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跨国移民群体在移居国形成了典型的族裔经济, 表现出“依存—发展”的双重行业结构特征。论文引鉴既有社会资本的定义, 细分了社会资本的构成要素, 采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 以墨西哥华人移民多样本案例为数据基础, 构建出社会资本对双重行业结构的建构机制。研究显示, 生产机制、维护机制和发展机制构成双重行业结构的三阶段, 分别影响了后者的形成、强化和变迁;社会资本的子要素分布在不同的理论范畴的形成过程中, 不同要素发挥作用的比例、强度和关系在三阶段中有显著差异;社会资本通过信任、非正式制度维护族群合作关系网路, 进而作用于双重行业结构的建构过程;双重行业结构功能的保护作用明显, 并处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中, 形塑新一轮的社会资本;核心家庭是移民行为发生的基本单位, 构成族裔经济发展的决策单元。

关键词：

墨西哥; 华侨华人; 社会资本; 双重行业结构; 族裔经济; 扎根理论;

作者简介： 许中波 (1991—) , 男,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央民族大学—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联合培养硕士, 研究方向为移民社会学;; 王媛 (1992—) , 女, 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为拉丁美洲文化与社会。;

收稿日期：2018-03-14

基金： 华中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 (项目编号CCNU17A03034); 浙江外国语学院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项目资助 (项目编号2018GBL08);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课题“中国企业在拉美的文化遭遇与融合路径——以墨西哥的中国企业为个案”资助 (项目编号CCSIC2017-YB02);

Immigrant Social Capital and Dual Industry Structure——An Analysis of Grounded Theory Based on Chinese Migrants in Mexico

XU Zhong-bo WANG Yua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ransnational immigrant groups have formed a typical ethnic economy in the host country, demonstrating the dual industry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of “dependency-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multi-sample case of Mexican Chinese migrants, this paper subdivides the components of social capital with reference to the existing definition of social capital, and adopts the method of Grounded Theory to construct the construction mechanism of social capital to dual industry structure.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production mechanism, maintenance mechanism and development mechanism constitute the three stages of the dual industry structure, respectively affecting the formation, strengthening, and transition of the latter.The sub-elements of social capital are distributed in the formation of different theoretical categories, and the proportion, intensity and relationship of distinct elements play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three stages.Social capital maintains a network of ethnic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s through trust and informal institutions, and then acts o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the dual industry structure.The protect function of the dual industry structure is obvious, which is constantly developing and changing, shaping a new round of social capital.The nuclear family is the basic unit of immigration behavior and constitutes the decision making uni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thnic economy.

Keyword：

Mexico; overseas Chinese; social capital; dual industry structure; ethnic economy; Grounded Theory;

Received： 2018-03-14

目前, 跨国移民及其社会经济结构的理论研究一直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近些年的拓展一方面限于民族志文本的丰富, 另一方面较为中观和微观的解释机制逐渐超越宏大叙事, 成为研究者试图突破理论桎梏的进路之一。移民社会经济结构的形成、移民共同体内的阶层性、移民创业和行动的资源依赖等讨论议题, 有望在既有理论和不断拓展的方法论共同推动下获得新的解释路径。基于笔者对墨西哥华人移民为期10个月的田野调查, 本文试图对传统移民分析框架中的既有概念和方法途径, 作一些新的尝试, 这一尝试立足于对传统问题的结合与转化以及分析方法的适用与移植。¹

目前, 跨国移民现象中持续存在着一些阶段性的问题与困惑。第一, 传说的幽灵:对潜在移民群体而言, “出国就能挣大钱, 做什么行业都是一本万利”的流言, 仍旧对存在移民倾向的劳动力具有吸引力。第二, 落地的现实:成功实现移居的人会发现, 海外华人从事的行业仍旧千差万别, 有的人是基础劳动力, 有的人是商贸公司的经理, 还有的人是医生、律师, 甚至是侨团的领导人, 而要实现跨阶层的流动, 仍非易事。第三, 明显的分类:华人移民所从事的行业大致可分为两种, 一种是华人开办的面向华人内部的行业 (类型1—依存型行业) , 另一种是华人开办的面向移居国大经济环境的行业 (类型2—发展型行业) , 本文将之表述为双重行业结构。第四, 简单的困惑:新进的移民在这两种行业是怎样分布的?什么样的移民进入类型1, 什么样的移民进入类型2?二者的分化是否有规律可循?这种双重行业结构又是如何形成的?

