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阿普拉主义是秘鲁左翼政党阿普拉党对秘鲁和拉美发展问题的理论贡献。它倡导建设性反帝国主义、建立新民主、强调国家主导、追求社会公正和维护玻利瓦尔主义的民族主义。这些基本理论是阿普拉党对拉丁美洲（主要是秘鲁等印第安人比重较大的国家）的社会经济现实及其未来发展道路提出的基本看法。然而，这些主张既具理性务实之处，也带有一定的理想化色彩。建设性反帝思想从根本上反映了秘鲁需以一种积极和开放的态度融入世界，客观看待发达国家的资本和技术对本国的促进作用，实现民族经济的自主发展。多阶级联盟定义了阿普拉党作为代表中下阶层的政党，这不仅扩大了党的社会基础，而且有利于党的政策选择更为灵活和温和。强调国家主导经济、实行所有权国有化、忽视市场作用的理论过于理想化，脱离了秘鲁的发展现状。阿普拉主义需要在实践中不断修正、丰富和完善，在坚持基本原则的同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指导阿普拉党有效解决现实问题，推动国家的政治发展。

关键词：秘鲁  阿普拉主义  左翼  社会主义  社会公正  多阶级联盟

作者简介：李菡，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77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649（2016）01-0036-17

阿普拉主义是秘鲁左翼政党阿普拉党创始人维克托·劳尔·阿亚·德拉托雷（Victor Raul Haya de la Torre）创建的理论思想。它具有鲜明的理论特征，在实践中也取得了一定成就。阿普拉主义的理论贡献主要分为关于帝国主义的观点、民主模式观、政治经济观、社会福利政策观和国际价值观五个方面，本文将予以具体阐释和分析，总结阿普拉主义的现实意义。

一 国内外学界对阿普拉主义的研究

目前，国内专门研究阿普拉主义的文献较为罕见，国外对该主题的研究较为充分，尤其是西班牙语和英语文献较为丰富。根据研究文献的重点，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总体介绍和研究阿普拉主义学说；第二类是研究阿普拉主义的政治实践，特别是该党的两次执政经验。

（一）阿普拉主义学说和阿普拉党研究

国内学者介绍了阿普拉党创始人阿亚的个人经历、阿普拉主义的基本理论体系、发展阶段和初期实践的基本内容。学者们将阿普拉主义归为一种民众主义思潮，认为阿亚提出了“民众主义”理论，而“民众主义实质上是社会民主党理论在拉美的‘特殊变种’”。[1]国外研究阿普拉主义学说的著作较多[2],涉及阿普拉主义的基础、反帝政府、拉美联合、帝国主义、印第安美洲等方面。其中，作为阿普拉党领导人的阿亚和加西亚，其个人著作是研究阿普拉主义的重要文献。[3]

关于阿普拉党的早期历史，学者们认为阿普拉党的诞生与当时的经济社会环境相关，认为秘鲁北部沿海地区蔗糖业的现代化发展对工人阶级形成具有重要影响，为阿普拉党的早期发展提供了社会基础，同时认为阿普拉党的民众主义特质为“强人领导的多阶级运动，意识形态上具有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特性”。此外，学者们肯定了阿普拉党对秘鲁政治的重要作用，认为它是秘鲁第一个代表大众利益诉求的现代政治组织；阿普拉主义则是根植秘鲁社会、具有独立自主和创新精神的理论学说[4]。

（二）阿普拉主义的政治实践

国外学者对阿普拉主义的政治实践研究主要是阿普拉党的两次执政经验。有学者分析阿普拉党与政府的关系、阿普拉党在制定经济政策中的作用、与反对党的关系以及该党与秘鲁社会的联系，认为秘鲁民主的失败是由于政党体制无法有效适应本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因此导致阿普拉党首次执政后，局外人藤森上台。但是，该学者忽视了加西亚首次执政采取的经济政策，以及国际环境对其执政产生的政治和经济影响[5]。

另有学者认为，加西亚首次执政的偶然性较大。在经济方面，执政党为应对经济危机而采取具有短期效果的非正统经济模式，缺乏一个中长期的经济策略，政策缺少一致性与连贯性。在社会方面，加西亚没有成功解决国内社会危机和政治暴力等问题。政府希望通过改善农民等贫困阶层的生活状况来刺激消费，推动生产，但诸多生产发展计划未能有效实施，从而引发社会不满，罢工和抗议不断。该学者的结论是，政府公共管理能力欠缺，国家干预经济的举措未能实现经济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与阿普拉党的排他性和加西亚个人至上的执政风格有关[6]。

