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明信在他那篇著名的《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中指出, 在第三世界的情况下, 知识分子永远是政治知识分子。 (1) 这一点在拉丁美洲作家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他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介入政治, 或是通过文学作品进行社会批判, 或是在文学写作之外兼做时政评论和社会新闻报道, 或是直接以政治家的身份杀入凶险政坛, 与政敌们斗个不亦乐乎。在这些作家中, 来自秘鲁的巴尔加斯·略萨是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个例。一方面, 很少有作家像他这样积极地介入政治, 除了通过虚构和非虚构作品展开社会政治批判之外, 他更曾以秘鲁总统候选人身份参与了最高权力的角逐;另一方面, 略萨的政治思想经历过比较大的转变, 从支持古巴卡斯特罗革命政权到公开批评古巴政府, 从支持拉丁美洲社会主义革命到鼓吹新自由主义, 这在不少作为曾经的革命战友的同行看来无异是叛徒行为。在略萨收获的种种骂名中, “资产阶级作家”、“右派”算是比较轻的, “殖民主义者”、“反动派”则是很不客气的了。2010年, 已加入西班牙国籍的略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秘鲁的左翼媒体直言这是诺贝尔奖的道德沦丧, 略萨是投靠帝国主义的“反动” (reaccionario) 作家。 (2) 西班牙著名文学评论家路易斯·加西亚·蒙特罗 (Luis García Montero) 也称略萨为“反动”思想家。 (3) 西班牙左翼政治家胡安·卡洛斯·莫内德罗 (Juan Carlos Monedero) 甚至呼吁组建一个“人民法庭”来审判略萨, 同时承认略萨是一个“伟大作家”, 他的小说可以为他减刑。 (4) 莫内德罗的主张还算理智:把作家的政治言论和文学成就分开来评判, 毕竟道德-实践理性与审美-表现理性分属不同的领域。不过, 既然略萨一贯喜欢在小说中灌注政治意蕴, 他的作品真的就可以“免罪”吗?或者, 略萨算不算是用左手写小说, 用右手写政论文呢?
在墨西哥访学时, 我曾在二手书店淘来一本略萨的政论文集, 题为《自由的挑战》 (Desafíos a la libertad) , 1994年版, 收集了略萨在1990年竞选总统失败后发表的一系列文章, 这些文章写于柏林、伦敦、巴塞罗那、普林斯顿等多个西方城市。政治失意, 又身居海外, 不用顾忌国内政敌, 按说可以发出最“反动”的调门了, 我期待着读到一些奇葩言论, 不过一篇篇看下来, 觉得这老爷子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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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殖民主义给拉丁美洲土地上的人民带来的不是文明进步, 而是毁灭性的灾难。这是左派的共识, 略萨也不否认这一点。在《自由的挑战》中, 提及秘鲁历史时, 略萨承认:“殖民征服在秘鲁社会建立起一套等级制度, 上层是一小撮西方化的精英, 下层是印第安人血统的广大穷苦民众, 前者对后者的歧视和无情剥削贯穿整个殖民时期并延续到共和国时代。” (5) 不过, 在略萨的字典里, 并没有“新殖民主义”这个词。如果说在左派看来, 现代拉丁美洲不发达的最主要原因来自外部, 是西方国家以“自由贸易”之名所行的“新殖民主义”之实, 是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略萨则始终把目光聚焦在拉丁美洲自身的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结构上, 探究不发达的内因。他指出:“造成拉丁美洲社会落后的罪魁祸首, 是军事独裁和革命暴力主义。” (6) 军事独裁制度、暴力、非理性的革命, 正是略萨小说中最常出现的主题, 而在《自由的挑战》中, 略萨在批判秘鲁政治现实时瞄准的两个目标就分别对应那两个罪魁祸首:一个是他的政敌藤森, 另一个是秘鲁极左组织“光辉道路”。