传统族裔经济理论认为, 移民群体呈现行业分化、收入不平等主要在于劳动力素质、机会均等和公平竞争的差异。格伦·劳里认为, 除了人力要素和制度要素, 继承了较多社会资本的个人将得到更多和更好的机会与条件。劳里所称的社会资本, 指的是促进或帮助个人获得有价值技能或技艺的人与人之间自然产生的社会关系, 它存在于家庭与社区的社会组织之中。^[1]社会资本理论在移民研究领域的应用, 甫一提出便引发了众多学者的浓厚兴趣, 但是社会资本的具体作用机理, 以及本研究中社会资本和移民经济的双重行业结构之间的关系, 却尚未有研究者给予深入阐释和填补后者的空白。因此, 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移民社会资本如何导致双重行业结构的产生, 其因果机制是什么?

(一) 探索移民规律的显学

移民现象通常分为两大类:外部移民 (跨越国界的移民) 和内部移民 (在某一国家范围内不同地区之间的移民) 。^[2]早期的移民研究, 主要是国际移民历史研究, 包括对犹太移民的研究, 对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亚人口流入的研究, 以及大规模的奴隶输入和亚洲劳工迁徙的研究等。^[3]1885年地理学家莱温斯坦 (Ravenstein) 对英国境内区域性移民现象的追踪, 提出了一些初步的空间规律, 诸如移民的阶段性特征、距离要素和城乡差别等, 被认为是现代移民研究的开创者。^[4]

探索移民规律为认识当今重大的移民现象提供了分析的可能。项飙在对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IT技术劳工移民的研究中发现, 在IT劳工的跨国流动中, 形成了一个界限分明的民族国家所组成的国际体系, 印度是生产IT劳动力的基地;美国则是全球流动的IT工人的首选目的地, 同时也是IT工人对其他目的地进行评判的参考标准。印度为全球的IT产业贡献了最有价值的资产, 美国则在全世界吸收现成的高质量人才。^[5]以富士康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公司在中国南北部基地的投产, 大多顺从了土地成本、劳动力价格等因素, 以实现成本的最优化。^[6]墨西哥移民和古巴移民在新墨西哥州以及美国南部各州集中分布的状态, 则和1992年8月美加墨三国签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议》以及政治历史等因素密切相关。特别是墨西哥, 大量无法获取最低生活保障的移民, 先后通过非法渠道进入美国境内, 形成了美国南部诸州特有的墨西哥裔族群聚居区。^[7]

跨地区移民和跨国移民先后在民族国家内部和国家间发生, 为经济学者和社会学者探索新的学术领域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土壤。一旦移民诱于种种“推拉”成因, 并在移居国形成族裔性群体, 那么有关该族群内部的权力、生产、生活等各方面的议题就会相应被研究者纳入研究范围。一方面, 这和全球产业配置不均衡以及区域政治动荡有关;另一方面, 作为族群间接触和碰撞的温床, 这些非主流人口和群体的生存、生活问题也成为当地社会不容忽视的舆论关注点, 其中, 少数族群形成的族裔经济现象更是被诸多研究者所青睐, 探寻族裔经济结构和发展规律成为当前移民研究的热点。

(二) 族裔经济和双重行业结构

“族裔经济”概念的使用最早要追溯到伯纳希奇和莫代尔 (Bonacich&Modell) 的论著中, 他们认为这一概念特指那些雇主和雇员均属于同一移民群体的企业经济活动, 它的自我就业和雇佣形式明显区别于主流社会的劳动力市场。^[8]事实上, 美国“族裔经济”的理论研究一直属于社会学、人类学范畴, 这一传统着重从资本主义的历史来衡量善于从事贸易的移民群体, ^[9]但它无法有效解释立足于族裔经济的移民企业家, 后者甚至成为当下族裔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质上而言, 族裔经济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为处于弱势的族裔群体成员提供了避免失业的机会, 使其享有经济上的相对独立, 并为个人乃至整个群体向上的社会流动提供了一条可行之路。^[10]