还有学者肯定了加西亚更新阿普拉党的理念和尝试实施社会民主的实践对稳定政党体制和巩固民主制度具有重要作用，认为阿普拉党参照英国工党的“第三条道路”向社会民主党转型，试图实现民主、市场和社会公正三者的平衡，从“激化的唯意志主义”转向“无幻想的超现实主义”[7]

二 阿普拉主义的基本原则

1924—1948年是阿普拉主义的萌芽、创立和初步实践时期。在此过程中，社会主义思想在拉美地区传播，“美洲人民革命联盟”建立，1930年秘鲁阿普拉党正式成立。新生的阿普拉党面临重重困难，迫切需要理论指导，争取在秘鲁国内政治中占有一席之地。阿亚发现任何一种西方思想都无法解答印第安美洲面临的现实问题后，秘鲁本土的思想学说——阿普拉主义遂应运而生。

（一）建设性反帝主义

阿普拉主义的首要目标是反帝主义，但是它并不主张消灭帝国主义，因而称为建设性反帝主义。这源于阿亚从印第安美洲现状出发，认识到帝国主义的双重性，从而形成自己的反帝观念。

阿普拉主义认为帝国主义是经济现象。这个定义是阿亚从霍布森（Hobson）、威廉·C.卡伯特森（William C.Culbertson）以及德国经济学家蒙特（Montt）受到的启发。霍布森从当代意义上创造了“帝国主义”这一词，意指主要是资本主义国家运用政府机器为私人利益服务，确保其海外经济利益。卡伯特森认为帝国主义是现代海洋文明的经济表现，帝国主义不是一个危险和令人恐惧的词汇，而是一个经济概念。蒙特指出帝国主义是一种现实，谁也无法否认。阿亚则认为，帝国主义意味着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的生产技术扩张，如果对扩张毫无抵抗和限制，那么这种扩张就会妨碍自身发展；如果抵抗力量与扩张力量持平甚至有所超越，那么就会实现平衡。[8]

基于这样的分析，阿亚认为帝国主义具有双重特征，既具建设性又具破坏性，既危险又必需，在印第安美洲，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帝国主义不仅是向未实现工业生产方式的国家输入的资本主义，也是这些落后地区唯一的现代资本主义方式。”[9]“资本主义在欧洲的产生和形成完全不同于印第安美洲，它只实现了印第安美洲的部分工业化，以生产原材料为基础，既不生产机器，也未达到创造一个足够强大的资产阶级来取代大庄园和大地产阶级（这是殖民封建主义的延续）。”[10]阿普拉主义承认帝国主义带来了工业化，尽管这是单向的，但它代表了比殖民封建主义更加高级的经济和文明，是进步的工业化阶段。[11]

建设性反帝思想体现在阿亚对待外资的态度上，主张要与其平等合作，合理利用，发展本国经济。“我们不是外国资本的敌人。但是我们认为国家绝对有必要控制外国资本，使它成为同我们合作而不是征服我们的角色。”[12]“我们认为外国资本对我们基础经济发展具有必要性。控制外资不是赶走它，这是无视经济规律：资本扩张规律是指有足够强大的需求在推动，从而使得我们接受它。如果考虑到两种力量的平衡，我们就可以较好处理外资而不依附于它。保持本国经济的平衡，使外资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合作因素。”[13]可见，阿亚的反帝主义观是与帝国主义建立平等合作关系，既非完全排斥也非完全顺从。此外，阿亚希望通过建立“反帝国家”与外资抗衡，同时设立“经济议会”将外资纳入本国经济发展计划。

（二）多阶级联盟

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关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划分，阿普拉主义强调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联盟，及其所形成的被剥削阶层的联合阵线。阿亚认为，不能把印第安美洲问题简单地归结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在拉美地区必须搞“多阶级”的联盟。

