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20世纪初, 拉美左派的出现打破了右派长期执政的局面, 是精英政治向大众政治过渡的开始, 在拉美的政治光谱上从此出现了“左”和“右”两种政治倾向的分野。从20世纪至今, 拉美国家已经出现了三个左派执政周期, 每个周期的开始都有对前一周期的政策进行调整的过程, 拉美政治发展由此形成“左”“右”周期轮流执政的钟摆式变化。拉美政治格局“时左时右”的政治钟摆现象本质上是拉美国家为了实现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而在资本主义框架下发展起来的调控机制。因此, 不管是左派政府还是右派政府, 其本质都是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控与发展。当前, 拉美右派取得了地区政治的主导权, 但拉美左派存在的社会历史、思想文化和政治条件以及阶级基础都仍然存在, 本轮左派执政周期也并未结束。未来拉美政治格局的前景有两种较大的可能性:一种是政治和经济上全面右转, 另一种是政治上左派执政但经济上向右调整政策。

关键词：

拉美国家; 左派; 右派; 执政周期; “左退右进”;

The Political Pendulum of “Left” and “Right” Phenomenon in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Abstract：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he emergence of the Latin American left had broken the long term domination of the right wing, which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the transition of elite politics to mass politics, and there appeared the dividing line between “left” and “right” in Latin American political spectrum.Since 20th century,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have witnessed three cycles of the left-wing rule.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 followed the pendulum shift of the “left” and “right” cycles.The beginning of each cycle has a process of adjusting the policy of the previous one.The political pendulum phenomenon is essentially the regulatory mechanism developed by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in the framework of capitalism in order to achieve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Therefore, both the left-wing and the right-wing government are inherently capitalist self-adjustment and development.At present, the right wing has gained the dominant power in regional politics of Latin America, but there still remain the social history of left-wing ideology as well as political conditions and class basis of the left-wing forces.It can be argued that the left-wing ruling cycle has not ended.In the future political landscape of Latin America, there are two trends of greater likelihood, one is overall right turn of politics and economy, the other is political left-wing rule with economic adjustment policy.

Keyword：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left-wing; right-wing; ruling cycle; “left-back and right-forward”;

自19世纪初拉美国家独立以来到20世纪初, 右派一直是拉美政坛上的主导力量, 连续执政100多年。直到20世纪初, 西方民主的发展和俄国“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 拉美左翼开始登上政治舞台, 先后形成三个执政周期, 结束了拉美右派连续执政的历史, 拉美政治发展形成“左”“右”轮流执政的周期性钟摆式变化。本文在梳理20世纪以来出现的三次拉美左派执政周期的基础上, 对拉美政治中“左”“右”轮替现象产生的基础及其本质规律进行分析, 同时分析当前拉美左派执政的前景。

“左派”和“右派”这两个词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在1789年召开的一次国民议会会议上, 赞成革命的成员坐在演讲台的左边, 不大赞成革命的成员坐在右边。1815年法国君主制复辟后, 支持革命的一派称“左派”, 反对革命的一派称“右派”。工业革命又为这两个词增加了新的内容, “左派”对工人阶级利益抱支持态度, “右派”则支持企业家和资本家的利益。于是, “左派”和“右派”的分野就演变成为如下4种形态: (1) 政治上的左派。即相信人的进取完善能力和通过政治制度改善个人与社会的可能性;赞成变革和革新;推崇最大限度地扩大公民自由以及在政治事务中的平等, 主张主权在民。它是一种置理性和科学于传统和宗教之上的意识形态。 (2) 政治上的右派。它往往对通过政治制度完善人性持怀疑态度, 维护传统的社会、政治和道德秩序, 反对人民主权, 看重社会和经济不平等带来的某些好处, 倾向于民族主义, 重视非理性的信仰和情感, 如宗教等。 (3) 经济上的左派。寻求维护产业工人和无地农民的利益, 主张国家市场机制并为社会底层的人提供财政和社会福利保障。 (4) 经济上的右派。信奉经济领域的选择自由, 主张自由市场经济和尽量减少国家干预, 赞成在一切可能的方面实行志愿性自助和个人保险体制, 不赞成国家组织的社会保障制度。

当政治上的左派和经济上的左派相结合时, 会产生劳动者的、社会主义的或共产主义的政治或政权。当政治上的左派与经济上的右派相结合时, 会产生类似法国激进派或德国自由民主党执政的政权, 即政治上迷恋公民自由, 经济上实行自由经营的政策。当政治上的右派与经济上的右派相结合, 会产生保守的政党或军事独裁政体;当政治上的右派与经济上的左派相结合, 会产生右倾激进主义或改良主义的军事政体, 如1946—1955年的庇隆政权。 ⁽¹⁾

关于左派和右派的区分, 最核心的是对平等的态度。左派希望通过行动和国家干预寻求更大的社会平等, 而右派则认为不平等是一种既定的、自然的社会秩序, 强调个人应该对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负责, 从而使不平等合法化, 鼓励社会竞争, 国家不应该进行干预。 ⁽²⁾ 区分左右派的意义并未止于意识形态分析, 还有学者对公民的投票进行了分析, 认为在大众层面, 选民似乎知道左右派对平等态度的根本不同。如在墨西哥, 选民总是将右派与国家行动党 (PAN) 相联系, 知道“国家经济应该掌握在私人企业手中”是该党的信条, 而“国家应该追求社会更大的收入平等”则是左派政党的信条。在阿根廷, 右派也总是与相信“某一时期威权主义的存在是必要的”相联系。 ⁽³⁾

有学者认为一切政治观点都可以划分为这两种倾向, 可运用“左派”和“右派”的政治光谱分析政治行为体的政治态度, 但实际上即使是前述4种形态也难以囊括某政治行为体或某政权的纲领所表达的全部政治取向。然而, 这并不能否认运用“左派”和“右派”的分析方法来研究政治行为体的纲领或政策实质的有效性。

