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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国家的社会治理能力:来自社会阶层结构变动的挑战
作者:林华时间:2018-02-20 14:15:00来源:现代国际关系
 

    要:

21世纪以来, 拉美地区的社会阶层结构出现根本性的变动:贫困阶层规模明显缩小, 中间阶层规模明显扩大。在这个过程中, 拉美国家政府在社会治理方面所做出的种种努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正在优化中的社会阶层结构却对政治和社会稳定生了某些负面影响, 中间阶层充当了各种社会冲突的主角。这一方面与中间阶层自身的特点有关, 另一方面还要从社会治理的有效性上寻找原因。拉美国家的社会治理能力存在诸多欠缺和不足, 这导致它们难以应对社会阶层变化提出的挑战。

 
进入21世纪以来, 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正规就业的扩大, 以及各国政府在社会领域干预力度的增强, 拉美国家贫困水平明显降低, 大批低收入阶层摆脱贫困, 实现了上升的社会流动, 推动着社会阶层结构逐渐向更加合理而多元的方向转变, 其中, 中间阶层的壮大成为社会结构转型的重要标志。尽管近年来拉美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是积极而富有活力的, 但是它却给政治和社会稳定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这种结果除了要从中间阶层自身的特点上寻找原因以外, 与拉美国家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孱弱和社会政策调整的滞后也有很大关系。2013年以来, 随着拉美地区经济陷入低迷, 各国社会治理能力的不足在大宗商品国际价格下跌、经济周期性波动、通货膨胀高企等不利经济条件下更加突显。本文拟从拉美国家最近15年来社会阶层结构变动与社会稳定之间的互动关系为切入点, 通过对治理能力的分析, 找出拉美国家政府无法应对社会阶层结构变化的主要原因。

一、拉美社会阶层结构的新变化

早在2010年前后, 拉美学术界就已经注意到了该地区社会阶层结构出现的变化, 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在相关统计数据方面, 国际组织和研究机构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基于各个国际机构的数据资料, 本文力图对最近十几年来拉美国家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态及其变化进行一个大致的勾勒。

首先, 进入21世纪以来, 拉美地区的社会阶层结构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动, 贫困阶层规模明显缩小, 介于贫困与富裕阶层之间的中间阶层规模明显扩大。拉美国家的阶层结构形态已由20世纪90年代的“倒丁字型”逐渐转变成更为合理的“鸭梨型”。但不可否认的是, 当前的社会阶层结构并没有达到最为理想的“枣核型”, 贫困阶层仍然庞大, 而且在整个中间阶层中, 中下层所占比重超过了一半。

联合国拉美经委会曾出版《拉丁美洲的中产阶级与发展》一书, 以家庭为单位考察了10个拉美主要国家中间阶层在1990~2007年之间的规模变动情况。书中对中间阶层家庭的界定标准是家庭主要收入来源者的绝对收入水平超过城市贫困线4倍以上、但低于5%最富有人群的平均收入。按照这一计算方法, 在所有家庭主要收入来源者为非体力劳动者的家庭中, 中间阶层家庭的规模明显扩大。2007年前后10个国家中间阶层家庭的总量已经达到5600万个。其中阿根廷和智利的中间阶层家庭比重超过了50%。与20世纪90年代初相比, 有8个国家中间阶层家庭的比重有所增加 (见表1) 。

表1 部分拉美国家中间阶层家庭所占比重  表1 部分拉美国家中间阶层家庭所占比重

资料来源:Alicia Bárcera, Narcís Serra (eds.) , Clases Medias yDesarrollo en América Latina, CEPAL, Fundación CIDOB, Santiago de Chile, 2010, p.30.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报告《2011年拉丁美洲经济展望》对于拉美国家中间阶层的分析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该报告将处于全国收入中位数50%~150%之间的家庭界定为中间收入阶层。按照这一标准, 在2006年10个主要拉美国家之中, 中间阶层家庭所占比重最高的是乌拉圭, 为56%, 最低的是玻利维亚和哥伦比亚, 约占不到40%。 

2015年, 美洲开发银行以货币收入为标准, 将18个拉美国家的社会阶层结构划分为5个层次:赤贫阶层、一般贫困阶层、脆弱阶层、中产阶级和高收入阶层。划分标准为日均收入的绝对数量。与上述5个阶层相对应的收入标准分别为2.5美元以下、2.5~4美元、4~10美元、10~50美元和50美元以上。根据这一标准, 拉美国家5个收入阶层的占比在2000~2013年发生了显著变化:赤贫和贫困阶层占总人口的比重明显下降;脆弱阶层和中产阶级占比均大幅增加;高收入阶层变化较小。如果将赤贫与贫困阶层合称为低收入阶层, 将脆弱阶层视为中低收入阶层, 将中产阶级视为中高收入阶层, 那么这三个阶层的规模正在逐渐接近。而高收入阶层仍是社会的极少数群体 (见图1) 。这是迄今为止覆盖范围最广、数据采集年份最新的统计。