略萨给他的这两个敌人冠以同一个称号:野蛮。藤森总统在武装部队的支持下关闭国会和最高法院, 发动“自我政变”, 在略萨看来是秘鲁社会向野蛮状态的倒退。“光辉道路”实行暴力革命, 制造恐怖与混乱, 在略萨看来是极其原始和野蛮的形式。虽则这两个敌人之间正在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残酷厮杀, 略萨揭示了二者之间的深层联系:“光辉道路”期待的是天下大乱, 藤森渴望的是绝对权力;前者的暴行令民众恐慌, 期待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人出现, 尽快结束混乱状态, 后者则抓住了这个机会, 采取凌驾于法律制度之上的方式以暴制暴, 在打击“光辉道路”的同时独揽大权, 施行独裁统治, 这又令民众大失所望, 从而为“光辉道路”的暴力革命夯实了群众基础——推翻一个倒行逆施的军事独裁政府, 正是民心所向。略萨担忧的是, 一旦“光辉道路”取得胜利, 接下来秘鲁面临的或许就是外国武装干涉以及国家的解体 (7) 。作为小说家, 他不仅在秘鲁令人眼花缭乱的政治乱象中扒出了这样一条叙事线索, 也想象了这条线索可能的走向。
反对略萨的人可以说, 略萨将小说家特有的想象力和虚构才能用在政治状况的分析上, 从而得出一些不符合事实的荒唐结论。事实上, 小说写作恰恰为略萨提供了深入了解社会政治现实的机会, 他的政论文写作可以视为其小说写作的补充和延伸。从某种程度上说, 略萨是一个19世纪的小说家, 他的现实主义写作浸染了实证主义精神——一旦以某个历史人物为原型, 他一定会搜集尽可能详尽的资料, 甚至去做实地调查。在这些繁琐而有趣的工作中, 他可以训练出一种历史学家的目光。这种目光既指向过去, 也射向未来。《世界末日之战》和《狂人玛伊塔》这两部小说都涉及了拉美暴力革命的主题, 而它们都发表在“光辉道路”全面兴起之前。为这两部小说的写作而进行的实证考察都有助于略萨看清“光辉道路”的本质。小说成了预言, 用略萨自己的话说, 《狂人玛伊塔》几乎成了后来发生的真实事件的报道。 (8) 略萨曾在一次访谈中吐露, 《狂人玛伊塔》的人物原型是秘鲁的两个托洛茨基派分子, 他们在1962年发动的武装暴动是“光辉道路”的预演。
那件事对整个时代都是爆炸性质的, 它使得政治暴力合法化了;这种暴力建筑在梦想上, 建筑在乌托邦的思想上:唯一解决办法是‘怀疑一切’——结束现存的一切, 从零开始。这种思想从个人的角度说, 可以产生让人着迷的人物和故事;但是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来看, 它对拉丁美洲来说则是灾难。 (9)
在略萨看来, “光辉道路”思想既有强大的诱惑力, 又有巨大的破坏力;拉丁美洲要摆脱灾难不断的魔咒, 必须以冷静理性来取代政治狂热。在他的一些批评者看来, 这种观点是消极的, 保守的, “反动”的, 在另一些人看来, 略萨是不合格的拉美知识分子——拉美革命符号的流行让许多对拉美现实缺乏真正了解的外人认为, 一个“进步”的拉美作家必定是支持革命的, 是跟丛林里的游击队员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略萨也谈“进步” (progreso) , 但他所理解的“进步”不是非理性的革命, 而是理性、建设性, 是现代民主法治制度的建立, 故而在他的言辞里, 秘鲁发生的武装暴动和宪法遭践踏、政法制度崩溃的闹剧, 都是背离文明、走向野蛮的倒退。
收在《自由的挑战》中的《退回野蛮》一文写于1992年4月9日, 仅仅在藤森“自我政变”的四天之后, 这是略萨对藤森发出的最激烈的抨击。面对这位曾在1990年的总统选举中击败自己的敌手, 略萨在历数藤森践踏民主的罪行、预测这场政变可能造成的恶果后, 呼吁国际社会对秘鲁政府进行制裁。 (10) 此举一定又为他增加了新的敌人、新的指控——不管略萨真心希望他的祖国如何, 在许多人看来, 这是叛国之罪。藤森将秘鲁带向灾难越发深重的境地, 直到他丑闻缠身、狼狈下台, 略萨取得了最终的胜利。略萨向藤森发出的最有力的一拳, 或许并不是他的政论文, 而是他发表于2000年的小说《公羊的节日》。
