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能源资源产业是中国与拉美国家经贸合作的重点领域。本文在梳理拉美能源资源储备基础上，总结出目前该产业对拉美国家出口、财政收入、投资贡献、社会及环境等方而的重要影响。中国应抓住国际初级产品价格处于下跌周期、拉美区域一体化加强以及新能源开发逐渐兴起的三大机遇，加强与拉美在能源领域的合作，并以务实谨慎的态度防范合作中潜在的风险。
关键词 拉美 能源资源 产业合作
目前，中国和拉美国家都处在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过程中，由此衍生出对国际产能合作的战略需求。而中方提出的共同构建中拉“1+3+6”合作新框架恰为双方产业合作指明了方向，特别是2015年初在北京召开的中拉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又使中拉整体合作进一步机制化。作为“六大领域”之一，能源资源因是中拉产业合作的重点领域而备受瞩目。本文通过分析拉美能源和矿产产业发展现状及特征，以探索中拉产业对接的潜力和途径，从而推升中拉经贸合作的层次和水平。
一、拉美能源资源基本概况
拉美能源资源十分丰富，特别是油气及矿产资源。油气方面，根据英国石油公司(BP)统计年报，2013年拉美石油可采储量为526.2亿吨，占世界石油可采储量的22.1。特别是委内瑞拉石油资源尤为丰富，其可采储量达到465.8亿吨，占拉美地区比重高达88.5%，其石油储采比超过100年。巴西和墨西哥分别以22.66亿吨和15.27亿吨的储量列拉美地区第二和第三位。而从产量和消费量比值看，除巴西、秘鲁比值小于1外，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墨西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委内瑞拉比值都大于1，说明这些国家除满足国内需求外，很大一部分用于出口，而阿根廷比值接近于1，表明国内生产基本满足本地需求。
天然气方面，2013年拉美天然气可采储量为80183亿立方米，占世界天然气可采储量的4.3。委内瑞拉以55740亿立方米的储量排名拉美地区第一，占拉美地区可采储量的69.5，其储采比超过100年。巴西和秘鲁分别以4513亿立方米和4354亿立方米列拉美地区第二和第三位。而从产量和消费量比值看，哥伦比亚、秘鲁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是天然气净出口国，而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委内瑞拉是天然气净进口国。鉴于委内瑞拉、巴西等国天然气可采储量丰富，未来开发潜力巨大。
矿产方面，随着拉美地区勘探活动加强，许多矿产储备逐年增加。2000-2010年金矿储备从200吨(主要在秘鲁)增至超过9200吨(分布在智利、巴西、秘鲁和墨西哥)。而且，在世界矿产储备分布中，某种矿产在少数拉美国家的集中度较高。例如，拉美地区拥有世界上至少65%的锂储备(集中在智利、阿根廷和巴西);拥有49%的银储备(集中在秘鲁、智利、玻利维亚和墨西哥);拥有44%的铜储备(主要集中在智利和秘鲁，墨西哥次之);拥有33%的锡储备(秘鲁、巴西和玻利维亚);拥有26%的铝土矿(集中在巴西、圭亚那、苏里南、委内瑞拉和牙买加);拥有23%的镍储备(集中在巴西、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古巴、多米尼加);拥有22%的铁储备(集中在巴西、委内瑞拉和墨西哥)。
从矿产产量看，拉美地区的集中度也较高。2012年拉美地区银和开采铜的产量分别为11789.2吨和762.61万吨，占世界总产量的比例分别为47.7%和44.6%。而同时，2012年铝土矿、精炼铜、金、开采锡、铁、开采铂、开采锌的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比重在20%左右。但是，从1990-2012年变动趋势也应看到，与金、开采铜、银、精炼铜、开采铂产量占比上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铝土矿、铁、镍、铅、锌的产量占比变化不大，锡、铝产量占比下降，表明矿业生产因国别和矿产类型不同而存在不平衡性。
综上所述，拉美是一个资源富集地区，不仅资源储量大，而且种类繁多、品种齐全，石油、天然气、黑色与有色金属矿应有尽有。而中国的城镇化、工业化快速发展正面临着资源与环境的约束，而要突破这些瓶颈，除在节能减排上做足“节流”功夫外，中国可能还需要从国外市场寻求“开源”渠道。从此意义上讲，拉美是中国工业原料的重要供应地，也是中国能源资源供给来源多元化的现实选择。
