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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经济迷局:增长要素与制度之失——阿根廷中等收入陷阱探析
作者:高庆波 芦思姮时间:2018-08-10 12:18:00来源:拉丁美洲研究

     要:

文章聚焦于阿根廷的要素增长与制度因素, 探讨阿根廷的经济增长问题。首先, 本文利用制度经济学方法梳理了20世纪的经济增长历程, 作者认为以农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进口替代工业化以及民众主义是阿根廷经济增长初始路径的典型特征。随后采用增长模型计算阿根廷全要素生产率, 认为阿根廷全要素生产率偏低是影响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关键所在。为了探究全要素增长率偏低的原因, 文章分析了阿根廷的资本形成与经济结构因素, 进而探究导致阿根廷经济迷局中始终存在的经济与社会政策长期背离的动因所在。分析显示, 民众主义与选举政治交织在一起, 与经济发展路径之间存在着内生冲突, 导致阿根廷经济长期转型乏力。这种内生冲突的存在, 在外体现为福利高企、资本形成困难、技术创新乏力, 产业结构长期难以改变。尽管阿根廷经济与政治的各方参与者都做出了各自理性的选择, 然而这种内生冲突却不利于阿根廷经济与社会的长期发展。

关键词:

阿根廷; 进口替代工业化; 全要素生产率; 民众主义; 公共选择;

Argentina Economic Paradox: Growth Factors and Institutional Defects

Abstract

The Argentine economic puzzle has sparked worldwide attention. The article uses the method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o sort out the economic growth of Argentina in the 20 th century.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dominated by agriculture and animal husbandry, the strategy of import substitution industrialization and populism are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itial path of economic growth in Argentina. By calculating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Argentina and comparing it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he author finds that the low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Argentina is the key factor of the“middle income trap”.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reasons for the low growth rate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capital formation and economic structural factors of Argentina, explores the causes of long-term deviation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ies.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re are conflicts between populism, electoral politics and the path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Such endogenous conflicts are reflected in aspects such as the high welfare, the difficulties in capital formation, lack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long-term difficulty in updating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Keyword

Argentina; Import substitution industrializati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Populism; public choice;

经济学界有一句谚语:“这个世界上有四种国家: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日本和阿根廷”, 阿根廷也是唯一无法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概念界定的国度。19世纪末阿根廷人均国民收入已排名世界第六位 (1) , 当时该国生活水平高于其宗主国———西班牙 (2) 。此后百年间, 阿根廷经济增长并不稳定, 尤其是在部分特殊时期, 如一战前后、大萧条前后以及军政府时期等。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 尤其是80年代以来, 阿根廷经济增长缓慢, 已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了半个世纪, 曾经远远落后于阿根廷的日本 (100年前) 、韩国、新加坡 (50年前) 等国家, 早已走过了中等收入阶段。

一阿根廷经济增长迷局与初始增长路径

阿根廷经济增长迷局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早在20世纪70年代, 即有学者从进口资本品价格对国内产品价格影响的角度探讨了进口替代工业化的不利后果 (3) 。在最近的探讨中, 利用资本、劳动、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人力资本、制度变迁、进出口结构、比较优势等因素进行分析的文献层出不穷 (4) :如全要素生产率视角 (5) ;技术进步与劳动拆解的人力资本视角 (6) ;从贸易的角度衍生的进出口结构与比较优势理论 (7) ;历史视角产生的制度变迁与资源诅咒理论 (8) 。但在阿根廷的经济增长经历面前, 单一理论模型往往看起来过于单薄 (1) , 而数据的缺乏导致对阿根廷的研究更加困难。

数据采集的困难事实上在整个拉丁美洲普遍存在, 让这一问题雪上加霜的是历史上阿根廷的汇率并不稳定, 让有限的数据在可比性上存在着严重的问题。由于数据的限制, 文章通过制度分析方法探究早期经济增长, 并将其作为中等收入阶段的初始经济路径。

