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蒂到卡斯特罗:古巴革命的实践与思想轨迹
作者:宋晓平时间:2008-12-22 00:00:00来源:《拉丁美洲研究》2008年第3期
内容提要 卡斯特罗继承了马蒂的思想,把它与马克思主义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古巴革命完整的思想体系。古巴革命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具有深厚的历史根基。古巴革命的思想是几代革命者智慧的结晶,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崇尚思想、原则、价值、理想和尊严是革命的灵魂,革命思想的精髓,民族的精神支柱。正是依靠这种精神,古巴民族带着体面和尊严,顽强地生存和发展起来,并与北方帝国形成了不对称的平衡。失去这种精神,革命便失去了存在的理性,民族便失去了自我。看不到这一深厚的历史根基和思想积淀,不了解革命的传承,就无法深入了解古巴革命的本质,不会感受到古巴革命的生命力,难以合理解释古巴当前的发展。
关 键 词 拉美 古巴 马蒂 卡斯特罗 传承性
收稿日期:2008-05-10
作者简介:宋晓平,男,1988年毕业于古巴哈瓦那大学经济学院,获世界经济学硕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拉美所古巴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北京 100007)
菲德尔·卡斯特罗因健康原因于2006年7月底暂时离职,并于2008年2月19日在《格拉玛》报发表公开信,表示不再担任国家领导人职务,退居二线。国际社会对此议论纷纷。劳尔·卡斯特罗正式主政后出台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引起国际舆论界的普遍猜测,不少人把劳尔实行的政策调整称为“古巴历史发展的转折或结构性变革”,把劳尔执政称为“古巴发展的新阶段”,甚至称为“古巴历史的新阶段”。古巴当前的权力过渡确实具有历史意义,它开启了老一辈革命者向一代新人交班的历史进程。但是据此把劳尔时期与菲德尔时期对立起来,以后者贬低或否定前者,却是对古巴革命的一种曲解,至少是一种肤浅的理解。它忽略了古巴革命深厚的历史根基和思想积淀,低估或忽略了古巴革命的传承性和生命力。
一 古巴革命的历史根基和思想根基
古巴革命始于何时?对此,存在多种回答。有人认为,始于1953年7月26日菲德尔·卡斯特罗及其战友攻打蒙卡塔兵营的人民武装斗争。还有人认为,始于20世纪40年代各进步力量开展的民族民主运动。但是这些看法并不完全正确,至少缺乏历史的深度和视野的广度。
古巴革命是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菲德尔·卡斯特罗基于革命主角对历史的亲身感受和思考,对此做出了权威性的回答。几年前,当记者问古巴革命是否是从1953年7月26日开始的时,菲德尔说:“这不太符合情理,因为古巴革命是从1868年第一次独立战争开始的。”[1]
菲德尔这一独到的见解具有社会历史深度。19世纪初,拉美大陆获得独立,但由于种种原因,古巴未能如愿以偿。1868年,古巴独立运动的先驱们发动了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战争失败后,他们不屈不挠,于1895年开始了第二次独立战争。自这两次独立战争起,古巴人民便肩负起寻求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历史使命。争取民族独立、解放和自由成为贯穿150年来古巴历史发展的主轴和革命的核心思想。古巴革命的历史也恰恰根基于此。
古巴革命始于150年前的判断具有视野上的广度。早在1823年,美国便暴露出对古巴实行扩张的野心,时任美国国务卿的约翰·昆西·亚当斯提出了臭名昭著的熟果政策:“不仅有物理定律,而且还有政治引力定律。如果由于暴风雨被从树上打下来的苹果只能落在地上,别无选择,那么被强迫脱离它同西班牙的不自然的关系而又不能自己维持的古巴,也只能倒向北美联邦,而根据同一自然规律,北美联邦不能把它从自己的怀抱中扔出去。”美国还多次向西班牙提出购买古巴的要求,遭到拒绝。[2]此后,美国便把扩张野心付诸实施,控制了古巴。它对西班牙的战争和对古巴的占领成为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推行新殖民主义的始端。古巴革命已不能仅限于反对旧殖民主义,也不能囿于国内争取民主和自由的运动。任何进步运动都不能脱离开帝国主义扩张的国际大背景。古巴革命具有了更加广阔的反对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视野。
菲德尔·卡斯特罗曾多次提到,古巴革命具有两个思想根基:一个是马蒂思想,另一个是马克思主义。