二、拉美能源资源产业发展特征
总体而言，21世纪以来拉美能源矿产产业发展迅速。尤其是2003-2008年世界经济繁荣及新兴市场对大宗商品的旺盛需求推升国际初级产品价格步入超级上涨周期，进而通过改善贸易条件使拉美国家受益。这也是拉美国家(尤其是南美国家)较快从2008-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复苏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享受“资源红利”容易自我强化初级产品专业化的路径依赖，从而使拉美国家陷入产业结构升级缓慢、去工业化的困境中，这也成为阻碍拉美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重要约束。具体而言，拉美能源资源产业发展呈现如下特征:
(一) 能源资源产业对拉美国家出口和财政收入贡献较大
鉴于资源享赋的比较优势以及2003-2008年初级产品价格的飘升，能源资源产业对拉美国家出口及财政收入做出了重要贡献。油气方而，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其出口占总出口收入超过50%。而且，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油气财政收入占政府总收入的比重超过40%。矿产方而，可依据贡献度划分为三类国家。第一类包含智利、秘鲁和玻利维亚，其出口占总出口比重大约处于30%-60%水平;第二类包含巴西和哥伦比亚，其出口占总出口比重大约处于20%左右;第三类包含墨西哥、阿根廷、厄瓜多尔，其出口占总出口比重低于10%。
(二) 税收和特许权使用费成为政府收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来源
在不可再生资源(天然气、石油和矿产)丰富的拉美国家，政府将初级产品出口收入转化为财政收入的最直接方式是通过国有企业或股权投资。与此同时，政府还可使用大量财政工具获得收入，例如采取传统的差别化所得税方法以及向资源开采企业征收特许权使用费等(表1)。
显然，拉美国家并没有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将自然资源(矿业、石油和农产品加工)的出口繁荣转化为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因此，为了应对挑战，拉美国家有必要将这些收入有效投资于人力资本、创新、技术开发、基础设施以及其他有利于产业和出口基础多元化的投资项目上，同时还要抵制短期内耗尽盈余收入的政治压力。这也是目前拉美国家进行结构改革、促进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题中之义。
(三) 资源管理体制和国际资源价格对投资产生重要影响
一方而，资源管理体制直接影响能源资源产业的投资环境。就矿业而言，金属国际价格的飘升引发矿业勘探和开发的投资潮，进而导致该地区已探明矿产储量增加以及新增大型矿产项目大量开工。而在油气部门，除巴西和哥伦比亚之外，油价的飘升并未引发油气上游产业相似的投资潮，因而储备并未明显增加，产量也未满足地区或全球的上升需求。
鉴于石油和其他投入品价格上涨，自2004年以来矿业开采和加工成本一直在上升，但是相较于金属国际价格的飘升该部门的利润仍然丰厚，因而政府从中获得的收入比例也上升。通常而言，拉美国家通过建立国有企业或参股企业直接参与油气部门的生产，而在矿业部门，政府通常将特许权授予私人公司来开发矿业资源，像智利国家铜矿公司(CODELCO)通过建立国有企业直接参与生产收入是一种例外。此外，在石油部门，当国际价格高于某一标准时政府通常采取暴利税以及使用风险或生产共享合同来确保获得累进性收入，而在矿业部门，虽然公司所得税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但该部门税收制度不具有对暴利收益的累进性质。因此，政府税收体制的差异也影响到两部门吸引的投资规模。
另一方而，国际初级产品价格及国际需求变化也影响FDI决策。根据拉美经委会报告，受自然资源部门拖累，2014年拉美地区接收的FDI为1588亿美元，同比下降16.4%，这是自2003年以来的第三次下降，前两次分别发生于2006年和2009年，次年都因FDI增加而后反转。从部门细分看，2014年最大的变化在于拉美自然资源部门，其占FDI流入总量的比重从2009-2013年的24%，降至近10年来的17%的最低水平;制造业所占比重保持相对稳定(36% );而服务业所占比重大幅增加，从2009-2013年的38%增至2014年的47%。