() 中等收入阶段的初始路径

19世纪下半叶的阿根廷, 依靠世界上最好的土地———潘帕斯 (Pampas) 草原, 致力于发展农牧业。激增的羊毛、皮革以及谷物出口吸引了大量的投资和移民, 阿根廷早期经济随之快速增长。在1890—1914年间, 阿根廷经济达到了自身的巅峰 (以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为基准) , 但当时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不快, 只有2% (2)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世界范围内关税壁垒林立, 而一直以农牧产品出口为主的阿根廷, 其出口结构在漫长的时间里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 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始终占据主导位置。在1914—1960年间, 阿根廷经济增长速度一直维持在3.2%;失去的十年之前, 阿根廷经济增长速度为3.5% (见表1)

1 1890—1980年阿根廷GDP增长率     下载原表

(%)

表1 1890—1980年阿根廷GDP增长率

资料来源:C.B.Schedvin, “Staples and Regions of Pax Britannica”, i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43, No.4, 1990, pp.533-559.

关于阿根廷早期的经济增长, 历史上广泛使用的凯恩斯主义分析框架认为:农牧业发展导致投资爆发, 由此促进了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化以及出口的繁荣。这个框架也被应用于澳大利亚等深受英国影响的国家, 这种现象被称之为泛英国殖民地效应。但在这个分析范式之中, 还夹杂着诸多非凯恩斯的要素 (3) 。表1中所列的阿根廷历史经济增长的分段方式本身就是不同理论的体现之一。如将早期经济分界划分在1914年还是1929, 其差异在于是注重贸易的作用还是资本的作用 (1) 。这两种划分方式也是在对阿根廷早期经济的探讨中, 将其归因为农牧业出口占据比较优势的众多论述中的主要代表 (2) 

20世纪30年代, 阿根廷在贸易壁垒林立的情况下, 同许多拉美国家一样选择了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 但在有数据可查的1962, 执行了20余年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阿根廷农业原材料出口占商品出口的23.09%, 食品出口占商品出口的71.52%, 制造业出口只占商品出口的3.47% (3) 农牧业繁荣形成的出口结构以及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进口需求对国内经济的影响一直在持续。在20世纪60年代, 彼时阿根廷已经形成了基于发展经济学的进口替代工业化策略、工业国有化与农牧业出口为主体的经济结构, 民众主义政治主体与诉求已经成型, 这些因素对阿根廷此后的经济增长路径选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 中等收入时期的经济制约要素

20世纪60年代, 阿根廷的经济发展水平仍在韩国、新加坡等国之上, 但增长稳定性差。1960—2015年期间, 阿根廷经济年均复合增长率只有2.16%, 标准差高达5.63%, 同期世界经济增长率为2.99%, 美国经济年均复合增长率为3.26% (4)

以相对美国人均GDP水平的角度来看, 长期徘徊于中等收入阶段的阿根廷, 其脉络大致可以被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60—1990年间, 阿根廷经济相对美国整体呈现出持续下滑态势;第二阶段从1990年持续到2002, 阿根廷人均GDP相对水平从最低17.89%开始回升, 并在1998年达到阶段高点21.67%;第三阶段从2002年至今, 阿根廷相对美国人均GDP水平从2002年的最低点15.67%开始逐步恢复, 2012年重新达到阶段高点24.63%。从时间上看, 阿根廷多段式的经济增长历程和历次冲击时间多有重合, 1982年、2001年两次债务危机, 1990年私有化改革以及墨西哥金融危机 (1995) 和巴西金融危机 (1999) 的影响均在图1中得到了反映。

图1 阿根廷与世界GDP增速及阿根廷对美国人均GDP占比 (2010年美元不变价格)

1 阿根廷与世界GDP增速及阿根廷对美国人均GDP占比 (2010年美元不变价格)   下载原图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The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16相关数据计算并绘制。http://data.worldbank.org.[2018-01-11]

早在20世纪60年代, 阿根廷实行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已暴露了诸多问题。进口替代工业化导致中间产品与机器设备的进口需求持续攀升, 外汇支出居高不下;在工业化不足的情况下实施了国有化策略, 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导致出口产品结构转型困难, 只能更多依靠农产品出口换取外汇。尤其需要指出的是, 对于阿根廷而言, 贸易壁垒林立的局面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之前几乎没有改变, 这导致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实施的时间跨度远远超过了预期, 这也成为阿根廷经济变革的主要制约要素。