阿亚认为，由于拉美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欧洲不同，两个大陆的阶级斗争也必然不同。拉美各国的工业及各社会阶级正在发展，无产阶级刚刚开始成为一个有觉悟的阶级，尚不能成为拉美经济与社会革命的领导阶级。大陆的反帝斗争不可能像拉美共产党人所主张的那样，是由一个政党或一个阶级进行的斗争，而只能是由几个阶级，即被剥削的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阶级结成联盟的斗争。因此，阿亚强调中产阶级、农民和工人三个阶层联盟，共同反寡头反帝。

显然，阿普拉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观点存在分歧。1927年，阿亚与秘鲁共产党创始人马里亚特吉主要围绕中产阶级的作用和政党模式展开论战。

1.关于中产阶级的作用。从1927年参加世界第一次反帝大会起，阿亚就在中产阶级的作用问题上与共产党人发生分歧。阿亚强调“中产阶级”是反帝革命的领导者。他试图使马克思主义适合拉美当地的情况，就像列宁为俄国所做的那样。阿亚争辩说，“在拉美，我们没有时间去制造一个强有力的和自主的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强大到足以取代那些大庄园主。”他认为，不仅需要无产阶级与中产阶级联盟，而且需要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组成一个政党。在《反帝主义与阿普拉》一书中，阿亚指出中产阶级是反帝联盟的领导力量，拉美资本主义不发达，只有反对帝国主义，充分发展资本主义，将来再搞社会主义革命。在对农民的看法上，阿亚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见相近，认为他们缺乏革命潜力，家长式统治的传统使他们卷入革命运动。

马里亚特吉则要求忠于社会主义，主张无产阶级领导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与印第安人运动联盟。他否认本国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性，认为秘鲁的资产阶级弱小而平庸，缺乏反帝反封建精神。只有守纪律、有觉悟的无产阶级才能担负起资产阶级无法担负的历史使命。但是，就其数量和质量而言，秘鲁无产阶级无法独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与印第安农民运动结成联盟。中产阶级不是反帝主义者，更不用说担任政党和革命的领导者了。[14]

 2. 关于政党模式。阿亚希望建立列宁式政党，由工人、农民和中产阶级组成的多阶级政党，强调纪律、权威和领袖的至高无上。同时他还参照了中国国民党和其他政党的建党经验。阿亚指出，“阿普拉党是一个联盟政党，中国国民党就是一个反帝阵线的政党。……中国国民党不是阶级政党，而是工人、农民和中产阶级组成的统一阵线，孙中山是我们这个时代著名思想家，他认识到中国不可能建立一个阶级的政党，社会党或共产党。”“英国工党也是如此，联盟阵线中不仅有工人和农民，还有贫困的中产阶级，党旗下聚集了不同群体和阶层。如果在那些无产阶级历史较长且人数众多的工业国家都需要无产阶级、中产阶级和农民联盟，组成政党，那么在印第安美洲，因其客观经济条件，我们更应如此。”[15]

马里亚特吉希望建立一个广泛的同盟，把农民结合到一个革命联盟中。他为秘鲁设想了一个联合阵线劳工运动和一个合法的社会党，该党可以包括农民、印第安人、农业工人、手艺人和知识分子以及工人阶级的广泛联盟。他强调组织广大民众，反对共产国际提出的建立克丘亚和艾马拉“民族自治共和国”的乌托邦计划。[16]

（三）“历史时空说”与“印第安美洲观”

历史时空说是阿普拉主义的哲学理论。阿亚认为阿普拉主义从哲学上源自马克思和黑格尔的辩证法，并吸收德国斯宾格勒的相对主义哲学、英国汤因比的存在主义历史观、爱因斯坦物理学上的相对论而形成的。阿亚追求从精神上解放印第安美洲，构建一套符合印第安美洲现实的政治哲学。

“历史时空说”认为，历史的空间是各国人民赖以开展生活的舞台，而历史的时间是由生产方式和社会发展的结果所决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阶段。这样，历史的发展不是单一线性的统一进程，而是作为发展的多样性出现的，即任何历史现象或事物都是相对的，它们因时间和空间的改变而起着不同的作用。[17]由于相对主义受到地理、社会现状、经济发展阶段、种族以及共同体历史的影响，因此，要从空间、地理、时间、历史的角度来思考印第安美洲。