同时，自然资源投资在国别之间的差异也较为显著。从横向比较看，在拉美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大国，自然资源部门占FDI流入量比重低于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和智利，说明三个大国产业结构的完整度要高于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和智利。而从历史纵向看，始于2012年的金属价格下跌以及2014年下半年的石油价格下跌使国际初级产品价格在经历2003-2008年的繁荣期后步入下跌周期，进而导致流入拉美自然资源部门的FDI大幅下降，尽管在每个国家影响程度有所不同(图1)。
自然资源包含的油气和矿业两个部门也存在差异。尽管拉美的油气部门也接收大量FDI，但是该产业主要由国有企业主导。而矿业部门由于具有更多元化的产品基础而吸引到更多的外国参与者，因此，除智利国家铜矿公司外，该产业不以国有企业主导。加之，金属价格下跌早于石油价格，因而矿业勘探预算缩减及投资活动下降明显快于油气部门。而且，自从2012年以来在FDI存量集中于矿业的国家，矿业平均利润率下降显著。2006-2011年该部门平均年利润率在秘鲁和智利曾分别达到25%和15%，但2012年以后随着金属价格下跌及成本上升，平均利润率开始回归正常水平。
(四) 环境保护和就业创造是可持续发展而临的最大挑战
油气和矿业部门因其能源强度较高以及生产过程产生的废弃物污染而受到重点关注。在世界范围内，FDI流入自然资源部门的平均比例低于10%，而在拉美地区该比例达到26%，在智利、玻利维亚、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等国，甚至超过50%。因此，拉美国家对能源资源产业投资的环保要求甚为严格。
而且，拉美各国对FDI促进的环境政策也各不相同。在巴西，主要通过“大巴西计划”来体现投资政策。同时，巴西出口投资促进局(Apex-Brasil )、州及市政府、公共检察院(the Public Prosecutor's Office)均对环境政策的相关方而起到规范监管作用。此外，巴西开发银行(BLADES)通过“环境子贷款”和“国家气候变化基金”两种工具促进环境可持续发展:前者被强制加入到所有大型贷款中，必须用于减轻环境损害;后者通过石油收入融资，接受巴西开发银行和环境部的共同管理。在智利，外国投资委员会(CIEChile )大力支持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投资活动。在哥伦比亚，商业、工业和旅游部(MCIT)建立了可持续的投资促进政策的规范，其中包括与环境可持续性有关的指标。哥斯达黎加则禁比露天矿开采和石油勘探及生产活动。
从就业角度看，FDI的就业创造根据产业性质不同而相异。尽管2007年以来诸如油气、矿产等自然资源部门占FDI的比重接近26%，但是在次区域的模式并不相同。南美国家(巴西除外)的原材料部门吸收的FDI占比达50%，而巴西以及中美洲和加勒比国家，FDI主要流向制造业和服务业。但是，大量的投资并不必然产生更多的就业，因为在诸如采掘等资本密集型产业，创造的直接就业有限。据拉美经委会估计，在油气或矿业部门每投资200万美元将创造一个新增就业，这远低于在商业和建筑部门相同投资额所创造的14个新增就业。由于跨国公司与本地供应商和消费者之间的联系较差，对本地就业带来的间接影响也较为有限。因此，从社会意义上讲，拉美国家投资促进政策越来越倾向于将创造就业及提高就业质量纳入目标管理。
三、中国与拉美的能源资源合作现状
优势互补是中拉经贸合作的起点与基础。中国的能源资源相对匮乏，需要依靠进口实现能源资源的供需平衡。而拉美方而，20世纪80年代初债务危机爆发引发该地区“去工业化”过程，进而导致制造业竞争力下降。因此，基于资源享赋的静态比较优势，中拉之间的贸易结构呈现出“中国出口制成品，拉美出口初级产品”的产业间贸易特征。作为初级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能源矿产自然是双方合作的重点。与此同时，2010年中国对拉美能源矿产领域投资的爆发性增长开启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新阶段。而且，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推出的“石油换贷款”的应对危机模式也逐渐成为后危机时代金融合作创新的一种尝试。总体而言，中拉能源资源合作是通过贸易、投资和金融合作三个渠道不断深入推进的。
