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随着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 中国和拉美愈益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因此, 双方亟须加强相互认知、理解和信任, 而文明对话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路径。随着拉美成为“一带一路”的自然延伸和不可或缺的重要参与方, “一带一路”的框架设计及其内涵正成为推进中拉文明对话的主要动力和构建中拉文明对话机制的主要载体, 因为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特征的丝绸之路精神同中拉文明对话追求的目标是一脉相承的。文明对话是当前国际关系的新范式, 中国正是其主要推动者。就中拉文明对话而言, 对话目标具有多层次性 (即寻求尊重和包容、理解和信任、互学和互鉴) , 对话主体多元化和广泛化, 对话路径也具有多样性。当前, 构建中拉文明对话机制的时机已经成熟, 可借此设立“中拉文明对话”论坛并纳入“中拉论坛”轨道;推动并支持拉美的中国研究, 打造中拉学术交流与合作网络;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培育基于市场的文化交流长效机制。

关键词：

中国; 拉美; 命运共同体; 文明对话; 机制构建; “一带一路”;

Dialogue Between Chinese and LAC Civilizations: Goals, Means and Mechanism

Abstract：

As China and Latin America are increasingly developing into the comprehensive cooperation partnership, they get closely involved in building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Consequentially, it is critical for China and LAC to strengthen mutual identifying, understanding and confiding to each other, wherein civilizational dialogue happens to serve this end. With the natural extension of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 B&R) to LAC and the region's involvement in this Initiative as an indispensible player, B&R is increasingly becoming the main platform to promote civilizational dialogue between China and LAC as well as to build the mechanism for such dialogue. The logic behind lie in the fact that the open and inclusive spirit of the Silk Road for peace, mutual learning and win-win cooperation is highly compatible with the purpose of civilizational dialogue between China and LAC. The paper holds that civilizational dialogue is a new paradism of curren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o which China is devoting much. Regarding civilizational dialogue between China and LAC, its goals are multi-level, its actors wide-ranging and its means diversified ( especially language learning, cultural exchange, publishing, academic exchange and media cooperation) . It concludes that the time to establish the mechanism of civilizational dialogue between China and LAC is ripening. The author finally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1) initiating the Forum on Civilizational Dialogue between China and LAC and making it part of China-CELAC Forum; 2) promoting Chinese studies in LAC and building an academic cooperation network between the two sides; 3) strengthening policy support for nurturing mechanism of market-oriented cultural exchange.

Keyword：

China; Latin Americ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civilizational dialogue; mechanism; Belt and Road (B&R) Initiative;

中国对文明对话的支持和推动, 不仅体现在治国理政的思想和政策文件中, 更彰显于具体的实践上。2015年习近平主席倡议举行“亚洲文明对话大会”, 2016年3月博鳌亚洲论坛“亚洲文明对话会”开启了落实这一倡议的序幕 ⁽¹⁾ 。而在此之前更早启动的中国—阿拉伯文明对话在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下已连续举行了7届 ⁽²⁾ 。而中拉文明对话的进程相对缓慢, 直至2015年才作为一个议题被正式提出。有鉴于此, 本文尝试回答中拉文明对话的诸问题, 包括但不限于:为什么要对话?对话什么?和谁对话?如何对话?在此基础上, 笔者试图就构建中拉文明对话机制提出一些思考和建议。

20世纪90年代以来,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推进, 不同经济体、不同文明之间的接触愈加频繁。由此引发两个值得关切的问题:一个是全球化带来的全球性问题日益凸显;另一个是承载着不同文明和价值特质的诸行为体的频繁互动, 带来的是和谐还是冲突?针对这两个问题的思考形成了两个主要派别, 一个是以塞缪尔·亨廷顿为代表的“文明冲突论”⁽³⁾ , 另一个是主要由联合国推动的“文明对话论” ⁽⁴⁾ 。亨廷顿认为, 文明冲突将取代国家间的冲突成为国际政治的新范式。“文明冲突论”一出, 招致无数争论和批评, 也引发国际社会对“文明冲突”前景的忧虑。

亨廷顿提出这一命题的最大意义不在于命题本身, 而在于它触发的思考和关注, 而这似乎也正是他的动机之一。正如他本人在中文版序言中所述:“我所期望的是, 我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 将有助于促进整个世界上‘文明的对话’。” ⁽⁵⁾ 长期关注和研究“文明对话”的哈佛大学华裔教授杜维明对此表示认可:“现在重视文明对话, 对文明对抗、文明冲突的观点作出回应, 主要是由于1993年亨廷顿教授提出了文明冲突的理论。” ⁽¹⁾

1998年, 应伊朗总统哈塔米开展世界文明对话的倡议,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确立2001年为“文明对话年” ⁽²⁾ 。文明对话自此成为联合国的正式议题。此后的第56届联大通过了《不同文明对话全球议程》, 其中第1条明确提出, “文明对话是不同文明之间和内部的一个进程, 其基础是兼容并包, 以及通过对话了解、发现和检验各种臆断、展现共同意义和核心价值以及综合多种观点的集体愿望。” ⁽³⁾ 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还发起成立了“联合国文明联盟”, 以此作为专司文明对话项目的机构。 ⁽⁴⁾ 进入21世纪以来, 文明对话日益成为国际关系的一种新范式, 并被视为人类文明交往的理性形式和积极方式。 ⁽⁵⁾

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一直是文明对话的支持者和推动者。正如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大使在第60届联大关于此议题的发言中郑重指出的, “世界的多样性, 文明和文化的差异不应是世界冲突的根源, 而应是世界交流与合作的动力与起点……多样性、宽容性与兼收并蓄, 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特征……中国将加强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与文明对话。” ⁽⁶⁾

2014年3月, 习近平主席访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并发表演讲, 提出了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三大原则:文明的多样性、文明的平等性和文明的包容性 ⁽⁷⁾ 。三年后, 这一思想的核心, 即“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 不仅被正式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 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 而且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支撑。

从本质上来说,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和“一带一路”倡议都是对全球性问题的回应, 都是为应对全球性问题而贡献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不唯如此, “一带一路”倡议, 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方式, “它背后的理念包含了一个对话文明的模式。这个模式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 ⁽¹⁾ 。“一带一路”跨越文化差异, 本质上是中华文明和世界深入对话的文化通道 ⁽²⁾ 。