阿亚在其《历史时空说》一书中明确写道：“阿普拉主义认为我们的现实是基于‘印第安美洲时空’,不是从欧洲角度来诠释。它质疑欧洲视角的世界史划分法，古代、中世纪和现代是旧世界的编年史。”[18]阿亚认为，历史相对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其哲学理论正是运用时空相对主义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尽管阿普拉党吸收欧洲马克思主义，但阿亚认为，社会主义具有多种含义和类型，而阿普拉主义是综合了拉美现实的政治思想，不属于任何其他社会主义。历史时空说运用相对论来看待历史的基础，解读人类历史事件不能静止不变。历史空间是地理意义上的总和，人类、传统、道德、习惯、技术、政治体制和种族起源等构成人类意识或精神；历史时间既非编年时也非生物时，抑或个体主观时间，因为历史的延续不是由孤立的个体生命代表，而是数代之间的传承延续。[19]

所谓“印第安美洲观”是从历史时空说出发，对拉丁美洲（主要是秘鲁等印第安人比重较大的国家）的社会经济现实及其未来发展道路提出的基本看法。第一，伊比利亚美洲从政治上而言独立于西班牙，因此被称之为印第安美洲，因为印第安美洲不仅是西班牙的美洲，而且是印第安人的美洲，存在着多种印第安语言。因此，联系着印第安美洲人民的是种族而非西班牙语。第二，印第安美洲从政治上而言是反帝主义，反对泛美主义，强调民主。第三，印第安美洲的政治联合是构建一个民族或民族大陆。第四，政治理论或意识形态决不能引自欧洲，应由印第安美洲自己创造，根据历史时空说解决本土政治问题。第五，实现社会主义而非共产主义，坚持多阶级联盟，建立反帝主义统一阵线，不信奉无产阶级政权。阿亚后来明确放弃社会主义，转而追求社会民主改革。

三 阿普拉主义的理论主张

阿亚时代基本确立了阿普拉主义的基本方向和原则，是社会主义理论与秘鲁国情相结合的产物。作为党的最高领袖，阿亚的个人选择集中反映了阿普拉运动在当时的主流趋势，其主要任务是在国内取得合法地位。但是这个过程并不顺利，直至20世纪50年代，阿普拉党才从体制外政党成为议会内政党，其面对的政治形势和理论任务也发生重大变化——“如何实现民主和社会公正”成为政治上和理论上的新任务。

（一）阿普拉主义的民主观

1. 新民主与功能性民主

阿普拉主义要建设一个完美的新民主，弥补形式民主的不足，建立一个劳动者共和国，采取功能性民主制。阿普拉党从一开始就表示了对形式民主的不满，认为形式民主仅具法律意义，其特点是法律面前名义上的人人平等，是有缺陷的民主。阿亚称秘鲁的民主为“资产阶级民主”“英国或法国式的民主”“19世纪的民主”“寡头制民主”“旧民主”。他认为传统民主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仅限于理论上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这并不足以解决社会不平等和经济不平等。[20]因此，阿普拉主义提出建立功能性民主。

功能性民主也被视为“完全的民主”，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国际各个领域。阿亚指出，“阿普拉主义是以经济量化为标准的民主，因此，它接受自由民主的理念，推崇社会、经济和功能性民主，是具有印第安美洲特点的新民主”。[21]阿普拉主义提出的民主观表明，它意识到真正的社会变革进程必须有大众参与国家重要事务，而大众参与的实现就需要依靠功能性民主的建设。

功能性民主是一种新的政治参与制度，由受剥削阶层即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掌握权力，其目标是实现社会公正与自由，根据劳动者在国家经济中的个人作用和集体作用参与国家生活。阿亚在1974年的“团结日”（Día de Fraternidad）[22]指出，“我们需要民主和民主改革，赋予民主新含义，摒弃阶级民主、寡头民主、文人民主（civilista）中的中央集权传统。我们要具有代表性、合作性和政治、经济、社会的功能性民主。我们要行动式民主。因为民主源于贫穷者的运动，是通过法律手段获取所有权利的运动，这些权利通过公正之路则有可能实现”。[23]