为了进一步深描“族裔经济”的作用过程并形成综合性的解释框架, 波特斯等提出了“移民聚集区经济”模式的解释构想。^[11]波特斯在对美国墨西哥移民和古巴移民的比较中发现, 前者的个人经济倾向比较明显, 低层次的社会关系网络维持了有限范围内的工作获取链接, 因此这一群体始终限于较低的收入水平。与此相对, 古巴移民则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经济成功, 形成了迈阿密特有的古巴人聚集区, 这一群体依靠族群网络、族群文化建构起了异质性突出的移民聚集区经济, 在聚集区内创建了大量中小企业, 相当部分的移民会受雇于这些企业当中。由此在移民聚集区内部产生了可以被观察到的劳动力市场划分, 并形成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高度分化的企业家阶级。^[12]相较于移居国主流经济而言, “移民聚集区经济模式”形成了自己独立的劳务市场、消费市场, 支撑着本民族企业更好地在外界大经济体中进行竞争。同时, 移民聚集区的存在为新移民的工作和经验获取, 并为阶层流动和地位上升提供了稳定的、受大环境影响小的特有渠道。

移民聚集区经济模式所体现的内部经济结构, 本文称之为双重行业结构——依存型行业和发展型行业, 这一经济形式在诸多研究中形成了基本共识。王淑玲对韩国华侨的研究发现, 华侨职业市场是一种有偏向的非完全竞争市场, 无技术移民在家庭企业佣工居多, 有经验和技术的移民则从事行业利润高的职业。^[13]王春光对巴黎温州人的研究指出, 巴黎温州人形成的民族劳务市场, 为移民的创业发展提供了保护。^[14]处在北京城望京地区的韩国人群体, 也形成了依赖于本民族文化特色的各类产品和服务市场, 被研究者视为一种黏合性的移民创业形态。^[15]陈肖英的南非中国新移民研究亦指出, 华人移民在南非社会中建构起了具有“桥与墙”双重功能的民族聚集区经济:一方面促使中国新移民出于工具性目的去主动了解移居国的相关状况, 同时也强化了中国新移民自身的族群认同, 使得他们普遍缺乏主动融入当地社会的明确动机。^[16]

换言之, 族裔经济中体现的双重行业结构, 和移民群体规模不断增长密切相关, 移民数量的增加致使围绕群体生活、工作、交往的方方面面需求增多, 移民创业者的结构性机会 (structural opportunity) ^[17]进而显著扩大, 为潜在的民族群体资源集聚创造了可能。民族共同体外溢的族裔特性使移民群体具备了独特的资源和网络优势, 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群体成员的依赖性、生存能力和发展机会。在条件假设中, 这一理论形式同样具备量化的解释效果, 社会资本的引入为量化研究中的概念操作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 社会资本的解释逻辑

社会资本概念最初从经济学“资本”概念演变而来。当代对于社会资本概念的第一个系统表达是由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的, 他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者潜在的资源集合体, 那些资源是共同对某种持久性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18]布迪厄的概念本质上是工具性的, 个人必须投身于群体活动和社会网络的制度化建构, 才能通过互换、交易甚至博弈获取其中的非等价资源。布迪厄的分析重点在于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及符号资本的相互转化, ^[19]这为搭建社会资本同其他资本类型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综合性的分析框架。在布迪厄的理论基础上, 科尔曼和普特南又分别从功能和社区视角对社会资本进行了新的阐发, 进一步扩展了社会资本的适用范畴。^[20]

林南将社会资本定义为行动者在行动中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这个概念有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一是它代表着嵌入在社会关系中而不是个人中的资源;二是这些资源的获取和使用取决于行动者。^[21]因此, 林南认为社会资本必然同时具备结构基础和行动基础, 价值资源通过有差异的机会结构嵌入到等级制网络中, 资源的获得由规范的互动原则和同质原则而定;维持和寻找有价值资源的表达性行动和工具性行动通过两种互动类型获取社会资本。^[22]

其后, 波特斯对社会资本的系统表述, 为其在移民领域引入社会资本的解释框架提供了更为精致和实用的理论结构。波特斯认为, 社会资本的嵌入存在两种形式, 分别是理性嵌入和结构嵌入, 第一种基于行动者对互惠的期待, 第二种则是更大范围内对信任的强制推行, 从而建立起界限明显的价值与规范, 群体内的成员会基于同样的价值理念和团结需求建立有限的社会联系并推动资源的流动。^[23]波特斯进一步区分了社会资本三种不同的基础功能:作为社会控制的资源、作为家庭提供的资源、作为跨家庭网络的资源。上述三种功能形式在找工作、职业流动和创业资源获取方面有极强的解释力。^[24]同样, 在移民的每个阶段过程中, 移民通过成员身份调动稀缺资源的行动过程, 正是社会资本效用化的表现形式, 莫西等 (Massey&Espinosa) 对墨西哥移民流入美国的过程验证了社会资本的作用形式。^[25]