何塞·马蒂是古巴革命的先驱、导师和思想家,组织和领导了古巴第二次独立战争。他在积极献身民族独立运动的同时,潜心研究国际格局的变化,总结古巴革命的实践经验,形成了指导古巴革命的思想。马蒂敏锐地洞察到日益强大的美国对古巴的威胁,疾呼古巴人民警惕北方帝国的扩张,与“既定命运”进行抗争。为本民族的命运奔走呼号成为马蒂毕生奋斗的事业,抗帝国、争自由成为马蒂思想的核心内容。马蒂还提出了其他一些政治主张,如建立一个自由的、有尊严的共和国;各国通过行使自主权实现世界平衡;建立公正、平等的社会,为大多数穷人而斗争;主张人人平等,认为人不分种族,都是平等的;提出“我们的美洲”的口号,呼吁拉美各国人民加强团结,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威胁,掌握自己的命运。菲德尔·卡斯特罗十分推崇马蒂思想,古巴在宪法和党纲中把马蒂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相提并论,视为古巴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菲德尔多次提到,马蒂是古巴革命的“主谋”。
古巴革命的另一个思想根基是马克思主义。古巴是具有革命思想传统的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早在1889年就传播到这里,产生了很多马克思主义小组。1905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宣布诞生,1925年古巴共产党成立,马克思主义在古巴获得了广泛的传播,成为古巴革命实践的指导思想,并产生了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如古巴共产党创始人卡罗斯·巴利尼奥和安东尼奥·梅亚等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劳尔·卡斯特罗、埃尔内斯托·格瓦拉等革命青年很早就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他们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从空想共产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推动古巴革命从民主主义阶段发展到社会主义阶段。马克思主义与马蒂思想一道写入了古巴共产党党纲和国家宪法,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和国家发展所遵循的基本原则。
二 何塞·马蒂与菲德尔·卡斯特罗
何塞·马蒂和菲德尔·卡斯特罗是古巴最伟大的革命家,他们分属于不同的时代,肩负着不同的革命使命和任务,但是他们的思想却一脉相承,构成了古巴革命思想的核心内容。
马蒂1853年出生在哈瓦那一个贫穷的西班牙下级军官家庭。早年投身于古巴的独立事业,15岁时便参加了1868年的独立战争,被西班牙殖民当局以“反叛”罪名逮捕,判处6年监禁,在哈瓦那政治监狱采石场服苦役,一度被放逐西班牙,后旅居美国和拉美一些国家。1895年,马蒂回到古巴领导第二次独立战争,不幸牺牲,年仅42岁。
马蒂生活的时代具有鲜明的特征。当时,西班牙在古巴的殖民统治已受到严重冲击,但是仍在负隅顽抗;奴隶制仍然盛行于种植园、矿山和牧场,直到1886年才予以废除,人民深受封建大地主和种植园主的剥削和压迫,没有任何政治权利。世界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美国羽毛日渐丰满,暴露出帝国主义的本质和重新瓜分世界殖民地的野心。它对拉丁美洲虎视眈眈,利用一切机会进行扩张,而古巴则首当其冲。进行了几十年浴血奋战的古巴精疲力竭,国土遍目疮痍,内忧外患交加,迷惘和悲观情绪弥漫,改良主义、自治主义、兼并主义等各种政治思潮蔓延。
为了唤醒人民起来斗争,摧毁西班牙的殖民统治,挫败美国的扩张阴谋,寻求民族自决和发展,马蒂撰写了大量的文章和诗集,特别是政论文章,宣传自己的政治思想和主张,抒发革命情怀和斗志。可以说,马蒂是萌发古巴革命的思想源泉,马蒂的革命思想贯穿于古巴的独立战争、民族民主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整个过程之中。
菲德尔·卡斯特罗1926年出生在一个贫苦的西班牙移民家庭。父亲移居古巴后很快发家致富,购置了大量地产,但是仍然保持着贫苦人慷慨、善良、具有同情心的美德。受父辈的影响,菲德尔从小就同贫苦人打成一片,与他们情感交融,乃至他的家人常常对他说:“我们要把你送进教养院去,因为你总是到海地人的大茅屋里啃老玉米!”[3]可以说,菲德尔在与外界隔绝的乡村僻壤中度过了童年,没有接受资产阶级文化,经历了自然和自由的成长过程。小小的菲德尔十分喜爱无拘无束的农村,向往无拘无束的自由。他从小就喜爱冒险,磨炼自己的意志。他很喜欢爬山,曾不止一次迷失在重山峻岭中。晚上,他常常趴在窗前,观赏闪电雷鸣,任凭飓风、暴雨迅猛袭来,常常因此兴奋不已。
同情贫苦人、珍爱自由、喜爱冒险和挑战锻造了菲德尔的叛逆性格。他从青年时代便把反对充满腐败和丑陋现象的资本主义社会为己任,积极参加和领导学生运动。1953年被捕入狱后,在闻名于世的自我辩护词《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中,菲德尔全面阐述了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在古巴革命胜利后,他又不失时机地总结古巴革命的经验,率领古巴走上了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三 马蒂和卡斯特罗思想的轨迹