图1 2000~2013年18个拉美国家收入阶层变化

图1 2000~2013年18个拉美国家收入阶层变化   

资料来源:Marco Stampini, Marcos Robles, Mayra Sáenz, Pablo Ibarrarán, Nadin Medellín, Pobreza, vulnerabilidad y la clase media en América Latina, BID, mayo de 2015, p.10.

以上数据全部是按照收入水平进行的阶层划分, 而根据职业等级进行的社会分层对于考察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也是十分必要的。在拉美国家, 大部分的企业主和雇员为正规就业群体, 他们拥有相对稳定的就业岗位、收入和社会保障;而绝大多数个体劳动者和家政服务人员属于非正规就业群体, 他们通常不享受社会保障, 不受劳动合同保护, 收入水平较低或不稳定。因此, 一般而言, 企业主和雇员的职业等级和职业声望是高于个体劳动者的。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提供的按雇佣关系划分的拉美国家职业等级构成的数据, 2000~2015年, 就业者中雇员的比重增加了3.4个百分点, 其中5人以下微型企业的雇员比重下降0.9个百分点, 而6人以上企业的雇员比重上升了4.4个百分点。在非雇员中, 虽然企业主的比重有所降低, 但个体劳动者中的专业技术人员比重明显上升。另一个显著变化是, 从事非专业技术工作的个体劳动者、家政服务人员和无报酬的家务劳动承担者等非熟练劳动力的比重均出现了下降。以上分析表明, 拉美国家就业者在职业等级上的分布也呈现出较为积极的变化。

其次, 从社会流动来看, 上升流动成为最近15年来的普遍现象。20世纪90年代, 由于多数劳动者难以获得比以前更好的工作, 拉美国家的社会流动以水平流动和向下流动为主, 无法起到优化社会阶层结构的作用。进入21世纪后, 拉美国家向上的社会流动速度明显加快。中低收入阶层的地位不再一成不变, 实现上升流动的可能性比以往大大增强。表2显示了2003~2013年期间拉美国家代内社会流动的结果。可以看出, 近60%的赤贫阶层、近70%的贫困阶层和近30%的脆弱阶层都实现了上升的社会流动。

表2 2003~2013年拉美国家社会流动 (%)     下载原表 

表2 2003~2013年拉美国家社会流动 (%)

资料来源:Marco Stampini, Marcos Robles, Mayra Sáenz, Pablo Ibarrarán, Nadin Medellín, Pobreza, vulnerabilidad y la clase media en América Latina, BID, mayo de 2015, p.12.

最后, 由于中低收入者在社会分层中占据了相当高的比重, 拉美国家的中间阶层表现出明显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来自客观现实和主观感受两个方面。从客观上讲, 脆弱性是真实存在的。表2显示, 2003~2013年, 9.7%的脆弱阶层变为贫困阶层, 其中超过20%甚至沦为赤贫;而21.1%的中产阶级倒退回脆弱阶层, 1.1%陷入贫困。从主观上看, 中间阶层也表现出较强的危机感。这是因为他们中有相当多的人属于非正规就业者, 其经济和社会地位并不稳固, 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面临失业、返贫等风险。2016年的民调显示, 42%的拉美民众对失业感到“十分忧虑”和“比较忧虑”, 而在巴西、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墨西哥, 这一比重超过了60%;另外, 28%的民众认为个人的经济条件有可能恶化。 

二、影响社会阶层结构变动的有利因素:社会治理的视角

2003年以来, 拉美国家社会阶层结构之所以发生了较大转变, 与经济环境和内部治理的改善均有很大关系。从经济条件来看, 2003年以后, 随着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进入上涨周期, 拉美国家经济形势普遍转好。2004~2008年, 拉美经济出现了历史上少见的连续5年中高速增长。宏观经济形势的稳定产生了一系列积极的影响。大多数国家的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率都维持了较低的水平。从2004年起, 拉美国家的初级财政连续5年保持盈余。消费价格指数虽略有起伏, 但基本上被控制在一位数水平。财政状况的好转为各国政府在社会领域推行大规模、大范围的福利和保障政策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而通货膨胀的稳定对于保护普通民众的购买力水平和消费能力则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 社会形势的改善是经济条件改善的必然结果。但是, 在这个过程中, 拉美国家政府在社会治理方面所做出的种种努力也应得到承认和肯定。