在拉美, 传统上的左派主要是指汲取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的政党、社会运动和游击队组织, 其中包括20世纪40年代出现的民众主义政权、萨尔瓦多·阿连德的民主社会主义实践和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领导的革命等。自20世纪末以来, 拉美左派在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基础上群体性崛起, 查韦斯在委内瑞拉领导的“第五共和国运动”和科雷亚在厄瓜多尔领导的“主权祖国联盟运动”等左派政党与传统左派没有组织上的继承关系, 而是吸收了社会主义、基督教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等思想, 被称为“新左派”, 当然这一时期也有传统左派通过改变或变通竞选策略而上台的, 如巴西劳工党和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

拉美右派又分为自由派和保守派, 历史上两者虽均属右派但也曾进行过多次激烈的政治斗争, 甚至兵戈相向。自由派主张最大限度的个人自由和政府最低程度的市场干预, 主张建立一个小而有效率的政府;保守派则主张用国家机器捍卫大地主和工商业资产阶级精英的利益, 支持教会在社会和经济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在左派出现之前, 拉美政治以精英政治为主, 教会和军队的上层、私人媒体和大企业主等精英把持着国家的重要经济部门, 垄断着政治、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权力, 而下层贫民、土著等边缘群体的利益长期受到忽视。 ⁽¹⁾ 拉美右翼执政的方式既有早期的寡头统治、军事独裁, 又有20世纪以来的民主统治和军人政府统治, 尤其是在军人政府统治时期, 左翼政党发展受到限制甚至被宣布为非法或禁止活动。这也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中许多右翼政党率先在军人“还政于民”后得以执政并推进民主化建设的重要原因。

自20世纪初期以来, 拉美左派出现了三个执政周期, 每个周期的高潮都伴随着经济繁荣、民主化的推进和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

(一) 拉美左派的第一个执政周期

随着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拉美出口经济繁荣和现代化的起步, 尤其是城市化的发展, 传统寡头政治出现危机, 新兴社会力量如城市工人、贫民和中间阶层以及在现代化进程中受到冲击的中下阶层, 如农民、印第安人等纷纷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 一些新兴的政治领袖依靠社会底层的支持, 向传统的寡头集团和精英政治提出了挑战, 掀起了拉美第一次左派政治运动的高潮。

在秘鲁, 国内精英总结太平洋战争 (1879—1883年) 失利的教训, 认为经济发展不能再依赖单一的鸟粪出口, 而应该创造更加稳定和多样化的出口经济繁荣。借助西方国家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启动, 秘鲁在1890—1929年期间进入了一个快速增长的出口经济繁荣期, 而且出口产品呈现出明显的多样化特征, 这些不同产品来自秘鲁的沿海、山区和林区三大生态区域。秘鲁经济结构的变化带动了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化。随着工人阶级的成长和觉醒, 1918—1919年爆发了大规模工人罢工运动, 要求实行8小时工作制, 反对物价上涨等;农民起义此起彼伏, 仅1901—1930年间就发生了300多起农民起义。 ⁽¹⁾ 左派和社会主义思想在秘鲁得到快速传播和发展, 并由此影响到秘鲁政治的发展。1912—1914年, 吉列尔莫·比林赫斯特 (Guillermo Billinghurst) 成为秘鲁历史上第一位民众主义总统。 ⁽²⁾ 1919年, 奥古斯托·B.莱吉亚 (Augusto B.Legia) 利用民众对寡头的不满, 打出反对文官主义的旗号, 在总统选举中获胜并一直执政到1929年。期间, 他提出巩固“新祖国”, 促进社会进步和工人阶级以及印第安人的参与;不顾出口大亨的反对, 提高出口税;削弱文官主义党的势力。莱吉亚也称得上是一位具有民众主义色彩的总统。在政治思想方面, 分别以阿亚·德拉托雷和卡洛斯·马里亚特吉为代表的两派知识分子激烈地反对寡头统治。1924年, 阿亚在墨西哥建立了拉美第一个民众主义政党———美洲人民革命联盟 (又称阿普拉党) ;1928年, 马里亚特吉成立了秘鲁社会党, 并创办了工人组织———秘鲁工人联合总会。阿亚和马里亚特吉分别代表了秘鲁左派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 虽然两者之间存在意见分歧, 但在其产生的时代条件和反对帝国主义、争取中下层权利等方面的政治目标又非常相似。因此, 不论是在秘鲁还是在其他拉美国家, 左派与社会主义往往共伴同生, 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同时, 拉美左派思想可以追溯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以及民族性很强的民众主义。 ⁽³⁾

在阿根廷, 伊波利托·伊里戈延 (1916—1922年和1928—1930年执政) 领导的激进公民联盟结束了国家自治党30多年的保守统治, 获得了农民、农场佃农、城市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支持。在伊里戈延统治时期, 以铁路民族主义和石油民族主义为代表的经济民族主义得到发展。 ⁽⁴⁾ 此外, 这一时期的左派取得政权的还有乌拉圭的巴特列—奥多涅斯 (1903—1907年和1911—1915年执政) 、智利的亚力山德里 (1920—1924年执政) 等。上述政权都致力于采取措施改善城市贫民处境、发展民族经济和教育等。