正因如此, “一带一路”愿景和行动文件 ⁽³⁾ 在共建原则方面特别强调要坚持开放合作与和谐包容, 尊重各国发展道路和模式的选择, 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求同存异、兼容并蓄、和平共处、共生共荣。这实际上是一种新文化观, 一种新文明观。在此意义上, “一带一路”要建设的实质上是一条互尊互信之路, 一条合作共赢之路, 一条文明互鉴之路———亦即“文明对话之路” ⁽⁴⁾ 。

由于地理位置相距遥远和交通通信不发达, 中国和拉美之间的联系相对较晚且频度有限。进入21世纪以来, 随着中拉相互需求的增强, 双方的接触愈加频繁, 过去因距离而产生的“美”让位于今天相识而不相知的尴尬。而“中拉文明对话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基础和关键” ⁽⁵⁾ 。

从中拉关系的可持续发展来看, 中拉文明对话有其必要性、紧迫性和理论意义。首先, 中国和拉美不仅地理距离遥远, 而且存在着深刻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差异。这一现实为中拉间的相互理解和认知制造了双重障碍。然而中拉关系的快速和长远发展, 又亟须民意基础的坚实支撑。其次, 拉美对中国文化的认知, 信息来源混杂, 其想象的中国与现实的中国相去甚远。拉美文明长期受欧洲文明的浸染, 具有深厚的欧洲印记;而拉美对中国的认知往往借由欧洲中介的“折射的目光”。欧洲和西方对中国的长期刻板印象无疑增加了拉美客观、真实地认识中国的难度。同样,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甚至“我们现在对拉美也还是抽象的概念多于具体的知识, 模糊的印象多于确切的体验” ⁽¹⁾ 。最后, 中国在拉美的存在被西方媒体鼓噪为“新殖民主义”, 不仅造成对中国形象的误读, 而且引起了拉美人的深深疑虑 ⁽²⁾ 。这种疑虑既潜藏着拉美对一切外来者不信任的历史记忆, 又有因对拉美价值传统不了解、不理解而引发的文化冲突。这种情势意味着, 无论对于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还是“一带一路”而言, 增信释疑都是一项不可或缺的工作。而这正是中拉文明对话的价值和使命。不过, 需要指出的是, 发展中拉关系的主体是相对不平衡的, 即中国是相对积极主动的一方, 而拉美几乎是反应性的一方。因此, 推动中拉文明对话及其机制建设, 中国仍将扮演主动构建的角色, 且是义不容辞的。

中拉文明对话本质上是对中国“新文明观”的回应和实践, 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以习近平主席于2014年3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为标志, 中国的“新文明观”初步形成, 并最终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的高度概括写入党和政府的文件。这一“新文明观”随后践行于迅速发展的中拉关系 ⁽³⁾ , 为新时期的中拉关系注入了新内容和新活力。2014年7月, 习近平主席在巴西利亚同拉美国家领导人会晤时, 宣布将“人文上互学互鉴”作为中拉关系五位一体新格局的有机组成部分, 并倡议在2016年举办“中拉文化交流年”。 ⁽⁴⁾ 在2016年11月“中拉文化交流年”闭幕式上, 习近平主席特别强调:文化关系是中拉整体外交的重要一翼, 要以此为新起点, 充分借鉴彼此文化成果, 让中拉文明成为不同文明和谐相处、相互促进的典范。

中拉文明对话作为一项正式议题提出始于2015年李克强总理在联合国拉美经委会总部的演讲。他在演讲中特别表示, “此访在中拉文明互鉴方面收获颇丰……双方可探讨设立中拉文明对话机制并纳入中拉论坛轨道, 协商设立中拉思想文化经典互译工程, 增进双方人民间的文化认知。” ⁽¹⁾ 此后, 时任外交部拉美司司长祝青桥在《人民日报》上撰文, “中方提出建立中拉文明对话机制等新倡议, 得到拉方积极响应。” ⁽²⁾ 此后, 中拉文明对话作为一项亟待启动的议程写入政策文件。2016年11月发布的第二份《中国对拉美和加勒比政策文件》第一次明确强调, 要“积极开展中拉文明对话” ⁽³⁾ 。2018年1月第二届中拉论坛发布的《中国与拉共体成员国优先领域合作共同行动计划 (2019—2021年) 》将“人文交流”列为七大“优先合作领域” ⁽⁴⁾ , 其涉及的领域、主体和层面事实上正是中拉文明对话的具体指南。综上所述, 中拉文明对话不仅是践行党和政府的新文明观, 而且是新时期推进中拉整体合作和“一带一路”建设、让中拉命运共同体之船行稳致远的关键支撑。

从根本意义上来说, 文明对话旨在寻求尊重、包容、理解, 乃至信任和认同, 以最大限度地避免文明冲突。从其哲学意义上来说, “文明对话的主要目标, 在于让两个文明之间的概念、信仰体系相互理解、沟通, 同时约制私心与欲念, 使两者的差异不会导致实质的矛盾冲突, 进而能导向一个更为融通的思想体系和价值系统。” ⁽⁵⁾ 就中拉双方而言, 文明对话至少包括三重目标, 亦即三个不同层次的目标。

首先, 中拉文明对话要寻求尊重和包容。中国文明和拉美文明属于不同的文明, 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和多元性, 但这恰是中拉文明融合的起点, 也是中拉文明对话的基础。这种特性首先意味着中拉双方要尊重对方的平等存在, 不以己方价值观贬抑对方文明, 也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文化模式强加给对方。从这个意义上说, 尊重和包容既是中拉文明对话的基本目标和前提, 同时也是获取对方尊重与包容的条件和基础。正是基于这一点, 中国以铿锵有力的宣示回应外界对于“中国模式”输出到包括拉美在内的世界其他地区的质疑:我们倡导文明宽容, 尊重各国发展道路和模式的选择;我们不“输入”外国模式, 也不“输出”中国模式, 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 ⁽¹⁾

