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2018年4月, 古巴第九届全国人大选举了迪亚斯·卡内尔为国务委员会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 标志着古巴最高领导层换届选举迈出了关键一步。相比于劳尔政府, 政治上, 产生了以旧带新、以新为主的新一届领导集体, 最高领导权开始出现多元化趋势;经济上, 继续推进劳尔的社会主义模式更新进程, 非公经济快速发展, 国有企业改革推进缓慢;国际环境上, 继续保持和发展与委内瑞拉及拉美左翼政权的关系, 积极改善与西方国家的关系, 但仍面临近年拉美政治格局“左退右进”的严峻挑战以及古美、古欧关系的巨大压力;中古关系上, 中国仍是古巴外交和外贸的稳定器, 以及对外关系的坚强后盾。古巴在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及中拉合作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战略支点作用, 正确定位中古关系, 继续加强和推进中古关系有利于两国的共同利益。

关键词：

古巴; 迪亚斯·卡内尔; 古巴社会主义模式; 中古关系;

基金：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古巴社会主义模式‘更新’研究” (16BGJ061)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The Situation in Cuba and Sino-Cuban Relations During the Transition of Cuban Top Leaders

Abstract：

In April 2018, Diaz Canel was elected Chairman of the State Council and Chairman of the Council of Ministers in the Nin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of Cuba.It marks a crucial step forward in the election of Cuba's top leadership.Compared to the Raul Castro administration, the new administration shows some new characteristics.Politically, a new and more diversified leading group is formed with“the new taking main responsibilities while the old playing a facilitating role.”Economically, the new leading group will continue to carry forward Raul Castro's project of updating socialist model, rapidly develop non-public economy and slowly advance the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For a better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the new leading group will maintain and develop relations with Venezuela and the left-wing governments in other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and actively improve relations with Western countries.However, it will also have to face the tough challenges of“the declining left and rising right”as the current political pattern of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as well as the great pressure from US-Cuban and Cuban-European relations.In the Sino-Cuban relations, China remains a stabilizer in Cuba's diplomacy and foreign trade, as well as a strong backing in its foreign relations.Cuba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as a strategic pivot in the spheres of geopolitics, ideology and Sino-Latin American cooperation.It is of the common interests for both countries to correctly position, further strengthen and continue to carry forward the Sino-Cuban relations.

2018年4月18至19日, 古巴第九届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 (以下简称“全国人大”) 在哈瓦那召开并选举新一届国家领导人。米格尔·迪亚斯·卡内尔·贝穆德斯当选为国务委员会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大会还选举出萨尔瓦多·巴尔德斯·梅萨为第一副主席, 同时兼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提名拉米罗·巴尔德斯·门内德斯等另外5人为副主席, 通过了另外23人为国务委员, 加上国务委员会秘书, 形成了由31人组成的国务委员会。在政府层面, 古巴产生了以旧带新、以新为主的新一届领导集体。

实际上, 自劳尔·卡斯特罗2006年主政以来, 古巴就开始培养党和国家的接班人。在2013年2月召开的第八届全国人大上, 劳尔·卡斯特罗宣布不再担任下一届国家领导人, 并称八届全国人大是老一辈革命家参加的最后一届大会。同时, 会议选举卡内尔为国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和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这标志着古巴正式开启了最高领导层换届进程。五年后的今天, 迪亚斯·卡内尔成功接任国务委员会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 标志着古巴最高领导层换届已迈出关键的一步, 但这个过程并未完成, 本次换届只涉及国务委员会, 而部长会议 (除主席和第一副主席已经确定外) 和古共中央的最高领导层的新老交替留待以后完成。

古巴的新一代领导人既拥有劳尔已经开创的模式更新之路和外交多元化的优势和机遇, 同时也面临着促进经济发展、改善国内投资环境、应对国际环境变化的诸多挑战。

在政治上, 以卡内尔为首的新一届国家领导层接班后, 古巴的最高领导权开始出现多元化趋势。在此次换届之后, 古巴政治将完成从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领袖治国向集体领导转化。实际上, 这个进程自2006年菲德尔·卡斯特罗因病辞去国家最高领导职务后就已经开始。古巴政治已经不具备菲德尔·卡斯特罗时期领袖治国的特点, 而是注重法律和规则的作用, 推出国家高级领导干部的任期制, 规范党内的组织生活;在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方面也有所改变,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出现松动, 但重大的人事任命和改革举措还是要和卡斯特罗商量, 同时也受到马查多·本图拉等稳健派的牵制。