首先, 社会治理理念的转变是一个十分关键的因素。20世纪90年代, 几乎所有拉美国家都进行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 经济增长成为国家发展的核心目标, 而社会发展则受到忽视。根据新自由主义改革遵循的“溢出”理论, 只要经济获得增长, 其成果必然扩散到各个社会领域, 社会公正就会随之实现。也就是说, 社会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然而, 尽管新自由主义改革创造了一个较为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 但经济增长却没能带来社会的同步发展, 预设中的“溢出效应”没有实现。

在改革进行了10年之后, 拉美国家的社会形势急剧恶化。到2002年, 拉美的贫困人口已经发展到2.33亿, 其中赤贫者达到6300万。从绝对数量上看, 拉美的贫困人口达到了历史峰值。与此同时, 贫富差异也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不仅所有拉美国家的基尼系数都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而且也都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巴西的基尼系数在1999年曾达到0.64的历史最高水平, 玻利维亚的基尼系数在2002年也高达0.614。贫困人口增加和收入差距扩大产生的一个必然结果是社会阶层结构的固化和社会流动的停滞。根据拉美经委会学者对8个拉美国家在20世纪90代的职业分层状况进行的研究, 上、中、下三个职业等级的占比变化都非常小。 

严峻的社会形势导致民众对社会现状极为不满, 对传统政党的治理模式和执政能力充满怀疑。而在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期, 一批左翼政党提出的变革思想, 十分符合中下层选民的“求变”的要求。因此, 拉美地区出现了一波左翼政党执政的高潮。这些政党上台后, 纷纷提出“减少贫困、促进公平正义、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等目标, 使拉美地区“重经济增长、轻社会发展”“重效率、轻公平”“重市场、轻政府”等治理理念开始得到根本性的扭转。

其次, 政府开始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社会治理包含着多元参与的含义。但是20世纪90年代, 拉美国家无论是在经济领域实施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市场自由化, 还是在社会领域实施的劳动力市场改革和养老金制度改革等方面, 都产生了类似的结果, 即国家应承担的经济和社会职能被转移给市场和私人部门。政府的干预程度不断降低, 大量公共服务业也被出售给了私人经营, 成为只有中高收入阶层才有能力购买的“商品”。左翼政府上台后, 收回了原本应有国家承担的社会责任, 国家干预重新回归社会领域。其中一大重要表现在于, 各国社会开支水平明显提高。2000~2015年, 19个拉美国家公共部门的社会开支在GDP中的占比由11%增加到14.5%。在各类开支项目中, 社会保护的开支占比提高得最多, 达到1.3个百分点。减贫是社会保护的一项重要内容。各国纷纷实施了旨在减少贫困代际传递的有条件现金转移计划。据统计, 到2015年, 整个拉美地区从此类计划中受益的人群达到1.32亿, 受益家庭达到3000万个, 政府花费的资金占地区GDP的0.27%, 人均得到的救助金额达114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 对弱势群体的社会保护由正周期性转向反周期性是社会支出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以往发生经济危机时, 拉美国家为控制赤字通常会采取财政紧缩政策, 而社会开支的缩减往往首当其冲。但是在2009年和2015年拉美地区经济陷入低迷的情况下, 社会开支占比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下降, 相较于前一年反而有所上升。这就是所谓反周期性社会保护。也就是说, 在经济不景气时, 政府反而增加了社会投入以降低经济减速对弱势群体的冲击。