其次, 中拉文明对话要寻求理解和信任。中国和拉美的语言文化不同, 历史传统迥异, 双方在互动与合作中难免产生误解和疑虑, 甚至引发利益冲突, 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关键是处理和应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和方式。正视问题并做好增信释疑工作无疑是首选动作。拉美文化嵌有深深的欧洲文明的印痕, 而且受西方价值观念影响颇深。历史上中拉关系相对疏远, 相互认知缺乏, 而拉美对华认知很大程度上又是基于西方对华认知。这两大因素都增加了中拉相互理解的难度和障碍。进入新的时期, 尽管中拉之间无须经过欧洲或西方的中介而有了直接的沟通和认知渠道, 但由于历史因素和惯性思维, 增进中拉理解乃至建立中拉互信仍面临巨大挑战。另一方面, 我们仍习惯性地将拉美视作一个具有共性的整体, 必然也阻碍了我们对拉美的理解。既要看到拉美的历史和文化共性, 更要看到拉美内部的差异性和多元性是增进对拉认识的基本出发点。寻求理解和信任是中拉文明对话目标的中间层次, 但可能是最困难的一部分。推动这一目标的实现, 需要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深刻理解彼此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 更多地抱持同理心并努力换位思考。

最后, 中拉文明对话要寻求互学和互鉴。纵观中国文明和拉美文明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 开放性和包容性是中拉文明的共同特征。“中国文明就其本质来说就是一个对话文明。这个对话文明表现出的特点是开放、包容和进步。” ⁽²⁾ 这意味着, 中国文明在对待其他文明的方式上, 既不会简单地照抄照搬, 更不会扩张或“教化”其他文明, 而是通过对话和学习来实现自己的进步, 也可以说是一种学习型文明。拉美文明尽管在历史上曾被强势文明不断入侵和强加, 但其广阔的开放性和强大的包容性, 使得外来文明不断地被吸收和融入, 最终成为拉美混合文明的一部分。中拉文明的这些共同特征, 使得双方不仅存在对话的空间, 而且有着强大的学习动力。历史上绵延长达两个半世纪的太平洋海上丝绸之路, 不仅是中拉物质文明的交换之路, 更是文化交流和融合之路, 因而可以说是中拉文明对话的开端 ⁽¹⁾ 。而今双方都处于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面临着共同的经济和社会治理挑战, 中国改革开放和治国理政的经验, 拉美的生态保护理念和实践, 以及双方的发展战略和模式, 都值得相互理解和欣赏, 在互学互鉴中共同进步。这应当是中拉文明对话的最高目标和根本目的。

鉴于文明对话的多重目标和合作领域的不断扩大, 中拉文明对话的内容也愈益广泛、多样、丰富而具体。这集中体现在新近发布的三份文件中, 即《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合作规划 (2015—2019年) 》 ⁽²⁾ 、《中国对拉美和加勒比政策文件》 (2016年) ⁽³⁾ , 以及《中国与拉共体成员国优先领域合作共同行动计划 (2019—2021) 》 ⁽⁴⁾ 。概括来看, 中拉文明对话的内容大体可以分为三类, 即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社会发展和治理经验分享, 人文交流等。其中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既涵盖政党治理、法律思想和立法实践, 又包括 (地方) 政府治理经验和发展战略对接等;社会发展和治理经验分享则主要集中于减贫经验和模式、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包容性理念;而人文交流是中拉文明对话最活跃、最丰富的内容, 在整个过程中发挥着基础性和先锋作用, 是中拉文明对话的主要内容支撑, 也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鉴于中拉文明对话的目标是多层次的, 对话的内容是丰富而多样的, 因此对话的主体也应该是多元而广泛的。联合国《不同文明对话全球议程》曾公开呼吁“不同文明对话应争取全球范围的参与且向所有人开放” ⁽⁵⁾ 。同样, 中拉文明对话也应该向中国和拉美地区的所有人开放, 让所有的行为主体都能参与到文明对话进程中并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其中, 学者、作家、思想家、科学家、文化艺术界人士以及青年群体等在推动和维持中拉文明对话方面发挥着先锋和中流砥柱的作用;日渐活跃和发展壮大的民间团体则是推动和开展文明对话的伙伴与合作者;而媒体在推动和传播文明对话以增进更广泛的文化理解方面扮演着独特而不可或缺的角色。在这些最活跃、也可能最可持续的对话主体之外, 还必须对政府的角色和价值给予客观的认识和评价。就当前中拉关系发展的阶段和现实来看, 政府事实上在中拉文明对话中发挥着引导、促进、鼓励、协助的作用, 在对话机制形成期甚至发挥着主导和支配性的作用。总而言之, 要激活中拉文明对话, 使其不仅保持较高活跃度而且有可持续性, 就要充分调动各行为主体的主动性和参与精神, 形成一种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文明对话格局。

对话主体的多样性意味着对话方式也有不同的选择路径。联合国《不同文明对话全球议程》认为, 文明对话的普遍路径大致有14种, 主要包括人员 (特别是知识分子、思想家和艺术家等) 交往与交流, 专家学者互访, 文化艺术节, 会议、专题讨论和讲习班, 体育和科技竞赛, 翻译和传播, 历史和文化旅游, 教育和传授, 学术和研究, 以及青年对话等 ⁽¹⁾。中拉文明对话大体也可以循此路径推进, 但必须重视政府间的一些重要对话和议程。此外, 随着越来越多的拉美国家期待加入“一带一路”倡议, “一带一路”无疑将成为中拉文明对话的主体框架。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 要将“一带一路”建成文明之路, 建立多层次人文合作机制、搭建更多合作平台、开辟更多合作渠道、不断创新合作模式, 以达到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和相互信任的目的 ⁽²⁾ 。

