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左翼和右翼轮流执政的“钟摆效应”,实质上是拉美国家为了实现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而在资本主义框架下发展起来的调控机制。

当前的拉美左翼政府是指自20世纪末以来拉丁美洲地区国家中由左翼政党执政的政府。一般说来,包括委内瑞拉、智利、巴西、阿根廷、乌拉圭、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等8个国家的政府,这些国家的领土面积总和大约占拉美地区总面积的71.8%,人口大约占拉美地区总人口的53.8%。2015年11月,阿根廷左翼执政党在大选中落败,拉美左翼执政周期很可能终结。当前,拉美左翼政府正面临执政挑战,政策调整和执政周期的变化势必对中拉关系产生深刻影响。

拉美左翼的三次执政周期

20世纪初至今,无论是作为政党,还是社会运动,无论是上台执政还是作为反对派,左派一直是拉美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虽然屡遭挫折,但多次东山再起,显示出强大韧性。

20世纪初期以来,拉美左翼出现了三次执政高潮:第一次是在20世纪初,随着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拉美出口经济繁荣和现代化的起步,尤其是城市化的发展,传统寡头政治出现危机,新兴社会力量如城市工人、贫民和中间阶层以及在现代化进程中受到冲击的传统阶级,如农民、印第安人等纷纷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而一些新兴的政治领袖依靠上述社会底层的支持,向传统的寡头集团提出了挑战,掀起了拉美第一次左翼政治运动的高潮。这一时期的左翼取得政权的有乌拉圭的何塞·巴特列·奥多涅斯(1903—1907,1911—1915)、秘鲁的吉列尔莫·比林古尔特(1909年任利马市长,1912—1914年任总统)、阿根廷激进党的伊波里托·伊利戈延(1916—1922,1928—1930)。上述政权往往采取措施改善城市贫民处境、发展民族经济和教育等。还有未能上台执政但在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左翼政党秘鲁阿普拉党。

第二次是在20世纪40—60年代。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爆发后,拉美国家最初的反应是恢复传统的增长模式,右翼和保守派发动了一系列政变,如乌拉圭和阿根廷等国。随着拉美国家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不断发展壮大,再次出现了左翼执政高潮。这一时期取得政权的有墨西哥的拉萨罗·卡德纳斯(1934—1940)、阿根廷的胡安·多明戈·庇隆(1946—1955,1973—1974)、巴西的热图利奥·瓦加斯(1930—1945,1951—1954)、厄瓜多尔的何塞·玛利亚·贝拉斯科·伊瓦拉(1944—1947)。在这个执政周期,左翼政府推动工业化和国有化,鼓励工人建立工会,改善社会福利,扩大政治参与等。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随着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危机逐渐显现,拉美右翼军人在美国等西方势力的支持下通过政变上台,导致此次左翼执政高潮宣告结束。但左翼并没有销声匿迹,1970年智利的阿连德组成人民联盟政府、1973年庇隆第二次当选总统以及20世纪70年代末厄瓜多尔人民力量集中党候选人海梅·罗尔多斯·阿吉莱拉和阿萨德·布卡拉姆相继当选总统。

第三次是20世纪末至今,拉美出现了反对新自由主义、寻求替代模式的左翼执政高潮。自1999年委内瑞拉的查韦斯执政以来,拉美左翼实现“群体性崛起”,改变了拉美的政治和外交格局。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还打出“21世纪社会主义”的旗号,反对新自由主义,反对美国主导的经济一体化,主张拉美地区一体化。正是在左翼的主导下,拉美成立了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拉共体”),这是中拉整体合作的前提和基础。然而,最近两年左翼执政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阿根廷左翼政党已经下台,巴西、委内瑞拉等主要左翼执政国家危机重重,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的左翼政府也面临不同程度的挑战。

拉美国家左翼势力的本质

当前在拉美国家执政的左翼政党都不是无产阶级政党,而是资产阶级阵营中的左翼力量,拉美地区正在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古巴共产党;拉美左翼政府也不是社会主义政府,当前拉美只有古巴是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甚至巴西的执政党也都打出过社会主义的旗号,但这些政党和政府执政以来所推行的变革属于“体制内变革”的范畴。所谓的左翼和右翼轮流执政的“钟摆效应”,实质上是拉美国家为了实现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而在资本主义框架下发展起来的调控机制。因此,不管是左翼政府还是右翼政府,本质都是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控与发展。

在经济上,左翼政治势力重视分配,但往往忽视增长,甚至为了争取政治支持过度分配,损害经济增长,甚至导致经济危机;右翼政治势力往往重视增长,但忽视分配,导致贫富分化和社会矛盾加剧。在政治上,左翼政治势力鼓励政治动员和参与,但往往无力控制和疏导这种参与,忽视秩序,甚至为了保住执政地位修改宪法,延长任期,破坏民主原则和程序;右翼政治势力则重视秩序,往往限制民众政治动员和参与,甚至不惜为了维持稳定,压制底层民众的政治诉求和民主权利。当然,左翼和右翼政治势力执政也是在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下发生的,执政周期与经济上的大周期是一致的。如本轮左翼政治势力执政周期就是在适应经济上反对新自由主义,强调国家作用甚至干预的背景下发生的。