要说《公羊的节日》的作者是个反动派, 恐怕是很难在文本中找到证据的。这部作品倒更像是一个“革命”作家写出来的。故事围绕着1961年5月多米尼加共和国独裁者拉斐尔·莱昂尼达斯·特鲁希略 (1891~1961) 遇刺身亡事件展开, 略萨精心描绘了独裁者的丑陋形象, 以及靠着恐吓、密探和愚民政策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专制制度。尽管看似取材于真实历史, 对略萨的从政经历稍有了解的人都能猜测出, 略萨这一次如此细致地聚焦于一个独裁者, 究竟是在影射谁。艾斯特万·G.曼里克 (Esteban G.Manrique) 指出, 2000年, 《公羊的节日》在利马与秘鲁读者见面, 人们很快就指认出, 小说中的特鲁希略就是藤森, 故事里为独裁者充当情报局局长的乔尼·阿贝斯就是藤森的情报头子孟特希诺斯, 藤森政权的真实面目得以昭然于世人, 随后在同一年发生的选举丑闻让秘鲁民众进一步认清了它的实质。11由此, 文学再一次参与甚至成为了事件, 略萨以小说撼动了那座根基腐烂的权力大厦。《公羊的节日》为拉丁美洲“独裁者小说”的传统留下了一个令人难忘的独裁者形象, 这是个野蛮而可笑的暴君:当他出场时, 整整一章都在描写他晨起之后所做的个人清洁工作, 他仿佛极力要用文明的外表掩饰野蛮的本性, 甚至要在脸上抹一层滑石粉以掩盖住他自己也瞧不起的祖传黑皮肤;在小说的最后, 这个野蛮元首接受了属下献上的纯洁少女, 却未能在床上成功勃起, 只得在恼怒中用手拙劣地实现了当晚“破处”的雄心, 留下一摊污血。小说通过被奸污的少女的眼睛瞥见了独裁者最后的丑相:
她极力不去看他的身体, 可是有时她的目光还是会迅速扫过他那有些发胖的肚子、发白的阴毛、死气沉沉的小小阳物和汗毛稀少的大腿。这就是伟大领袖!这就是人民的大救星!这就是新多米尼加的缔造者!这就是大元帅!l2
略萨扒下了“大元帅”的华服, 让他赤身裸体、丑态毕现。独裁者衰老、无能的肉体与臣民们常加在他身上的浮华赞誉形成强烈的反差, 达到极有力的讽刺效果。小说情节蕴含着一种“性政治”的哲学, 性压迫暗示着政治压迫, 性能力的退化、性征服的失败也就暗示着政治权力的衰颓和终结。《公羊的节日》不仅成为打击藤森政权的有力武器, 也成为反独裁、反暴政文学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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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萨对秘鲁政治的毫无保留的批判, 既不能证明他是反动派, 也不能表明他是憎恶自己祖国的人。从《公羊的节日》开始, 他的小说的故事往往发生在秘鲁以外的土地上, 似乎成为了一种无国界文学、全球化文学, 但秘鲁元素总是或多或少地出现在他的作品中。略萨曾在回忆录《水中鱼》中坦言, 虽则他是一个世界主义者, 但“我觉得在我和秘鲁人之间有某种无论好坏——特别是坏——似乎把我和他们以一种难以割断的方式捆在一起的东西。[……]我几百次发誓要远远地离开秘鲁生活, 再也不写有关秘鲁的事了, 要永远忘掉秘鲁的落后, 但实际上, 我时时刻刻都把秘鲁记在心头, 无论我在国内还是国外, 它都是折磨我的常在原因。”13略萨选择了一种特殊的爱国方式:批判它的不足, 正如博尔赫斯批判阿根廷, 伯恩哈德痛贬奥地利, 保持对它的关切, 又不陷入爱国主义的狂热。对于引燃爱国激情的最重要的现代思潮之一——民族主义, 略萨是坚决反对的。在《自由的挑战》中, 略萨屡次提及民族主义, 视之为全球化面临的最大挑战。
略萨信奉的是以赛亚·伯林的观点:民族主义, 称其为一种学说也好, 一种情绪也好, 它的出现是针对世界大同的乌托邦理想的回应, 是浪漫主义对抗启蒙思想的产物, 而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对虚假的、排他性的群体身份的信仰, 也是一种乌托邦。14对于略萨来说, 民族主义和小说都是虚构, 前者是政治虚构, 后者是文学虚构, 文学虚构是有趣而无害的, 政治虚构则有着巨大的破坏性。15民族主义在既往造成了无数血腥战争, 在全球化时代则成为自由贸易、跨国合作、区域一体化进程的障碍, 同时也引发新的战争, 如前南斯拉夫内战。在展望国界最终消失、自由与公平皆能实现的全球化纪元的美好未来时, 略萨写下了自己对民族主义浪潮再次兴起的忧虑。