再进一步, 美国华裔社会学者周敏开展了有关纽约唐人街的移民社区研究, 她在梳理社会资本理论发展脉络的基础上, 批判性地提出了一个新概念——族裔资本。这一概念着重指出, 对于一个特定的移民社区而言, 存在着三种既单独发挥作用又共同发挥作用的资本类型, 分别是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 这三种资本的互动过程是为“族裔资本”。其中, 人力资本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受个人教育程度、劳动技能和工作经验影响的劳动力价值, 它内在于行动者;经济资本的表现形式是资金、有价物品、债务关系、借贷关系等, 它外在于社会行动者, 为社会行动者所占有;社会资本指的是行动者所拥有的获取某种物质和精神资源以达到某种目的的能力, 而这种能力缘于行动者与其他个人或组织在特定社会结构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26]

上述研究为社会资本的应用奠定了理论基础, 但在实际的社会资本测量和使用中仍旧存在模糊之处。本文引鉴既有社会资本的定义, 细分了社会资本的构成要素, 采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 试图从理论建构的层面, 填补从社会资本出发对移民族裔经济的解释逻辑, 尤其关注华人移民族群中的双重行业结构。这一解释图式的建构, 有助于发现社会资本的不同要素在双重行业结构生成、维护和发展过程中影响程度及要素间的多重组合。在现实意义上, 社会资本要素的组成及发挥作用形式, 将为透视移民经济社会结构提供有价值的参考线索, 是理解移民行为和移民网络的重要窗口, 对信息流动、资源分享以及互惠模式等形成较强的综合建构力。

本研究的田野调查时间集中于2016年上半年, 主要访谈和深入观察的华人社区和移民对象均位于墨西哥城 (Ciudad de México) 。此外, 笔者亦分赴普埃布拉 (Puebla) 、瓜达拉哈拉 (Guadalajara) 和科尔多瓦 (Córdoba) 等市进行了简要的华人移民境况实地走访。应当指出, 作为墨西哥的首都, 墨西哥城具备独特的政治、经济、地理优势, 而这也对那里华人移民的流动迁徙、居住生存、族裔经济发展有较大影响。

根据墨西哥移民局提供的数据, 2013年墨西哥华人移民共计12600人, 占外国移民总数的6.7%, 其中获得永久居留资格的人数是5278人。^[27]但墨西哥侨领提供的非官方数据认为, 至2015年底, 墨西哥全境内的华人移民总数应在5万至8万人之间。^[28]若考虑到历史的因素, 早年华工及其后代与本地人混居通婚, 那么具有中国血统的华裔人数将会更高。目前, 华人移民主要分布在墨西哥西北部地区、墨西哥城、恰帕斯州等地, 其中墨西哥城华人移民约有1万人。

墨西哥城华人移民的来源地集中在广东、福建和浙江三省, 广东人占据一多半, 此外来自东北三省、河北、山东、湖南、北京等省份的移民也占一定比例, 同时亦不乏来自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地的移民。总体而言, 华人来源地区多样, 基于地缘关系, 形成了规模不一的商会、同乡会、会馆等。另外, 华人群体的社交活动, 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完全基于地缘差异而分隔明显, 相反, 新加坡华人和大陆人、台湾人、加拿大华人等都因为各自的业缘或兴趣交集而联系热络, 这也为笔者从一个华人移民群体跨越到另一个群体提供了可能。

墨西哥城华人的分布已经突破了旧式唐人街的范畴, 大致分布在五个街区, 即维亚杜克特区、大学城、宫代萨、华雷斯和特比多。笔者在每个华人分布区都有固定的信息提供者, 当然, 分布区本身的区隔并没有影响华人的流动, 可以从一个信息提供者那里了解他所在区的状况, 也可以了解其他一个区或多个区的状况。本研究共计接触近百名墨西哥华人移民, 针对其中的61位做了有效访谈, 其中深度访谈14人, 长期追踪调查6人。在长期的参与观察和访谈中, 笔者搜集了大约6万字的田野笔记, 其中包括3万字的半结构化访谈笔记, 另有数十本相关的杂志、报刊、书籍和一部分影像资料。这些资料构成了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论方法的主要文本信息, 为后期分类、编码、建构理论模型提供了基础数据。

