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标题】Hasn't Washington already Lost Latin America?
  【译 者】吕玉冬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华盛顿就被拉丁美洲事务搞得焦头烂额。从阿拉斯加到火地岛的美洲自由贸易区大市场计划没有成功。拉美地区相继出现了一些或温和或激进的左翼政府；一个由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阿根廷组成的能源联盟；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唱对台戏的南方银行；美洲玻利瓦尔替代计划；在加拉加斯、拉帕斯以及基多等地首次出现的“21世纪的社会主义”……华盛顿试图阻止这些旨在获得自由的解放行动：它通过推动签署多项自由贸易条约使其“民主干预权”合法化，并以反对恐怖主义和毒品买卖战争的名义来加强军事合作，保卫市场民主。
    外著选介

  《外交政策》杂志的负责人莫伊塞斯·纳伊姆(Moises Naim)断言：“拉美是一个已经失去了的大洲。”“美洲国家对话组织”的负责人彼得·哈基姆(Peter Hakim)虽然没有那样明确断言，但还是表示出了同样的担忧，他在考虑“华盛顿是不是正在逐步失去拉美？”这一问题。10余年来，美国在这块土地上不断受挫。对于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否决使得一些或激进或温和的左翼联盟取得了政权，这在不同程度上标志着他们的独立。2002年4月，反对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的政变失败了。从此以后，尽管美国国务院不断施压，玻利维亚当地势力还是把政权交给了埃沃·莫拉莱斯(Evo Morales)。虽然美国施加了各种压力，但它却再也无法阻止达尼埃尔·奥尔特加(Daniel Ortega)在尼加拉瓜的竞选以及拉菲尔·科雷亚(Rafael Correa)在厄瓜多尔的竞选。那么，是不是应该进行更加强硬的干涉呢？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出征伊拉克的失败使得美国向另一个阵线直接进行军事介入变得不太可能。
    然而，尽管受到越来越多的否决，但新自由主义框架中最基本的部分仍得以实施。1994年底，美洲峰会在迈阿密召开期间，威廉·克林顿(William Clinton)大张旗鼓要建立的美洲自由贸易区(ZLEA)——一个预计从阿拉斯加到火地岛的美洲大市场——是不可能实现了。但是，据美国商务部长卡洛斯·古铁雷斯(Carlos Gutierrez)所说，2005年，美国企业已经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投资了3530亿美元；他们的子公司在那儿雇佣了160万人。2006年，美国的出口总额增长了12.7％，进口总额增长了10.5％。
    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失败应该不会掩盖双边或多边协定的进展，特别是通过自由贸易条约(TLC)这种方式。因为美国市场的吸引力已经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制胜手段。乌拉圭经济部长表示：“我国应该在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中找到一种自身所不具备的能力。”可见，该部长已经被美国的自由贸易条约所吸引，其后果之一将是与南方共同市场发生冲突，这并没有引起华盛顿的不快。哪怕被划分为中左派，拉美精英们还是迅速地屈服在新自由主义的攻势之下。
    随着时间的流逝，自由贸易条约的政治氛围越来越浓。2005年3月23日，在得克萨斯州的韦科，大陆一体化运动(北美的说法)跨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北美安全与繁荣伙伴关系(PSP)促进了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间一个安全经济共同体的建立。法学家居伊·马泽(Guy Mazet)认为：“这个协定的新颖之处在于，它把安全的概念引入了经济和商业进程逻辑学和企业及私营部门权力的制度化中。”
