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内瑞拉的社会震荡正处于全地区一个新的社会和政治对抗逐渐加剧的时期，而委内瑞拉不过正好处在这个新的节点上，开启了这个充满风险的新周期。委内瑞拉大小环境的剧烈变化无疑大大增加了既缺乏个人魅力又缺乏政治技能的马杜罗总统的治理难度。也难怪，会有人质疑委内瑞拉会不会成为下一个乌克兰。

四十多年过去，历史似乎打了一个转，重新回到了那个充满反叛、骚乱和震荡的年代。从埃及到叙利亚，从泰国到乌克兰，以至更远的南美大陆的委内瑞拉，发展中世界正遭遇成长的烦恼，转型的阵痛。

事实上，在这些经受严重震荡的国家中，最新的一个——委内瑞拉的问题似乎是最容易解决的，因为它主要是经济问题。乌克兰的分裂是区域的和种族的分裂，泰国的分裂是地区的分裂，叙利亚的分裂是宗教的分裂，而委内瑞拉的分裂更多的只是社会和经济阶层之间的分裂。

发生在叙利亚的骚乱演变成了一场具有宗教性质的内战，死伤累累。在乌克兰，东部的亲俄派和西部的亲欧派之间的历史性分裂最终演变成暴力对峙。在泰国，大都市和南部地区不断拒绝接受北部支持的民众主义政党的胜利，造成了“戈耳迪之结”。但在委内瑞拉，种族和地区的分裂并不是街头骚乱的根源，而是缘于委内瑞拉政府政策的失败。

星星之火，何以燎原

如果仅从当前事态来看，委内瑞拉的骚乱很容易被错判是一场由反对派发起并领导的反政府

行动。尽管这股抗议浪潮和后查韦斯时代的委内瑞拉政治格局脱不了干系，但事实上，恰恰是当前的抗议运动领导了反对派的行动，而不是相反。只不过，反对派联盟中的激进派利用并激化了政府对抗议活动的错误反应，最终演变成一场燎原全国的持续性抗议浪潮。

委内瑞拉持续至今的大规模抗议源于星星之火。

长期以来委内瑞拉的公共安全形势，特别是凶杀和暴力犯罪持续恶化。今年1月初，前“委内瑞拉小姐”莫妮卡及其前夫遭遇路边抢劫，凶手当着其五岁女儿的面将其杀害。这起暴行在委内瑞拉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事后，数百名委内瑞拉人聚集在首都加拉加斯街头抗议本国日益猖獗的暴力犯罪。几乎与此同时，西部塔奇拉省圣克里斯托瓦尔的一名大学生遭遇强奸未遂。这一事件也招致该校学生的街头示威，抗议当前不断恶化的治安形势。但这一诉求却遭到当地警方的过度反应，逮捕了几名抗议的学生。此举无异于火上浇油，引发了更大规模的要求释放被捕学生的后续抗议。

抗议活动不断扩大，参与群体也更加广泛，不仅很快蔓延至首都加拉加斯和其他大中城市，抗议诉求也变得更加多元化，从之前简单的反对社会治安恶化、提高公共安全水平转向反腐败、抗议基本消费品短缺、高通货膨胀、严格的货币和价格管制等。

在反对派联盟内部，前总统候选人恩里克·卡普里莱斯主张采取相对温和的立场，企图以此扩大反对派联盟的力量，增加同政府谈判的资本。但 1月 8日，即前“委内瑞拉小姐”莫妮卡遇害后第二天，马杜罗总统在总统府“观花宫”召集各州市长开会，以期应对当前持续的暴力犯罪。作为暴力犯罪比较严重的米兰达州的州长，卡普里莱斯也应邀赴会。其间尚未正式承认马杜罗总统合法性的卡普里莱斯，非常罕见地同前者握手。这一姿态被反对派阵营的支持者视为是软弱和妥协的表现，由此助推另一个相对激进的反对派领导人洛佩斯走向前台。

2月1日，奉行激进路线的洛佩斯正式加入了学生抗议游行的行列，并提出了要马杜罗辞职和重新举行大选的要求，抗议运动变得有些政治化了。2月18日，洛佩斯向抗议者发表了决不妥协的演讲，随后主动向政府投降，自愿接受审判。洛佩斯的“献身”和愈演愈烈的暴力迫使反对派联盟的领袖卡普里莱斯打破沉默，也谴责政府对抗议者施加暴力。

至此，这场延绵不断的抗议潮已经演变为反对派同执政力量之间的对垒。委内瑞拉的形势也

变得愈加复杂。尽管马杜罗总统呼吁反对派领导人参加由他召集的27日全国和平大会，但反对派联盟已经用行动做出了否定的回答。这给委内瑞拉迅速结束动荡局势的前景蒙上了阴影。