根据阿亚的理论学说，政府新结构应以社会的功能性组织为基础，而功能性组织承认人在生产中具有不同作用；主张以人类劳动的分类为基础，建立“基于劳动的民主”，对劳工预先分类，从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分工的角度出发，根据国家经济和社会现状再进行具体严格的划分。[24]功能性民主中的劳动分类是依据国家经济的各种活动而划分的。[25]显然，阿普拉主义认为人类各种劳动都对国家具有重要意义。此外，功能性民主不是以雇主和劳动者的合作关系为基础，而是以劳动者的工会为基础，是劳动者的民主制。功能性民主确定了大多数劳动者及其利益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开启了大众发挥主导作用的新时代。

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功能性民主强调个人利益必须服从集体利益，限制个人权利。阿普拉主义认可为了实现社会公正而限制一定的经济自由，不再由寡头和帝国主义获利。阿亚指出，“在反帝主义国家，政府的经济保卫战必不可少，同时还要限制私有发展……反帝主义政府应该主导国家经济，拒绝经济秩序中的个人或集体权利，这些权利的使用蕴藏帝国主义的危险。个人绝对自由与反帝斗争无法调和”。[26]基于这一信念，阿亚认为“应限制经济自由，不为帝国主义服务”[27]。“尽管要实现向国家资本主义发展，中产阶级受到国家管控，然而，该阶级享有的安全和实际自由要优于帝国主义的统治，后者毫不留情地牺牲该阶级从而实现增长和垄断。”[28]这明确表明反帝政府是由生产者占政治主导地位，限制剥削者和中产阶层的经济自由，但即便如此，中产阶级享有的自由要胜过帝国主义统治。

2. 地区主义和经济地区主义

阿亚从一开始就反对经济中心主义。1930年，阿亚指出:“中央统一集权的政府形式没有代表整个秘鲁，仅是在表面上代表了社会和经济力量以及政治力量，没有统一整个国家结构。”[29]因此，阿普拉主义批判中心主义，举起了经济地区主义的旗帜。“地区主义具有更深层次的经济意义，是组建国家和政府不可或缺的内容。”[30]同时，阿亚明确指出:“秘鲁的阿普拉主义者不仅是政治上的地区主义者、反中心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民主倡议者，而且经济上也同样如此。”[31]

阿亚认为有两种不同的地区主义：剥削阶层（统治阶层）的地区主义和受剥削阶层（生产阶级）的地区主义。剥削阶层的地区主义是封建制度的摇篮，是地方主义，由大地产主用来煽动农民，形成小的地区利益，便于地产主统治。阿亚反对这种地区主义，认为这体现了封建制度。受剥削阶层的地区主义应该是不同地区的发展与合作。阿亚要求“反对剥削者的地区主义、反对一个经济地区依附于另一个地区（比如利马对其他省市的中心主义），支持生产地区的平行发展，这是一种具有建设性和革命性的地区主义，是阿普拉主义采用的受剥削者的地区主义”[32]。

阿亚提出的地区主义和经济地区主义概念，比分权的含义更广。“经济地区主义既包含分权但又优于分权，分权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因此，经济地区主义是我们分权的形式，阿普拉主义自创建伊始就强调分权，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一样。”[33]

总之，功能性民主和经济地区主义构成了阿普拉主义设想的新民主——劳动者共和国的两个重要基础，以公民和劳动者为主体，关注“公民数量和质量”[34]，其目的是实现社会公正和政治自由。这体现了阿普拉主义从人类劳动和地域发展两个层面，实现大众参与和权力分散。

（二）阿普拉主义的政治经济观

阿普拉主义自20世纪初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开始，就面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问题：所有权的社会化是改造资本主义的方法，资本主义剥削及其他弊端存在的基础是财产不平等，因此消灭私人所有权是消灭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措施。阿普拉主义吸收西方提出的所有权社会化理论，意识到社会主义要求进行所有权社会化，然而拉美普遍存在的政治压力和实践经验的匮乏非常不利于所有权社会化。因此，阿普拉主义力图探求适合拉美国情的新经济体制，以实现所有权社会化。

1.       新经济体制与国家资本主义

阿普拉主义倡议建立新经济体制，该体制强调国家主导经济、产权关系变革和国家工业化。阿普拉主义强调新经济体制有两个前提条件：资本主义是人类进步不可逾越的阶段；承认拉美是一个落后地区，需要经历资本主义阶段。在这些前提条件下，新经济体制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阿亚认为，“我们国家应该采取的经济体制的具体形式是国家资本主义。这个新结构形式既要完成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又要向新社会组织过渡。”[35]与欧洲发达国家的经验不同，拉美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反帝主义的工具，消灭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解放劳动阶层，推动民族经济的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任务是建立未来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从而摆脱对外依赖，进而消除国内剥削的根源。阿亚认为，“土地和工业国有化，以及建立以社会生产为基础的经济，是我们唯一的选择。”[36]