2018年4月政府的最高领导层换届之后, 古巴将形成“革命一代”继续稳定政局、新一代领导人革新进取的新格局。在2016年的古共七大上, 党的第二书记一职出人意料地并没有由已经担任国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和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的卡内尔担任, 而是仍然由“革命一代”的本图拉担任。2018年4月, 劳尔卸任国家最高领导职务———国务委员会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 但仍然担任古共中央第一书记, 马查多·本图拉继续担任第二书记。

迪亚斯·卡内尔虽然是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 但并没有在军中担任重要职务的经历, 军事方面的话语权仍然掌握在以劳尔·卡斯特罗为首的老一辈革命家手中, 菲德尔·卡斯特罗总司令的助手、前革命武装力量部副部长、85岁高龄的革命英雄拉米罗·巴尔德斯·门内德斯仍然担任国务委员会副主席, 他们也是古巴模式更新中的稳定器。此外, 劳尔和马查多·本图拉仍然分别担任古共中央的第一书记和第二书记, 直到2021年。因此, 老一辈革命家虽然多数不再担任国务委员会的领导职务, 但仍将发挥重要的政治影响。

2018年4月19日, 迪亚斯·卡内尔在当选后的演讲中强调, 劳尔·卡斯特罗虽然不再担任国务委员会主席, 但作为古共中央第一书记, 他的意见对于新一届政府仍有重要意义。这说明, 古巴的“革命一代”将继续发挥稳定政局的重要作用。古巴的权力结构将进入一个较长的调适期, 政治上的变化可能引发经济和外交政策的重大变化。

在政府方面, 新一届国务委员会呈现出明显的年轻化趋势。在7名主席和副主席当中, 只有3位在70岁以上, 4位都不到60岁, 最小的仅48岁, 也就是说, 半数以上都是在1959年革命以后出生的, 而且至少有4位有地方工作经验, 这有利于使政府的政策更能反映基层群众的需求。而且这一代领导人就是在模式更新的背景下产生的, 如何进一步推进更新进程, 如何在保持社会稳定的情况下促进经济发展, 保持社会主义模式更新继续向前推进, 是新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任务。

在经济上, 劳尔开创了社会主义模式更新进程, 提出了建设繁荣、可持续的社会主义的目标, 为以迪亚斯·卡内尔为首的新一代领导人指明了奋斗方向。同时, 古巴经济也面临着解放思想、深化改革的重大挑战。

首先, 私营等非公经济快速发展, 在非国有单位工作的劳动人口比重不断攀升。2017年10月27日, 古巴工作与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数据显示, 私人部门的发展创出新高, 截至2017年9月, 个体户数量达到578421个, 较上年同期增长11%。虽然古巴政府设定了个体户占全国劳动力人口10%的比例, 但实际已经远远超过这个比例。很多古巴人在领取国家工资的同时也无照干起了个体户生意, 如出租车司机、汽车修理和餐厅等。截至2018年, 政府已经将200万公顷的闲置土地分给了农民和合作社, 目前全国65%的土地都掌握在农民和合作社手中。 ⁽¹⁾

古巴旅游业自2014年以来发展迅速, 2014年古巴接待游客首次超过300万人次, 2016年突破400万人次, 2017年达到创纪录的470万人次。尽管2017年特朗普政府实行了旅游限制并发布“声波攻击”警告, 但当年1月至10月还是有53.6万美国人到访古巴, 较上年同期翻一番。美国已经成为古巴第二大游客来源国。 ⁽²⁾

其次, 古巴出现了财富集中和贫富分化现象。由于美古关系解冻和古出台的多项经济改革政策, 古境内具有较强购买力的中产阶级已然诞生, 由此也进一步推动了古巴私营行业的发展与繁荣。古巴中产阶级经济独立, 具有进取和创新精神以及创造财富的潜能。2010~2016年间, 古巴新兴中产阶级创立了成功且利润丰厚的商业模式, 其经营项目包括餐厅、民宿、美容院、手机修理店和鞋店等。餐饮业成为2016年古巴私营经济中盈利最高的行业, 当年政府共颁发了1716个营业执照, 收入达6.93亿美元。源自古巴海外侨民的经济支持也对古私营行业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奥巴马执政期间, 古巴居民接收了212亿美元的侨汇。仅在2016年, 古侨汇收入即为34亿美元, 比2009年增长了一倍。 ⁽³⁾