政府间对话机制是中拉文明对话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 同时又是中拉文明对话的助推器。随着2015年中拉论坛的成立和中拉整体合作机制的日渐形成, 中拉政府间的双边对话和磋商机制 ⁽³⁾ 在保持进展的同时, 一系列新的、极具活力的、专业性的多边对话机制开始蓬勃发展起来。这种多边对话机制多以论坛形式展开, 其中包括中拉农业部长论坛 (2013年, 北京) 、中拉科技创新论坛 (2016年, 厄瓜多尔基多) ⁽¹⁾ 、中拉政党论坛 (2016年, 北京;2018年, 深圳) , 中拉地方政府合作论坛 (2016年, 重庆) ⁽²⁾ , 中拉基础设施合作论坛, 以及中拉青年政治家论坛 ⁽³⁾ 。除此之外, 其他拟“适时”或“在商定的时间”启动的政府间多边对话机制还包括:中拉首都市长论坛、中拉能矿论坛、中拉工业发展与合作论坛、中拉旅游部长会议, 以及中拉社会发展与减贫论坛等。

在各种政府间对话机制之外, 相对松散但更多样化、更可持续的各种民间对话日益彰显其独特的活力和潜力。这里, 笔者拟主要从语言、文化、出版、学术、媒体五种路径加以分析。

(一) 语言习得

语言是文明对话的工具, 也是文化传播的载体。西语/葡语与汉语的交互传播, 对于推动中拉文明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具有基础性作用。正因如此, 中拉双方均重视语言人才的培养并鼓励对方官方语言在本国的传播 ⁽⁴⁾ 。

语言的交互传播既是发展彼此关系的需要, 又顺应并反映了双方联系不断增强的现实。早在1952年为迎接11个母语为西语的拉美国家代表于当年10月来北京参加亚太和平会议, “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直接指示北外筹建西班牙语专业, 培养西语干部。” ⁽⁵⁾ 这种一时之需直接促成了中国第一个西语专业的诞生, 8年后第一个葡语专业也在北京广播学院 (现中国传媒大学) 开设。此后40年间, 中国的西葡语教育发展缓慢, 直到进入21世纪, 才出现井喷式发展。截至2016年10月, 中国大陆地区开设西语专业的院校已达96所, 是1999年的8倍;开设葡语专业的院校从1999年的2所上升至27所, 增长速度更快。 ⁽⁶⁾

与此不同, 汉语在拉美的传播远没有如此力度。客观而言, 西葡语教育进入中国主要源于内需拉动, 而汉语教育进入拉美则主要是外需推动———虽然汉语学习者主要是受到“中国机会”的吸引 ⁽¹⁾ 。数据显示, 从2006年拉美第一所孔子学院在墨西哥城设立至2018年8月, 共在拉美21个国家开设40所孔子学院和18个孔子课堂 ⁽²⁾ 。尽管这一数字与西葡语教育在中国的发展不可同日而语, 但就其增速而言还是非同寻常的。

当前, 西葡语和汉语在中拉两地的传播越来越为双方经贸合作和文明对话发挥着毋庸置疑的基础性作用。但同时也日益暴露出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 即语言作为交流工具的局限性愈发凸显, 越来越无法满足当前构建中拉全面合作伙伴的复杂任务的需求。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可谓是当前中拉双方面临的共同挑战。

(二) 文化传播

文化传播是增进民心相通的主要路径, 也是推动中拉文明对话的主要方式。近年来, 中拉文化交流异彩纷呈, 交流方式和渠道都日益多样化。在中拉文化交流和传播方面, 中国一直是主要的倡导者和推动者。

习近平主席倡导的“2016年中拉文化交流年”在中拉关系史上堪称首举, 意在传递文化交流这一重要信号。据统计, 2016年全年在国内和24个拉美国家实施了240个重点项目, 涉及艺术、文学、文贸、文物、图书、传媒、旅游等领域的文化交流活动共计650余场, 直接参与人数630余万人次, 受众计3200多万人次, 并推动地方和民间与拉美地区举办文化活动1000余场, 受众上亿人次 ⁽³⁾ 。这是中国首次与整个拉美地区联合举办文化主题年, 是拉美地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的“文化年”活动, 具有时间长、规格高、影响大的突出特征。中拉文化交流年的成功举办, 拉开了中拉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大幕。

作为一种机制性的文化安排和品牌项目, 2013年5月, 原文化部首次推出“拉美艺术季” ⁽⁴⁾ , 协同18个拉美国家驻华使馆在中国举办文艺演出、拉美艺术联展、客座艺术家创作交流等活动。自2014年起, 每年4—5月在“拉美艺术季”框架下又开始举办“加勒比音乐节”活动。“拉美艺术季”迄今已举办5届, 共邀请拉美及加勒比地区20余个国家的200余名艺术家在北京、浙江、湖南、贵州、四川等省市举办了约500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

中拉在文化合作机制建设方面起步总体上不错, 但仍有不少改进空间。目前, 中国已同拉美地区21个建交国 ⁽¹⁾ 中的19个国家签有文化协定, 在此框架内与11个国家签署了年度文化交流执行计划, 并据此在文化艺术、新闻出版、体育和旅游等领域开展广泛深入的双边文化交流。遗憾的是, 中拉双方的日常文化传播机构仍然非常缺乏。迄今, 中国仅在墨西哥设立了正式的中国文化中心;而在中国, 除了在北京大学联合设立巴西文化中心外, 尚无其他拉美文化中心或拉美国别文化中心。当然, 更重要的是, 当前的文化传播活动虽然在执行层面多由民间运作, 但从本质上来说, 它仍然是一种政府间的活动, 民间的活力、积极性乃至参与潜力都没有得到充分释放。

(三) 翻译出版

翻译出版是一种传统而稳固的文明对话方式, 因为图书作品具有耐久性和稳定性的传播特点。但在2000年之前, 中拉作品在交互翻译、出版和传播方面不仅数量较少, 作品领域也主要集中于文学。研究发现, 中国文学作品在拉美的译介和传播仍非常滞后, 作家作品的数量和种类都很有限。与拉美文学在中国的传播相比 (尽管这种传播仍然是中方主动寻求的结果) , 当前中国文学作品对拉传播存在相对突出的“数量差”“时间差”“语言差”和“影响差”等失衡问题。仅以数量而言, 截至2017年8月, 共有20个拉美国家217位作家的526种作品被译介到中国, 如果加上小说选集和重版重译的作品, 则高达740部。 ⁽²⁾ 而中国文学作品在拉美的传播, 特别是前期还主要是靠转译, 直到近年来才随着西语和葡语人才的成熟而开始有规模地组织翻译出版。