阿根廷另一个贯穿20世纪并持续至今的特征是民众主义。发端于19世纪末期的民众主义, 虽然关于其界定仍旧莫衷一是, 但作为一种政治思潮、理念以及政策工具, 民众主义深刻影响了阿根廷的政治环境、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以庇隆主义 (阿根廷民众主义的代名词, 庇隆党是阿根廷最重要的政党之一) 为例, 其政治基础为城市工人, 该党执政政策通常倾向于工人阶层, 在社会政策方面加大公共开支, 提高社会福利 (1) 

在政治制度方面, 虽然阿根廷很早就引入了民选政治架构, 但军政府和文人政府的轮回一直持续到1983年。从1916年激进党首次执政到1958年间, 军政府七次颠覆政权, 多数情况下反转已有社会政策, 并调整经济政策。但以是否为军政府来区分经济政策并不准确, 因为军政府在经济方面很多时候执行的是自由经济政策;而民选政府经济上的左右之分同样难以简单符号化处理———出自庇隆党的梅内姆依靠民众主义上台, 却没有延续庇隆党一贯的社会福利政策, 反而在任内进行了阿根廷经济史上最大规模的私有化改革 (新自由主义) 。政治因素, 尤其是民主化后的选举政治, 对于经济政策的影响是巨大的。

进口替代工业化、民众主义及以农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是20世纪上半叶阿根廷经济发展历程中最突出的特征, 并深深影响了此后半个世纪的经济增长路径。尤其是, 民众主义不仅形成了特定的社会政策, 也压缩了经济政策的空间, 还改变了政治环境。

二影响阿根廷经济增长的因素

从经济增长要素的角度来看, 哪些因素在阿根廷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又是哪些因素导致阿根廷经济长期增长乏力?这是下文将继续探讨的。

() 影响增长因素的相关分析

在已有的关于阿根廷经济迷局的探讨中, 关于进口替代工业化策略、出口贸易模式、外部冲击以及经济增长要素分析的文章数量众多, 为探寻影响阿根廷经济增长的因素, 首先需要借助经济基本理论以及统计工具, 探讨可能的影响因素。

在按照前文各经济理论搜集整理要素变量的基础上, 汇总历史数据并利用SPSS工具进行相关分析, 发现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的整个中等收入阶段中, 固定资本形成、货物与服务进口、制造业、工业、服务业增加值以及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有相关关系 (见表2) 。需要说明的是, 由于劳动数据缺失过于严重, 该分析中不包含劳动部门。

2 GDP增长要素相关分析     下载原表

表2 GDP增长要素相关分析

:**表示在0.01显著, 工具为SPSS22.0。资料来源:作者编制。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在阿根廷经济增长的各种判断中, 各理论均能找到一定的支撑, 但也很难得到验证。如阿根廷的经济增长与进口有关而不是与出口有关是对进口替代工业化缺陷的反映———因为阿根廷工业化不足, 进口替代工业化需要大量进口技术、设备和中间产品等。但是, 经济增长与制造业增加值有关又证实了工业化的作用, 明显不支持上述判断。

在相关分析中, 部分显示出不同时间内各种要素作用的差异:20世纪60年代为起点会发现货币增长与经济增长无关, 90年代以后该因素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类似的情况还包括通货膨胀。对于这些现象的解读, 显然需要将目光聚焦到90年代阿根廷的固定汇率政策轮回, 不同时期阿根廷外部约束条件差异之大更像是不同的国度。不过, 相关分析毕竟只是起点, 下文将在此基础上对各要素进行探讨。首先从全要素生产率开始。