略萨并没有考虑到的是, 民族主义浪潮的兴起与其说是全球化的一个障碍, 不如说是全球化的一个后果。许兰德·埃里克森就认为, 各种形式的认同政治的兴起或复燃, 是全球化的典型后果, 因为“我们越相似, 就越会试图变得与众不同16。无论如何, 略萨是全球化的坚定的支持者, 如果说在其他一些拉美作家如爱德华多·加莱亚诺 (Eduardo Galeano) 看来, 全球化等同于新殖民主义扩张, 只会令拉丁美洲更加贫困, 略萨则把全球化视为拉丁美洲摆脱不发达状态的希望, 对“自由贸易”和“比较优势”深信不疑。略萨是反动派, 只因他支持全球化、反对民族主义?这么说似乎没道理。
略萨在《自由的挑战》中也谈到了民族主义长期以来对拉丁美洲的危害。他写道, “民族主义让拉丁美洲保持着殖民时期的巴尔干化状态, 各国之间血腥战争不断, 只为保留或调整那些毫无族群或地理划分上的依据、纯粹是人为制造的国界线。”17或许, 秘鲁人要比其他拉美国家的人更为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与秘鲁交界的拉美国家多达五个, 为了应对与厄瓜多尔之间时有发生的边境战争, 或是与其他邻国可能发生的边境冲突, 秘鲁不得不保持一支时刻做好战斗准备的武装部队。略萨曾在军校学习过, 军队文化也成为他的小说中经常出现的主题, 他对这种建立在暴力、服从、丛林法则、大男子气概之上的制度从来都没有好感, 极尽讽刺之能事。诸如《城市与狗》、《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这样的小说一次次惹恼秘鲁军方。国界消失、军队解散, 才符合略萨的理想。
略萨还写道, “没有哪种思想烟火像民族主义这样有效地让民众忽视他们真正的问题, 让他们看不到自己真正的剥削者, 制造一种他们与奴隶主和刽子手同属一体的幻象。民族主义能成为所谓第三世界最坚实、传播最广泛的意识形态, 并不是偶然的。”18这样的论调, 读起来真像是左派的话语了。略萨基于拉丁美洲的经验看到, 民族主义之所以是自由的挑战, 一大原因在于它可以为当权者所利用, 蒙蔽国内的社会政治矛盾, 使受压迫者与压迫者相认同, 从而丧失摆脱奴役、解放自己的意志。不过, 略萨并没有提到, 在拉丁美洲的历史上, 民族主义在反对外国强权干涉的斗争中还是起过积极作用的。他也没有提到, 在拉美思想史上, 数次有人提出让拉丁美洲成为一个统一民族国家的理想, 将这种理想与区域一体化理念结合起来, 取代各自为政的民族主义, 实际上也是顺应全球化的历史潮流的。略萨对民族主义在拉丁美洲的分析如果能再辩证一些, 或许就显得更不“反动”一些了。
在写下《自由的挑战》中的诸篇文章之前, 略萨创作的最后一部小说是1988年出版的《继母颂》。在写这部小说时, 略萨已经开始积极介入秘鲁政治活动了, 直到他参与总统竞选。与他之前的作品相比, 《继母颂》最大限度地排除了社会政治的指涉, 故事虽则发生在利马的一个中产阶级之家, 却几乎没有任何关于秘鲁现状的文字。尽管略萨自称, 《继母颂》是他的一次故意背离现实主义的文学试验, 在小说中, “语言几乎就是一种为自身而存在的景观, 一种横亘于读者和历史之间的存在”19, 仿佛他将就此走上一条文学与政治各归各的道路:作为小说家, 则转向形式主义, 为艺术而艺术;作为政治家, 则全身心投入火热运动, 接触秘鲁社会政治最真实的现实。不过, 关于小说人物里戈韦托的一段描写还是透露了略萨的政治理想:
年轻的时候, 他曾是天主教行动组织的狂热斗士, 梦想着改变世界。他很快就明白, 和一切的集体理想一样, 那也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注定要失败的梦。他的实干主义精神让他不再在早晚要输掉的战役中浪费时间。他想, 也许, 只有对于退缩到有限空间中 (个人清洁或者性爱) 和有限时间中 (每晚睡前的净身活动) 与世隔绝的个人来说, 完美的理想才是可能的。20