(二) 拉美左派的第二个执政周期

20世纪30—60年代是拉美左派执政的第二个周期, 左派在拉美地区首次呈现出群体性崛起的特征 ⁽¹⁾ 。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爆发的20世纪30年代, 拉美国家的民族经济获得了一个大发展的机遇, 拉美国家进入自主工业化阶段。 ⁽²⁾ 随着联合国拉美经委会提出“结构主义”和“依附论”等理论主张, 拉美国家在经济上开始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政治上, 民众主义的兴起不仅巩固了拉美国家作为民族国家的转型, 而且推动了政治参与和城市化的发展。以巴西的瓦加斯总统 (1930—1945年、1951—1954年执政) 、墨西哥的卡德纳斯总统 (1934—1940年执政) 和阿根廷庇隆总统 (1946—1955年、1973—1974年执政) 为代表的拉美左派开始走上政治舞台。这一时期的拉美左派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其一, 民众主义政府具有强烈的改良主义倾向, 主张扩大人民权利和福利, 但同时受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 经常以革命者自居, 但其在本质上属于改良主义。他们“虽支持社会各阶级间建立‘社会和平’, 但在危机出现后又没有能力将改革转变为革命, 在大多数情况下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领导人会抛弃群众, 并与统治阶级的一些集团结盟, 造成民众主义在危机条件下破产” ⁽³⁾ 。城市劳工是民众主义政府的主要阶级基础, 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城市化之前就已经组织起来的“老工人”, 他们具有强烈的左派传统, 富有工会和政治斗争经验;二是刚刚从农村来到城市的“新工人”。当然, 在这个左派执政周期, 左派政党除依靠城市工人及其组织外, 还得到军人甚至企业主的支持。因此, 拉美的民众主义是城市多阶级运动或城市各阶级的广泛联盟。

其二, 在经济上主张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这一周期的拉美左派政府认为传统的初级产品出口和经济依附就如同没有工业, 而工业化就等同于经济增长, 主张工业优先于农业和矿业, 并认为农业、渔业和矿业部门是经济和社会落后的根本原因。 ⁽⁴⁾ 在经济政策上, 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 对初级产品出口部门实行国有化, 从而大大加强了国家的财政收入能力。1940—1968年是拉美国家实行进口替代战略的“黄金时期”。所谓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 就是力图通过建立和发展本国的工业, 替代过去从国外进口的工业品, 以带动本国经济增长, 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努力或实践。到20世纪50年代末, 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取得了相当的成就, 巴西、墨西哥等拉美主要国家成为世界上比较重要的新兴工业国家, 形成了相对完善的工业体系。拉美战后实现经济起飞的“巴西奇迹”和“墨西哥奇迹”都是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结果。此外, 在分配政策上, 提高民众的消费水平, 扩大工业品市场。在社会生活方面, 实行免费教育和社会保障服务, 改善社会不平等现象。

其三, 通过“克里斯玛式”的政治领导和领袖魅力动员民众, 凝聚民众的意志。由于民众主义事实上代表的并不是单一的工人或农民阶级的利益, 而是多阶级利益, 他们之间势必会发生利益冲突。因此, 维系该政权就依赖于个别领导人的个人权力和个人魅力。 ⁽¹⁾ 拉美国家的民众受到庇护主义传统的影响, 对领袖的依附性或认同感很强, 而不以阶级定位来决定自己的效忠对象。这样, “克里斯玛式”统治就形成了一种领袖与追随者之间直接的主从关系, 这种关系不仅可以得到大量无组织的民众广泛而强有力的支持, 而且有利于领袖巩固政权、改造现存体制, 赢得针对特权阶层的斗争。

值得注意的是, 20世纪30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拉美国家的共产党还积极寻求与民族主义者、改革主义者和民众主义政权的合作, 共同推动拉美的民族民主革命。 ⁽²⁾20世纪50年代末, 古巴革命取得胜利, 古巴走上社会主义道路;70年代阿连德在智利通过议会斗争道路上台并进行了民主社会主义实验, 正说明了拉美左派和社会主义在思想上的复杂联系以及在不同方向上的新发展。

总之, 拉美左派政党是在不破坏资本主义制度框架的前提下, 推动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通过魅力型领导人的集权主义领导, 把大量的社会底层群众纳入国家政治生活, 避免了彻底革命可能带来的社会崩溃。

(三) 1999年以来的拉美左派执政新周期

拉美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暂时缓解了经济的滞胀状态, 但还是使拉美国家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失去了20世纪的80年代和90年代, 而且社会贫富分化严重, 广大普通民众未能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自1999年查韦斯在委内瑞拉执政起, 高举反对新自由主义、探索新发展道路旗帜的拉美左派开始崛起, 对新自由主义模式形成冲击, 并开始探索替代模式。除墨西哥外, 拉美主要国家如智利、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尼加拉瓜等都成立了左派或中左派政府, 更有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等国家的激进左派打出“21世纪社会主义”的旗号, 反对美国倡导的美洲自由贸易区计划, 认为美洲自由贸易区是美国以经济贸易方式控制拉美穷国的阴谋, 反映了美国对拉美进行经济殖民化的企图。在2015年阿根廷右派上台之前, 左派执政国家的领土面积占拉美地区的71.8%, 人口占拉美地区总人口的53.8%。 ⁽¹⁾

2015年11月, 阿根廷左派在选举中落败, 左派执政党在首轮选举领先的情况下最终被中右派击败。当选总统马克里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继承者, 他上台后宣布实施汇率自由浮动、废除外汇管制的政策, 阿根廷本币一度暴跌41%。阿根廷的“震荡疗法”受到中上阶层的支持, 却引起下层民众的担忧。该政策究竟会带来外币回流, 还是引起金融危机, 还有待实践检验。但可以确定的是, 拉美“向左转”以及社会主义潮流的动力正在消失, 该地区也随着阿根廷的政府轮替而启动了“向右转”模式。 ⁽²⁾ 在2015年12月举行的委内瑞拉国会选举中, 右派反对派获得2/3以上议席, 16年来首次获得国会控制权, 左派查韦斯派的执政受到极大挑战。2016年, 巴西左派总统迪尔玛·罗塞夫因遭到国会弹劾而被迫下台, 新上台的总统特梅尔组织了以中右派为主的政府。至此, 拉美左派丧失了地区政治的主导权。

每一次执政周期的轮替都意味着对既往政策的调整与逆转。如果说拉美国家因为长期执行右派政策, 重发展轻分配, 中下层民众无法在经济发展中分享成果, 以致社会发生贫富分化甚至出现阶层对立, 最终导致左派执政周期的到来以及国家干预经济、国有化和大规模社会政策的出台;同样, 长期实行左派政策和政府管制措施, 限制私人部门经济自主权和市场机制的正常, 导致投资环境恶化, 财政枯竭, 社会政策难以为继, 经济发展陷入停滞, 通货膨胀严重, 最终导致右派再度执政, 对左派政策进行新的调整。

