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10日，南美洲第二大国阿根廷迎来了一位出身豪门的新总统——毛里西奥·马克里（Mauricio Macri）。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位“从CCTV5来到CCTV1”的传奇人物。1995年~2008年，马克里担任阿根廷博卡青年队足球俱乐部主席长达13年，帮助其成为南美最成功的足球俱乐部之一。从绿茵场走向政坛，马克里和他的“共和国方案党”（Republican Proposal，简称PRO）终结了基什内尔（Kirchner）夫妇先后长达12年的左翼执政，阿根廷政治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马克里政府就职后动作频频，引人注目的进展之一就是与国际债权人的谈判。2016年2月29日，阿根廷新政府与国际“秃鹫基金”达成总额为46.53亿美元的违约债务偿还原则协议。该国终于解决了长达15年的债务违约问题，重返国际债券融资市场。外交方面，新政府缓和了与美国僵持10年的关系。3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阿根廷。在奥巴马备受瞩目的古巴之行后，这次访问在中国的关注度不高，但被分析人士看作白宫“重返拉美”的重要支点。

另一方面，前总统基什内尔夫人（Cristina Fernández de Kirchner）留下的某些对外协定，却成为部分研究者眼中新政府的“难题”，理由是这些协定违反了信息透明原则。例如，今年1月，阿根廷当地媒体报道称，新政府正在考虑叫停中国公司承建的“內斯托·基什内尔（Néstor Kirchner）”和“豪尔斯·瑟鹏尼（Jorge Cepernic）”这两个水坝的建设工作。马克里政府属于中右派，其政治、经济、外交政策与上届政府有许多不同之处，有人担心，这些差异或许会对中阿关系造成不利影响。

阿根廷罗萨里奥国立大学的爱德华多·丹尼尔·奥维多（Eduardo Daniel Oviedo）教授认为：尽管政治轮替形成了阿根廷对华政策的区别性，但新政府和国家都需要中国的市场和投资，保持对华政策的连续性将是阿根廷的国策；然而，这项政策在阿根廷国内尚未得到广泛的政治社会共识。虽然两国政府高层通过互访建立了密切关系，但民间的相互了解依然有限。奥维多教授举例道：某中文百科词条曾经错将马克里总统配上了他父亲的照片——当然，这跟老马克里（Francisco Macri）在商界的巨大影响力不无关系。

接受《环球财经》记者专访时，奥维多教授呼吁中阿两国进行更深层次的互动交流。这位中文流利的阿根廷学者曾于1988年~1993年在中国学习了五年，在北京大学获得法学硕士学位，此后多次来华访问。目前，他担任罗萨里奥国立大学当代国际关系史正教授，兼任阿根廷科技研究委员会研究员。

“任何政治制度都需要人民的支持”

《环球财经》：您对政治轮替与国家政策的关系进行了许多研究，阿根廷自去年12月10日以来的这次政治轮替跟前面几次相比存在哪些区别？

奥维多：如何以特定的方式实现最高领导人的权力转移，民主国家存在两种情况：一是党派连续执政，例如美国总统奥巴马已经进行过一次连任；二是将国家权力交给另一个政党，有中国学者将之翻译为“政党轮替”，我认为“政治轮替”这种译法更加准确。

阿根廷自1983年结束官僚威权主义制度以来，已经有过三次政治轮替，分别发生在1989年、1999年和去年。1989年，阿方辛总统预定于12月把权力移交给梅内姆总统，但由于国内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不得不提前六个月，7月9日就进行了权力移交，那不是一次完美的政治轮替。1999年，德拉鲁阿总统上台，当时许多阿根廷学者非常乐观，认为我们已经实现了亨廷顿教授（Samuel P. Huntington）所说的“二次轮替”，即民主政治制度已经得到了巩固。然而，仅仅两年后，2001年，德拉鲁阿就因为经济和社会问题结束了任期。