首先，中国逐渐成为拉美地区初级产品及以初级产品为基础的制成品出口的主要目的地。近年来中国对这些产品出口额增长的贡献率约达22%。以油气为例，中国对石油的需求估计对2002-2007年原油价格上涨185%的贡献率约在10.8% -27.1%之间。加之需求量增加，中拉能源贸易大幅增长。以中国进口原油为例。2008-2014年，中国从拉美进口原油从1268.7万吨增至3314.4万吨，增长161%，同时，从拉美进口量占总进口量的比重从7.1%增至10.7%(图2)。
而在铁矿砂及其精矿方而，2008-2012年中国从拉美进口量占总进口量的比重稳定在25%左右的水平，但是2013-2014年，尽管中国从拉美进口量绝对值在增长，但是其占总进口量的比重却从23.2%降至21.4%(图3)。一方而，可能源于国际价格下跌及开采成本上升(矿石品级下降以及能源等投入品成本高昂)共同导致矿业公司在拉美开工不足或缩减投资计划，另一方而来自大洋洲(主要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进口数量的激增增加了市场竞争程度。
其次，2010年是中国对拉美投资高增长的起始年。当年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接近140亿美元，占本地区接收FDI总额的11%，其中四分之三的中国直接投资用于当年两个大型油气收购项目:中石化在巴西和中海油在阿根廷的油田收购。据拉美经委会统计，2010-2013年，几乎90%的中国投资流向拉美自然资源产业;而同一时期，该产业仅吸纳了该地区接收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25%。在油气行业，中国是阿根廷、委内瑞拉、巴西、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秘鲁最重要的外国投资者。而在采矿业，中国的投资集中在秘鲁，并在较小程度上流向巴西。从投资主体看，中央企业占据主导地位。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和中化集团都是大额并购交易的主角。但同时，因为其“国企”性质，中央企业受到的阻力要远远大于民营企业。
中国与巴西、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都签署过“贷款换石油”协议。一方而，凭借庞大的经济规模、充裕的外汇储备、较高的金融盈利能力和在国际金融领域日益增多的话语权，中国能帮助拉美国家积极应对贸易融资萎缩、金融机构流动性短缺、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不足等困难。另一方而，不断创新的金融合作模式不仅有利于中国外汇储备管理多元化，而且有助于中国克服资源“瓶颈”，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
四、对中国加强与拉美能源资源合作的建议
(一) 抓住三大机遇，深化能源资源合作层次
首先，国际初级产品价格处于下跌周期开启了储备能源资源的时间窗口。CEIC数据库关于初级产品价格指数变化趋势显示，原油价格、天然气价格和金属价格在经历2003-2008年以及2010-2012年两段繁荣期后，步入下跌周期并在未来五年(2015-2020年)保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图4)。因此，这在中期为中国提供了能源资源储备的契机。一方而，中国快速城镇化的潜力、中产阶级消费模式的升级将产生对能源资源的大量需求，另一方而，毕竟在低价阶段进行能源资源储备比在价格飘涨时成本效益更高。从拉美国家来看，鉴于生产的边际成本和财政成本上升，初级产品价格走低会使能源资源企业失去生产动力，经营出现困难，进而拖累高度依赖初级产品专业化的国家的经济增长。因此，中国无论是通过贸易还是投资，都将为拉美经济或企业排忧纾困，双方在能源资源领域合作仍是共赢的模式。
其次，将能源资源合作纳入拉美区域一体化进程，使其与产业链、基础设施、融资机制有效整合。目前拉美国家正在通过产业一体化、基础设施一体化和金融一体化来促进经济增长。一是价值链延长有利于增加区域内贸易需求。如果拉美地区矿业出口细分为初级加工和制造精炼阶段产品，那么最近10年矿产品出口的增长大部分源于初级加工阶段产品。因此，中国若能利用在油气矿产领域的产能优势，将产业合作逐渐向下游精炼制造阶段转移，则可提高能源资源合作层次。二是基础设施建设对推动生产一体化、提高物流速度具有巨大的正外部效应，这对能源资源运输很重要。因此，能源资源合作与物流网建设统筹规划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三是金融一体化不仅可以提高拉美国家应对外部冲击的抗风险能力，而且也将为支持实体经济做出重要贡献。中方设立的融资额度为300亿美元的中拉产能合作专项基金，将有利于中拉能源资源的深加工及全产业链合作。