2.       国家主导与产权关系变革

首先，新经济体制强调国家的主导作用。根据国家资本主义的观点，反帝政府应该主导国家经济。[37]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主要包括国有化和工业化。阿普拉主义认为，“国有化”并不总指“社会化”，而是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的国有化是指广义上的国有化，主要是针对外资所有权的国有化。这意味着可以接受资产阶级的国有化，即外国产权转为国内私人所有。阿亚认为，“不是所有的国有化都是指社会化。社会主义的国有化或社会化，也有不影响私有权、对外国所有权或非国家所有权的国有化。这种国有化是指资本主义国家有具体法律规定，不允许一些特定工业的所有权或部分所有权归于国外。”[38]第二个层面的国有化是狭义上的国有化，即逐步取缔生产方式和财富流通的私有权，对私有权社会化，从而转变成社会所有权。这种国有化会影响国内外私有权，将其逐步转移到人民手中。阿亚认为，应“通过渐进方式控制生产和财富流通”[39]，“生产必须社会化”[40]，与此同时，社会化“并不是指收回外国公司，而是将其征用，由政府代表国家接管”。[41]

图1阿普拉主义的国有化概念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阿亚全集（Juan Mejía Baca （ed.）,Obras completas de Víctor Raúl Haya de la Torre,Librería Editorial Juan Mejía Baca,Lima,1985）编制。

图1总结了阿普拉主义的国有化，根据阿亚的观点，“阿普拉主义的国有化是倾向于促进合作的国有化，根据民主国家的四种权力机制，推动工业和农业的合作制，尊重和保证私有权”[42]。

其次，新经济体制存在两种产权：所有权社会化和私有权。前者又可分为国有制和合作制，是通过国有制和合作制来实现所有权社会化。“土地和工业国有化”是指国家对土地和工业所有权的社会化，在这一过程中无论被国有化土地的所有权是属于外国公司还是本国私人，在收归国有时，国家对那些比较合适的庄园进行评估后予以偿付，这些庄园一般属于占地面积大、间接开发、资不抵债或地理位置靠近大型消费中心等，政府用这些庄园来生产符合国内市场需求的产品。[43]除土地外，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也应收归国有。在银行体制方面，建立国有银行，以及工业、农业和矿业的分支机构，优先满足国内小型生产者的需求，并逐步将保险公司和交通国有化。[44]

此外，还要在新经济体制下大力发展合作制。“国家资本主义较为可行的一种形式是生产和消费的全面合作制……由国家主导和实现全国生产力最大化的计划中，合作制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辅助制度。在农业、工业和贸易领域，合作制是一种有效的产权制，不仅从根本上促进经济体制的发展，而且能对人们进行经济教育。”[45]

阿普拉主义认为，私有制在一定时期内会存在。阿普拉主义主张应区分外国资本和外国帝国主义，前者对本国发展必不可少，后者对国家发展构成威胁。私有制分为国内外两个私有部门。本国私有部门可以享有国家的技术、工具和经济上的支持，但是其交换条件是国家可以参股，并与企业维持适宜的劳资关系。“全国农业、矿业、工业和贸易可以享有国家合作，如果需要国家在技术、工具和经济上给予合作，企业需以股份作为报偿，同时对就业者和工人的工酬和工时确保一个公正的制度。”[46]针对外国私有部门，阿普拉党主张要极力控制所有权结构中的私有权，尤其是属于外资的私有部门。“外国资本也可分为必需的、有利的和有危害的。只有反帝主义政府才能严格控制外资，迫使大型工业中心的多余资本转走。”[47]换言之，这并不是说放弃外资，而是利用外资实现国家发展并服从国家资本主义制度。

综上所述，阿普拉主义的政治经济观是用混合经济代替社会主义公有制，这种混合经济并不是社会各种经济成分的混合，而是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并存。阿普拉主义的国有化观念源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后者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最根本措施，而阿普拉主义则否定全部生产资料社会公有，以此区别共产主义。