这尤以对拉文化交流传播领域的先锋———五洲传播出版社为典型。从2012年承接中国当代作家及作品海外推广 (西语地区) 以来, 五洲传播出版社已经出版了32种西语版中国当代文学作品, 其中25种被拉美国家图书馆收藏 ⁽¹⁾ 。不唯如此, 该社出版的中国主题图书在西语地区的影响力也是值得称赞的。据统计, 西语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 五洲传播出版社的图书占全部中国出版社图书的比重高达80%。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该社还建立了面向全球西语受众的跨境数字阅读服务平台, 西文版电子书网站和“中国书架”西文版客户端, 目前上线图书1518种, 成为中国向西语地区输出中国主题图书的主要出版社。 ⁽²⁾

除了文学领域的出版, 思想领域的对话也开始发力。为促进中拉优秀作品互译出版和翻译人才培养, 推动思想文化领域的交流和碰撞, 文化部还启动了“中拉思想文化经典互译工程”, 计划在“十三五”期间由中拉专家共同精选并翻译出版50部左右最具代表性的中拉思想文化经典作品。目前, 第一批入选的10部作品已经公示并启动 ⁽³⁾ 。

(四) 学术交流

学术既是文明对话的内容, 又是文明对话的重要介质, 因此在增进中拉相互理解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近年来, 中国和拉美地区以彼此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机构迅速发展起来, 并初步形成了一定的学术交流和合作网络。

在中国, 拉美研究呈加温升热之势。进入21世纪以来, 特别是过去5年间, 中国的拉美研究机构发展迅猛, 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步阶段的寥寥数家发展到当前的近60家 ⁽⁴⁾ , 尤其集中于高校。拉美研究的这种燎原之势主要源于三方面的推动。首先, 中拉关系快速发展的现实对拉美知识提出了迫切需要;其次, 基于市场需求和预期而开设西葡语专业的高校大幅增加;最后, 教育部启动的区域和国别研究培育基地计划对各高校的适时推动。但高校拉美研究机构急剧扩张的背后难掩一个客观现实:有效研究力量仍显不足, 难以产出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尽管如此, 仍可以发现一种喜人的趋势, 即新一代拉美研究者正在成长并表现出较强的学术潜力:年龄层次多以80后为主, 熟练掌握研究对象国的语言, 受过一定的专业学术训练。更重要的是, “拉美研究的新一代” ⁽¹⁾ 有国际视野和国际交往能力, 其研究领域并不局限于传统的政治、经济和外交, 而不断拓展至人类学、法律、建筑、考古、教育和环境等。拉美研究的蓬勃发展也为全国性拉美研究组织注入了新鲜血液, 激发了学术活力。全国三大拉美研究组织———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西葡拉美文学研究分会、中国拉丁美洲学会以及中国拉美史研究会, 特别是后两者加强了合作, 以协作推动中国拉美研究人才和机构的发展壮大。

与中国的拉美研究相似, 拉美的中国研究在中拉关系急剧升温的背景下也正方兴未艾。据不完全统计, 研究中国主题相关的拉美机构已有20多家。和中国的拉美研究相似, 研究中国的拉美青年力量逐渐成长起来。这首先得益于孔子学院推动的汉语传播。越来越多的拉美青年开始学习汉语, 且对中国研究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们利用中国政府提供的各种奖学金特别是国家汉办推出的“孔子新汉学计划”等, 攻读中国相关问题的硕士和博士。与此同时, 拉美的大学也开始试水“中国研究”硕士学位项目, 比如阿根廷拉普拉塔国立大学和拉努斯国立大学就于2017年推出了一年制“中国研究”硕士项目, 以着力培养阿根廷的中国研究人才。随着越来越多的拉美学者关注中国在该地区的存在,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中墨研究中心主任恩里克·杜塞尔·彼得斯牵头成立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中国学术网” (Red ALC-China) , 定期组织拉美的中国研究学者开会并出版会议论文, 渐成气候。亚非研究拉美协会 ⁽²⁾ (ALADAA) 近年来越来越活跃, 其中中国话题不仅必不可少, 而且对中国的关注日益上升。

遗憾的是, 中国研究和拉美研究在两地的兴起并没有推动形成紧密的中拉学术交流网络。近年来, 中拉关系的密切发展带动了两地学术界彼此走近, 相继产生了一些学术品牌, 比如渐有影响的中拉学术高层论坛、中拉智库论坛、中拉法律论坛 ⁽³⁾ , 以及初兴的中拉青年学者对话等。然而, 这些论坛或对话大多还集中于会议层次, 并没有形成日常交流机制, 更没有切实的联合研究安排, 因此很难形成深度的学术对话或碰撞。这一方面是因为国内拉美研究机构缺乏深度整合与协作, 另一方面拉美的中国研究机构相对更为分散, 甚至没有类似中国拉丁美洲学会这样的学术团体发挥协调作用。因此可以想象, 目前中拉学术交流已有基础, 但形成联合研究网络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五) 媒体对话

在当今信息化和网络化时代, 媒体特别是新媒体成为最便捷、最大众化的传播方式。但媒体是一把双刃剑, 客观公正的信息传播有助于民心相通, 反之容易造成误解。因此, 媒体的交流与合作对于推动中拉文明对话可以说至关重要。