何塞·马蒂思想的发展是与古巴和拉美地区的独立解放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马蒂革命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是民族独立的思想。他关于西班牙美洲各国民族独立的思想经历了不断深化的过程。
一是由反对西班牙到警惕美国。在第一次独立战争及此后的一段时间,马蒂集中力量反对西班牙罪恶的殖民统治。但是,在美国日益显露出扩张野心时,特别是当他多次深入美国各地旅行,广泛接触美国社会各界时,他从内部看透了这个未来的危险敌人。他说:“我曾生活在恶魔的心脏,因此熟悉他的五脏六腑。我手中擎着大卫的投石器。”[4]马蒂深入而透彻地分析了美国的扩张本性,甚至提出了帝国主义的概念。
二是从关注古巴到“我们的美洲”。侨居西班牙美洲各地使马蒂对当地的现实有了更透彻的了解,将视野扩展到了整个西班牙美洲。马蒂在墨西哥生活时,十分焦虑于西班牙美洲的根本问题,提出了“我们的美洲”的概念。马蒂提出这一概念是相对于北方邻国的美洲而言的。他深刻阐述了关于两个不同的美洲的思想。他认为:“在美洲有两个,只有两个民族,由于他们的起源、历史和习惯不同,他们的心灵很不相同,他们所相同的只是人类基本的特征。一边是我们的美洲,我们国家人民的天性是一致的,起源相似或相同,人种均以混血为主;另一边是不同于我们的美洲的另一个美洲,我们与他为敌是不明智的,也是不可行的;我们以坚定的尊严和机智的独立与他为友并非不可能,而且是有益的”[5]。
三是从追求独立到考虑“我们的美洲”的发展。 马蒂在委内瑞拉生活期间,对“我们的美洲”整体进行了研究,发展了西班牙美洲团结的思想。在为《跛脚的魔鬼》撰写的文章中,阐述了美洲整体发展的思想,甚至提出了如何解决其发展的问题。他坚决反对强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到“弱小的”国家身上,强调并努力传播独立自主的思想,“那些根据本国的基本情况建立的机制是持久、稳定、可行和可靠的,而那些从外国进口的机制则经不起半点儿风浪”[6]。后来,基于更加广阔的视野,马蒂认为,“为美洲人民探索现代化的道路,并不仅仅局限于摆脱霸权主义列强束缚的愿望。他认为必须把西班牙美洲融入到世界总体发展的大潮之中,既不应坐井观天,又不可背弃自身的特色。”[7]
马蒂关于殖民地问题的思想,包括帝国主义与新殖民主义问题,殖民地人民的革命和发展任务等,是他对古巴革命和世界人类思想遗产的重要贡献。马蒂基于美洲的现实,第一个谈到了新诞生的帝国主义。[8]他了解美国的扩张主义,了解美国对墨西哥发动的战争和其他战争。他极力反对并抨击美国的外交政策。
马蒂革命思想的另一项主要内容是他的政治价值观,其核心内容是他的人道主义思想。马蒂对贫苦大众充满感情,关心他们的疾苦。他在早年看到恐怖的奴隶制时,就决心与世界上的贫苦大众同呼吸共命运,建立一个“同所有人一起,为所有人的利益”的共和国。[9]1875年发表在《环球杂志》上的评论从总体上否定了人压迫人的社会,提出“自由不是一种个人的快乐,而是一种推己及人的责任,蓄奴使蓄奴者蒙羞,做别人的主人是可耻的”[10]。他不仅强调应该把多数人的福利置于少数人的财富之上,而且把贫困和不公看作是穷苦人理直气壮地奋起抗争的原因:“人民在忍饥挨饿,请拯救他们于水深火热之中吧。”[11]
马蒂的人道主义是普世的,超越了国家、民族、种族和宗教的界线。他一边提醒人民警惕富国对穷国的欺侮,一边教育人民克服各种种族主义偏见。他告诫人民,不存在种族仇恨,因为并不存在种族,“只要说人,就等于说出了所有的权力”。[12]
马蒂出于崇高的政治价值观,甚至提出了被压迫者的人道主义情怀。在马蒂看来,反对帝国主义不仅是一种政治立场,它的根本出发点是最彻底的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超越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境界。他在1895年写给朋友的信中说:“自由的安的列斯群岛将挽救我们美洲的独立,也将挽救讲英语的美洲的不实在的、大打折扣的荣誉,并将催生和维持世界的平衡。”[13]
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思想成长也具有十分清晰的轨迹,经历了一个深化和升华的过程。
菲德尔早年生活在政治动荡的时期。民主力量和独裁势力展开激烈交锋,政变频仍,帝国主义势力对古巴横加干涉,政局动荡不定。民主爱国力量苦苦探索争取自由、民主和解放的思想和道路。菲德尔在中学读书期间阅读了大量关于古巴独立历史特别是马蒂的著作,深受独立战争时期民族英雄的影响,十分崇拜马蒂,成为马蒂主义者。[14]1945年菲德尔中学毕业后进入哈瓦那大学学习,那里民主思想活跃,菲德尔受此熏陶,对政治产生浓厚兴趣。针对当时存在的难以解答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菲德尔阅读了大量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开始意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无理性,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怀疑。