这个里戈韦托最主要的就是干两件事:入睡之前清洁面孔, 以及欣赏裸体画从而展开性幻想。略萨对这两样事进行了极为细致的描写, 仿佛是对个人享乐的美好赞颂——集体主义的宏大理想只是幻梦, 享受个人幸福才是真。不要去想着改变世界、匡扶正义了, 退回私密空间, 打理自己的身体, 照顾自己的性需要吧, 个人自由的滋味多美妙哇!以左派的眼光来看, 这样的想法确实很“反动”。而在略萨看来, 个人从群体中解放出来, 才真正是进步的体现。在《自由的挑战》中, 他描述了人的进化史:
文明可以有多种定义的方式, 而最有说服力的方式是将文明视为一种人逐渐个人化、从部落中解放出来的进程, 在这一进程中, 人通过意愿、劳动和创造, 成为一个有能力克服自然和社会限制、勾画自己的历史轨迹的个体。在人的这一漫长变化史中, 自18世纪开始出现的民族国家是一个倒退, 它阻碍、打乱了个人向着全面掌控自身主权——也就是说, 个人自由——前进上升的步伐, 让他退回到部落人的状态, 让他成为一个群体中的普通一员, 使他必须依赖所属群体才能存在和获得意义。21
略萨描述的是一个抽象的“人”, 是普世价值观体系中的“人”的概念。反对这一观点的人可以说, 人不仅是生物的, 也是文化的、历史的, 人一旦脱离了具体的文化、历史语境, 则不成其为“人”了。略萨将个人自由视为最高价值, 而在不同的文化里, 个人自由被赋予的地位并不相同。比如在东亚人的观念里, 家庭的完整和稳定就要比个人自由更为重要。略萨关于文明进程、个人与群体的观点虽则有值得批判之处, 但无论如何不值得扣上“反动”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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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挑战》中有多篇文章也谈到了文化问题。在这方面, 略萨的主张与其说是保守的, 不如说是开放的。比如, 他明确支持同性恋婚姻合法化, 呼吁在法律层面上取消对同性恋的歧视, 并且认为同性恋在法理上最终得到全面承认是一个不可逆的进程, 因为“性爱与友谊、信仰一样是属于私人生活的, 国家无权闯入如此私密的领地”22。就凭略萨为同性恋权益摇旗呐喊, 左派人士完全可以把他拉入同一条战线。同时, 略萨对“文化多元主义”、“文化相对主义”的说法不予赞同, 也并不认为美国文化的全球输出会消灭文化多样性。当法国知识分子为抵制好莱坞文化“入侵”、捍卫法国文化的纯粹性而走上街头时, 略萨看到的是浮现于其中的民族主义幽灵。他不相信“纯粹”的民族文化的存在, 因为“纯粹”意味着封闭、僵死, 而每一种有着健康生命的文化必定是杂糅的、变动不居的、与外界保持自由交流的。总之, 略萨在文化问题上秉持的仍然是他的“反动”观点, 以个人自由或贸易自由、自由市场为最终的价值取向。
不过, 这并不意味着略萨为自由市场环境中诞生的所有文化产品都击掌叫好。《自由的挑战》中也不乏对当代西方社会文化现状的批判。他承认, 在艺术欣赏方面, 老百姓最喜欢的还是那些文化垃圾, 大众趣味注定是平庸的、埋没天才的, 因此:
在现代社会, 国家应当履行文化赞助人的职能, 就像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的教会和贵族们所做的那样, 让如此多的艺术家创作出直到今天还令人类自豪的作品, 而这些艺术家当年若是完全依靠大众消费, 恐怕就不会有那些杰作了。[……]自由应是不受限制的, 但仅仅是在文化的创造上;一旦涉及消费, 如果要保持质量水准的话, 就无法一视同仁了 (这就是政府补贴发挥作用的地方) 。23
略萨的思考是针对经历政治剧变之后的波兰而发的。波兰的作家和艺术家们几乎在一夜之间失去了国家庇护下的稳定收入, 对“自由”的未来忧心忡忡。在略萨看来, 文化不能完全交由市场, 否则会造成高雅文化的死亡、庸俗文化的泛滥;国家的力量应当介入文化市场, 让文化精英免于生计之虞, 从而确保高水平文化作品的产出。略萨不相信群众的审美眼光, 视“人民”的趣味为庸俗, 这的确很“反动”。不过, 他的关于国家赞助艺术生产的主张, 不也是左派的主张吗?
