧失其特有的意义，特别是作为巴西追求国际地位的基石和出发点的工具性价值。巴西政府也已经尝试在公共物品提供、不对称关系的平衡和补偿甚至机构建设方面有所改进。但是，巴西的意愿和能力似乎不可能超出现在所达到的程度。除20世纪90年代特殊环境下的积极作为外，巴西处理地区事务的举措并没有偏离其传统目标和思维的轨道，尤其是没有妨碍其他战略的行动。在地缘和结构思想的大背景下，巴西在地区建设中所涉及的制度建设、深化与扩大、协调与单干、领导与追随、经济贸易导向与政治化等问题，都可以在其历史、环境和决策主体的互动中找到认识的线索。

（责任编辑刘维广）

收稿日期：2015-08-28

作者简介：张凡，男，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国际关系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北京100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