偶然性背后的必然性

尽管2013年大选险胜后，马杜罗总统躲过了对其胜选合法性的持续质疑，且反对派联盟后期的缓和立场还为其赢得了巩固权力、增强个人威望的时间，但遗憾的是，骚乱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事实上，这次骚乱之发生虽有其偶然性，但背后却又有其必然性。委内瑞拉社会就像一个火药桶，燃点很多，不经意的一个事件都有可能被利用和激化，从而燎原全国。世界著名民调机构盖洛普公司最新发布的关于委内瑞拉的民调结果，可以充分解读，为什么委内瑞拉发生骚乱是一种正常的状态。

这份2月25日发布在盖洛普公司网站上的民调结果显示，经济和安全是持续困扰委内瑞拉的两大问题，也是近年来委内瑞拉社会不满情绪飙升的总根源。

委内瑞拉是拉美地区仅次于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的第四大经济体，

2012 年经济总量超过3800亿美元，经济增速达 5.6%，是拉美平均数的近两倍。然而自 2013年4月马杜罗上任以来，委内瑞拉经济急剧下滑，经济增长估计不足1.2%。黯淡的经济前景显著地影响了国民情绪，公众的失望和愤怒在去年就表露无遗。

盖洛普根据受访者如何评价他们当前和未来的生活而将其划分为“顺意型”（thriving）、“苦撑型”（struggling）和“受难型”（suffering）。调查发现，认为自己的生活属于“顺意型”的受访者比例从2012年的57%骤降至2013年的44%，达到近五年来的最低纪录；而认为自己的生活属于“受难型”的比例同期则从2%增7%，达到历史最高纪录。关于经济前景，公众的期望趋势发生最大变化的也在2013年，委内瑞拉笼罩着公众对国家经济的悲观情绪。只有12%的受访者相信委内瑞拉经济会变得越来越好，这一数字比2012年下降了29%；而认为委内瑞拉经济正变得越来越糟糕的受访者比例骤升至62%，同期上升了40%。不仅如此，公众的生活满意度也急剧下降。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日益趋好的受访者比例在2013年达到历史最低纪录（33%），比2012年下降了21%而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日趋下降的受访者比例则同期增加了24%，从11%增至35%。

事实的确如此。在马杜罗执政第一年，委内瑞拉经济的高通胀是公众不满的主要根源。

2013年，委内瑞拉的通货膨胀是全球最高的，达到56%。基本消费品不仅价高，而且越来越难以买到，从牛奶到药品，以至卫生纸都处于供应短缺状态。根据中央银行的报告，委内瑞拉的短缺指数高达20%以上。黑市的存在更加剧了委内瑞拉经济的扭曲。根据官方汇率，6.3 玻利瓦尔兑换 1美元，但在黑市上，汇率高出10倍以上。这意味着，挣美元或者很容易获得美元的委内瑞拉人的购买力越来越强，因为他们的美元可以购买更多的玻利瓦尔。而另一些委内瑞拉人则因为高通胀而购买力下降。

公共不安全是委内瑞拉最头疼的社会问题，也是公众不满情绪剧增的主要原因之一。

盖洛普的民调结果显示，认为夜晚独自走在街区安全的比例从

2012年的新低（26%）降至2013年的更低（19%），这一纪录也是2006年以来的历史最低值。而同期，认为夜晚独自行走街区不安全的比例则从 2007年的最低纪录（54%）上升至 2013年的最高纪录（80%），甚至比2012年提高了6%。这一切缘于委内瑞拉排名全球第一的凶杀率在全社会制造的持续的恐惧和不安全感。

官方数据显示，委内瑞拉的凶杀率是十万分之三十九，但非政府组织“委内瑞拉暴力观察”

则认为官方数据太低，该机构估计仅2013年就至少有24763名委内瑞拉人被杀，即凶杀率应为十万分之七十九。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解释了委内瑞拉人为什么面对死伤人数持续上升而仍然坚持走上街头。

地区震荡周期的新节点

鉴于拉美国家的文化一体性和地缘政治因素，委内瑞拉社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地区环境的影响。因此，分析具体问题还需扩大视角，从更广阔的地区局势中窥视委内瑞拉一国之变动。

事实上，2013 年，整个拉美地区的社会不稳定都大幅增加，许多国家爆发了高密度、高强度的游行示威活动。这些抗议暴露出过去十多年间拉美经济急速发展过程中被掩盖、被忽视的问题。

和委内瑞拉一样，其他拉美国家近年来社会抗议活动的增加也并不是没有缘由、没有征兆的。由于腐败、传统利益诉求通道（政党和工会等）不畅和网络媒体的崛起，拉美人越来越不愿意通过组织机构，而倾向于采取示威抗议等方式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

2013年著名民意机构拉美晴雨表公司的调查表明，多数情况下，拉美人有相对强烈的抗议意愿，各项得分均在 5分以上，多数人是潜在的抗议者（activistas latentes）。从全地区来看，抗议活动的主要诉求集中于：捍卫民主权利（6.1分），保卫土地产权（5.9分），反对自然资源开采（5.8分），提高教育和医疗质量（6.6分），提高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6.0分）。

总体来看，尽管近年来，拉美的社会冲突形式多样，但都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比如社会生产性冲突居多，诉求日益多元化、分散化，冲突的频率和烈度明显增加，冲突的传播和利益表达渠道从传统媒体日益转到新媒体。