(一) 扎根理论及其应用过程

扎根理论指以探求社会基本过程为目标的定性数据编码方法论, 旨在揭示研究现象背后的基本社会过程, 其实质是对人的意义、世界的结构与作用机制的揭示。^[29]

首先, 本研究样本的选择采用理论抽样的方式进行, 在积累了一定数量的样本后, 根据样本之间的同质程度, 转向焦点群体和焦点问题访谈法。针对单个样本访问采用了半结构化访谈和持续追踪观察, 因此单个样本的资料集合既包括了个人口述资料, 也包括来自研究者客观记录和他人的口述资料, 资料收集阶段的三角验证方式保证了数据的信度。初级编码阶段, 针对语用、语义和语境的不同, 采用双人校正编码的方式, 剔除语义模糊和产生理解歧义的语词, 逐行编码和逐事件编码, 抽象出一定的节点和参考点。

其次, 研究中有关类属的分布及呈现, 多是在撰写备忘录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以双重行业结构的形成机制为例, 生成机制和维护机制在作用机理上区别并不十分明显, 但作为线性过程的描述, 文本叙述很大程度上依赖信息提供者的自述时间顺序, 譬如移民动机、移民实践和职业获取等显而易见的表达次序。理论抽样则进一步检验、限定和区分了类属的边界, 维护机制中的“同乡同业”和“行业分化”显示出, 二者之间的矛盾并非是观点的分歧, 而在于行动者的实践效应, 同乡同业立足于地域关系对移民职业的影响, 而行业分化既发生在劳动力分化的早期, 同时也产生于同业竞争的后期。因此, 本研究中类属的划分, 并不具有必然的排斥性, 但其异质性的比较重点则和类属概念的使用有关。

(二) 概念使用和变量测量

1. 双重行业结构

跨国移民现象成为各国学者关注的学术热点, 在诸多已经问世的研究中, 我们很容易发现这样一个现象:一些民族国家的海外移民在移居国极易产生基于本民族群体的族裔经济飞地, 在该经济飞地内部, 形成了双重行业结构。本文将其具体划分为“依存型行业”和“发展型行业” (见表1) 。

供给市场和消费市场都面向移民内部的行业, 是依存型行业。依存型行业有其独有的融资手段、劳务市场和消费市场, 它受到移民族群的保护, 主要解决的是和移民息息相关的生活和居住问题。发展型行业的目标消费市场主要面向国外本地市场, 其特点是受到外部大环境的影响更为明显, 深深嵌入到移居国本地行业的经济链条中, 资金从外部流向华人的族裔经济体内。

表1 双重行业结构下的类型分布     下载原表

2. 社会资本

普遍意义上, 社会资本动员指的是一种目的性获取社会结构网络中各种资源的行动, 个人的工具性行动或情感性行动都是投资社会关系以获得期望中交换或回报的行为。在本研究中, 劳动力自身的价值被认为是由原始家庭赋予的个体资本, 因此通过个体资本交换、互惠、博弈带来的资源也被认为是社会资本的一部分。

社会资本概念包含四个子要素, 分别是:劳动力要素 (X₁) 、经济要素 (X₂) 、关系要素 (X₃) 、组织要素 (X₄) 。劳动力要素的测量指标为教育水平 (X_1a) 、职业技能 (X_1b) 、外语水平 (X_1c) ;经济要素的测量指标为经济实力 (X_2a) 、融资能力 (X_2b) 、再培训的机会成本 (X_2c) ;关系要素的测量指标为亲缘关系 (X_3a) 、地缘关系 (X_3b) 、业缘关系 (X_3c) 、趣缘关系 (X_3d) ;组织要素^A的测量指标为非正式组织——家庭、家族 (X_4a) 与正式组织——移民社团 (X_4b) 。

(三) 数据编码和模型建构

1. 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是扎根理论建构的初级阶段。施特劳斯 (Strauss) 建议研究者最初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 从已收集的数据中尽可能多地进行编码和提炼概念, 这一阶段的编码可能会是描述性的, 里面包含的可能是根据内容贴了标签的数据块。^[30]由于收集资料较为繁复, 不同语境下的语义差别悬殊, 部分资料的重合度较高, 因此, 首先根据资料的阶段特征逐事件编码, 再剔除事件组中重复、交叉和模糊的语句, 保留形成三角验证的部分并做标签备注, 共形成13个事件;其次进行逐行编码, 形成55条有效语句;进一步抽象出19个相对独立的初始概念;最后, 对初始概念进行范畴化形成8个范畴。表2为开放式编码获得的原始概念和范畴。