大多数拉美国家都是通过左右翼政党的轮流执政实现上述调控的,既有政治上的调控,又有经济上的调控。当然,实现上述调控有时也伴随着一定时期的政治动荡甚至流血的政变。但无论是流血的军事独裁,还是激进的社会民主运动,最终都没有脱离资本主义国家的体制框架。随着拉美地区资本主义民主化的不断发展,军人政治势力逐渐退出政治舞台,政治上的左翼和右翼政治势力依照竞争性的民主规则轮流执政,巩固了当前拉美地区实行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而这一制度的不断巩固,不仅实现了政府对国家多个层面的宏观调控,而且还保持了国家政治运行的相对稳定。

拉美左翼不断崛起的根源

拉美左翼为什么屡遭挫折仍能东山再起,表现出强大的韧性呢?

第一是拉美代议制民主制度的建立。19世纪初的拉美独立运动是在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影响下发生的,独立后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框架。在这个框架下,拉美左翼有了通过议会斗争和竞争性选举取得政权的可能性。

第二,拉美的精英政治逐渐向大众政治转变。20世纪以来,在现代化和民主化的推动下,拉美的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参与程度不断提高,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任何政党和政治领导人都不能忽视这种力量。对于底层的政治诉求,左翼和右翼的态度不尽相同,在政治上也就出现了左翼执政和右翼镇压甚至军事政变等不同结果。

第三,拉美左翼历史传统、社会主义思想在拉美地区的传播、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以及中国和古巴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为拉美左翼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引。

第四,拉美国家长期以来缺乏深刻的社会变革,贫富分化现象严重,存在大量中下层人口,中下社会阶层不能合理分享经济增长的利益。而左翼的主张迎合了广大贫困阶层要求社会变革的愿望,为左翼发展提供了群众基础。

第五,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执政,拉美国家都没有很好地解决增长与分配、参与和秩序、公平与效率的矛盾。这也是拉美政治格局出现“钟摆效应”的重要原因。

当前拉美左翼政府的最新动向及其前景

自查韦斯1999年上台执政以来,拉美出现了左翼政府“群体性崛起”的政治现象,迄今已延续了将近20年。目前来看,这个颇具特色的政治周期可能走向终结。首先,阿根廷的阿里斯蒂娜政府在2015年11月的大选中落败,已被中右翼的马克里政府取代,在内政外交等方面对左翼政策进行大幅度调整。2015年12月,马克里就职后立即执行“震荡疗法”,实施汇率自由浮动、废除外汇管制的政策,阿根廷本币一度暴跌41%。有学者认为,拉美“向左转”的动力和社会主义潮流的动力正在消失,该地区将会随着阿根廷的政党轮替启动“向右转”模式。

其次,除阿根廷左翼政党已经下台外,巴西、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的左翼执政党也面临严峻挑战。

在巴西,民主运动党脱离执政联盟走向了执政党劳工党的对立面,主张弹劾罗塞夫总统。截至2016年5月,巴西众议院已经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了对罗塞夫的弹劾案,参议院则以相当快的速度以过半数通过弹劾案,罗塞夫被暂时停职180天;如果弹劾案获得参议院三分之二以上通过,罗塞夫将被弹劾下台。

在2015年12月委内瑞拉举行的国会选举中,执政的左翼委内瑞拉社会主义统一党在选举中失去了多数席位。这是委内瑞拉左翼执政16年来遭到的最重大失败,反对派则以近三分之二的优势控制了议会。目前,委内瑞拉反对派达成共识,要在6个月内迫使马杜罗总统下台。以卡普里莱斯为首的反对派主张通过罢免公投的方式,目前该程序已经启动。

厄瓜多尔也面临油价下跌和经济下行的压力,但科雷亚总统依赖其执政以来经济稳定增长和执政党在国会的控制地位,政权仍然相对稳固。但迫于当前拉美左翼面临的形势,科雷亚在2015年11月宣布不再参加下届总统选举。在玻利维亚,2016年2月的修宪公投否决了莫拉莱斯总统寻求连选连任的可能性。如果上述国家左翼政府“退位”,南美政治版图将再次大改组。

尽管如此,拉美左翼政党下台或面临执政困难并不意味着左翼力量会一蹶不振,不排除其在一定条件下卷土重来。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拉美主要国家仍然处在左翼执政周期。智利左翼执政联盟领导人巴切莱特本届任期到2018年;玻利维亚左翼争取社会主义运动领导人莫拉莱斯将执政到2020年;委内瑞拉查韦斯派的马杜罗总统只要在2016年通过罢免公投,将执政到2019年;乌拉圭巴斯克斯领导的广泛阵线也将执政到2019年;巴西劳工党仍然在执政,直到2018年。下一阶段,拉美政治格局可能呈现左、右翼交替当政的局面,甚至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右翼或中右翼政府数量出现的会更多,进而可能出现向右翼执政周期过渡的情况。从一般经验来看,右翼政府可能在政治上更亲近西方,但在经贸合作方面也更具开放色彩。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拉美所研究员 杨建民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