    人们可以就这个脱离国家议会而签订的协议的合法性提出疑问。马泽注意到：“私营部门利用国际背景来获取对国家政策更大的影响力。”
    美国学者克雷格·范克拉斯特(Craig Van Grasstek)证实，所有已重新加入伊拉克“志愿者联盟”的拉丁美洲国家都从和美国签订的自由贸易条约中获益。这与拉美一些已经离开20国集团的国家(如哥伦比亚、科雷亚竞选前的厄瓜多尔、秘鲁、哥斯达黎加和危地马拉)的情况相同。2003年1月，刊登在西班牙《国家报》上的乔治·布什与若泽·玛丽亚·阿斯纳尔(José María Aznar)的会谈记录表明，美国总统粗暴地要挟了那些还没决定是否要对伊拉克实施军事干预的国家。布什宣称：“这关系到美国的安全，智利总统拉戈斯应该知道，与智利签订的自由贸易条约正等待参议院批准。消极的态度可能会使该条约无法通过。”
    两愿的控制
    同样，支持与华盛顿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米歇尔·巴舍莱夫人(Michelle Bachelet)也面临惩罚，因为智利国会批准了建立国际刑事法庭(CPI)的条约，而且并不想保留美国士兵在这个法庭的豁免权。军事援助将会因此而中止。因此，智利要向五角大楼支付很大一笔钱来训练那些能够驾驶其刚刚获得的F-16军机的军人。巴西、秘鲁、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和乌拉圭都发现他们的军事训练和援助项目均出于同样的原因被中止了。
    原苏联的解体为华盛顿的民主说词带来了很好的信誉。那个时代似乎已经结束了。在罗纳德·里根的影响下，简·科克帕特里克(Jeane Kirkpatrick)与詹姆斯·卡特(James Carter)进行了论战，指责其胡乱谈论“人权”，逐渐削弱了非共产主义的、“更能与美国利益相融合的”专制制度的基础。随着经济自由主义的发展，我们不得不承认全球化和市场所要求必须遵守的纪律很有可能会发生民粹主义的偏移。就像威廉·鲁宾逊(William I. Robinson)所注意到的那样，人们可以挥动民主的旗帜，通过更加统一的控制，“渗透到国内社会来保证社会监督的实施”。“美国的战略家已经变成了地道的葛兰西主义者，他们知道政权的真正所在地是国内社会”，但是要把它分成一个个利益不一致的集团或团体。
    “9·11”袭击事件之后，美洲国家组织内部已经逐渐达成了一致：民主秩序的保卫和反抗所有“歪曲”该秩序的干涉权是相辅相成的。2001年，在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的严格监控下，美洲国家组织民主宪章获得了一致通过，从而概括了这一愿望。保卫民主，包括使用暴力来保卫民主，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想法。从此以后，这个任务将会以人道主义干预权的名义被左翼的几个部门分担。
    但由于拉丁美洲的各种军事力量形成了新的关系，美洲国家组织所要扮演的角色变得更加复杂。针对民主的各种威胁没有受到平等的对待，这一事实让形势变得紧张起来。2007年6月，在巴拿马举行的第37届美洲国家组织大会期间，美国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要求向委内瑞拉派遣一个调查委员会来分析查韦斯政府不延长加拉加斯广播电视台经营权的原因。但这个提议被否决了，受到孤立的国务卿不得不离开了大会。
    面对多方关系所遇到的困难，美国政府相信他自己的“中间人”：非政府组织和基金会。美国国际开发署就是其中坚力量，特别是在财务支援方面。2001年5月8日，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安德鲁·纳齐奥斯(Andrew Natsios)表示：“美国国际开发署是最合适的工具，因为单靠外交手腕是不够的，而动用军事力量又具有一定的风险。”这一言论很适合委内瑞拉。在那里，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了很多创造性行动，民主建设也即将开始。由想要入主白宫的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领导的美国国际共和学会就是5个民间组织中的一员。这5个民间组织把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资金赠给委内瑞拉反对党的一些组织。