最后, 在社会政策的设计上, 拉美国家的目标定位由减贫转向了推动社会公平。20世纪90年代, 拉美地区的社会政策带有两个明显的特征。其一是聚焦性, 即社会政策的扶助对象仅限于最弱势的群体。其二是短期性, 即社会政策大多由各种带有紧急救助性质的社会计划组成, 以应对突发性的冲击。一旦形势好转, 这些计划就会被中止或被其他计划所取代。因此, 社会政策不仅在覆盖范围上十分有限, 而且不具有延续性。进入21世纪后, 一些拉美国家试图在社会政策的设计上进行改革, 一方面扩大社会保护的覆盖面, 建立面向全体公民的社会保护网络, 使享受社会保护成为公民权, 用“普享型”政策代替“聚焦型”政策;另一方面用长效机制取代原来的短期计划, 实现社会政策由“计划”向“机制”的转变。非缴费型养老金制度的建立和改革是扩大社会保护覆盖面的一项重要内容。已有多项研究表明, 非缴费型养老金制度在缓解老年贫困、为非正规就业者解决后顾之忧、推动上升的社会流动等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据统计, 非缴费型制度实施后, 巴西65岁以上老人的贫困率由原来的48%下降到3.7%, 阿根廷的老年贫困率也由39%下降到4.5%。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21世纪初以来拉美国家社会治理的主体已由市场回归政府, 核心目标已由单纯的减贫和扶助最弱势群体转向更符合社会需要的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这些转变对于解决社会问题、缓和社会矛盾起到了重要作用, 并从客观上推动了社会向上的流动, 优化了国家的社会阶层结构。

三、阶层结构变化对社会治理能力提出的挑战

前文提到, 近年来拉美国家社会阶层结构变化的重要特征在于中间阶层的扩大。从理论上讲, 中间阶层应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但是, 在社会阶层结构发生积极变化的背景下, 拉美主要国家却相继发生了较为严重的社会冲突或骚乱, 对政治和社会稳定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这些发生在不同拉美国家的社会冲突绝非孤立事件。其共同之处在于, 中间阶层充当了斗争活动的主力。在厄瓜多尔的政治冲突中, 由城市中产阶级组成的社会运动“流亡者抗议” (Rebelión de los Fojirados) 通过广泛的政治动员, 在推翻古铁雷斯政府的斗争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在巴西公交涨价引发的冲突中, 示威者大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中间阶层。在另外几个国家, 抗议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墨西哥的公立学校教师、阿根廷的农场主、智利的高校学生, 毫无例外均是中产阶级队伍的一份子。显然, 这并不符合中产阶级“稳定社会”的传统作用。

对于中产阶级与社会政治稳定之间关系, 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作了阐述。他一方面强调中产阶级是“不稳定的因素”, 另一方面又认为中产阶级对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影响是分阶段的:正在形成中的中产阶级是激进的, 更倾向于通过对抗表达诉求;而已经形成规模的中产阶级则是保守的, 可以视为社会的稳定因素。拉美国家正处于社会阶层结构剧烈变动的过程中, 中间阶层队伍虽然不断扩大, 但其地位并不稳固, 脆弱性和危机感并存, 在政治上经常摇摆不定。享廷顿的论断显然有助于解释拉美中产阶层为何对社会稳定造成了负面影响。对于正在成长和壮大的中间阶层, 如果执政者长期无视或无法满足其诉求和期望, 势必导致执政地位的动摇。中间阶层的扩大发生在拉美左翼政治力量崛起并壮大的时期。左翼政府执政对于拉美地区社会阶层结构转变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但是, 2015年以来, 拉美国家却出现左翼退潮、右翼兴起的趋势。阿根廷、委内瑞拉的左翼政党在大选或议会选举中失利, 巴西的左翼总统被弹劾下台, 玻利维亚左翼执政党未能通过修宪公投。以上现象表明, 左翼政府执政时期培育起来的中间阶层并没有成为左翼政党的坚定支持者,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新的政治轮替中选择支持右翼力量。

因此, 中间阶层之所以没能成为社会矛盾的“润滑剂”“缓冲器”, 不仅与其自身的特点有关, 还要从社会治理的有效性上寻找原因。在当前拉美社会阶层结构变动的大背景下, 更需要各国政府发挥应有的协调、组织、整合、引导等作用。但是从目前的形势来看, 拉美各国政府还没有作好准备应对阶层结构变化提出的挑战。究其原因, 社会治理能力上的欠缺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是协调各方利益的能力不足。将社会阶层结构笼统地划分为贫困阶层、中间阶层、高收入阶层, 无法揭示出每个阶层内部复杂的分化和分层。例如, 在中产阶级中, 既有新兴中产阶级与传统中产阶级之分, 又有“上中产”和“下中产”之分。实际上, 无论是不同阶层之间, 还是各个阶层内部, 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都是多元的, 而且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在前文提到的《拉丁美洲的中产阶级与发展》一书中, 作者将拉美的中产阶级分为“新兴中产阶级”、“没落中产阶级”和“不同以往的新中产阶级”, 并详细描述了其不尽相同的价值观和人生追求。“新兴中产阶级”更渴望跻身于上层社会, 并对“新中产阶级”存在排斥感。“没落中产阶级”的地位越来越接近社会下层, 因此在心理上极具挫折感, 在政治上正在逐渐向民粹主义靠拢。而“不同以往的新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更平民化, 生活态度更加务实, 他们不需要政府的直接救助, 而是希望政府为其自我奋斗提供支持。