古巴党和政府对财富集中和贫富分化现象高度重视, 也采取了应对措施以控制财富过于集中。2016年古共七大后出台的《古巴社会主义发展的经济和社会模式的理论化》文件 ⁽⁴⁾ 禁止所有权和财富集中在非国有制形式的自然人和法人手中, 提出利用税收手段保护低收入者, 对非国有的所有制利润进行调控;征收遗产税, 以减少非劳动因素造成的不平等以及不平等在新一代年轻人中的传递, 使再分配惠及全社会。

再次, 古巴宏观经济连年低迷, 2016年还出现了负增长, 模式更新尚未收到预期效果。古巴的私营业主们仍面临着高税收、物资短缺、政策限制等各种困难。当前, 国有企业改革推进缓慢、效率低下, 但它们在古巴经济中继续占据着绝对优势, 控制着国内的重要经济领域和关键行业。在经济政策上, 古巴仍然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本质, 正确认识计划和市场及其相互关系, 改善投资环境, 激发国家发展的内生动力。

2018年4月, 卡内尔当选国务委员会主席后, 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在6月2日召开特别会议, 讨论修宪问题。这将是古巴现行宪法自1976年生效以来的第三次修订, 前两次都是围绕指导思想和国家制度建设问题, 而本次则是首次涉及经济问题的修宪, 主要背景是古巴正在进行的经济社会模式“更新”。2016年的古共七大不仅承认市场的作用, 而且将私人所有制和混合所有制写入党的文件 ⁽⁵⁾ , 而现行宪法已不能完全适应“更新”以来的国内发展形势。如果古巴将上述模式更新的成果以宪法的形式确认下来, 则说明古巴的模式更新进程不仅不会逆转, 还可能继续向前推进, 古巴经济形势将会更加乐观。

在外交方面, 劳尔主政时期开辟了全方位多元外交的新格局, 为国家最高领导人换届和社会主义模式更新创造了良好条件。2018年4月19日, 迪亚斯·卡内尔在当选国务委员会主席后发表演讲, 指出在当前和平、安全日益受到威胁的国际环境中, 古巴的对外政策不会改变, 也不会在主权和独立问题上让步, 原则问题也不容讨论。

首先, 在保持发展菲德尔·卡斯特罗开创的古委联盟的基础上, 积极发展与拉美左翼政权的关系。目前, 保持和发展与委内瑞拉等拉美左翼政权的关系仍然是当前古巴外交的重中之重。早在21世纪初, 古巴就与查韦斯时期的委内瑞拉建立了联盟关系。在查韦斯执政期间 (1999~2013年) , 委古贸易占古巴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维持在40%左右, 是古巴第一大贸易伙伴。根据2005年的委古协议, 委内瑞拉以大大低于国际市场的价格每天向古巴出口原油9万桶, 占古巴能源消费的1/3, 石油消费的2/3, 相当于每年补贴古巴60亿美元, 超过旅游、镍出口等支柱产业创造的外汇收入。委古双方还签署了“医生换石油”的协议, 古巴2.8万名医务工作者深入委内瑞拉贫困地区工作, 为古巴创造了大量外汇。此外, 还有8600名古巴医护人员在巴西工作, 多在偏远地区, 巴西政府每年支付每位医生43440美元。 ⁽¹⁾

其次, 古巴还积极改善与西方国家的关系, 开启了古美关系正常化和古欧关系正常化进程。自2014年12月美古关系开启正常化进程以来, 实现了将古巴从“支恐名单”中删除 (2015年5月29日) 、恢复外交关系 (2015年7月20日) 和高层互访三大外交目标, 美国对古巴的封锁有所松动。2015年7月美古双方正式恢复外交关系。2016年3月, 奥巴马总统访问古巴, 成为88年来首次访问古巴的美国总统。2017年1月, 奥巴马总统在卸任前宣布美国即刻终止“干脚湿脚”政策, 美古关系继续发展。