    就这样，在2002年布什批准的反对查韦斯政权的政变失败之后，美国国务院在加拉加斯设立了一个过渡性的办公厅，其公开的目标之一就是“鼓励国民加入到民主的进程中去”。“非暴力抵抗”成为促使政府动荡并最终颠覆之的最有效办法。
    人们可以质疑委内瑞拉“保卫言论自由”运动的真实目标以及右派反对党在组织具有分离主义色彩的请愿时所用的政治工具。这些右派反对党在玻利维亚控制了4个大省(圣克鲁斯省、贝尼省、潘多省和塔里哈省)并妨碍了制宪会议的工作。“这是一个倡导种族主义和分离主义、使用暴力、反对民主的右派。”玻利维亚副总统阿尔瓦洛·加西亚·利内拉(Alvaro García Linera)做出如此评价。但愿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政府能够重新控制他们的战略资源(石油和天然气)并通过部分国有化来使其不受美国态度的影响。
    至于古巴，当布什还在加强禁止贸易令的时候，一个从后卡斯罗特主义角度出发、负责起草议案的委员会已经在酝酿“民主变革”了。当然，其中一些议案由于“国家安全的原因”而被保密。
    1998年由巴拿马迁到迈阿密的美军南方司令部是拉美的一个主要军事机构。美军南方司令部和拉美国家之间的往来包括军事方面的来往，但却将平民对话者排除在外了。美军南方司令部在未征询美国国务院意见的情况下，就单方面地规定了该地区的议事日程。那些负责发展援助和农业援助的办事处被降到次要地位(双边援助较冷战时期减少了1/3)，从此由国防部主要负责次大陆的援助项目。这次调整并不是中立的，国会对国防部的财务预算的控制远远少于国外援助机构对其的控制。1997-2007年间，美国向拉丁美洲提供了73亿美元的军事及政治援助。
    自我封闭的暴力国家
    尽管世人对恐怖主义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但国家安全理事会并没有急于给它下定义：它所引发的战争被定义为“一项具有全球意义的期限不明确的全球事业”。在这场不对等的战争中，敌人是多种多样的：逃亡至阿根廷、巴西和巴拉圭三国边境交界处的伊斯兰运动拥护者、走私犯和毒枭；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的极端民粹主义者；恐怖组织——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哥伦比亚民族解放军及准军事性组织；社会运动。还有青年盗匪帮、在逃犯、非法移民和其他“潜在的”恐怖分子……
    对于美军南方司令部的指挥官来说，美国的利益已不再受到国外势力的威胁，次大陆是一个没有大规模摧毁性武器的非核武地区。据美军南方司令部前司令詹姆斯·希尔(James Hill)将军说：“目前所表现出来的主要威胁是损害民主进程、限制而非保护个人权利的民粹主义。”民粹主义者(以查韦斯为代表)通过利用民主改革失败所带来的极度失望和伪造反美情绪来加强统治。
    班茨·克拉杜克将军(Bantz J. Craddock)也指控那些煽动反对美国、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情绪的人应对政治的不稳定负责。在他看来，目前摆在面前非做不可的事情就是要加强该地区的安全力量、增加美军南方司令部的军事预算。因为“我们不能任由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变成一个无法弥补的漏洞。在这些地区，那些自我封闭的暴力国家被专制的民粹主义政府所包围，与世界断绝了联系”。
    在五角大楼介入的同时，人们还注意到美国军事顾问也参与了这次事件，私人保安组织和相同国籍的非政府平民参与者在哥伦比亚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由于美国国会对军队的介入进行了一定的限制，所以一些任务要由分包商来执行。但那些私人保安公司却可以在不经国会同意的情况下参与军事行动。
    9月份，美国著名的水果公司奇基塔牌国际公司(Chiquita Brands)被华盛顿一家法庭判处2500万美元的罚款。因为它在1997-2004年间向哥伦比亚自卫组织(AUC)提供了170万美元来保护它的种植物。在香蕉区遭谋杀的173名受害者的家庭所聘请的律师纷纷指责奇基塔牌公司。但同时美国政府与其签订了一项协定，豁免了该公司领导人。“我很惊讶，区区几百万美元就能使其免受处罚。”哥伦比亚司法部长只能做出这样的评价。