() 全要素生产率的探讨

在经济增长的探讨中, 全要素生产率是至关重要的。对不同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比较可以直接得知相对国家技术进步增长速度的差异 (如美国) 。为简化起见, 文章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Cobb-Douglas) , 显然,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密集形式满足稻田条件, 其表现形式为:

http://kns.cnki.net/KXReader/Detail/GetImg?filename=images/LDMZ201804006_08800.jpg&uid=WEEvREcwSlJHSldRa1FhdkJkVWEyd1hyU0lIYjBCbUZMOEhoRkk1M2FKZz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 

其中Y表示产出, A0表示技术进步, K表示资本, L表示劳动, αK, αL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 下标t表示第t年。将两侧取对数, 得到:

http://kns.cnki.net/KXReader/Detail/GetImg?filename=images/LDMZ201804006_09000.jpg&uid=WEEvREcwSlJHSldRa1FhdkJkVWEyd1hyU0lIYjBCbUZMOEhoRkk1M2FKZz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 

根据索洛 (Solow) 的结论, 无论初始的k位于何处, 其总是向平衡增长路径收敛。据公式 (2) 构建回归方程, 即可求得系数αK, αL, 将系数标准化, 可解得αK*, αL*。据此可知, 全要素生产率 (TFP) 公式为:

http://kns.cnki.net/KXReader/Detail/GetImg?filename=images/LDMZ201804006_09200.jpg&uid=WEEvREcwSlJHSldRa1FhdkJkVWEyd1hyU0lIYjBCbUZMOEhoRkk1M2FKZz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 

随后, 利用维克拉姆·尼赫鲁 (Vikram Nehru) 提供的阿根廷1950—1990年间的固定资本总值、GDP与新增固定资本数据, 通过对该数据转化分析计算 (消除历史汇率巨幅波动的影响) , 得到1990年阿根廷固定资产总额与当年GDP总额的关系 (1) 。结合世界银行的历年新增固定资本数据, 统一转化为按照2010年不变美元价格计价数据, 再根据每年新增固定资产总额计算得到阿根廷固定资产总额;劳动方面由经济活动人口总量推算而来, 根据公式 (2) 构建的回归方程并求解, 最终求得全要素生产率。该计算结果显示, 阿根廷全要素生产率在1990—2015年间, 大概水平为3左右, 远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TFP水平 (见表3)  (1)

3 1990—2014年阿根廷固定资产、劳动力与GDP变化情况     下载原表

表3 1990—2014年阿根廷固定资产、劳动力与GDP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V.Nehru and A.Dhareshwar, “A New Database on Physical Capital Stock:Sources, Methodology and Results”, en Revista de Análisis Económico, Vol.8, 1993, pp.37-59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16ILO相关数据计算而来。

3 1990—2014年阿根廷固定资产、劳动力与GDP变化情况     下载原表

表3 1990—2014年阿根廷固定资产、劳动力与GDP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V.Nehru and A.Dhareshwar, “A New Database on Physical Capital Stock:Sources, Methodology and Results”, en Revista de Análisis Económico, Vol.8, 1993, pp.37-59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16ILO相关数据计算而来。

() 资本的形成

在计算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 利用SPSS得到了阿根廷GDP、资本与劳动的回归模型, 模型显示, 固定资产在阿根廷经济增长中起着更加重要的作用 (见表4)

4 阿根廷GDP、资本与劳动回归模型概况     下载原表

表4 阿根廷GDP、资本与劳动回归模型概况

:因变量为ln GDP;预测变量为 (常量) ln劳动力、ln固定资产总额。调整R20.956。资料来源:作者计算得出。

测算显示:阿根廷经济增长主要动力在于资本形成, 劳动贡献较小。劳动就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劳动力总量的增加, 二是质量的提升。数量方面, 在有数据可考的1990—2015, 15岁以上就业人口数量年均增长1.5%, 但在质量方面, 高知识技能员工在总劳动力中的占比多年来未有实质变化。总的来看, 就业拉动经济增长的能力有限。

在资本方面, 资本形成一般情况下源自储蓄、外债和外国直接投资 (FDI) , 但阿根廷FDI20世纪90年代以前, 水平多数在GDP1%以下;90年代后FDI波动较大, 对阿根廷长期经济增长而言, 更多需要借助储蓄和外债的力量 (见图2)