遗憾的是, 中拉媒体交流的现状不容乐观。从总体上来看, 当前中拉媒体交流与合作的特征大体可归为三个“差”, 即落差、逆差和顺差 ⁽¹⁾ 。首先, 中拉媒体的相互关注度和中拉关系的整体发展水平存在明显落差。其次, 中拉媒体关于彼此正面信息的传播中, 中方处于逆差。虽然中拉媒体对彼此的关注相对较少, 但就有限的报道而言, 拉方媒体更多关注的是“问题中国”, 而不是“梦想中国”, 而中国媒体对拉美的报道总体上呈中性偏正面。最后, 在中拉媒体机构和人员交流方面, 中方处于明显顺差。几乎中国主要的涉外主流媒体均在拉美派有记者, 其中新华社几乎实现了对拉美国家的全覆盖。与之相反, 拉美媒体在华记者长期处于匮乏状态;近年来其数量不仅没有随着中拉关系的升温而增加, 反而下降了。中拉媒体交流的当前特征, 个中原因恐不难理解。第一, 中拉媒体交流中方处于顺差, 很大程度上因为是中国主动发现和走进拉美而不是相反, 中国是双方关系“构建发展”⁽²⁾ 的主要推动力量。第二, 拉美媒体涉华报道大多以负面为主, 主要源于西方媒体对拉美舆论的主导、拉美媒体驻华记者匮乏, 以及因此而对西方媒体产生的信源依附。第三, 在中拉关系议程上, 政治和经济始终是优先议题, 只是近年来随着文化障碍越来越成为影响中拉关系的明显因素时, 双方特别是中国才意识到文化交流的重要性。

这种严峻形势意味着加强中拉媒体交流与合作不仅势在必行, 而且需要主动构建。2016年11月22—23日,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联合国拉美经委会共同主办的首届中拉媒体领袖峰会 ⁽¹⁾ 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 吸引了100多家中拉主要媒体负责人参会。习近平主席在开幕式上发表致辞时提出了深化中拉媒体合作的三项主张并宣布设立中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新闻交流中心 (CLACPC) 。2017年5月, CLACPC在北京正式成立, 来自拉美9国的11名记者成为第一期学员;一年后, 来自拉美10国的13名记者成为第二期学员 ⁽²⁾ 。通过对第一期学员的报道追踪发现, 该项目在帮助拉美记者了解和报道客观、真实、多元的中国, 改变其过去报道路径和内容方面的确产生了切实效果。

当前在中拉两地政府的大力倡导和推动下, 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日益摆脱“低政治”议题的地位, 而跃居中拉关系的“高政治”议程。受此推动, 和中拉文明对话宗旨相一致的人文交流活动越来越多, 也越来越活跃。但在这种表面繁荣之下仍难以掩盖整体发展比较碎片化的现实。由此带来的潜在问题是, 众多交叉甚至重复性的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活动难以形成合力, 实现复合效果。有鉴于此, 亟须一个总体性、纲领性的平台或计划, 借以协调和指导中拉文明交流互鉴活动。因此, 构建中拉文明对话机制不仅愈益紧迫, 而且正当其时。

首先, 要足够认识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加强中拉文明对话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当前, 中拉关系已经进入“构建发展”阶段, 中拉合作的整体性、规划性和目标性愈益清晰。相继颁布的三大政策文件 ⁽³⁾ 意味着中拉合作的力度在大幅提升。然而, 中拉相互认知的缺乏, “一如彼此不了解对方道路规则的两个司机, 接触越频繁, 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大。” ⁽⁴⁾ 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少利益冲突, 增强合作共赢的理解和认同, 无疑是一项紧迫而重要的任务。中拉文明对话无疑正是缓解冲突、增信释疑甚至构建共识的重要路径。

其次, 中拉文明对话仍处在起步阶段, 亟须协调或整合。和其他地区相比, 拉美是中国开展文明对话相对滞后的一个地区。目前比较突出的问题是, 许多交流项目既缺乏整体设计和长远规划, 又缺乏有机衔接, 以致呈分散化和碎片化特点。中拉文明对话当前尚处于摸索阶段的特征, 也意味着亟须相应机构和部门的专业指导。然而, 直至今天, 中国尚未同任何一个拉美国家, 建立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 更不用说同整个地区。这种交流机制的缺乏不利于民心相通的整体促进, 因其既无法有效协调不同类型的项目, 又无法整合文明对话的力量。要让中拉文明对话持续有效推进, 借以增进中拉互信和双方合作的可持续性, 机制建设就必须提上日程。

最后, 构建中拉文明对话机制的时机已经成熟。如前所述, 在政府层面上, 习近平主席先后在不同场合强调要加强中拉文明对话, 使中拉文明成为交融互鉴的典范。李克强总理在联合国拉美经委会演讲中则提出了构建中拉文明对话机制的倡议。第二份《中国对拉美和加勒比政策文件》也集中反映了这些思想和倡举, 并明确提出要“积极开展中拉文明对话”。在民间层面, 中拉思想文化经典作品的翻译、出版和传播初显活力;两地学术机构关于中拉主题的研讨会日渐增多, 知识分子间的互访更加频繁;中拉媒体交流日趋增强, 对彼此的报道主题日渐多元, 内容日益客观。更重要的是, 智库和文化传播机构、大学和地方政府还率先发起并举行了第一届“中拉文明对话”国际研讨会 ⁽¹⁾ , 以实际行动支持构建中拉文明对话机制的倡议。

然而, 正如中拉文明对话要“细水长流”才能“润物无声”一样, 中拉文明对话机制建设也不可能一蹴而就, 而须循序渐进。在此, 笔者就构建中拉文明对话机制提出如下建议和思考。

第一, 设立“中拉文明对话”论坛并纳入“中拉论坛”轨道, 以协调中拉文明对话各领域。目前, 中拉论坛下设八个子论坛, 唯一缺乏的是长期以来一直滞后且至今没有得到有效确立的中拉文明和文化整体交流机制。中拉文明对话机制的构建将填补这一领域的空白, 为整体性的中拉文化交流互鉴提供高平台。鉴于中拉文明和文化的多元性, 中拉文明对话首先应该聚焦于发现中拉文明的价值共性, 寻求对话的基础。

第二, 推动并支持拉美的中国研究, 打造中拉学术交流与合作网络。与国内的拉美研究热相呼应, 拉美学界研究中国的主动性也明显增强。近年来, 多个拉美国家的大学、学术机构以不同形式加强了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尽管如此, 在拉美, 中国研究尚属“新兴”领域, 中国研究的机构仍非常有限。因此, 加强中拉学术交流, 目前比较可行的想法和建议包括以下4个方面。 (1) 充分发挥中国拉丁美洲学会的作用, 整合国内拉美研究资源, 支持和培养拉美研究新生力量;与此同时拓展并发挥中拉学术交流的桥梁作用, 与拉美的中国研究机构或组织进行战略对接。 (2) 推动中拉学术机构在拉美地区共建中国研究中心, 以帮助培养中国研究力量, 支持拉美学者和机构适时成立中国研究学会。 (3) 设立中国—拉丁美洲研究院, 作为中拉学术对话、开展联合研究的协调机构和拉美地区中国研究机构建设的后援机构。 (4) 加强中拉媒体人士和学者之间的交流与互动, 推动适时举办中拉学者记者对话。