(一)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周期轮替与政策调整

这里以从20世纪40—60年代拉美左派执政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右派上台后的政策调整为例。由于这次拉美左派执政过程中的激进主义和社会主义色彩, 如智利阿连德的社会主义改革, 尤其是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在拉美掀起反共高潮, 支持拉美右派和军事独裁者推翻左派的统治, 防止拉美地区出现第二个古巴。在经济上,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1973年第一次世界石油危机爆发, 长期执行内向型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已经使拉美国家由一般消费品进口替代转向耐用消费品、中间产品和部分资本货的进口替代。这些产品不仅需要专业化生产, 而且投资大、技术复杂, 进口需求高, 反而使得拉美国家加重了对外资和进口的依赖。最终, 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使拉美经济陷入困境, 拉美国家不得不进行战略调整。

20世纪六七十年代, 拉美国家出现了军人干预政治的高潮。1964年在巴西和玻利维亚、1966年在阿根廷、1968年在秘鲁和巴拿马、1972年在厄瓜多尔、1973年在智利和乌拉圭相继发生了军人推翻文人统治的政变, 军政府实行军事独裁的右派政策。多数国家的右派政府取缔了共产党、社会民主党等左派政党, 禁止工会等一切工人组织的活动, 甚至对左派人士采取暗杀等极端手段。这一时期被塞缪尔·亨廷顿称为“第二次反民主化高潮” ⁽¹⁾ 。到1974年, 拉美国家中只有墨西哥、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保持着民主形式。

这一时期的右派执政周期不仅包括右派军政府, 还包括军人“还政于民”后的右派民主政府。自1978年巴拿马军人交权到1994年海地军政府交出权力, 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拉美国家建立了清一色的民主政府, 拉美国家的民主化开始进入巩固与发展阶段。 ⁽²⁾ 在军政府时期, 拉美共产党和左派政党被取缔和压制, 拉美右派于是承担了在军政府治下争取民主权利和实现国家民主化的重任, 如智利的基督教民主党。以右派为首的反对派同军政府谈判, 通过制定新宪法举行选举, 实现国家的民主化。当然, 拉美左派政党也参加了国家“还政于民”的进程, 甚至在这一时期上台执政, 如阿根廷的正义党、巴西的民主运动党等。但即便是这个时期上台的所谓左派政党, 在经济上仍然延续了军政府统治时期的新自由主义改革, 减少国家干预, 实行自由贸易和私有化改革。因此, 阿根廷梅内姆时期的正义党和巴西科洛尔时期的民主运动党虽然是左派政党执政, 但经济上实行的都是右派的新自由主义政策, 属于右派执政周期的组成部分。

本轮右派执政周期的经济政策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20世纪70年代以前, 拉美国家实行的是具有左派色彩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二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军人执政转而执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政策。20世纪70年代, 石油危机的爆发导致拉美国家发生了债务危机, 经济停滞、通货膨胀也在加剧, 一些拉美国家开始与进口替代模式分道扬镳。首先是智利、阿根廷和乌拉圭等国开始全面抛弃进口替代发展模式, 奉行所谓的货币主义战略。其中, 智利是开始这种转变较早并具有代表性的国家。智利强调经济增长以对外贸易为主, 由内向发展转为外向发展, 实行自由市场经济模式, 减少国家干预, 大力调整产业结构, 彻底开放国内市场等一系列重大的经济体制改革。 ⁽¹⁾ 无论在政治还是在经济上, 右派上台后对左派的政策都进行了大幅调整乃至逆转。

(二) 本轮左翼执政周期的政策调整

在目前的左派执政新周期, 左派政府又可以分为激进左派与温和左派两类, 但他们都批判“华盛顿共识”, 寻求新自由主义的替代模式。采取的主要措施有:在政治上, 扩大人民民主权利, 实行参与式民主, 扩大中下层的政治参与, 激进左派甚至打出了“21世纪社会主义”的旗号;在经济上, 加强国家干预经济的作用, 激进左派则实行了较大规模的国有化, 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显著增强;在社会政策方面, 实行社会救助等减贫措施, 抵消新自由主义带来的社会分化等不利影响;在对外关系方面, 实行外交多元化, 试图改变过度依赖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路径, 重视发展与亚洲和非洲的关系, 主张实行拉美地区一体化政策。在2005年举行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 拉美国家坚决反对重启美洲自由贸易协定的相关谈判。2005年11月, 查韦斯在阿根廷宣布“埋葬美洲自由贸易区”。在拉美左派的推动下, 拉美国家先后成立了美洲玻利瓦尔联盟、南美洲国家联盟、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等拉美国家自己的一体化组织。直到2015年, 拉美左派执政的高潮才出现拐点。

(三) 当前拉美政治的“左退右进”和右派执政后的政策调整

自1999年查韦斯在委内瑞拉上台执政到2015年, 拉美左派出现群体性崛起, 在大多数时间里固守拉美七成以上的领土面积, 掌握着拉美政治的主导权。期间, 很多右派政党丧失了执政地位, 甚至丧失了国家主要政党的地位, 如厄瓜多尔的国家行动制度革新党、委内瑞拉的民主行动党和基督教社会党等。尤其是在查韦斯执政期间, 委内瑞拉反对派曾一度力量涣散, 甚至抵制选举, 导致在国会中未能赢得一席。左派查韦斯派连续控制国会达16年之久。