此外，这些社会冲突的公民参与度都比较高，且其表达的诉求具有高度的社会合法性。尽管每场冲突都有其不同的逻辑，但无论何种冲突都有一个共同的连接点：谋求改善生活质量的务实诉求。在这些社会冲突的背后，是真实的或感知的生活质量的下降。但社会冲突的核心并不是当今社会出现了冲突，而恰恰是国家缺乏必要的能力给予有效的管理。

2014年，拉美将至少举行十多场全国性选举。这个选举周期发生的结合点截然不同于21世纪的头十年。

在过去的十多年间，商品出口和对美国经济周期依赖性的下降催生了拉美“增长的十年”。高增长和再分配政策不仅降低了贫困率和赤贫率，改善了收入不平等，也造就了一个新兴的中产阶级。结果，在前一个选举周期，主要国家的总统结束任期时都有非常高的支持率。

但是两年前，拉美的增长率开始大幅放缓，主要经济体的增长动力不足，商品价格萎缩。经济增速的下降和再分配资源的减少导致选民的失望情绪增加。因此，这个选举周期发生在一个社会和政治对抗逐渐加剧的时期，在很多情况下，它反映了一个新兴但仍然脆弱的中产阶级的忧虑，他们不仅担心自己的经济福利，而且对公共服务的质量和个人安全表示不满。

委内瑞拉当前的抗议运动，正是这种中产阶级忧虑的反映，只不过，查韦斯主义长期的亲贫政策让中产阶级群体的感触更加强烈，因此其诉求在政治两极分化的态势下更容易被触发和激化。也难怪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将委内瑞拉列为全球150个国家中的“极高风险”类别。

从这个地区视角出发，可以发现，委内瑞拉的社会震荡正处于全地区一个新的社会和政治对抗逐渐加剧的时期，而委内瑞拉不过正好处在这个新的节点上，开启了这个充满风险的新周期。委内瑞拉大小环境的剧烈变化无疑大大增加了既缺乏个人魅力又缺乏政治技能的马杜罗总统的治理难度。也难怪，会有人质疑委内瑞拉会不会成为下一个乌克兰。

最需要避免再度过激反应

随着抗议活动的逐渐升级，越来越多的媒体，甚至抗议者自己将委内瑞拉的局势同乌克兰联系了起来。舆论担心委内瑞拉会不会成为下一个乌克兰，而抗议者则是豪情万丈，誓言要将总统拉下“马”。但第一夫人西莉亚掷地有声地表示，委内瑞拉不是乌克兰。这话虽有给执政党阵营打气的意思，但却不无客观，委内瑞拉同乌克兰有着截然不同的国内和国际环境，这意味着依靠示威游行就想下“马”几无可能，至少目前如此。

委内瑞拉和乌克兰局势有一定的相似性，比如都发生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引发了暴力冲突，均导致了相当数量的死伤，都有重量级反对派人物入狱，且同美国关系都不太好。

诚然如此，但两国的国内和国际环境存在着本质性的区别。比如抗议的诉求，乌克兰无疑具有强烈的政治性，而委内瑞拉集中于经济和社会层面，只是因为政府的错误反应而被反对派借机激化和政治化。

而和乌克兰的另一显著区别是，马杜罗政府控制着国会、军队、媒体甚至社交网络，而且仍有相当的石油财富可资利用。当然还有更重要的一点，这一点也为反对派精神领袖卡普里莱斯所洞察：如果更广泛的社会群体不卷入抗议活动，任何改变都不会发生。当然，他指的是委内瑞拉社会的下层。

诚然委内瑞拉不会成为下一个乌克兰，但这并不意味着马杜罗能够一直大权在握。不妨想象一下这种情景：你有钱却买不到想买的东西，有你想买的东西时你又买不起，而等到有东西你又买得起的时候，你出门又提心吊胆地害怕被抢、被劫、被杀。这样的日子，别说穷人，恐怕是个人都难以一直忍受下去。因此，“一直在模仿，从来没超越”查韦斯的执政风格的马杜罗总统的确需要重塑和超越自我，以平衡个人魅力的缺乏、政治敏感性和平衡度的不足。

不难想象，如果马杜罗不能首先解决最迫切的经济问题，那么当公共财政无力继续亲贫政策，那么执政根基就会动摇，不仅社会下层倒向，军警倒戈都不无可能。果如此，乌克兰时刻可能就要来了。

总体来看，当前的震荡局势很可能持续下去，而且未来一个时期会再现。不过，目前委内瑞拉最需要的是避免再度过激反应，争取全国对话，找到一条能够摆脱当前混乱状态的归路。委内瑞拉必须首先成为一个可统治的国家，有正常的经济法则和具有包容性的公民秩序，显示出对法律的尊重。而如果相反，那么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甚至查韦斯一语成谶：如果他们不能实现“真正的革命”，那么，“人民”就可能——像他本人曾经干的那样——半夜带着枪，涌上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