图2 1970—2015年阿根廷外国直接投资概况

2 1970—2015年阿根廷外国直接投资概况   下载原图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The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16数据绘制。http://data.worldbank.org/products/wdi.[2017-11-18]

在外债利用方面, 阿根廷堪称失败的范例。近半个世纪以来, 阿根廷因外债的快速累积导致了两次严重的债务危机, 并由此引发了金融、经济、政治与社会的全方位危机。1982年债务危机之后, 阿根廷花了整整10年时间才重新恢复增长;2001年债务危机之后, 阿根廷被迫离开国际金融市场。尤其需要指出的是, 阿根廷成本高昂的债务中有相当部分用在了社会福利支出上。总的来看, 外债并没能成为经济发展的支撑力量。 (1)

5 1971—2001年阿根廷FDI、外债与经济增长率     下载原表

(%)

表5 1971—2001年阿根廷FDI、外债与经济增长率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统计数据库、世界银行在线数据库查询整理而来。

最终, 资本形成还得依靠储蓄。数据显示, 阿根廷国内储蓄率受两大因素影响:一是通货膨胀率, 通胀越高, 储蓄越少;二是汇率。20世纪90年代施行固定汇率时期的储蓄率最低, 币值严重高估导致大量美元利用自由兑换制度逃离了阿根廷。债务危机爆发之后, 阿根廷废除了固定汇率制, 并施行外汇管制。总体来看, 阿根廷在80年代以后, 国内总储蓄比率长期维持在20%左右, 在利用FDI与外债方面, 阿根廷经济并未从中得到支持, 这使得阿根廷资本形成并不充足 (见图3)

图3 阿根廷1960—2014年国内总储蓄与通货膨胀率

3 阿根廷1960—2014年国内总储蓄与通货膨胀率   下载原图

:通货膨胀数据中将19891990年数据剔除在外 (数值过大导致图形显示异常)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The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16数据绘制。http://data.worldbank.org/products/wdi.[2017-11-18]

三阿根廷曲折路径的制度动因探析

全要素生产率偏低, 资本形成不足, 劳动力作用有限, 种种因素导致了阿根廷近半个世纪以来经济增长乏力。对于阿根廷长期增长乏力的解释, 需要延伸到整个制度层面, 尤其是需要从阿根廷矛盾的经济结构、经济政策与政治因素的影响角度谈起。

() 经济结构与经济政策

20世纪初期, 阿根廷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农牧业, 尤其是出口。1913, 阿根廷进出口总额相当于GDP90%, 20世纪60年代以后, 进出口总额一直徘徊在GDP20%~30%之间 (1) 。近半个世纪以来, 进口替代工业化开始缓慢改变出口商品结构, 但收效不大。

有研究显示, 阿根廷产品的复杂性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很小;而且经济增长对提升产品复杂性几乎没有产生作用 (2) 。纵观阿根廷经济发展历程可以发现, 每当经济衰落或者大宗商品繁荣之时, 农牧产品及燃料组成的初级产品出口份额就将反弹。这种出口结构既代表了阿根廷传统农牧业产品的竞争优势, 也代表了路径依赖的严重性 (见图4)

图4 1960—2015年阿根廷出口商品概况

4 1960—2015年阿根廷出口商品概况   下载原图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The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16数据绘制。http://data.worldbank.org/products/wdi.[2017-11-18]

问题有二:一是农牧业在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增长速度是有限的, 而且阿根廷农业部门在大多数时间里容纳的就业人数不足总就业人数的1%, 这意味着农牧业具备行业隔离特征, 那也是资源诅咒的主要表现之一;二是在工业化不足的情况下, 进口替代工业化对外汇的需求很难缩减, 具备竞争优势的初级产品出口依旧是经济的主要支柱。

另外, 进口替代工业化需要加强国内消费, 提升工资和福利显然是一种解决办法, 这既满足了经济需要, 也满足了政治需要 (迎合了民众的要求) 。结果导致资本 (高价进口设备的成本传导到国内) 和劳动价格都在提升, 企业成本越来越高, 政府财政赤字越来越多, 货币贬值与通货膨胀不可避免。事实上, 货币贬值是历任政府心照不宣的选择 (除了在实行固定汇率制的20世纪90年代以外)