但即使是在左派执政如日中天的时候, 中右派仍然在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等国执政, 而且右派势力从未放弃对左派政权和左派政策的批评和抵制。由于力量相对减弱, 右派选择依靠操纵媒体和宪政甚至发动政变来推翻民选政府。2002年4月, 委内瑞拉反对派在美国支持下反动政变, 3天后查韦斯总统才在军队支持下挫败了政变。2002年年底到2003年年初, 委内瑞拉反对派组织全国大罢工, 导致本国经济大幅衰退;2004年反对派又组织了罢免公投, 继续向左派政权发动进攻。2009年洪都拉斯总统曼努埃尔·塞拉亚因为与加勒比石油公司建立了联系, 加入了美洲玻利瓦尔联盟, 并提出通过全民公投推动成立制宪议会的倡议, 这些都不符合大资本家的利益, 最后被最高法院以叛国罪罢免总统职位。2012年6月, 巴拉圭左派卢戈政府被参议院指责在政府机构和农民争夺土地的运动之间制造暴力。这次弹劾直接导致了左派政府下台和红党政府的回归。自从查韦斯去世后, 右派力量在2015年年底的议会选举中崛起, 进而利用经济危机煽动社会不满情绪不断向左派政府施压。在阿根廷和巴西的中右派执政后, 委内瑞拉左派政权成为拉美地区内外右派势力最重要的打击目标。

2015年11月, 阿根廷右派在选举中获胜, 阿根廷实现政治右转。2016年8月, 巴西中右派又通过弹劾罗塞夫总统迫使左派劳工党下台, 组织了以中右派为主的新政府, 实现巴西政治的右转, 拉美右派从而获得地区政治的主导权。阿根廷和巴西的新右翼政府上台后, 对左派政府的政策进行大幅调整, 与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等国家的传统右翼政府在政策上的合流趋势更加明显, 致力于提高经济市场化和开放度, 重塑国家经济。阿根廷的马克里政府提出建设“正常国家”的口号, 奉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放开外汇管制, 改善投资环境。除放开汇率管制等自由主义措施外, 右派政府还致力于宏观经济调整和结构性改革, 试图减少经济扭曲, 使经济重返可持续增长的轨道。巴西的右派特梅尔政府上台后, 废除了左派政府的政策, 采取了降低公共债务、限制财政支出和新一轮私有化的措施, 以扭转左翼政策的不利影响。在地区和一体化政策上, 新的右派执政国家积极向太平洋联盟国家靠拢, 增加经济开放度, 与其他国家谈判签署双边自贸协定。南共市在乌拉圭担任主席国期间, 已经与加拿大、日本、韩国及一些北非国家和欧盟进行了有关自贸协定的初期谈判。2016年7月, 墨西哥和阿根廷签署了有关经济一体化的一系列协议, 太平洋联盟和南共市的贸易谈判也在酝酿之中。 ⁽¹⁾ 2016年12月1日, 南共市四个创始国以“委内瑞拉未按期履行南共市有关贸易、司法和人权方面的协定”为由, 中止了委内瑞拉的成员国资格。2017年8月, 委内瑞拉召开制宪大会, 巴西、阿根廷等国宣布不予承认, 南共市无限期中止了委内瑞拉的成员国资格。

拉美国家出现政治钟摆现象的本质是资本主义在国家与市场之间政策的自我调控, 而拉美社会存在适宜左派发展的各种条件不断酝酿发酵是左派不断崛起的原因。

(一) 拉美国家出现政治钟摆现象的本质

拉美政治中的钟摆现象, 其本质是拉美国家为了实现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而在资本主义框架下发展起来的自我调控机制。因此, 不管是左派政府还是右派政府, 其本质都是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控与发展。资本主义要实现长期发展, 必须调整好生产资料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 使双方各得其所。也就是说, 既要发挥生产资料所有者的积极性, 发展市场经济, 增加资本积累, 又要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 实现一定程度的社会分配。如果在较长时期内实行右派政策, 偏重于调动资本家和企业主的积极性, 就会造成社会分化和劳工阶层的反抗, 影响政治稳定;如果长期实行左派政策, 偏重于保护劳动者权益, 扩大社会项目的开支, 过度增加企业税收负担, 那么投资环境就会恶化, 效率降低, 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就不愿意投资, 国家财政收入会受到不利影响甚至难以为继, 严重时, 国家经济陷入低谷, 甚至导致军人政变。

大多数拉美国家都是通过左右派的轮流执政实现上述调控的, 既有政治上的调控, 又有经济上的调控。当然, 实现上述调控有时也伴随着一定时期的政治动荡甚至流血政变。但无论是流血的军事独裁, 还是激进的社会民主, 最终都没有脱离资本主义国家的体制框架。随着民主化的不断发展, 军人逐渐退出政治舞台, 政治上的左派和右派依照竞争性民主规则来实现轮流执政, 这便是当前的民主巩固时期。这不仅实现了国家的宏观调控, 而且保持了政治稳定。实际上, 墨西哥在革命制度党的统治下创造了长期稳定的政治奇迹, 也是在官方党内部左派和右派轮流执政的结果。但该党内部左派和右派轮流执政不是靠竞争性选举, 而是靠行之有效的职团主义体制。革命制度党内最初是以卡德纳斯为首的左派执政, 实行土地改革、石油国有化和社会主义教育, 这一时期的理论、方针和路线被称为“卡德纳斯主义”;而到了阿莱曼执政时期, 虽然政府仍然坚持国家干预经济的原则, 但其主要精力已经转向发展私人企业、限制土地改革、放弃社会主义教育, 实行了一套系统的反对劳动者诉求的政策, 体现了墨西哥宪法的“私人积极性”原则。这一时期所实行的理论、方针和路线被称为“阿莱曼主义”。墨西哥的历史证明, 无论是纯粹的卡德纳斯主义还是阿莱曼主义, 都不可能持久, 而必须寻求两个主义的互补和平衡。任何执政者都必须根据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需要和国内各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在这两个主义之间不断进行调整。 ⁽¹⁾

值得注意的是, 以查韦斯为代表的拉美激进左派在寻求替代新自由主义模式的过程中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危机, 提出了体现平等和公正的“21世纪社会主义”, 但激进左派的替代模式仍然没有突破资本主义的体制框架。厄瓜多尔总统科雷亚甚至在2009年的世界社会论坛上指出, “让我们利用这次危机, 利用资本主义的弱点, 创建一种新的更好的‘21世纪社会主义’。”莫拉莱斯也指出, “目前世界为之震动的金融、能源、气候、食品和制度危机都是资本主义体系大危机的一部分, 如果我们不能埋葬资本主义, 那么资本主义就会埋葬我们的星球。……危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大好机会去建立一个不同的世界, 我们也愿意实施替代模式。” ⁽²⁾