表2 开放式编码及范畴化     下载原表

2. 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 (轴心编码) 是编码的第二个主要阶段, 相较开放式编码而言, 主轴编码更加具有指向性、选择性和概念性。主轴编码意味着使用最重要的或出现最频繁的开放式编码, 其目的在于进一步归纳、总结、整合开放式编码中的描述性语句, 形成概念化程度更高的副范畴和主范畴 (类属和亚类属) , 并使范畴之间相互联系起来, 生成具体化的维度。^[31]本文共形成了生成机制、维护机制和发展机制三对主范畴, 对应的副范畴分别为劳动力供给、劳动力分化、行业区隔;资本—风险效应、同乡同业、行业分化;阶层流动、交往形态。保护功能作为独立影响范畴单独存在, 未列入表中 (见表3) 。

表3 主轴编码及其范畴     下载原表

3. 选择性编码和模型构建

选择性编码是从主范畴中发掘核心范畴, 对于需要进行理论整合的研究者来说, 核心范畴代表是研究中最重要的主题, 所有概念都可与之建立起联系;核心范畴具有分析的力量, 从备忘录和资料中展现的连贯故事可以对核心范畴和其他类属之间的关系进行推演。^[32]本文所确定的核心范畴是“双重行业结构的建构机制”, 它由生成机制、维护机制和发展机制三个范畴组成 (见图1) 。其中, 生成机制从持续的劳动力供给、消费市场的扩大、劳动力分化、行业之间的区隔影响双重行业结构的形成;维护机制从资本—风险效应、同乡同业、行业分化、收入分化等方面强化双重行业结构的特征;发展机制从阶层流动、交往形态主导双重行业结构变迁的路径, 使之表现出开放性、流动性。

4. 理论饱和度检验

理论饱和是指“当新增的分析不再提供新的分类时, 研究就达到了理论饱和的状态”。^[33]从数据分析的阶段看, 当新的实地研究只限于无限填充既有概念的完整度, 而无法进一步发展出新的实质理论时, 我们即认为理论概念、模型已趋于饱和。本文对开放式编码之前的预留特定比例案例重新进行概念化和三阶段编码, 经检验未发现明显新颖的初始概念、范畴和关系, 这表明本研究扎根理论建构过程已逼近分析的临界点, 具有良好的理论饱和度。

图1 双重行业结构的建构机制   下载原图

第一, 社会资本对族裔经济中的双重行业结构具备解释效力。根据形成扎根理论范畴的过程, 社会资本要素被分布到不同范畴中, 在双重行业结构形成机制的三阶段, 可以分别发现不同要素发挥作用的比例、强度和关系。生产机制解决的是双重行业结构的产生过程, 劳动力供给、劳动力分化和行业区隔三对副范畴分别在劳动力的进入和分化阶段产生影响。已有研究普遍认为, 跨国移民聚集区经济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在于移民数量的稳定增长, 较高的收入预期、工作预期和成熟的移民渠道保证了移民的持续供给。其中, 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发挥了显著作用。移民成功后的职业分化以及行业区隔的产生, 进一步促进了双重行业结构的形成, 其中劳动力要素、经济要素和关系要素均普遍与之相关, 职业技能、融资能力和亲缘关系影响了具备差异社会资本的移民进入不同行业的实践过程。

资本—风险效应、同乡同业和行业分化作为维护机制强化了双重行业结构的特征。资本的积累与互换、资本收益和风险的正相关促使具备不同经济实力和融资能力的移民个体进入不同的行业类型。相较而言, 依存型行业意味着低投入、低风险、低回报, 发展型行业意味着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同乡同业则通过关系要素降低了移民个体可能面对的行业风险, 形成了地域性的行业团体。与此有别, 不断积累资金和经验的移民企业家, 同时也会小心地进行创业尝试, 向成熟行业上下游及周边产业铺排, 从而促使了行业分化, 但在有限的案例中, 行业分化的幅度并不十分明显。