表1阿普拉主义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阿亚全集［Juan Mejía Baca （ed.）,Obras Completas de Víctor Raúl Haya de la Torre, Librería Editorial Juan Mejía Baca,Lima,1985］编制。

从表1可以看出，从政府类型和特征、管理形式、经济机制和所有制形式四个方面看，阿普拉主义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有明显的区别。这也充分表明，阿普拉主义是按照拉美和秘鲁国情设计，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又不同于共产主义的独特理论思想和学说。

（三）阿普拉主义的社会发展观和国际观

阿普拉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推崇社会主义的公平和公正理念，追求社会公平。在社会领域，阿普拉主义关注和代表社会中下阶层利益，以求改变社会不平等，改善公民生活，将为其提供社会保障作为社会责任。在国际领域，阿普拉主义则表现出玻利瓦尔主义的民族主义观。

1.       倡导社会公平、正义和平等

阿普拉主义主张，社会的发展就是保证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推进社会平等。社会正义关心的是分配问题，它涉及政治、经济及社会制度，决定公民的权利、责任和利益分配。除了财产所有权社会化以及相关的经济计划之外，实现社会平等是阿普拉主义实现其价值目标的重要手段。财产所有权的社会化和相应的经济计划主要针对生产领域，而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发展政策主要针对分配领域，它们共同构成了阿普拉主义的基本实践模式。

阿普拉主义主张消灭人类剥削，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发展社会政治民主，代表了社会中下阶层的利益。1931年9月23日召开的全国第一届党代表大会上通过的阿普拉党最低纲领明确指出：“提倡社会改革和政府改革，建立教育部、社会保障部、公共健康和社会救助部、农业部、劳工部，推动合作主义，推动政府保证人民生活、健康、精神与物质福利，从经济上解放劳工阶层，废除人与人之间的剥削。”[48] “人民的文化与教育是阿普拉党纲领的重要章节。我们应从文化上拯救数百万人，拯救这些无法获得真正文明生活的人。”“但我们的教育指导方向应符合我们的经济状况。我们应培养劳动工作人口，建立具有技术性、现实性、现代性和全面的应用教育形式。”[49]

可见，阿普拉主义的社会发展观是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包括食品、医疗、健康、教育、工作等。在经济上提出土地改革，在政治上提出普选权，在社会领域提出推进教育平等，提供医疗和社会保障等。阿普拉主义社会发展观的核心是在财富和权力分配方面平等的机会。与此同时，为补偿人们在起点上的不平等，通过社会福利制度，对社会财富公平分配，以改变结果上的不平等。

2.       凸显玻利瓦尔主义的民族主义价值观

阿普拉主义在国际观方面的主要特征是强调“第三世界民族主义”观，主张实现拉美一体化，建立多元、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阿亚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认为，拉美各国的相互依存性超越了绝对主权的任何偏见，主张建立印第安美洲国家联盟。阿普拉党一再强调，拉美各国要摆脱两个帝国主义，就必须相互依靠和实现本大陆的一体化，这是拉美反帝斗争的战略。[50]

阿普拉主义的印第安美洲联盟观念源自拉丁美洲人民追求一体化的玻利瓦尔主义。玻利瓦尔主义的中心思想是促进拉丁美洲的团结，建立拉丁美洲国家联盟，提供国民教育及强化主权，以对抗外国入侵。阿普拉主义将玻利瓦尔开创的大陆性民族主义上升为政治目标和党的最高纲领。阿亚指出，“我们认为秘鲁与拉美的问题、拉美与世界的问题不可分割。我们的大陆观念不排斥国家观念……我们应该首先思考国家的问题；成为一个完整的民族主义者是为了成为真正的大陆主义者，同时融入世界文明进程。我们的最高纲领是玻利瓦尔理想的现代化结晶。我们已经把玻利瓦尔的不朽名言浓缩成拉美政治经济联盟纲领。”[51]

