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当前中美贸易摩擦升级是在美国国内经济和社会矛盾加剧、反自由贸易社会思潮兴起、对外经济政策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不断加强的背景下发生的。中美贸易摩擦升级, 对全球经济贸易增长、全球经济治理、中美两国经济发展以及中美双边经贸关系都将产生较大的负面冲击。

关键词：

贸易摩擦; 特朗普; 美国;

第一, 美国国内经济和社会矛盾激化, 反自由贸易社会思潮兴起。当前经济全球化尤其是自由贸易带来的收益在不同国家和人群之间的分配不平衡, 是世界性问题。在美国, 这种收益分配不平衡与收入和财富的两极化趋势交织在一起, 为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准备好了大量的政治资源。自由贸易的受损者群体往往很容易识别, 比如在发达经济体低附加值行业中就业的工人。而能以低廉价格生产和出口相关产品的发展中国家, 往往被认为是自由贸易的主要受益者。自由贸易中的受损者可能并不占多数, 但在美国这样的发达经济体, 这类人群尤其是传统产业工人等低技能就业人群的地域集中度一般较强, 且组织化程度较高。一旦有了确定的发泄目标, 他们往往能通过集中统一的发声和行动, 发挥出巨大的政治影响力。他们试图通过改变美国政府的贸易政策, 来缓解自己受到的就业和收入压力, 而其主要目标就是对美国有大量出口尤其是制成品出口的发展中国家。与此同时, 美国还存在右翼保守势力, 他们认为贸易逆差体现了美国国际竞争的弱势和生产能力的颓势, 而加剧美国贸易逆差态势的正是不公平竞争, 认为美国的安全受到了威胁。

在这两类人眼中, 与美国经贸关系紧密且具有巨额贸易顺差的中国, 自然成了其主要的敌视对象。中国是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第一大进口来源地。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数据显示, 2017年, 中美货物与服务贸易总额达7108.5亿美元, 美国对中国的货物贸易逆差总额为3756.2亿美元, 占当年美国货物贸易逆差总额大约46%;货物与服务贸易逆差为3371.8亿美元, 占当年美国货物与服务贸易逆差总额大约59%。中美间这种贸易结构的长期存在, 加剧了前述群体的敌视情绪。

第二, 美国对外经济政策中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不断加强。美国国内经济和社会矛盾对政策的影响, 在其对外经济领域体现为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加强。首先, 美国有着深厚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传统。美国被认为是自由资本主义的代表、二战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推动者, 但在其发展过程中, 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却从未真正消失过, 也不缺乏推行此类政策措施的传统和先例。每当美国经济发展遇到问题时, 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的思潮和政策总会沉渣泛起。

其次, 2008年的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经济, 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受到置疑。在美国国内, 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原则在理论和政策上都发生了动摇。历届美国政府在对外经济政策上罔顾国际承诺和义务的事例屡见不鲜, 且跨越共和、民主两党的党派界限。比如, 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都将“购买美国货”条款作为经济刺激法案的组成部分, 这实质就是以行政手段保证美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竞争中获得相对于其他国家同类产品的优势, 本身就违背自由贸易原则。实际上, 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具有从全面开放退回到有条件开放、甚至封闭的性质, 表现出对商品、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在国际间流动设置各种显性及隐形障碍的趋势。

最后, 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偏好。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特点在美国《2018年贸易政策议程和2017年年度报告》中得到了充分和系统的体现。这份报告对前几届美国政府的贸易政策进行了指责, 并一再强调维护国家利益和确保“为所有美国人提供更自由、更公平的贸易”的重要性。该报告将特朗普上台以来的贸易政策描述为“美国贸易政策的新时代”, 以“五个支柱”来概括当前美国贸易政策的目标, 即支持国家安全、加强美国经济、谈判达成更好的贸易协议、执行和维护美国贸易法、改革世界贸易组织。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的一个重要偏好, 是致力于以双边谈判方式重新界定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关系。2017年特朗普上任以来, 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启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重新谈判以及重新修订韩美自由贸易协定, 并准备在英国“脱欧”后, 同英国以及TPP成员或成员组重新进行贸易谈判。谈判的目标并不是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自由化, 而是致力于调整贸易双方的利得, 重新界定贸易伙伴关系, 视谈判中的妥协、合作为损失。

第三, 现行世界经济体系尤其是多边自由贸易体系, 对美国的地缘战略意义逐渐减弱。维护现行的多边自由贸易体系, 对美国来说曾有着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在冷战结束前, 美国认为, 二战后建立的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制度架构, 在维护西方世界繁荣稳定、遏制前苏联影响力扩张等方面具有至关重要的价值。冷战后, 这一体系则有着将前苏联阵营国家、新兴经济体国家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战略作用。但当前, 这一思想和政策已受到怀疑、发生动摇。特朗普政府目前表现出的态度是, 全球贸易、投资和金融体系以现行方式继续运作并不一定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 对将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融入这一体系所带来的价值强烈置疑甚至是否定。

中国发展的成功使美国越来越倾向于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 这成为影响中美经贸关系走向的一个重要的非经济因素。美国国内近年来的对华战略辩论, 得出了一个较为广泛的共识, 即美国过去30余年采取的对华战略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中国已经崛起, 而这种崛起是在没有进行美国所期望的那种改革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 美国要改变对华战略, 更多地强调竞争。