    在华盛顿的唆使下，拉美的军队重新发挥起国内警察的作用。2006年12月，墨西哥总统费利佩·卡尔德龙(Felipe Calderón)向米却肯州派遣了7000名士兵以打击贩毒。另外，巴西军队也进驻了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打击中美洲的青年匪帮，控制墨西哥边境的移民。公共安全的军事化已经不新鲜了，但由于有组织犯罪率的升高所带来的保护需求，这一现象与从独裁统治末期开始的军队回归军营的趋势相矛盾。保卫人权组织一直很担心，制造混乱的人通常是土著、没有工作的年轻人和处于社会边缘的失业者。军队的介入能够痛斥这些社会阶层，唤醒以前的内部敌人，还能让军人重新形成政治压力，只是这份压力让人回想起灰暗的过去。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07年10月，布什要求国会批准墨西哥援助计划来抵抗毒品买卖。预算中的14亿美元支出将用于军事装备(直升飞机、情报搜集工具)的购买和两国军队的联合训练。在墨西哥与好几个国家发生重大的社会冲突期间，禁毒战争的军事化所带来的危险表现得十分明显。另外一笔5000万美元的补充预算将会把“禁毒战争”扩展到中美洲。国会(大部分议员都是民主党人)对此的反应，我们无从得知。
    美国一直都提倡改变拉丁美洲武装力量的传统角色。如今，人们把重点放在地区间的合作和协同作战上；而在冷战时期，军事援助是专门为双边合作提供的。美军南方司令部的目标是建立一支能够应对新危险的快速反应部队。2007年在巴拿马第37届美洲国家组织大会上，赖斯建议成立一个相互防卫联盟来对抗威胁到美洲安全的因素，从而监视成员国的内部政治，确保他们遵守民主的标准。这个提议被否决了，拉丁美洲国家不愿意支持这个计划。在他们看来，这是美国用来惩罚委内瑞拉的一个计谋。
    华盛顿需要通过在现场露面和获得盟国的支持来使他的干预变得合法，考虑到目前的地区平衡，是否要安排地区介入力量变得不太确定。海地可以说是开了一个先例。威廉·李欧格兰(William LeoGrande)分析了布什政府在让-贝特朗·阿里斯蒂德(Jean-Bertrand Aristide)总统下台事件中所起到的作用。他认为，促使阿里斯蒂德总统彻底垮台的是在布什政府支持下的准军事性组织——海地进步阵线(FRAPH)。“干预权”这一操纵手段特别成功……事实上，我们应该感到惊讶：美洲的一些军队加入了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Minustah)，而前总统被迫离开的条件也受到很多质疑。前任联合国驻海地秘书长代表丹特·卡普托(Dante Caputo)指责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和阿里斯蒂德的下台有关。稳定势力(如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很可能在将来会起到模范作用。
    美军南方司令部拥有很多使人信服的其他工具。美洲国家组织的成员国于2001年在智利的圣地亚哥接受了“合作安全”的概念。这个概念有利于军事进程的透明化。美洲国家国防部长的定期会晤加强了相互间的信任。军事行动的国际化、联合海军演习、由华盛顿所负责的对17000名(2005年的数据)拉丁美洲军人的训练以及武器销售帮助它们建立起了联系。
    左派意见分歧
    五角大楼所带来的影响和军工联合体的重要作用已通过对拉美国家武器禁运的正式解除得到了证实。这样一个决定很可能会引发一场军备竞赛：向智利出售F-16军机会导致这个地区的其他军队也希望实现“现代化”。巴西国防部长宣布，2008年巴西将再增加50％的军费开支，尽管他也想维持与南美洲所有国家和平巩固的关系。
    面对华盛顿，拉丁美洲的左翼势力分裂为两派：一派是赞同建立伙伴关系、限制社会改革的拥护者，另一个是拉丁美洲政治一体化(“美洲玻利瓦尔替代选择”将是第一步)的保卫者。“今天的帝国主义和30年前的帝国主义不同。”阿蒂略·波隆(Atilio A. Boron)　说道。左派的政策应该考虑到这些变化，他们应该知道，美国政府并不准备容忍民族势力的再度出现、自由贸易条约的被否决和玻利维亚、厄瓜多尔以及委内瑞拉所要求的政治独立行为的发生。

转自：国外社会科学文摘 ，选自法国《外交界》杂志2007年1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