菲德尔由空想共产主义者转变为科学共产主义者是在接触马克思主义之后。他说:“我自行得出结论:资本主义经济学是十分荒谬的。在没有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著作前,我已成为一个空想共产主义者。空想共产主义不根据科学和历史思考问题,而是根据看上去非常糟糕的贫困、非正义、不平等、社会与实际发展情况之间无法克服的矛盾这些现象的存在看问题。”[15]后来,他开始了解马克思和列宁,阅读恩格斯和其他人的著作以及经济、哲学类书籍,而主要是研读马克思有关政治、有关政治观念和理论的著作。“马克思主义向我揭示了社会的真实面貌。我当时就像是森林中辨不清方向的一头鹿、一个行路人。您如果不真正了解阶级斗争史,抑或一点都不了解社会有贫富之分、一些人压迫和剥削另外一些人这些现象,那就是一个身处森林、根本不辨东南西北的人。……打那以后,我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这些著作越来越吸引我,我开始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16]1952年巴蒂斯塔发动政变后,菲德尔已经有了十分成熟的、信仰坚定的革命思想。他构思了今后的斗争战略,宣布革命纲领,组织人民起义,武装夺取政权,进行深刻的社会改造。
1957年菲德尔·卡斯特罗在马埃斯特腊山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高度概括了古巴革命的含义。他指出,古巴革命是激进的民主主义的,“革命不完全是一种战争和一个孤立事件。它是一个具有不同的时刻或阶段的连续的历史过程。上一世纪的种种反叛活动,1868年和1895年的战争,20世纪30年代的镇压和今天的反巴蒂斯塔的斗争,都是这个过程的组成部分……革命就是为古巴生活的全面改造,为财产制度的彻底改变以及为各种制度的变革而进行斗争的。”[17]这里,菲德尔继承了马蒂的政治和思想遗产,同时又丰富和发展了古巴革命的思想。
作为一个马蒂主义者,菲德尔·卡斯特罗继承和发展了革命先驱的思想。首先是丰富和发展了民族独立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他指出:“革命就是为古巴民族达到历史目的和实现彻底统一而进行的一种斗争。这种统一包括下述诸因素的完全统一:政治主权,经济独立,特别是不同的文化。……可以说,我是亲身体验了什么叫帝国主义,什么叫统治,什么叫顺从美国意愿、腐败无能、镇压民众的政府。”[18]菲德尔认为,马蒂提出的“我们的美洲”的思想至关重要。自大学时期起,菲德尔便将整个拉丁美洲看作是由众多国家组成的整体,它们相互关联,由同一种命运连结在一起。他积极筹建拉丁美洲大学生联盟,支持阿根廷人为收回马尔维纳斯群岛而进行的斗争,支持争取波多黎各独立的斗争,支持推翻特鲁希略的斗争,支持要求美国归还巴拿马运河的斗争,以及支持西半球欧洲殖民地争取独立自主的斗争。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菲德尔丰富和发展了马蒂的“我们的美洲”的思想并付诸实践,与委内瑞拉、尼加拉瓜和厄瓜多尔等国制定“玻利瓦尔替代方案”,寻求通过拉美的团结和合作实现马蒂所憧憬的解放和发展。
菲德尔·卡斯特罗丰富和发展了马蒂的道德观和价值观。菲德尔曾经指出,马蒂对古巴革命和人类思想的贡献除了独立思想外,还有以人道主义为主的道德观和价值观,“我们的道德观主要是通过研读马蒂的书籍形成的”。马蒂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包括十分丰富的内容。菲德尔接受了马蒂的独立、自由和爱国主义思想,民主自由和社会公正的思想等,甚至包括政治家和革命者律己的道德观。他指出:“我一直牢记他(马蒂)曾说过的一句话:‘世间一切荣耀实乃沧海一粟’。说得太棒、太妙了。面对着满世界的自负、贪婪,我们革命者要终生提高警惕,出污泥而不染。我接受、坚守这一道德观。道德同行为一样,都是非常重要的,是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19]受马蒂影响,菲德尔也具有浓重的人道和最初的基督教道德伦理和从善道义。他曾经说过:“如果有人称我为基督徒,不是从宗教角度,而是从社会学角度,那么我会说,我也是基督徒,这是从我的信念和目标来衡量的。在当时的时代,即野蛮人的时代,基督教教义是第一种学说,从这一学说,引申出一系列非常人道的概念。不必成为宗教意义上的基督教徒,就会明白这一思想的道德价值和社会正义价值。当然,我是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者,我过去没有,将来也决不会放弃。”[20]作为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菲德尔把道德观和价值观与共产主义信仰结合起来,具有更加深刻的含义和更高的境界。后来,菲德尔极力说服古巴共产党,允许基督教徒加入党组织,并将此纳入党纲。
