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拉美左翼力量日渐式微，而右翼力量则在不断收复失地。在委内瑞拉，查韦斯钦定的接班人马杜罗正在奋力抵御反对派的攻击，能否顺利完成其任期尚为未知数。在阿根廷和秘鲁，右翼力量在选票箱中脱颖而出，获取了国家的政权。在巴西，左翼总统罗塞夫被弹劾，重新执政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在玻利维亚，左翼总统莫拉莱斯谋求再次参与下次总统选举的企图在全民公投中成为泡影。美欧有媒体称，拉美右翼政治势力正以“21世纪新右翼”的形态，重新走上多国政治舞台中央，并有可能在未来一段时期成为主导拉美政治版图的主要力量。

“新右翼”新在哪里？

众所周知，在1992年美国总统竞选克林顿以攻击对手乔治·布什的经济政策取胜后，“经济决定胜负”成为世界各国总统候选人的“圭臬”和“座右铭”。

拉美左翼力量风光不再的原因，同样与经济形势不景气有关。尤其在委内瑞拉，严重的商品短缺已极大地损害了马杜罗政府的声望及其赖以生存的政治基础。而经济的凋敝必然会加剧社会治安的恶化。近几年，委内瑞拉的重大刑事案件发案率始终居拉美国家之首。

经济不景气的根源与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都有关系。就外部因素而言，复苏乏力的世界经济导致世界市场上初级产品的价格萎靡不振，从而大大减少了严重依赖初级产品出口的许多拉美国家的出口收入。内部因素则与左翼政府实施的不当经济政策密切相连。

以阿根廷总统马克里以及秘鲁右翼总统库钦斯基上台为代表，新右翼力量在拉美迅速壮大的同时，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呈现出一些与老右翼和左翼不太相同的特征。“21世纪新右翼”这个提法虽然在学术中有待商榷，但其在现实中带来的变化值得关注和研究。

可以肯定的是，马克里这位右翼总统的内政外交与其前任、左翼总统基什内尔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之处。在政治上，马克里恪守民主原则，赞同政治多元化。这与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拉美右翼大相径庭。在当时的拉美，右翼政权为维护国内的稳定而实行高压统治，肆意践踏人权，甚至乐于在肉体上消灭反对派。

在经济上，马克里主张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的作用，减少国家干预，压缩政府开支，放松外汇管制，鼓励投资，保持汇率稳定以及推动出口。在外交上，他积极谋求与美国改善关系。2016年3月，奥巴马总统访问阿根廷，从而结束了两国关系长达十年的冷淡。在访问期间，奥巴马总统对马克里当政100天的业绩大加赞赏。马克里则对奥巴马说：“这里也是你的家。”奥巴马总统在阿根廷受到的礼遇与2005年布什总统访问阿根廷时遭受的羞辱，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

“新右翼”登场是拉美政经钟摆化使然

在过去的十多年，拉美左翼力量在探索发展道路时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效。尤其在推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拉美左翼政府的功劳是有口皆碑的。但在经济领域，尤其在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时，它们的教训也是极为深刻的。

应该指出的是，钟摆现象是拉美政治文化的重要特点之一。因此，拉美右翼力量收复失地，不足为怪。

马克里的执政时间仅为数月，因此他能否成为未来拉美发展道路上的“榜样”或“领路人”，实难预料。

但是，最近几十年，奉行不同政治价值观的拉美国家领导人的执政业绩似乎表明，内政外交的钟摆化是有害的。换言之，从极左到极右或从极右到极左，都会使拉美的发展蒙受巨大的创伤。

拉美政治经济的钟摆化现象对中国与拉美国家的关系会产生什么影响，同样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众所周知，亚马逊河流域一只蝴蝶的翅膀抖动一下，就能影响全球气流的变化。拉美国家内政外交的任何变化都会对其与中国的关系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拉美右翼开始收复其失地这一事实，当然也会对中拉关系产生一些影响。但这一影响的力度不会很大。这与以下两个因素有关：中国在拉美的经济存在已达到很高的程度。因此，无论谁控制政权，都不会轻视中国。此其一。其二，中拉关系的基础不是意识形态，而是以经贸合作为基础的双赢。因此，不论拉美的政治经济风向标是左转还是右移，都不会削弱中拉关系稳步推进的动力。

想当年，美国的不少学者曾认为，拉美左翼力量的东山再起与中拉关系的快速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为中国与拉美左翼政治家当政的国家有着共同的战略利益，价值观和执政理念相似。这一观点显然是值得商榷的。众所周知，自实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都在发展关系。因此，中拉关系的发展与拉美左翼力量的东山再起仅仅是时间上的巧合。同理，当前拉美新右翼力量的抬头，并不意味着中拉关系会戛然而止。(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拉美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