第一, 特朗普政府想把大幅度减少中美贸易逆差, 作为其兑现承诺、显示执政业绩的指标。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很快就发布了行政命令, 要求美国商务部与美国贸易代表等进行协商, 开展对美国贸易逆差的研究, 分析造成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产品和国家以及钢铁等产品进口对国家安全的影响等。同时, 特朗普政府成立白宫贸易和制造业政策办公室, 其任务是维护美国工人和国内制造商的利益, 就促进经济增长、减少贸易逆差、增强美国制造业和国防工业基础向总统提供政策建议。事实上, 由于特朗普政府的国内经济政策是大规模减税加上基础设施投资的组合, 这必然会带来更大的财政赤字, 可能导致美国总体贸易逆差的进一步扩大。特朗普政府显然是希望通过贸易政策的调整尤其是对华贸易政策的调整来对冲这种可能性。

尽管国内外主流经济学家的分析都表明, 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国内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全球化下国际分工的影响, 但特朗普一直坚信贸易逆差的产生应归咎于政府政策。正因为如此, 特朗普试图通过施压中国政府来改变中美之间的贸易状况。

第二, 特朗普政府偏好以极限施压方式推进贸易磋商, 挤压了以和缓方式达成妥协的空间。特朗普政府在贸易政策实践中表现出的特点是, 最大程度地利用美国贸易政策工具库中的现有工具进行极限施压。特朗普政府积极主动地寻找、利用美国国内贸易法中的各种贸易政策工具, 展开对主要贸易伙伴的各种调查。比如, 根据《1974年贸易法》的第201条款和《1962年贸易法》的第232条款, 对与国家安全有关的贸易进行了保障性调查。此外, 还以“301条款”为依据对所谓中国涉嫌违反美国知识产权和强制美国企业进行技术转让的问题展开调查, 以贸易战的姿态提出要对500亿美元的中国对美出口商品加征关税。

特朗普政府在贸易磋商中的强硬立场还与他奉行片面狭隘的对等原则有关。特朗普声称追求所谓“自由、公平、对等的贸易”。正如我国学者所指出的, 特朗普的“对等”, 强调的是绝对对等, 实际上是希望通过单方面施压, 短期内快速降低美国所面临的贸易壁垒, 强制实现绝对的、消极的对等。以其逻辑, 其他国家的贸易和关税政策只有以美国为标准才是公平的, 这与多边贸易体制的理念严重冲突。从美国钢铁和铝产品进口关税豁免名单和条件来看, 其“对等”的意图已经超出了经济范畴, 变成了影响国际关系的工具。同时, 特朗普不愿意接受WTO有关不同国家差异化的惯例, 认为WTO现有原则中有关发展中国家的界定过于随意, 认为这“损害了WTO规则的可预见性, 削弱了在新的自由化协议下谈判结果的确定性”, 这实质上是不接受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国家继续以发展中国家身份享受合法权益。

第三, 特朗普政府将贸易谈判的范围和目标扩大到了两国新兴技术产业发展和竞争的政策层面。特朗普政府对外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 就是改变原有税收制度中刺激美国国内资本外流的成分, 以税收手段鼓励资本留在国内, 并吸引美国制造产业回流。与此相应的, 特朗普政府重视国家对技术和产业的支持, 试图在数字贸易等新兴领域保护和确立美国企业的竞争优势。美国的《2018年贸易政策议程和2017年年度报告》强调对数字贸易实施“强有力的规定”、健全的监管措施和国有企业问题, 其原因就在于美国看到了过去十年来电子商务的高速增长, 希望将技术圈护起来, 以避免来自中国等国家的竞争威胁。特朗普政府和美国国会阻挠博通公司对高通公司的并购就是一个例证, 其担心博通公司会缩减高通公司在5G等关键领域的投资, 以及若高通公司被一家新加坡公司所有, 美国将无法在数字贸易领域保持竞争力与安全性。

美国的私营企业从政府对技术和产业的扶持中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GPS以及诞生于五角大楼的互联网技术都是例证。但特朗普政府在这方面对其他国家横加指责, 以知识产权保护为借口进行制裁, 阻挠国际技术合作与技术转让, 这本身就是反竞争行为。

第四, 美国国内的社会和政治差误使特朗普政府在采取单边主义和极端手段推行对外经济政策时, 较少受到国内其他政治势力的制约, 这也助长了特朗普政府处理对华贸易摩擦问题的非理性倾向。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和贸易国, 中美贸易摩擦升级态势如果得不到缓解, 将会给全球经济和两国经济带来一系列负面冲击。

从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来看, 中国和美国在当前的全球价值链中分别处于生产国和消费国的核心位置, 双方贸易摩擦的升级可能导致当前国际分工格局的混乱, 造成全球价值链异变甚至中断。这对于刚走上复苏轨道的全球经济和贸易来说, 无疑是重大的打击, 甚至有可能导致全球经济和贸易复苏进程逆转。如果中美贸易摩擦扩展开来, 全球金融市场和商品市场都将受到影响, 关税水平可能因此普遍提高, 负面冲击将更广、更深。

从全球经济治理角度来看, 特朗普政府处理中美贸易摩擦的方式如果延续和推广, 将对现行全球贸易体系构成极大损害。特朗普政府不重视多边贸易体系下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 一味地以双边手段处理争端, 将给未来的国际经济合作和全球经济治理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从这点来说, 中美贸易摩擦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贸易保护与自由贸易之争。

从中美两国经济发展以及双边经贸关系来看, 贸易争端升级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更是显而易见。短期内两国的经济发展都会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 而中期和长期影响则视两国的后续政策和经济调整情况而定, 较为复杂。

特朗普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实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 可能有助于部分国内产业或企业工人收入的提高, 但这是以更多的其他产业及企业工人利益受损为代价的。这样的政策迎合了在美国国内政治中有较大影响力的群体, 但并不能真正解决美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面对美国的限制和阻挠, 中国除捍卫自身的发展权益外别无选择, 贸易摩擦的处理需要做长期准备。

[] (1) 《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摩擦事件回顾》, 新华网, 2018年4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