第三,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培育基于市场的文化交流长效机制。当前构建中拉文明对话机制具有鲜明的政府主导性, 尽管其作用独特, 但从长期来看, 单纯依靠政府力量无法为中拉文明对话提供持续动力。在全球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 构建中拉文化交融互鉴的长效机制, 就需要打造基于市场的、以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为核心的中拉文化产业合作。这是因为文化产品是蕴含着文化符号与精神价值的物化载体, 不仅具有和文化交流一样的功能, 而且从传播效果和动力来看, 都更强更足。尽管当前中拉文化产业合作水平仍比较低, 但从长远来看, 将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其客观依据是:中拉双方拥有丰富而璀璨的文明文化资源, 拥有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和推动国际合作的战略需要, 拥有巨大的文化市场潜力和以平等互利为核心的合作根基 ⁽¹⁾ 。

1 蒋建国:《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激发亚洲创新活力---在博鳌亚洲论坛“亚洲文明对话会”上的主旨演讲》, 国新办网站。http://www.scio.gov.cn/xwbjs/zygy/32310/jh32312/Document/1473095/1473095.htm.[2018-04-16]

2 中阿合作论坛官方网站。http://www.fmprc.gov.cn/zalt/chn/jzjs/wmdhyths.[2018-03-20]

3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 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2年。

4 杜维明:《文明对话的发展及其世界意义》, 载《南京大学学报》 (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 , 2003年第1期, 第34-44页。

5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 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2年, 序第3页。

6 杜维明:《文明对话的发展及其世界意义》, 载《南京大学学报》 (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 , 2003年第1期, 第37页。

7 (3) 第56届联合国大会第56/6号决议:《不同文明对话全球议程》, 联合国网站, 2001年11月21日。http://www.un.org/chinese/ga/56/res/a56r6.pdf.[2018-05-12]

8 杨濡嘉:《联合国与文明对话:角色和趋势》, 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4年。

9 彭树智:《文明交往和文明对话》, 载《西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6年第4期, 第5-9页。

10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大使在第60届联大关于不同文明对话议程与和平文化议题的发言, 2005年10月20日。http://www.fmprc.gov.cn/ce/ceun/chn/zgylhg/shhrq/zjwh/t21766 8.htm.[2018-03-09]

11 《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 新华网, 2014年3月27日。http://www.xin huanet.com/politics/2014-03/28/c_119982831_2.htm.[2018-04-16]

12 倪培民:《“一带一路”理念包含对话文明的模式》, 网易, 2016年10月30日。http://news.163.com/16/1030/02/C4JFF7E200014AED.html.[2018-03-04]

13 许嘉璐:《不同文明都将在“一带一路”上绚丽绽放》, 凤凰网, 2015年11月6日。http://culture.ifeng.com/a/20151106/46133716_0.shtml.[2018-04-20]。

14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商务部网站, 2015年3月30日。http://zhs.mofcom.gov.cn/article/xxfb/201503/20150300926644.shtml.[2018-04-18]

15 谢金英:《让“一带一路”成为文明对话之路》, 载《人民日报》 (海外版) 2016年5月4日第01版。

16 郭存海:《中拉文明对话正当时》, 载《人民日报》2015年5月15日第03版。

17 [英]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 (第1卷) ,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1995年, 序言第1页。

18 郭存海:《中国的国家形象构建:拉美的视角》, 载《拉丁美洲研究》, 2016年第5期, 第54页。

19 事实上, 早在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墨西哥参议院的演讲中就倡导“人文上, 中拉要加强文明对话和文化交流, 成为不同文明和谐共处、相互促进的典范”。这是有关中拉文明对话的最早倡议。参见习近平:《促进共同发展共创美好未来---在墨西哥参议院的演讲》, 载《人民日报》2013年6月7日第01版。

20 郭存海:《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对拉美的政策与实践》, 载《拉丁美洲研究》, 2017年第2期, 第11页。

21 李克强:《共创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新未来---在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的演讲》, 新华网, 2015年5月27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05/27/c_127847299.htm.[2018-03-20]

22 祝青桥:《中拉整体合作扬帆启程》, 载《人民日报》2016年1月29日第03版。

23 《中国对拉美和加勒比政策文件》, 外交部网站, 2016年11月24日。http://www.fmprc.gov.cn/web/zyxw/t1418250.shtml.[2018-04-19]

24 《中国与拉共体成员国优先领域合作共同行动计划 (2019-2021) 》, 外交部网站, 2018年2月2日。http://www.fmprc.gov.cn/ce/cemn/chn/gnyw/t1531472.htm.[2018-05-19]

25 成中英:《文明对话、文化合作与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哲学反思》, 载《深圳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17年第5期, 第18页。

26 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 载《人民日报》2017年12月2日第02版。

27 郑永年:《对话文明与文明对话》, 载《联合早报》2016年4月5日。http://www.zaobao.com/forum/expert/zheng-yong-nian/story20160405-601323.[2018-05-06]

28 Mariano Bonialian, China en la América Colonial.Bienes, Mercados, Comercio y Cultura del Consumo desde México hasta Buenos Aires, prólogo de Josep Fontana, Ciudad de México, Instituto de Investigaciones Dr.JoséMaría Luis Mora, Biblos, 2014, p.264.