数十年来, 阿根廷货币贬值的幅度大到必须用科学计数法表示, 1961—2014年复合通货膨胀率高达73% (1) , 持续的通胀与货币贬值使个体的努力变得毫无意义。在这种情况下, 阿根廷民众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 只能要求福利, 这也是阿根廷民众主义盛行的根源所在。

() 民众主义的影响

阿根廷民众主义诞生于19世纪末期, 当时阿根廷虽然拥有形式上的选举民主, 但实际上仍是寡头政治, 民众无法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利益。1891, 阿根廷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激进公民联盟 (Unión Cívica Radical) 成立, 新组建的激进公民联盟呼吁民众团结起来对抗精英政治, 这是民众主义的萌芽阶段。激进党的传统政治对手正义党 (庇隆党) 同样是民众主义运动的积极提倡者。民众主义强调普通民众对政治的参与, 致力于后寡头政治建设, 力图防止回到寡头政治时代。 (1)

民众主义在阿根廷一直保持着影响力, 在庇隆执政时期, 民众主义得到了极大发展。奉行民众主义的庇隆党多次执政, 注重劳工福利与社会政策。需要说明的是, 阿根廷几乎所有文人政府都强调社会福利, 如激进党中无论是首任民选政府伊里戈延总统 (1916) 还是债务危机之际上台的阿方辛总统 (1983) , 即使在危机时期, 所采取的社会政策都是增加工资与福利。

为什么阿根廷政党大多选择了民众主义的社会福利政策?为了说明这一问题, 需要从公共选择的角度探讨民众与政党在福利问题上的决策历程。需要指出的是, 阿根廷比索自从1929年废弃金本位制以后在绝大多数时间中并不能保持币值稳定 (1991—2001年除外) , 对内表现为通货膨胀, 对外表现为汇率下降, 币值不稳定导致绝大多数阶层利益受损。个体的努力对币值几乎没有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 个体可行的选择只剩下了团结起来争取社会福利。即使是在货币稳定的情况下, 有福利的效用依然会大于没有福利。这形成了最简单的博弈模型:无论币值是否稳定, 公众都会选择福利。在近百年时间中, 福利需求已经悄然转化为选民的明确政治要求。竞选时任何政党不提供福利, 那么其大选失利几乎是可以预期的。

在公众对政府的信心没有得到恢复的情况下, 无论是政府还是公众, 在选举中都将继续维持高福利的现状。事实证明, 改变这一切的成本过于高昂———梅内姆时期的政治选择可以做一个注脚。梅内姆自称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完全颠覆了民众主义的传统, 其执政时期大幅削减公共支出, 降低社会保障的标准, 民意调查显示其支持率低到只有10%, 直接导致其在后续大选中失利 (2) 。阿根廷民众和政党分别做出的、符合自身利益的选择 (福利政策优于经济增长) , 从短期来看是理性的最佳选择, 但从长期来看并不利于阿根廷的发展。

从宏观角度来看, 民众主义和进口替代工业化内生的冲突日渐突出。民众主义导致政府和民众选择福利, 其结果是促成了国有化、贸易保护、高工资与高福利社会政策的出台, 但却使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陷入困境。国有企业效率低下, 贸易保护降低了国有企业产品的竞争压力, 高工资导致成本上升, 高福利导致财政赤字, 种种因素累加在一起, 成本推动型通胀难以避免。汇率归根到底还是不同国家货币购买力的体现, 国内通胀使得货币贬值难以避免, 这又使得进口资本品价格上涨 (机器、设备和技术等) , 企业运营成本再次攀升, 而贸易保护导致国内企业缺乏竞争者, 使得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可以将各种成本压力转移出去。有数据研究证实, 阿根廷国内工业品价格高昂, 部分品类是国际价格的3倍以上。 (1)