最后，新能源和清洁能源领域将成为能源资源合作的新增长点。拉美国家在水电、风能、生物能源等清洁能源方而有比较优势，特别是巴西。巴西是世界上可再生能源占比最高的国家，在全国消耗的能源中仅有20%来自化石能源。巴西乙醇工业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巴西政府规定其境内所有加油站销售的汽油都必须添加一定比例无水乙醇。目前智利、阿根廷和墨西哥等国也都在积极发展新能源生产方式。
(二) 防范五类风险，采取务实灵活谨慎的应对策略
第一是经济和社会形势风险。2015年拉美经济总体温和复苏，内部增长分化，陷入滞胀的国家开始增多。货币而临贬值压力，其宏观调控政策难度加大。经常账户赤字和财政赤字并存，债务压力逐渐增加。而且，鉴于2015-2016年拉美经济增长处于1.5%-3%的低迷水平，社会改善程度将出现停滞或放缓迹象。这些对投资环境而言都是不利因素。因此，中国企业要紧密跟踪地区和国别经济形势。
第二是政策变化风险。例如，近些年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厄瓜多尔政府纷纷宣布对本国能源领域实行国有化，导致许多企业的投资计划受损。即便在没有直接采取国有化政策的国家，能源民族主义的影响仍然不可低估。这就需要双方政府建立一种政策对话机制，并保持沟通渠道畅通。
第三是汇率变化风险。能源资源产业属于资本密集型，因此汇率因素是巨大资本支出的重要考量。通常而言，货币波动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取决于三方而因素。一是投资的类型。若本币贬值，以本币为主的“绿地投资”将减少投资成本。二是投资者来源，若美元升值，通常以美元计价的并购对欧洲投资者而言成本高昂，而对美国投资者而言更便宜。三是投资项目在东道国的定位。本币贬值将降低市场寻求型投资(以并购为主)的回报率而提高出口导向型投资(以绿地投资为主)的回报率。因此，中国企业要根据投资目标选择合适的投资类型和投资货币。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在拉美增加货币互换频率和规模，使用人民币投资不失为一种规避汇率风险的方法。
第四是劳工问题。尽管能源资源产业创造就业的能力低于商业和制造业，但仍可能遭遇劳工问题。一是拉美国家工会势力历来强大，习惯于介入各种劳工事务，对劳工的工资、福利诉求会无条件地加以支持和声援，往往使一般性的劳资纠纷变得复杂。二是拉美国家的劳工法或有关劳工制度的各种规定过于复杂、繁琐，中资企业在短期内很难完全熟悉和熟练运用。三是拉美的劳工市场长期被分割为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两大部分，且非正规就业占比较高，加之政府在职业培训方而投入不足，熟练劳动力缺口较大。
第五是环保要求及文化因素。拉美国家民众的环保意识相当强，非政府组织又非常活跃，社会影响力很大。即便一个投资项目得到政府或国家立法机构的批准，如果非政府环保组织不能接受，那么，这类项目在执行过程的风险就不可低估。在印第安人聚居地区的开发项目，由于其独特的文化传统，有可能给外来投资开发者带来难以预料的风险。中国企业应加强与不同级别政府间的协调，改善与当地社区的对话机制。同时，对于自身经营而言，企业应严格遵守当地规章制度并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
以外，中拉能源资源合作必将引发欧美等“第三方”相关利益者的重点关注。与在拉美深耕多年的欧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相比，中国海外投资企业还处于起步阶段，整体而言在资金实力、公司治理、市场营销、技术进步等方而仍处于劣势。因此，在而临开拓拉美能源资源市场时，中企保持一种既竞争又合作的务实态度是必要的。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创新项目《拉美产业发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并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投资拉美的政治和社会风险与对策研究”的资助，课题批准号13CGJ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