菲德尔·卡斯特罗丰富和发展了马蒂的人道主义思想。他不仅把奉行国际主义义务,援助其他受贫穷困扰、不发达的国家和民族视为实现全人类解放的手段——“因为在当今世界问题是世界性的,因而也在世界范围内形成觉醒”,而且把承受民族牺牲,奉行国际主义义务,把这种义务扩展到整个世界范围看作是一种道义行为,上升为崇高的道德观和价值观。
菲德尔还传承和延续了马蒂思想的发展轨迹。菲德尔高度评价马蒂的思想,认为他的革命纲领是当时最人道的和最进步的。马蒂囿于所处的时代和环境,不可能形成社会主义的实践和思想,但是“如果您遵循马蒂思想的轨迹,最终会导致一个社会主义纲领”[21]。古巴革命恰恰应验了菲德尔的这一论断:沿着马蒂思想的轨迹,古巴人民不仅实现了民族独立,掌握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命运,而且走上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而菲德尔作为杰出的革命领袖,不仅继承了马蒂的革命思想,而且遵循马蒂思想轨迹的逻辑延伸,成长为一个坚定的马蒂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科学社会主义者。
菲德尔·卡斯特罗基于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把马蒂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古巴革命完整的思想体系,这就是菲德尔的思想。在当前国际风云变幻的形势下,古巴人民正是在菲德尔思想的指引下,不畏强暴和压力,走古巴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努力实现马蒂未竟的事业。
四 结束语
纵观古巴革命的发展轨迹,对分析和把握古巴革命的本质和国家当前的发展不无启迪。
第一,何塞·马蒂和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思想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菲德尔继承了马蒂的思想,把它与马克思主义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古巴革命完整的思想体系。
第二,古巴革命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具有深厚的历史根基。古巴革命的思想是几代革命者智慧的结晶,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
第三,古巴革命的思想具有整体性、开放性和传承性;作为一个整体是不可割裂的,在开放和传承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因而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第四,崇尚思想、原则、价值、理想和尊严是古巴革命的灵魂,革命思想的精髓,民族的精神支柱。正是靠了这种精神,古巴民族带着体面和尊严,顽强地生存和发展起来,并与北方帝国形成了不对称的平衡。失去这种精神,革命便失去了存在的理性,民族便失去了自我。
第五,看不到这一深厚的历史根基和思想积淀,不了解革命的传承,就无法深入了解古巴革命的本质,不会感受到古巴革命的生命力,难以合理解释古巴当前的发展。
菲德尔·卡斯特罗曾经说过:“相信思想的巨大力量是我国人民的信念。我们在40多年的时间里懂得了思想和知识的价值。”[22]古巴一代代革命者以“我们是思想的儿子”而自豪。为思想而战是150多年来代代相传的口号。回顾古巴革命的发展历程,无论是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冷酷无情的冷战中,还是在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古巴革命的思想轨迹历历在目,坚如钢铁,展向未来。
几年前,当记者问起古巴的前途和命运时,菲德尔说:“我可以告诉您一件事,我们是乐观主义者,我们清楚我们的命运是什么,这是一种非常艰难的、但又充满英雄气概的和光荣的命运。我们的人民绝不会被战胜,这就是我能告诉你的话。”[23]
这就是菲德尔作为“思想战士”,基于理想和信念做出的回答。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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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毛金里、徐世澄编:《长笛与利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
5.刘承军:《何塞·马蒂与拉丁美洲的反帝传统》,http://ilas.cass.cn/zxcg/shehui/20050124/183145.htm
6.徐世澄:《何塞·马蒂思想解读 》,http://blog.china.com.cn/sp1/xushicheng/17395983466.shtml