民众主义传统在阿根廷现实条件下, 导致了工业化进展缓慢, 而且通货膨胀造成的储蓄率下降也为外债累积提供了外部条件, 阿根廷历史上的债务危机的成因正是如此。在工业化进展缓慢, 工业品竞争乏力, 进口替代工业化策略还需要大量外汇的情况下, 具备竞争优势的农牧业出口成为经济的主要支柱, 于是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问题的优先顺序只能再次向后调整。

上述进程印证了制度经济学的基本逻辑, 一旦某种制度被系统采纳, 那么这一制度便按照一定的发展路径演进, 很难为其他潜在的甚至更优的体系所取代 (2) 。对于阿根廷来说, 短期理性和长期理性的冲突, 个体理性和群体理性的冲突, 最终的结果是产生了囚徒困境的效果, 改革的成本在短期内远远超过了可能的收益。事后来看, 体现为变革来得太晚。

() 创新乏力与制度约束

意识到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二者之间存在着长期背离之后, 阿根廷政府希望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方式改进增长的效率, 主要通过提升教育投入的方式来实现。1992年教育占国民总收入 (GNI) 的比重突破3%, 此后一直维系在3%以上。对获取财政收入能力有限的阿根廷而言, 这已经占财政收入15%以上。教育投入取得的成果是各层级入学率的提升。20世纪70年代, 阿根廷小学入学率超过90%, 80年代中期, 中学入学率达到70%, 2000, 大学入学率达到50% (3) 与该数据相对应的是前文中两次相关因素分析的变化, 90年代以来, 劳动生产率开始发挥作用。

但是, 前文关于TFP数据的计算表明, 技术进步要素或者创新作用是有限的。以专利申请数据为例, 1970, 阿根廷非居民专利申请5096, 居民1982;1990年该数据分别为1955项和955;2014, 两项数据分别为4173项和509项。在漫长的历程中, 居民申请专利数量非但没有上升, 反而大幅下降了。创新乏力最直接的原因在于投入不足, 以研发为例, 1996—2010年期间历年研发投入占GDP比重均不足0.5% (1)

虽然民众受教育水平在提升, 但研发投入却不足, 这种矛盾的现象使关注的对象转移到了阿根廷的营商环境上。数据显示, 2006, 阿根廷年均通电延误天数为46.2, 2010年上升为54.2;2010年对公职人员的非正常支付占全部公司总数的18.2%;用于应付公职人员的时间占管理时间比例在2010年高达20.8%;取得营业执照的时间在2010年为176.1, 2006年多了0.3;总税率更是一路攀升, 2005年相当于商业利润的107.3%, 2015, 已经提升到137.4% (2) 营商环境的不断恶化, 意味着阿根廷要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乃至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阿根廷百余年经济兴衰的过程中, 经济迷局虽然是一个经济现象, 但其根源却远不止于经济, 这也是学界多年来始终关注阿根廷的重要原因所在。阿根廷发展历程表明, 经济结构与经济政策导致的经济乱局形成了民众主义的土壤, 民众主义与选举政治又深刻影响了经济路径的选择。在外部条件方面, 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以及国际冲击, 放大了阿根廷社会与经济政策间的不协调问题。民众主义、选举政治和经济乱局交织在一起, 导致阿根廷的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长期背离。

阿根廷通过多年来的努力, 在提升人力资本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步。然而, 阿根廷至今仍未能真正有效完善经济结构, 货币贬值的压力始终存在, 通货膨胀高企导致储蓄率难以提升, 人口老龄化更为未来的劳动力结构蒙上了一层阴影, 而且在提升创新能力以及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方面仍严重不足。在种种局面下, 改变公众和政府的政治偏好 (福利偏好) 犹如超级长期合作博弈, 需要整个社会更深层次的互信和持久的努力。

注释

1 Rafael di Tella and Ingrid Vogel, The Argentine Paradox:Economic Growth and the Populist Traditi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od.9-702-001, December 12, 2001.

2 C.B.Schedvin, “Staples and Regions of Pax Britannica”, i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43, No.4, 1990, pp.533-559.

3 Carlos F.Díaz.Alejandro, Essays o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Argentine Republic, 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0.