在另一篇文章中, 略萨谈到了艺术的“堕落”。在柏林观看了一场在纳粹德国时期被视为“堕落艺术”的作品展之后, 略萨写道,
纳粹党坚信, 艺术与文学是“危险”的, 必须由政治权力来操控和使用, 而民主自由社会则让艺术重新成为了某种无害的东西, 成了一种脱离人生、现实问题与人性需求的行为, 一种失去灵魂的幻术, 一种供商人投机、供政客借机宣传自己、授予自己慷慨资助人证书的商品。这也是令文化生活“堕落”的一种具有巴洛克意味的方式。24
略萨的批判与他的文学观是一致的:好的文学与艺术, 必定是与人生紧密联系, 呼应社会现实的。略萨关于文学的著名论断, 不管是对抗不合理现实的“一团火”, 还是摆脱政权干预、捍卫个人自由的“阴谋活动”, 都指向文学的社会作用。在他看来, 文学艺术不应当是“无害”的, 而应当是有效用的——让这个世界更美好, 让人类生活更幸福。这与左派的文艺观不也是一致的吗?
在他出版于2003年的小说《天堂在另外那个街角》中, 略萨书写了乌托邦的主题, 采用他惯用的“连通管”手法讲述了法国画家保罗·高更和高更的外祖母、具有秘鲁血统的社会活动家弗洛拉·特里斯坦的人生故事。在我看来, 略萨在这两个故事中留下了自己的影子:一个是艺术家身份, 一个是政治活动家身份;一个追求个人自由, 一个追求广大民众的自由。对美好理想的不懈追求将这两个身份统一起来。略萨塑造的这两个历史人物形象也成了自己的政治观和文艺观的补充说明。通过特里斯坦的眼睛, 略萨描绘了制度性的贫穷对个人自由的戕害, 明确批判了资本主义劳工制度之恶, 而特里斯坦反对暴力革命、憎恶民族主义的立场也是与作者一致的。高更也被描画成了一个反资本主义的英雄:他厌倦了自己股票经纪人的工作, 尤其是厌倦了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虚伪、平庸、令人压抑的生活模式, 也厌倦了为文化商人所操控的艺术体制——正如前文中略萨所指出的那样, 决绝地前往南太平洋的岛屿, 在土著人的生活中寻找天堂。略萨在小说中不仅以说故事的方式诠释了高更的数幅画作, 也再一次阐发了自己的艺术观:
西方艺术由于脱离了表现原始文化的生命而整体堕落了。在原始文化里, 艺术是与宗教不可分离的, 它构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比如吃饭、装饰、唱歌和做爱。你一直希望在自己的绘画中重新建立这个中断了的传统。25
艺术应与日常生活、生命本真浑然一体, 就像原始人的艺术那样。这样的观念算是保守, 还是前卫呢?如果我们承认现代性的复杂性, 认识到在现代艺术乃至文化生活的各个层面, 对全新未来的追求和对美好往昔的留恋都同时存在, 就不会轻易将这样的文艺观定为“反动”或“进步”了。
略萨算是一个“反动”作家吗?或许恰恰相反, 他应该算一个“进步”作家, 与左派知识分子算是一路的?因为他也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形式的压迫, 不管这种压迫是殖民主义也好, 是民族主义也好, 是军事独裁也好, 是暴力革命也好;他也主张宽容对待性取向上的少数派, 也主张国家力量赞助文化活动, 更重要的是, 无论是在他的小说中, 还是在他的政论文中, 他都把人的解放、世界大同视为最高理想。诺贝尔文学奖不就该奖励这样的作家吗?