7.索飒:《丰饶的苦难》,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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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Andres Zaldivar Dieguez, Bloqueo, el Asedio Económico Mas Prolongado de la Historia, Editorial Capitan San Luis, La habana,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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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伊格纳西奥·拉莫内:《卡斯特罗访谈传记:我的一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2页。
[2] 徐世澄:《列国志——古巴》,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42页。
[3] 伊格纳西奥·拉莫内:《卡斯特罗访谈传记:我的一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53页。
[4] 毛金里、徐世澄编:《长笛与利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10页。
[5] 徐世澄:《何塞·马蒂思想解读 》, http://blog.china.com.cn/sp1/xushicheng/17395983466.shtml
[6] 鲁易斯·托莱多·桑德:《激情似火:何塞·马蒂传》,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118页。
[7] 鲁易斯·托莱多·桑德:《激情似火:何塞·马蒂传》,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117页。
[8] 伊格纳西奥·拉莫内:《卡斯特罗访谈传记:我的一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8页。
[9] 伊格纳西奥·拉莫内:《卡斯特罗访谈传记:我的一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30页。
[10] 鲁易斯·托莱多·桑德:《激情似火:何塞·马蒂传》,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53页。
[11] 鲁易斯·托莱多·桑德:《激情似火:何塞·马蒂传》,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54页。
[12] 刘承军:《何塞·马蒂与拉丁美洲的反帝传统》,http://ilas.cass.cn/zxcg/shehui/20050124/183145.htm
[13] 刘承军:《何塞·马蒂与拉丁美洲的反帝传统》,http://ilas.cass.cn/zxcg/shehui/20050124/183145.htm
[14] 伊格纳西奥·拉莫内:《卡斯特罗访谈传记:我的一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8页。
[15] 伊格纳西奥·拉莫内:《卡斯特罗访谈传记:我的一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03页。
[16] 伊格纳西奥·拉莫内:《卡斯特罗访谈传记:我的一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04页。
[17] 罗伯特·李:《卡斯特罗传》,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24页。
[18] 伊格纳西奥·拉莫内:《卡斯特罗访谈传记:我的一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04页。
[19] 伊格纳西奥·拉莫内:《卡斯特罗访谈传记:我的一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05页。
[20] 伊格纳西奥·拉莫内:《卡斯特罗访谈传记:我的一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32页。
[21] 伊格纳西奥·拉莫内:《卡斯特罗访谈传记:我的一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32页。
[22] 伊格纳西奥·拉莫内:《卡斯特罗访谈传记:我的一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349页。
[23] 伊格纳西奥·拉莫内:《卡斯特罗访谈传记:我的一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5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