多年来, 古巴是唯一与欧盟不存在正常外交制度框架的拉美国家, 也是欧盟采取“共同立场”政策对待的唯一国家。自1996年起, 欧盟对古采取所谓“共同立场”, 将古巴进行民主开放、改善人权状况作为关系正常化的前提。因此, 欧古关系也需要正常化。劳尔执政后, 古巴方面适时释放“政治犯”, 改善国际形象和对欧关系。在2014年底美古宣布开启关系正常化进程前后, 古巴与欧盟的对话也取得了重要进展。2015年先是负责欧盟外交政策的负责人莫盖里尼访问古巴, 接着是法国总统奥朗德访问古巴, 成为古美改善关系以来首位访问古巴的西方大国元首。2016年3月11日, 古巴和欧盟签署旨在推动双边关系正常化的框架协议。11月, 欧古签署“政治对话与合作协议”。2017年11月, 该协议正式生效, 开启了古巴与欧盟关系的新阶段。古美、古欧关系的发展使古巴进行“更新”的外部条件有所改善。

再次, 当前的古巴在国际环境方面面临严峻挑战。一是拉美地区国际环境的挑战。近年来随着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下跌, 包括委内瑞拉在内的拉美左翼执政国家普遍面临执政困难, 以致一些国家的左翼政党下台, 拉美政治格局出现“左退右进”的新态势。2013年查韦斯逝世后, 委内瑞拉的马杜罗政府面临前所未有的政治经济危机, 不得不大幅削减对古巴的援助, 到2017年委内瑞拉已经不再是古巴最大的贸易伙伴。2016年, 曾经给古巴的马里埃尔特区建设以大力支持的巴西政府也发生右转, 劳工党总统迪尔玛·罗塞夫被弹劾下台, 米歇尔·特梅尔上台后组织了中右翼的政府, 已经有计划削减古巴医护人员在巴西的数量, 古巴这方面的收入会大幅下降。

在美古关系和拉美地区层面, 特朗普上台后, 美国开始收紧对古政策, 美古关系出现倒退, 虽然美古关系仍然没有脱离正常化的框架, 但美国还策动西半球国家组成利马集团⁽¹⁾ , 在外交上围堵委内瑞拉和古巴。2017年6月16日, 特朗普宣布立即撤销奥巴马政府与古巴达成的“完全不公平”的协议, 继续执行对古巴的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政策。2017年11月8日, 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 (OFAC) 按照特朗普总统6月谈话的要求, 颁布新的对古限制措施清单, 禁止美国公民和公司同与古巴军队和安全部门相关的180家企业做生意, 其中包括政府实体、国家控股公司和旅游公司, 也包括马里埃尔特区中的企业。 ⁽²⁾

在2018年4月刚刚结束的美洲峰会上, 美国副总统彭斯还大肆攻击古巴是独裁政府。2018年5月, 委内瑞拉总统选举后, 美国、欧盟和利马集团均宣布不承认选举的合法性, 美国还宣布对委内瑞拉采取新一轮制裁。这无疑对与委内瑞拉保持联盟关系的古巴形成了巨大压力。

自20世纪90年代中古关系改善以来, 中国一直是古巴外交和外贸的稳定器。双方高层互访频繁, 是真正的“好同志、好朋友、好伙伴”。2016年, 中古进出口贸易总额为20.57亿美元, 其中中国向古巴出口17.83亿美元, 进口2.74亿美元;2017年中古进出口贸易总额17.59亿美元, 其中中国出口13.61亿美元, 进口3.98亿美元。 ⁽³⁾ 在委内瑞拉因政治经济危机大幅减少对古援助后, 中国再度成为古巴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对古政策的目标上完全不同, 这也是中古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和基础。