阿普拉主义认为，世界上任何一个政治独立的地区都没有如印第安美洲这般受到强大的帝国主义威胁，因此应团结全世界受压迫的人民，首先从当今最强大的帝国中获得解放，才能援助其他受压迫的兄弟国家。“我们与最强大的帝国主义相距最近，为了我们和其他人民，我们应第一个进行反帝斗争。在这个紧急危难时刻，援助或求助于外界是幼稚的。……我们的敌人近在咫尺，由上亿人口和几百万平方千米的土地守护着。我们不应该去欧洲取经，请求他们指导我们的斗争。我们不放弃与全世界受压迫人民的团结，任何有助于解放事业的力量都要团结，阿普拉的现实战略是实现我们国家自由的印第安美洲行动。引用第一国际创始人的语录，我们再次强调：印第安美洲人民的反帝斗争应由印第安美洲人民自己完成。”[52]

由此可见，阿普拉主义虽然凸显民族主义，但也认识到拉美国家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它从整个世界范围内看待印第安美洲的发展现状，并要求声援世界被压迫的阶级和人民。这反映出阿普拉主义的国际主义价值观。这种国际主义价值观源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53]。阿普拉主义认为，没有一个国家能孤立地解决它所有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因此阿普拉主义构建的“美洲人民革命联盟”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国际性运动，与全世界多个国家建立联系，试图从国际范围内来解决拉美国家的发展困境。

四 评价

阿普拉主义创立至今已有90多年的历史，理论形成时期的时代环境与当今相比已发生重大变化。然而，不同时代所面临的问题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和差异性，由此需要批判地理解阿普拉主义的具体理论，思考它对当下秘鲁政治发展的现实意义。

首先，建设性反帝思想从根本上反映了秘鲁需以一种积极和开放的态度融入世界，客观看待发达国家的资本和技术对本国的促进作用，实现民族经济的自主发展，而不是将本国的落后完全归因于发达国家的所为，采取激进立场摆脱依附状态，与世界市场脱钩，实施极端的民族主义。一方面，阿亚认可任何国家需要在国际的相互依赖中实现经济增长，但这种发展有不平衡性。另一方面，他注重秘鲁实现发展的具体现实条件中的可行性，这包括发达国家的资本、科技和先进理念，而如何克服造成不平衡的消极或破坏性因素，将外国投资转变成一种有价值的资源，需要本国政府的干预和引导。这种具有务实性的思想放在21世纪仍行之有效，因为它顺应了世界发展的趋势，以开放、平等和合作的世界观看待本国与世界的关系。

其次，多阶级联盟定义了阿普拉党作为代表中下阶层的政党，这不仅扩大了党的社会基础，而且有利于党的政策选择更为灵活和温和。在寡头制度下，阿普拉党强调中产阶级的作用，开启大众政治之路，成为秘鲁政党格局中的重要左派力量。在民主制度已经确立的今天，多阶级联盟仍符合秘鲁现今社会结构的发展趋势。中产阶级是社会发展的重要阶层，它的崛起和政治参与促成阿普拉党转型为选举型政党。正因如此，阿普拉党没有如其他传统激进左翼退出政治舞台，而是实现转型并再次执政，中左的定位在选举市场上更受欢迎，这对阿普拉党的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再次，倡导社会公平和正义符合秘鲁的发展诉求。作为左派，阿普拉主义主张社会公正。阿普拉党是秘鲁政治发展中首个将维护公平正义纳入党纲并设为政治目标的政党。作为帝国主义和寡头统治的反对者，它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要求通过社会改革来改善人们生活。进入21世纪以来，贫富差距扩大、收入分配不公、印第安群体边缘化的社会状况仍是秘鲁面临的重要挑战，如何实现社会公正一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阿普拉党秉持社会公平的理念，从国家干预社会财富分配转向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改变重分配轻效率的路径，注重经济增长和包容性社会发展。

最后，阿普拉主义强调国家主导经济、实行所有权国有化的理论过于理想化，脱离了秘鲁的发展现状。土地和工业部门是秘鲁经济增长的源泉，阿普拉主义要求从外资手中收回土地和工业部门实行国有化，由政府主导。这种举措易造成国内外私人企业认为私有产权不受保护，对阿普拉党产生不信任，失去投资信心，从而不利于国家发展和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进而影响到财富再分配和社会福利计划的实施。虽然阿普拉主义以渐进方式实行国有化的愿景很美好，但是国家主导经济而忽视市场作用的理论在实践中注定难以实现。

总之，阿普拉主义的发展需要在实践中不断修正、丰富和完善，在坚持基本原则的同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指导阿普拉党有效解决现实问题，推动政府变革创新。

（责任编辑刘维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