发展机制是双重行业结构自身变迁的重要形式。本文认为, 发展机制首先促进了双重行业结构内的阶层流动, 这一动态变化通过移民个体经济资本的积累及亲缘关系和家庭、家族得以成为可能, 这成为移民勤奋工作、积极谋生的动力源泉。此外, 当下的墨西哥华人移民呈现出多样的交往形态。群体内的交往更加注重兴趣爱好的共通性, 由此形成联系更为紧密的趣缘小群体, 同时海外华人宗教的传播为不同阶层移民之间的结识与沟通提供了渠道。更为重要的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 墨西哥华人移民的后代, 尤其是较为晚近的移民后代 (2000年之后) 和新移民群体, 正在逐渐疏离父辈们建立起来的传统关系网。由于青年群体的文化适应性强, 思想开放, 对于相对封闭的家族或村落式管理的传统族群治理缺乏兴趣, 也没有动力去延续传统商业家庭的经济生产模式。^[34]因此, 发展机制既体现了双重行业结构的活力与合理性, 同时也意味着内生性的解构和嬗变。

第二, 社会资本是通过信任和非正式制度发挥作用的。研究认为, 华人移民经济社会的发展形态, 深深地嵌入到社会关系网络中, 这一点尤其在跨国移群体中表现明显。尽管华人移民形成了诸多社团组织, 但是经济行为的发生和运转仍旧依靠群体中的信任和非正式制度。在中华文化圈内, 人际信任和关系运作一直是极为重要的文化特征。^[35]华人移民对传统的继承一方面是文化要素使然, 同时也是低成本地维护交易、交往和工作关系的重要手段。在双重行业结构形成的过程中, 移居国的正式制度和规则很难被移民在短时间内接受, 因此选择传统的信任关系形式, 就成为极为重要的沟通规则。信任关系通过家庭、家族、亲缘、地缘、趣缘等社会资本要素维系, 和共同体内形成的非正式制度一并维护合作关系网络。

第三, 双重行业结构的功能形式是当前华人移民多层次劳动力类型必然经历的阶段, 它的保护作用显而易见, 但这一形式并非固然不变, 它也和移居国及祖籍国的政治经济结构密切相关, 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 不断形塑新的社会资本要素。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 双重市场中的资源和信息流动较少, 但华人移民双重行业结构表现出极大的相互依赖和互通有无的特点, 促进了华人移民社会新的社会资本不断被建构出来。此外, 双重行业结构也具备双重作用, 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并存。双重行业结构在发挥其对新移民保护功能、维系族群形态的同时, 也限制了移民融入和适应本地文化的进程, 换言之, 小群体保护模式的出现会延缓移民同化的过程。然而, 考虑到移民的文化传统和竞争缺陷的影响, 本研究认为, 这一消极作用也需要辩证地看待。

最后, 本文认为在华人移民族群中的社会资本网络中, 核心家庭是所有行为发生的基本单位, 是构成族裔经济发展的决策单元。核心家庭是指由一对夫妻及其未成年或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夫妻是核心家庭中的主要决策者, 他们以家庭利益为出发点做出各种选择和社会行动——他们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以及对预期的判断, 决定自己是否移民、通过何种渠道移民、多少家庭成员移民、移民的先后次序是什么, 等等。因此, 核心家庭依然是一个个移民决定的发生单位, 它们存在着以家庭生计为基础的小群体思维模式, 为关系最为亲密的生活共同体尽一切可能谋取向上流动的条件和资本。墨西哥学者莫妮卡 (Monica Cinco) 对墨西哥城华人移民的持续研究同样发现, 家庭在华人生活中占据主体地位, 华人在墨西哥的生活是一种个人和家庭生活, 而不是一种社区生活。^[36]本质上而言, 我们认同家庭生活在华人群体中的重要性, 莫妮卡的论断也与华人的传统文化形成了共振。但正如对社会资本的强调不代表家庭意义不存在一样, 家庭空间也只构成了华人移民社会的一个方面, 在更加广阔的层面, 华人社会资本发挥效用的形式和渠道更为复杂。同时, 这也为我们透过理论认识现象, 把握移民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构和规律, 剖析移民群体的实践逻辑, 提供了认识和讨论的支点。

1 传统民族志文本的阐释路径, 在跨国移民研究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然而, “深描”个案的全景式展示作为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中的重要取向之一, 正面临着特殊性与普遍性、微观与宏观之间的关系问题。在一项完整的研究中, 个案的概括、分析和扩展理应和理论的提炼、解释和推广遥相呼应, 其中, 经验性的案例描述一般是为了归纳出一个初始的理论诠释, 而趋于量化的大样本分析正是为了进一步完善理论的范畴、维度, 并对之进行检验。本研究的民族志细节及尝试性概念归纳已有完整论述, 参见许中波:《族群资本视域下的墨西哥华人移民经济》, 《拉丁美洲研究》2018年第1期。