尽管拉美激进左派打出了“21世纪社会主义”的旗号并为建立一个新社会而努力, 但从本质上讲, 拉美左派的政治目标并不是追求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 而是追求一种不同于既有资本主义模式的新的政策范式。苏东剧变后, 受到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影响的激进左派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影响力锐减, 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中间化趋势明显, 绝大多数拉美左派的政治目标都是用进步主义的价值观改造资本主义尤其是新自由主义政策。可见, 尽管一些激进左派严厉谴责“资本主义”, 但其实质是谴责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拉美左派的政治目标是一种政策范式, 而非制度范式。在所有现有的拉美左派政府中, 有关建立新范式的争论中都有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人参与其中, 但马克思主义立场对任何拉美左派政府的政策都不具有决定性影响。 ⁽¹⁾

(二) 拉美左派产生和发展的条件仍然存在, 也是其不断崛起的原因

拉美左派的产生具有其社会历史、政治和思想文化条件以及阶级基础。在社会历史条件方面, 拉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以及拉美资本主义存在的种种矛盾和危机, 是导致拉美社会主义和左派运动出现的根本原因和决定因素。 ⁽²⁾ 政治条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受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影响, 拉美国家独立后普遍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框架。只有在这个框架下, 拉美左派才有活动的空间, 才有了通过议会斗争和竞争性选举取得政权的可能性。二是拉美的精英政治逐渐向大众政治转变。20世纪以来, 在现代化和民主化的推动下, 拉美的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参与程度不断提高, 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对于底层民众的政治诉求, 左派和右派的态度不尽相同, 在政治上也就出现了左派执政和右派镇压甚至军事政变等不同结果。在思想文化条件方面, 一方面, 拉美拥有左派激进的历史传统, 如从玻利瓦尔的一体化思想到何塞·马蒂的“两个美洲”思想, 再到劳尔·普雷维什的结构主义理论和多斯·桑托斯的依附论等激进经济学理论;另一方面, 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 从秘鲁马里亚特吉的社会主义学说到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到20世纪70年代智利阿连德的民主社会主义实践, 再到委内瑞拉查韦斯等提出的“21世纪社会主义”, 这些都是拉美左派继续存在的条件。在阶级基础方面, 拉美国家大量贫困人口、边缘化群体和土著人口的广泛存在, 为左派政治力量的发展提供了阶级基础。

拉美政治格局中的左右现象仍将继续, 其主要原因在于:直到今天, 无论左派还是右派执政, 拉美国家都没有很好地解决增长与分配、参与和秩序、公平与效率之间的矛盾。在经济上, 左派重视分配, 但往往忽视增长, 甚至为了争取政治支持而过度分配, 损害经济增长, 进而导致经济危机;右派往往重视增长, 但忽视分配, 导致贫富分化和社会矛盾加剧。在政治上, 左派鼓励政治动员和参与, 但往往无力控制和疏导这种参与, 忽视秩序, 甚至为了保住执政地位而修改宪法, 延长总统任期, 破坏民主原则和程序;右派重视秩序, 往往限制民众政治动员和参与, 甚至为了维持稳定而不惜压制底层民众的政治诉求和民主权利。当然, 左派和右派执政也是在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下发生的, 其执政周期与经济上的大周期是一致的。如本轮左派执政周期就是在适应反对新自由主义、强调国家作用甚至国家干预的背景下发生的。

当前拉美政治“左退右进”的形势已然明朗, 甚至右派已经获得某些一体化组织的主导权, 但这并不意味着本轮左派执政周期的结束, 毕竟还有不少左派政党仍在拉美执政, 甚至有的左派政党刚刚获得选举的胜利。无论如何, 拉美政治中区别“左”“右”的分析仍具有重要意义。

(一) 在拉美政治的“左退右进”形势下左派仍具韧性

2015年以来, 阿根廷右派在选举中获胜, 委内瑞拉右派取得国会的控制权以及巴西因左派总统被弹劾而实现政治右转后, 拉美左派丧失了地区政治的主导权。2017年12月, 智利中右派联盟“智利前进”候选人皮涅拉 (Sebastián Pi1era) 在大选中获胜, 当选总统。尽管左派仍然在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尼加拉瓜、厄瓜多尔等国家执政, 但执政地位遭到右派的极大挑战。

在拉美政治的“左退右进”过程中, 委内瑞拉左派政权曾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阿根廷和巴西等地区右派政府以及拉美地区组织不断向委左派政府施压, 但国家权力仍然掌握在左派手中。2015年反对派赢得议会的主导权后, 通过《大赦法》等一系列法案, 要求政府释放反对派政治家并举行罢免公投。2016年10月, 委内瑞拉政府宣布中止罢免公投。反对派则与美洲国家组织联合起来向委政府施压, 美洲国家组织指责委政府破坏宪法秩序, 甚至威胁中止委内瑞拉的成员国资格。2017年1月, 反对派控制的议会通过决议, 宣布马杜罗总统因没能履行职责而“放弃职务”。美洲国家组织多次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委内瑞拉形势, 要求马杜罗政府尽快恢复选举和罢免公投。2017年4月, 马杜罗总统指出, 特别会议是美洲国家组织对委内瑞拉发动的“政变”, 要求该组织停止干涉委内瑞拉内政, 不要成为右翼国家攻击委内瑞拉的工具。8月, 委内瑞拉召开制宪大会, 全面取代议会权力。南共市国家宣布制宪大会无效, 无限期中止了委内瑞拉的南共市成员国地位。