29 《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合作规划 (2015-2019年) 》, 新华网, 2015年1月9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01/09/c_1113944648.htm.[2018-04-19]

30 《中国对拉美和加勒比政策文件》, 外交部网站, 2016年11月24日。http://www.fmprc.gov.cn/web/zyxw/t1418250.shtml.[2018-04-19]

31 《中国与拉共体成员国优先领域合作共同行动计划 (2019-2021) 》, 外交部网站, 2018年2月2日。http://www.fmprc.gov.cn/ce/cemn/chn/gnyw/t1531472.htm.[2018-05-19]

32 第56届联合国大会第56/6号决议:《不同文明对话全球议程》, 联合国网站, 2001年11月21日。www.un.org/chinese/ga/56/res/a56r6.pdf.[2018-05-12]

33 第56届联合国大会第56/6号决议:《不同文明对话全球议程》, 联合国网站, 2001年11月21日。www.un.org/chinese/ga/56/res/a56r6.pdf.[2018-05-12]

34 《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 新华社, 2017年5月14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5/14/c_1120969677.htm.[2018-05-20]

35 比如各种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高级混委会、政府间常设委员会、战略对话、经贸混委会、政治磋商等机制。

36 与此同时, 中方还正式启动了“中拉科技伙伴计划”和“中拉青年科学家交流计划”。

37 根据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编写的《友好城市统计手册 (1973-2017) 》 (未公开出版, 2018年5月) , 中国已经同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172个省市建立友好关系, 友好省市数量排名前三的国家分别是巴西 (57) 、墨西哥 (32) 和阿根廷 (22) 。

38 中拉基础设施合作论坛自2015年起每年在澳门举行1次, 迄今已举办4次;中拉青年政治家论坛自2014年起, 每年在北京举行1次, 迄今已举办5次。

39 《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合作规划 (2015-2019) 》, 新华网, 2015年1月9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01/09/c_1113944648.htm.[2018-04-19]

40 庞炳庵:《新中国怎样向西语世界敞开大门》, 载《对外传播》, 2012年第5期, 第22页。

41 中拉青年学术共同体、INCAE商学院:《中国西班牙语人才就业和流动调查报告》, 2017年1月15日。根据教育部新近公布的2017年度高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 全国 (不含港澳台) 开设西语和葡语专业的院校分别新增8所和2所。参见:《教育部关于公布2017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的通知》, 教高函[2018]第4号, 2018年3月21日。

42 马洪超、郭存海:《中国在拉美的软实力:汉语传播视角》, 载《拉丁美洲研究》, 2014年第6期, 第48-54页。

43 国家汉办官方网站。http://www.hanban.edu.cn/confuciousinstitutes/node_10961.htm.[2018-05-30]

44 (4) 数据由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提供。

45 此为2015年数据, 到2018年8月, 中国和拉美及加勒比地区的建交国增至24个, 但签订文化协定的国家数量没变。参见安薪竹:《中拉民众心灵相通的纽带:中拉文化交流现状及趋势》, 载《今日中国·中国-拉共体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专刊》, 2015年1期。

46 楼宇:《中国对拉美的文化传播:文学的视角》, 载《拉丁美洲研究》, 2017年第5期, 第31-44页。

47 姜珊、周维等:《中国当代文学图书开拓西语市场分析----以五洲传播出版社为例》, 载《出版参考》, 2017年第4期, 第45-47页。

48 涉及五洲传播出版社的数据由该社国际合作部提供。

49 在民间层次上, 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等于2018年1月联合启动了“拉丁美洲思想学术译丛”项目以推动中拉在文化领域的深度理解。参见陈菁霞:《拉丁美洲思想学术译丛出版项目启动》, 载《中华读书报》, 2018年1月24日01版。

50 Margaret Myers, Ricardo Barrios, and Guo Cunha, i“Learning Latin America:China’s Strategy for Area Studies Development”.https://www.thedialogue.org/wp-content/uploads/2018/06/Dialogue-AreaStudies-Report.pdf.[2018-07-20]

51 郭存海:《中国的拉美研究新一代》, 载郭存海、李昀祚:《中国与拉美:山海不为远》, 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 2016年, 第150页。

52 拉美地区专注于亚洲和非洲研究的学术性组织, 特别是智利、墨西哥和阿根廷三国的ALADAA最为活跃。

53 中拉法律论坛2007年成立于中国上海, 公开数据显示迄今已连续在中国、古巴、阿根廷、秘鲁、智利、厄瓜多尔和巴西举办了七届论坛, 是中拉法学界多边交流的唯一互动平台。

54 这里的观点主要得益于新华社国际部西语编辑室主任冯俊扬于2017年6月29-30日在北京举行的“第六届中拉学术高层论坛暨中国拉美学会学术大会”上的发言。

55 赵重阳、谌园庭:《进入“构建发展”阶段的中拉关系》, 载《拉丁美洲研究》, 2017年第5期, 第16-30页。

56 2017年10月27日, 国新办还在北京举行了中拉媒体论坛, 来自拉美11国19家主流媒体赴会, 进一步助推中拉媒体交流机制的初步形成。

57 自2018年起, 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将中非、中国-南亚东南亚、中国-拉美和加勒比新闻交流中心项目整合扩建为“中国国际新闻交流中心”, 下设拉美分中心和加勒比分中心, 加勒比分中心首期项目于2018年4月1日正式启动, 为期1个月。

58 即指前文所提到的、旨在框定和指导中拉合作发展方向的三个纲领性文件:《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合作规划 (2015-2019年) 》 (2015年) 、《中国对拉美和加勒比政策文件》 (2016年) , 以及《中国与拉共体成员国优先领域合作共同行动计划 (2019-2021年) 》。

59 郭存海:《中国的国家形象构建:拉美的视角》, 载《拉丁美洲研究》, 2016年第5期, 第49页。

60 这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常州大学、江苏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中国外文局朝华出版社联合发起并于2017年11月18-19日在常州大学举办。会议主题是“中华文明与拉美文明:交融与互鉴”, 讨论近现代以来中拉文明对话的历史经验, 探索未来进一步推进中拉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的路径。来自中国和拉美10国的政府官员、外交官、专家学者、记者, 以及文化传播机构的代表共计100多人参加了研讨会。第二届“中拉文明对话”国际研讨会将于2018年9月8-9日在南京举行, 主题是“一带一路:中拉文明对话之路”, 分别从企业、文化和媒体三个视角探讨文明对话之于中拉民心相通的作用。

61 贺双荣:《文化产业与国际形象:中拉合作的可能性---以影视产业合作为例》, 载《拉丁美洲研究》, 2015年第4期, 第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