最近十几年来, 拉美国家试图建立“普享型”的社会制度, 使各个阶层都能从中受益。但是在推行政策的过程中往往缺乏全局意识, 顾此失彼, 难以兼顾各方利益。2008年, 阿根廷政府之所以要修改农产品的出口税率, 是希望将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所带来的收益用于支持倾向于弱势阶层的社会政策, 但却损害了中产阶级农场主的利益。当年出口税收入在阿根廷总税收中的占比高达13.9%。2011年发生在智利的学生运动反映出在中产阶级内部, 教育体系私有化的受益者和受损者之间的巨大矛盾。这些冲突和对立, 凸显政府在正确处理各阶层之间关系、兼顾各个阶层特定需要方面的不足。

其二是汇聚共识的能力不足。在社会阶层分化、利益和价值观多元化的背景下, 兼顾各方诉求固然重要, 但是在无法兼顾的情况下, 政府作为社会治理的主体, 就必须发挥广泛协商、创造共识、凝聚社会的作用, 以此达到缓和矛盾、化解冲突的目的。但是, 长期存在的贫富分化、阶层利益对立等社会痼疾使拉美国家始终都未能形成一种以合作、协商、妥协、和解为特征的社会氛围, 尤其是在国家遭遇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的特殊时期。近年来, 各种示威罢工和抗议活动已成为拉美社会生活中的常态化现象。在阿根廷, 因通货膨胀持续高企, 劳工阶层不断通过罢工活动要求政府提高工资, 但每次工资上涨都会带动新一轮的物价上涨。而政府缺乏有效应对罢工活动的手段和机制, 无法引导工会组织与政府在控制通胀的问题上形成合力。根据“政治诊断事务所” (Diagnóstico Político) 的报告, 2012~2017年阿根廷每年发生的断路示威活动都超过5000起, 其中2014年高达6805起。此外, 政治上的分裂、政治力量之间的对立常常反映到社会领域, 造成严重的社会分裂。在委内瑞拉, 不可调和的政治矛盾导致社会也分裂成政府支持派和反对派两大相互敌视的阵营。

其三是推动社会流动的能力不足。在各种社会流动机制中, 后致性因素更有利于促进上升的社会流动, 尤其是对于贫困和中低收入群体而言。虽然后致性因素要依靠个人勤奋和主观努力获得, 但也离不开外部力量的推动。这需要政府创造条件, 建立有效的社会流动机制。近十几年来, 由于各国加强社会领域的国家干预, 社会流动过程中后致性因素的作用有所增强, 但还远远不够。一方面, 虽然拉美各国创造正规就业机会的能力得到提高, 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随着拉美地区经济陷入低迷, 各国政府在保证就业、提高就业质量方面越来越力不从心, 一些国家甚至出现了公共部门大规模裁员的现象。2015年以来, 拉美地区的失业率不断攀升, 2017年达到9.4%。同时, 由于企业创造正规就业的能力有所减弱, 劳动者的就业质量不断下降。2013~2016年, 拉美国家就业者中的雇员比重由65.3%下降到63.4%, 而个体劳动者的比重由21.6%上升到23.6%。 

另一方面, 虽然拉美国家的教育投入不断增加, 教育普及率达到了较高水平, 但教育不公和教育质量低下的问题一直未能得到较好的解决, 使得教育作为重要社会流动机制的作用受到很大制约。在拉美地区, “完成中等教育或高等教育远比初等教育更有可能实现上升的流动”。然而, 从拉美社会各阶层的受教育水平来看, 低收入阶层实现社会升迁还面临着较大困难。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 他们与中高收入阶层在中等教育完成率上的差距在逐渐缩小, 但在高等教育完成率上的差距几乎没有变化。这说明, 近十几年来, 拉美地区在教育发展方面的成果对贫困阶层脱贫有很大帮助, 但要推动脱贫者向更高的收入阶层流动, 还需要各国在教育公平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