埃弗拉因·克里斯塔尔 (Efrain Kristal) 曾指出, 在拉丁美洲的文学评论界, 略萨小说的接受主要依循的不是美学标准, 而是政治标准;当略萨发表的政治观点令左风盛行的文学批评界恼怒时, 先前说他的小说“革命”的人给同样的作品加上了“反动”的罪名。26自然, 他们这样做, 对作家是不公平的, 也是有违文学自身的规律的。通过对略萨政治观点和小说作品的比照, 我们反而能发现, 略萨是一个难能可贵的知识分子, 如萨义德所赞许的那样:对爱国的民族主义、集体狂热提出质疑, 警惕阶级的、种族的或性别的特权意识;从体制收编的压力中寻求相对的独立, 做流亡者、边缘人, 是业余者, 也是对权势说真话的人。27噢, 萨义德好像也是左派人士呢。
作为小说家, 他不仅在秘鲁令人眼花缭乱的政治乱象中扒出了这样一条叙事线索, 也想象了这条线索可能的走向
在略萨看来, “光辉道路”思想既有强大的诱惑力, 又有巨大的破坏力;拉丁美洲要摆脱灾难不断的魔咒, 必须以冷静理性来取代政治狂热
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对虚假的、排他性的群体身份的信仰, 也是一种乌托邦
注释
1 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陈清侨等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年, 第434页。
2 Luis Arce Borja, “Vargas Llosa:miseria moral del Premio Nobel”, El Diario Internacional, 2010-10-18.<http://www.eldiariointernacional.com/spip.php?article2927>
3 Luis García Montero, “Vargas Llosa y el impudor”, Infolibre, 2016-04-03.<https://www.infolibre.es/noticias/opinion/2016/04/02/vargas_llosa_impudor_47218_1023.html>
4 “Monedero pide un tribunal popular para Vargas Llosa”, Libertad Digital, 2014-07-19.<http://www.libertaddigital.com/espana/2014-07-19/monedero-pide-un-tribunal-popular-paravargas-llosa-1276523596/>
5 Mario Vargas Llosa, Desafíos a la libertad, Méxoco D.F., Aguilar, 1994, p.156.
6 Mario Vargas Llosa, Desafíos a la libertad, Méxoco D.F., Aguilar, 1994, p.206.
7 Mario Vargas Llosa, Desafíos a la libertad, Méxoco D.F., Aguilar, 1994, p.146.
8 Mario Vargas Llosa, Desafíos a la libertad, Méxoco D.F., Aguilar, 1994, p.146.
9 巴尔加斯·略萨:《谎言中的真实》, 赵德明译,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7年, 第29页至第30页。
10 Mario Vargas Llosa, Desafíos a la libertad, Méxoco D.F., Aguilar, 1994, pp.112-117.
11 Luis Esteban G.Manrique, “Mario Vargas Llosa y el Perú:el poder de la literatura”, en Política Exterior, enero/febrero 2011, p.184.
12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公羊的节日》, 赵德明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年, 第529页。
13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水中鱼》, 赵德明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年, 第35页。
14 Mario Vargas Llosa, Desafíos a la libertad, Méxoco D.F., Aguilar, 1994, pp.53-54.
15 巴尔加斯·略萨:《谎言中的真实》, 赵德明译,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7年, 第30页。
16 托马斯·许兰德·埃里克森:《全球化的关键概念》, 周云水等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2年, 第161页。
17 Mario Vargas Llosa, Desafíos a la libertad, Méxoco D.F., Aguilar, 1994, p.53.
18 Mario Vargas Llosa, Desafíos a la libertad, Méxoco D.F., Aguilar, 1994, p.55.
19 Javier Rodríguez Marcos, “Mario Vargas Llosa:sin erotismo no hay gran literatura”, El país, 2001-08-04.
20 Mario Vargas Llosa, Elogio de la madrastra, Barcelona, Tusquets Editores, 1988, p.80.
21 Mario Vargas Llosa, Desafíos a la libertad, Méxoco D.F., Aguilar, 1994, p.246.
22 Mario Vargas Llosa, Desafíos a la libertad, Méxoco D.F., Aguilar, 1994, p.231.
23 Mario Vargas Llosa, Desafíos a la libertad, Méxoco D.F., Aguilar, 1994, p.32.
24 Mario Vargas Llosa, Desafíos a la libertad, Méxoco D.F., Aguilar, 1994, pp.104-105.
25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天堂在另外那个街角》, 赵德明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年, 第384页。
26 Efrain Kristal, “La política y la crítica literaria.El caso Vargas Llosa”, en Perspectivas, N02, 2001, pp.339-351.
27 萨义德:《知识分子论》, 单德兴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年, 第5页至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