4 A.M.Taylor, “Tres Fases del Crecimiento Económico Argentino”, en Revista de Historia Económica, Vol.12, Issue 3, 1994, pp.649-683.

5 J.D.Gregorio, “Economic Growth in Latin America”, i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39, No.1, 1992, pp.58-84.

6 Paul M.Romer,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 i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94, No.5, October 1986, pp.1002-1037.

7 A.M.Taylor, “On the Costs of Inward-Looking Development:Price Distortions, Growth, and Divergence in Latin America”, in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58, No.1, 1998.

8 Douglass C.North, “Institutions”, in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5, No.1, 1991, pp.97-112;Emily Sinnott, John Nash y Augusto de la Torre, Los Recursos Naturales en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Más Alláde Bonanzas y Crisis?, Banco Mundial, 2010, p.23.

9 Alan M.Taylor.“The Argentina Paradox:Microexplanations and Macropuzzles”, in NBER Working Paper, No.19924.http://www.nber.org/papers/w19924.[2017-08-09]

10 Díaz Alejandro and Carlos F., Essays o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Argentine Republic, 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0.

11 Isabel Sanz-Villarroya, “Economic Cycles in Argentina:1875-1990”, in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Vol.38, Issue 3, August 2006, pp.549-570.

12 C.F.Diaz Alejandro, Ensayos Sobre la Historia Económica Argentina, Buenos Aires:Editorial Amorrortu, 1983.

13 A.Ferrer, La Economia Argentina, Buenos Aires, 1996;C.B.Schedvin, “Staples and Regions of Pax Britannica”, i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43, No.4, 1990, pp.533-559.

14 参见世界银行数据库:阿根廷。https://data.worldbank.org/country/argentina.[2017-12-12]

15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整理计算得来。http://data.worldbank.org.[2018-01-20]

16 Juan Corradi, The Fifth Republic:Economic,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Argentina, Boulder:Westiew, 1985.

17 V.Nehru and A.Dhareshwar, “A New Database on Physical Capital Stock:Sources, Methodology and Results”, en Revista de Análisis Económico, Vol.8, No.1, 1993, pp.37-59.

18 M.Bugarin, et al., “The Brazilian Depression in the 1980s and 1990s”, in E.Prescott and T.Kehoe (eds.) , Great Depression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Minneapolis:Federal Reserve Bank of Minneapolis, 2007;JoséGabriel Palma, “Why Has Productivity Growth Stagnated in Most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since the Neo-liberal Reforms?”, in Cambridge Working Papers in Economics (CWPE) , No.1030.http://www.econ.cam.ac.uk/dae/repec/cam/pdf/cwpe1030.pdf.[2018-01-12]

19 高庆波:《阿根廷债务危机:起源、趋势与展望》, 载《国际经济评论》, 2015年第6, 92-105页。

20 Julio Berlinsk, i“International Trade and Commercial Policy”, in Gerardo Della Paolera and Alan Taylor, A New Economic History of Argent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97.

21 伍业君、张其仔:《比较优势演化与经济增长---基于阿根廷的实证分析》, 载《中国工业经济》, 2012年第2, 37-46页。

22 参见世界银行数据库关于阿根廷的数据。https://data.worldbank.org/country/argentina.[2017-08-10]

23 Nicos Mouzelis, “On the Rise of Postwar Military Dictatorships:Argentina, Chile, Greece”, in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28, No.1, January 1986.

24 David E.Leaman, “Populist Liberalism as Dominant Ideology:Competing Ideas and Democracy in Post-Authoritarian Argentina 1989-1995”, in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ol.34, Issue 3, 1999, pp.98-118.

25 Alan M.Taylor, “The Argentina Paradox:Microexplanations and Macropuzzles”, in NBER Working Paper, No.19924.http://www.nber.org/papers/w19924.[2017-08-09]

26 Douglass C.North, “Institutions”, in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5, No.1, 1991, pp.97-112.

27 The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16.http://data.worldbank.org/products/wdi.[2017-09-06]

28 (2) The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16.http://data.worldbank.org/products/wdi.[2017-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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