随着形势的发展, 委内瑞拉左派逐渐掌握了主动, 政权得到一定程度的巩固。在2017年10月举行的全国州长选举中, 执政党再度获得重大胜利, 获得23个州长职位中的18个。在同年12月10日举行的全国市长选举中, 执政党再度获得重大胜利, 赢得335个市长席位中的300个。 ⁽¹⁾ 委内瑞拉左翼仍然掌握着国家权力, 控制着行政、司法、选举等国家机构, 制宪大会的成立、地方选举的胜利、逐渐回暖的国际油价等因素也有助于马杜罗完成总统任期。2018年1月底, 委内瑞拉政府宣布将2018年大选提前到4月30日举行, 就目前形势来看, 届时举行的大选对左派更加有利。

在玻利维亚, 2014年10月举行的总统选举中, 现任总统、“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候选人莫拉莱斯以61.04%的选票获得压倒性胜利, 开始第三个任期的执政, 其任期直至2020年。2015年3月19日, 玻利维亚举行地方选举, 执政党遭受挫折, 仅获得科恰班巴的省长职位, 反对派蝉联首都拉巴斯市市长职位。尽管如此, 玻利维亚反对派仍然力量分散, 执政党仍然控制着2/3以上的议席。2015年9月, 多民族议会以超过2/3的选票通过了取消宪法关于总统任期的限制, 但宪法修正案的生效需要全国公投通过。2016年2月21日, 宪法修正案全国公投未获通过, 但莫拉莱斯仍然可能再次启动与连任相关的法律程序。2017年莫拉莱斯接受了执政党对其参加2019年大选的总统候选人提名。9月, 执政党议员向最高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就总统只能连任两届的任期限制进行裁决, 认为该限制侵犯了总统的人权。英国经济学家情报社估计, 莫拉莱斯会作为执政党候选人参加2019年大选, 并将获得选举胜利。 ⁽²⁾

在尼加拉瓜, 左派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仍然控制着议会的绝对多数席位, 2014年通过宪法修正案, 取消了对总统连选连任的限制, 还改变了选举规则, 规定总统有权任命军警出任公共部门的职务, 延长了市长和副市长等地方官员的任期, 为执政党2016年选举获胜创造了有利条件。在2016年5月的大选中, 左派执政党推选奥尔特加夫妇参加正副总统职位的选举, 并以75%的绝对优势当选。

在厄瓜多尔, 科雷亚执政以来经济稳定增长, 目前执政党在国会仍居控制地位, 右派力量虽然有所发展但仍然力量涣散, 左派政权仍然相对稳固。在2014年举行的地方选举中, 反对派夺得了首都基多、第一大城市瓜亚基尔以及昆卡等重要城市市长的职位, 反对科雷亚提出的允许总统及其他民选公职无限期连选连任等修宪建议。在2014年和2015年, 印第安人联合会、亚苏尼印第安人社团、工人“统一阵线”、总工会等组织举行大规模的反政府抗议运动, 反对科雷亚政府的亚苏尼ITT油田开发计划、社会保障改革、《水资源法》、《劳工改革法》和《遗产法》等政策, 削弱了政府的执政基础。2015年11月19日, 科雷亚宣布不再竞选下一届总统职务。2015年12月, 厄通过宪法修正案, 规定总统一职自2017年起可无限期连任。2017年4月, 在厄瓜多尔举行的第二轮总统选举中, 虽然左派执政党主权祖国联盟运动候选人莫雷诺以微弱优势当选总统, 但执政党仍然获得议会半数以上议席 ⁽¹⁾ , 在拉美政治的“左退右进”中为左派守住一块阵地。

(二) 当前拉美左派执政的前景

当前, 虽然墨西哥继续维持中右派执政, 阿根廷和巴西已经发生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全面右转, 拉美左派丧失了在地区政治格局中的主导权, 但左派执政周期并没有完全结束, 左派政党仍然在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委内瑞拉、尼加拉瓜和乌拉圭执政。厄瓜多尔主权祖国联盟运动领导人莫雷诺将执政到2021年;玻利维亚争取社会主义运动领导人莫拉莱斯将执政到2020年;委内瑞拉的马杜罗将执政到2019年;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奥尔特加将执政到2021年;乌拉圭巴斯克斯总统领导的广泛阵线将执政到2019年。

关于拉美左派执政国家的前景, 至少有以下三种。第一, 在政治和经济上全面右转。如阿根廷和巴西。第二, 政治上的左派、经济上的右派。即左派执政党利用其强大的组织能力和广大中下层支持的合法性基础, 继续在选举中获胜, 甚至不排除当前在野的左派政党再度上台执政的可能。但是, 在当前的政治经济形势面前, 拉美左派即使继续执政, 也不可能继续实行之前激进的左派政策。在全球大宗商品下跌、拉美国家经济面临困难、国家财政捉襟见肘的情况下, 无论左派还是右派执政, 都将不得不放松国家干预, 以期激活市场, 改善投资环境, 发挥私人资本的积极性, 适当管控劳工, 实行右派的经济政策。这期间可以看作左右派执政周期转化的过渡阶段。事实上, 上一轮从右派执政到左派执政周期的变化期间也有这种形态, 如厄瓜多尔的古铁雷斯政府、阿根廷的梅内姆政府等都是打着左派的旗号上台, 继续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未来拉美向右派执政周期的过渡过程中, 同样不排除类似的情况。如当前的尼加拉瓜左派奥尔特加实际上执行的是一套右派经济政策 ⁽¹⁾ 。厄瓜多尔新当选的总统莫雷诺虽然以科雷亚的继承人面目出现, 但其执政后的政策明显转向中右, 并与科雷亚领导的左派发生分裂。第三, 政治经济政策都保持不变, 继续全面的左派政策。第三种情形显然很危险, 国家的经济干预能力因财政问题在减弱, 经济下滑, 失业率上升, 继续维持大规模的社会政策显然将举步维艰。笔者认为, 拉美政治向前两种情况发展的可能性更大。