2 在社会资本构成要素的分类中, 组织要素和关系要素存在着很大程度的重叠, 譬如家庭、家族和亲缘关系与地缘关系密不可分, 但为了强调其超越个体关系的组织形式, 本文保留了组织要素的分类, 在数据分析中, 只有格外强调家庭、家族和移民社团作用的文本信息才会被予以对应标注处理。

3Glenn Cartman Loury, “Essays in the Theory of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Physical Review, d 55.12 (1976) , pp.7808-7814;王宗军、韩晓生、胡宏兵:《格伦·劳里对族裔经济理论研究的贡献》, 《经济学动态》2017年第11期。

4李春玲:《城乡移民与社会流动》, 《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5王赓武:《移民及其敌人》, 《王赓武自选集》,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2年, 第165页。

6E G Ravenstein, “The Laws of Migration”, Journal of the Statistic Society of London, Vol.48, No.2, 1885, pp.167-235.

7项飚:《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的技术劳工》,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 第16~17页。

8雷冬利:《全球价值链视角下富士康的转型升级研究》, 北京交通大学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 第35页。

9A.Portes&R.L.Bach, “Latin Journey:Cuban and Mexican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85, 62 (2) , pp.17-32.

10E Bonacich&J Modell, The Economic Basis of Ethnic Solidarity:Small Business in the Japanese American Community, Univ.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11Bonacich, “A Theory of Middleman Minorit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73, 38 (5) , pp.583-594.

12周敏:《少数族裔经济理论在美国的发展:共识与争议》, 《思想战线》2004年第5期。

13周敏:《唐人街:深具社会经济潜质的华人社区》, 商务印书馆, 1995年, 第20~21页。

14A.Portes&R.L.Bach, Latin Journey:Cuban and Mexican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p.336-340.

15王淑玲:《韩国华侨历史与现状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年, 第130~159页。

16王春光:《流动中的社会网络:温州人在巴黎和北京的行动方式》, 《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3期。

17马晓燕:《移民适应的行为策略研究:望京韩国人的创业史》,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3年, 第133~144页。

18陈肖英:《民族聚集区经济与跨国移民社会适应的差异性——南非的中国新移民研究》, 《开放时代》2011年第5期。

19R.Waldinger, “Structural Opportunity or Ethnic Advantage?Immigrant Business Development i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1989, 23 (1) , p.48.

20包亚明:《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年, 第202页。

21张文宏:《社会资本:理论争辩与经验研究》, 《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4期。

22林南:《社会资本:争鸣的范式和实证的检验》, 《香港社会学学报》2001年第2期。

23[22]林南:《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年, 第24、29~48页。

24A.Portes, Economic Sociology of Immigration:The Essays on Networks, Ethnicity, and Entrepreneurship,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5, pp13-47.

25Alejandro Portes, “Social Capital:Its Origins and Applications in Modern Sociolog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98, 24 (1) , pp.1-24.

26D.S.Massey&K.E.Espinosa, “What’s Driving Mexico-U.S.Migration?A Theoretical, Empirical, and Policy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7, 102 (4) , pp.939-999.

27周敏、林闽钢:《族裔资本与美国华人移民社区的转型》, 《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8期。

28Instituto Nacional de Migración (inm) (2013) , Síntesis 2013, Estadística Migratoria, México, Secretaría de Gobernación/inm.

29访谈资料:MF20151109。

30景怀斌:《扎根理论编码的“理论鸿沟”及“类故理”跨越》, 《武汉大学学报 (哲社版) 》2017年第6期。

31马丁·登斯库姆:《怎样做好一项研究:小规模社会研究指南 (第三版) 》,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1年, 第82~83页。

32凯西·卡麦兹:《建构扎根理论:质性研究实践指南》,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9年, 第73、77页。

33科宾、施特劳斯:《质性研究的基础:形成扎根理论的程序与方法》,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5年, 第114~117页。

34A.L.Strauss, Qualitative Analysis for Social Scientis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21.

35曹南来:《旅法华人移民基督教:叠合网络与社群委身》, 《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3期。

36彭泗清:《信任的建立机制:关系运作与法制手段》, 《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2期。

37Cinco Basurto&G.Mónica, Más alláde las fronteras:Los chinos en la Ciudad de México, Diss, Tesis de maestría, México, UAM-Iztapalapa, México,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