由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对立, 美国的对古政策目标就是推翻古巴的社会主义政权, 进行“民主改革”。1992年的“托里切利法”和1996年的“赫尔姆斯-伯顿法”都将推翻古巴社会主义政权作为目标。早在21世纪初, 美国就成立了“支持自由古巴委员会”, 联系美国各重要政府部门全面设计古巴走向民主改革和自由市场制度的方案。2014年美古关系正常化, 美国对古政策从孤立封锁转变为“接触政策”。但是, 美国的政策目标没有改变, 仍然是要求古巴进行民主改革, 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进而继续影响和控制古巴。2015年8月, 美国国务卿克里在访问古巴时大讲“民主”、“人权”, 强调促进古巴政府对人权的尊重并指出“民主改革”是美古关系的重点。2016年3月, 奥巴马访问古巴期间, 不仅和劳尔在记者会上唇枪舌剑, 而且会见了古巴的所谓“人权”和持不同政见者, 希望总统的访问能够促成古巴“民主改革”的开始。 ⁽⁴⁾

特朗普上台后, 不满奥巴马时期对古巴的“接触政策”, 以古巴并未出现“民主和人权方面的积极变化”为由收紧了对古政策, 这恰恰印证了美国的政策目标没有改变。特朗普一改奥巴马对古缓和关系的立场, 于2017年11月又再次投出反对票继续对古巴封锁制裁, 标志着特朗普政府对古巴敌意的延续。美国驻联合国代表黑莉在投票后指出, 美国不怕与任何国家隔离, 古巴是在用封锁问题转移人们对其“未能达到一个自由公正社会所应该达到的最低要求”的视线。 ⁽¹⁾

虽然2017年底欧盟与古巴签署的“政治对话与合作协议”生效, 双边关系也实现了正常化, 欧盟对古巴的“共同立场”有所松动, 但仍然不排除欧盟以人权等原因继续干涉古巴内政。

反观中古关系, 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 “中古志同道合, 始终坚持共同理想信念, 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同舟共济、休戚与共;始终真诚相待、相互尊重, 平等互利地开展合作, 促进共同发展;始终顺时应势、与时俱进, 为中古关系注入新动力”。 ⁽²⁾ 只有中国一如既往地支持古巴所选择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 也支持古巴所采取的经济社会调整政策。在古巴与西方的关系出现问题时, 中古关系仍将是古巴对外关系的坚强后盾。古巴认为中国在古巴的投资具有战略性质, 可以平衡美国等西方国家资本进入古巴的不良影响。当然, 虽然中古关系当前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但仍然不可忽视长期以来存在的“政热经冷”现象。

当前, 古巴最高领导层换届选举以及其面临的国际国内机遇与挑战, 形成了进一步推进中古关系的契机, 正确定位中古关系涉及中古在拉美的重大利益, 充分认识到古巴在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及中拉合作等方面具有作为我对拉美政策战略支点的重要作用, 继续加强和推进中古关系有利于两国的共同利益和长久发展。

1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EIU) , Country Report——Cuba, Nov.2017, pp.18-24.

2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EIU) , Country Report——Cuba, Nov.2017, pp.18-24.

3 中国驻古巴经商参处:《古巴中产阶级和私营企业崛起》, http://cu.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707/20170702604363.shtml。

4 Partido Comunista Del Cuba, Conceptualizcion del Modelo Economico y Social Cubano de Desarollo Socialista, http://www.pcc.cu/pdf/congresos_asambleas/vii_congreso/conceptualizacion.pdf.

5 Partido Comunista Del Cuba, Conceptualizcion del Modelo Economico y Social Cubano de Desarollo Socialista, http://www.pcc.cu/pdf/congresos_asambleas/vii_congreso/conceptualizacion.pdf.

6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EIU) , Country Report——Cuba, Nov.2017, pp.18-24.

7 2017年8月8日, 因反对委内瑞拉成立制宪大会, 阿根廷、巴西、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墨西哥、巴拉圭、巴拿马和秘鲁等12国在利马成立利马集团, 批评委内瑞拉“民主秩序遭到破坏”, 要求委内瑞拉释放政治犯、举行自由选举、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圭亚那和圣卢西亚后来也加入该集团, 该集团目前共有14个国家。

8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EIU) , Country Report——Cuba, Nov.2017, pp.18-24.

9 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海关总署, 引自袁东振主编:《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 (2017~2018)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 第406页。

10 杨建民:《奥巴马访问古巴:美古关系正常化中的变与不变》, 《当代世界》2016年第4期。

11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EIU) , Country Report——Cuba, Nov.2017, pp.18-24.

12 《习近平同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会谈》, 新华网2014年7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