其四是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能力不足。虽然20世纪90年代因忽视社会发展而付出的社会代价, 使拉美国家意识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性, 但是事实证明, 拉美国家很难在经济与社会的同步发展上找到或维持一个平衡点。委内瑞拉政府曾利用石油价格飞涨带来的收益大力发展社会福利事业, 而一旦油价下跌, 各种社会福利和社会补贴都变得难以维系, 依靠政府社会政策培育起来的中间阶层很难再保持原来的社会地位。阿根廷用增发货币的方式弥补财政赤字, 引发了难以抑制的通货膨胀。而财政赤字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推行各种福利政策和补贴政策造成的。2012年以来, 阿根廷的消费价格指数始终保持两位数水平, 2016年更是高达38.5%。在墨西哥和哥斯达黎加, 虽然经济形势较为稳定, 而且在地区经济低迷的情况下常有不俗的表现, 但贫富悬殊、收入不公的问题一直没能得到有效的治理。2016年, 这两个国家的基尼系数分别达到0.504和0.500, 均高于0.467的拉美地区平均水平, 而且与2002年相比几乎没有变化。

20世纪90年代, 新自由主义改革造成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失衡, 使各国政府都意识到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性。目前, 大部分拉美国家在扶贫减贫、缩小收入差距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其结果在于重塑了中间收入阶层。但面对社会阶层结构的深刻变化和各个社会阶层诉求利益的多样化, 拉美国家在社会治理能力上的欠缺和不足逐渐暴露出来。各阶层的利益平衡、价值相容是实现民主政治、稳定社会的前提和基础。正在成长和壮大的中间阶层同样需要政策的培育和扶植。消除中间阶层的脆弱性和危机感、兼顾各阶层利益和诉求、继续推动向上的社会流动, 以缓和社会矛盾和冲突, 应成为未来社会治理的主要目标。

注释

1 这10个国家的人口约占拉美国家总人口的80%。 

2 10个国家的起始年份不完全相同。 

3 这10个国家的人口占拉美国家总人口的80%以上。 

4 参见《2011年拉丁美洲经济展望》,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11年5月, 第8页。 

5 OIT, “cuadro 6”, Panorama Laboral 2014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p.77;2015年数据来自OIT, “cuadro 8”, Panorama Laboral2016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p.114. 

6 Latinobarómetro, Informe 2016, Buenos Aires. 

7 CEPAL, Documento Informativo de Panorama Social de América Latina 2017, Santiago de Chile, diciembre de 2017, p.88. 

8 CEPAL, Anexo Estadístico de Panorama Social de América Latina 2005, Santiago de Chile. 

9 参见CEPAL, “La Estratificación Ocupacional”, Una Década de Desarrollo Social en América Latina, 1990-1999, Santiago de Chile, marzo de 2004. 

10 CEPAL, Panorama Social de América Latina 2016, Santiago de Chile, 2016, p.106. 

11 Simone Cecchini, Fernando Filgueira, Rodrigo Martínez, Cecilia Rossel (eds.) , Instrumentos de protección social.Caminos latinoamericanos hacia la universalización, CEPAL, julio de 2015, p.236. 

12 Alicia Bárcena, Narcís Serra (eds.) , Clases medias y desarrollo en America Latina, CEPAL, Fundación CIDOB, Santiago de Chile, 2010, p.208. 

13 阿根廷国家统计和调查局 (INDEC) 官方网站, 检索时间2013年1月15日。http://www.indec.mecon.ar 

14 Diagnóstico Político, “En 2017 hubo 5.221 piquetes en todo el país”, enero de 2018, http://diagnosticopolitico.com.ar/wp-content/uploads/2018/01/En-2017-hubo-5.221-piquetes-en-todo-el-pai?s.pdf 

15 所谓后致性因素是相对于先赋性因素而言的社会流动规则, 前者指通过后天的个人努力而获得的条件和机会, 包括受教育水平、技术水平、工作经验等;后者指与生俱来的先天条件, 如性别、年龄、父母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等。 

16 CEPAL, Balance Preliminar de las Economías de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2017, Santiago de Chile, diciembre de 2017, p.120. 

17 Oficina Regional de la OIT para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Panorana Laboral 2017, Perú, p.43. 

18 Francisco H.G.Ferreira, Julian Messina, Jamele Rigolini, Luis-Felipe López-Calva, Maria Ana Lugo, Renos Vakis, La movilidad económica y el crecimiento de la clase media en América Latina, Banco Muncial, 2013, p.119. 

19 CEPAL, Panorama Social de América Latina 2015, Santiago de Chile, 2016, p.32. 

20 CEPAL, Balance Preliminar de las Economías de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2017, Santiago de Chile, diciembre de 2017, p.128. 

21 CEPAL, Documento Informativo de Panorama Social de América Latina 2017, Santiago de Chile, diciembre de 2017, pp.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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