一方面, 由于拉美国家边缘群体和左派与社会主义思想的广泛存在以及民主化的不断推进, 左派的生存与发展有着思想、文化、历史和人口基础;另一方面, 拉美国家的封建主义和精英主义等政治传统以及来自西方并占据主流政治文化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制度也为右派的存在提供了条件。因此, 拉美政治格局中左派和右派的分野和分析意义仍将存在, 但随着民主化的推进, 左右两方面的政策都将更加温和。在拉美左派开始群体性崛起的2008年, 拉美晴雨表进行的公众意向调查显示, 把自己定位为中派的拉美人从2002年的29%增至42%, 而且年轻人的意向尤其明显。这表明即使右派重新执政, 也极有可能采取更加温和的政策, 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建立意识形态极化的社会。 ⁽²⁾ 当然, 随着拉美国家中产阶级不断壮大, 贫困人口减少, 政党政策向中间调整的可能性增大, 左右派政府政策温和化的趋势会继续。长期来看, 左右派的分野存在温和化趋势。在左右派过渡时期还会出现政治上为左派而经济上为右派的现象, 甚至出现打着左派旗号的右派等不同表现形式, 但当社会矛盾逐渐积累、冲突加剧时, 又会出现激进的左派或右派政治力量, 仍然不能排除左右派的政策再度激化的可能。

1 [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主编, 邓正来等译:《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年, 第433页。

2 Nina Wiesehomeier and David Doyle, “Attitudes, Ideological Associations and the Left-Right Divide in Latin America”, in Journal of Politics in Latin America, Vol.4, No.1, 2012, pp.3-33.

3 Elbeth Zechmeister, “What’s Left and Who’s Right?A Q-Method Study of Individual and Contextual Influences on the Meaning of Ideological Labels”, in Political Behavior, Vol.28, Issue 2, 2006, pp.151-173.Quoted in Nina Wiesehomeier and David Doyle, “Attitudes, Ideological Associations and the Left-Right Divide in Latin America”, in Journal of Politics in Latin America, Vol.4, No.1, 2012, pp.3-33.

4 James D.Bowen, “The Right in‘New Left’Latin America”, in Journal of Politics in Latin America, Vol.3, No.1, 2011, pp.99-124.

5 [英]莱斯利·贝瑟尔主编, 胡毓鼎等译:《剑桥拉丁美洲史》 (第5卷)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2年, 第630页。

6 [美]克里斯蒂娜·胡恩菲尔特著, 左晓园译:《秘鲁史》, 北京:中国出版集团, 2011年, 第182页。

7 Gavin O’Toole, Politics Latin America, London and Newyork:Taylor&Francis Group, 2014, p.378.

8 [美]乔纳森·C.布朗著, 左晓园译:《阿根廷史》, 北京:中国出版集团, 2010年, 第170-178页。

9 20世纪70年代, 阿根廷的庇隆再度执政 (1973-1974年) , 之后庇隆夫人继任总统 (1974-1976年) 都可以看作是本轮左派执政浪潮的延续和尾声。

10 苏振兴主编:《拉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研究》,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年, 前言第4页。

11 转引自袁东振:《拉美人的民众主义观》, 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17年第1期, 第187页。

12 Paz Larraín Mira, “El Populismo en América Latina”, en Compendio de Artículos del Seminario, El Siglo XX y los Desafíos del Siglo XXI, Editorial Universidad Gabriela Mistral, 2005, pp.225-250.

13 [美]托马斯·E.斯基德莫尔等著, 江时学译:《现代拉丁美洲》,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6年, 第66页。

14 Gavin O’Toole, Politics Latin America, London and Newyork:Taylor&Francis Group, 2014, p.379.

15 转引自苏振兴:《拉美左派崛起与左派政府的改革》, 载《拉丁美洲研究》, 2007年第6期, 第3页。

16 Frida Ghitis, “Macri’s Argentina Election Signals Rightward Shift in Latin America”.http://wprelb-582982076.us-east-1.elb.amazonaws.com/articles/17350.[2017-05-27]

17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 刘军宁译:《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8年, 第18-21页。

18 亨廷顿把1974年葡萄牙结束独裁统治以后的15年称“第三波民主化”时期, 在拉美此期间和之后实现文人执政的国家有:巴拿马 (1978年) 、厄瓜多尔 (1979年) 、秘鲁 (1980年) 、玻利维亚 (1982年) 、阿根廷 (1983年) 、乌拉圭 (1985年) 、巴西 (1985年) 、智利 (1990年) 、巴拉圭 (1993年) 、海地 (1994年) 。参见塞缪尔·亨廷顿著, 刘军宁译:《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8年, 第21-26页。

19 关于拉美国家发展战略的转换, 参见杨志敏:《拉美国家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的对外贸易战略》。http://ilas.cass.cn/cn/kygz/content.asp?infoid=3394.[2016-03-15]

20 EIU, Country Report-Brazil, September 2016, pp.26-27.

21 曾昭耀著:《政治稳定与现代化》, 北京:东方出版社, 1996年, 第179-180页。

22 Steve Ellner (ed.) , Latin America’s Radical Left:Challenges and Complexities of Political Power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anham:Rowman&Littlefield, 2014, pp.27-28.

23 [古巴]罗伯特·雷加拉多:《拉丁美洲:进步左派政府急需战略规划》, 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14年第3期, 第18-20页。

24 崔桂田、蒋锐等著:《拉丁美洲社会主义及左派社会运动》,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2年, 第21页。

25 EIU, Venezuela Politics:Quick View-The Ruling PSUV Sweeps Municipal Elections.http://www.eiu.com.[2017-12-21]

26 EIU, Country Report-Bolivia, December, 2017, p.4.

27 左派执政党获得议会137席中的74席, 参见Wikipedia, “Ecuadorian General Election, 2017”.https://en.wikipedia.org/wiki/Ecuadorian_general_election_2017.[2017-06-06]

28 Alejandro Benda1a and Nicaragua:Between Left Rhetoric and Right Reality.https://www.wilson center.org/sites/default/files/Bendana.pdf.[2017-06-06]

29 James D.Bowen, “The Right in‘New Left’Latin America”, in Journal of Politics in Latin America, Vol.3, No.1, 2011, pp.99-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