2015年12月，基什内尔夫人将国家权力移交给马克里总统。新政府就职以来，颁布了影响经济和社会的一些新规定，在农业政策以及整个经济的开放性等方面做了一些调整。特别是通过谈判解决了外债问题，避免国内政策继续受到国际金融封锁的制约。现在阿根廷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期，相信这些政策变革可以帮助马克里总统稳定局面。希望明年的议会选举过后，马克里政府的权力能够得到巩固。（编者注：阿根廷议会分参、众两院。众议员共257名，由各省和首都按人口比例直接选举产生，任期4年，每两年改选二分之一；众议长每年由众议院选举产生。参议员共有72名，每省和首都各选3名，任期6年，每两年改选三分之一。2015年议会改选后，马克里总统领衔的“共和国方案党”占据41个众议院席位、6个参议院席位，均为少数派。下一次议会改选将在2017年进行。）

《环球财经》：阿根廷拥有十分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工会的力量也比较强大。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制度的关系方面，阿根廷的经验能够给中国带来哪些启示？

奥维多：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学者这样分析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比较发达的制度，但中国的经济力量比较落后，所以国家的主要任务是推动经济发展。现在，中国经济的规模已经很庞大，如果社会制度还是保持原样，没有同步走，就可能对经济发展形成障碍。中国工会的运作方式跟阿根廷不一样，但不论如何，劳动者的要求都在提高。经济发展会带来社会秩序的很大变化，中国也出现了庞大的中产阶层，还有新兴的企业家和富人阶层。社会如此分层之后，对中国领导人就提出了很多新要求。

阿根廷近些年面临的问题跟中国不同，并不是社会制度需要调整，而是现代化没有跟上。任何政治制度都需要人民的支持，最近5年来，阿根廷的经济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导致人们开始怀疑本国的制度。虽然民主投票是一件好事，但如果经济始终不能发展，老百姓又有什么动力去投票呢？在经济飞速发展的时候，人们的生活得到很大改善，老百姓感觉到祖国很强大，政治制度也会获得更多支持，这正是中国的现状。阿根廷必须加快现代化发展，这样才能巩固民主制度。

“基础建设是发展现代化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需要外资参与”

《环球财经》：有传闻说，阿根廷新政府正在考虑叫停中国公司承建的两座水坝工程。从吸引外资的角度，新政府是否会对特定国家的资金采取不同的态度？

奥维多：新政府的对华政策是对世界多方外交的一部分，阿根廷跟所有国家的关系都有发展余地，不存在厚此薄彼的问题。现在外资对阿根廷必不可少，凡是可以提供就业的项目，政府都愿意推动。新政府计划在不同的领域对外资提供便利，虽然暂时还没有出台细节政策，但在宏观经济领域，我们已经把过去的一些障碍铲除了。阿根廷适合外国投资的行业有很多：采矿行业、食品行业、畜牧业、农业、房地产等。现在，许多国家提出愿与阿根廷推动经济关系发展，鼓励本国企业到阿根廷投资。现在阿根廷出口的大部分是农产品等初级产品，外国企业有两种投资方式：一是到阿根廷来设立工厂，出售制成品；二是直接投资初级产品的生产。在这两种投资方式里，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投资者都会在阿根廷找到很多机会。投资项目的执行需要一个过程，期间会遇到各种问题，但只要遵守相关法律，各国投资者都会受到欢迎。

但在两座水坝这个具体案例里，争议焦点并不是外国投资问题，而是宏观经济政策的改变。新政府希望搭建一个吸引外资的平台，让外国企业遵循市场规律来投资，企业能够在评估投资的风险后做出决策，而不是依靠政府之间签署协议。当然，基础建设是发展现代化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需要外资参与。部分基础建设项目需要由国家来领导，但一些项目例如高速公路等，可以由企业来建设，通过收取高速公路费来实现盈利。

《环球财经》：在阿根廷、巴西等南美国家，经常出现工会领导罢工的新闻，这是否会影响外国企业前往投资？

奥维多：在南美地区，除了墨西哥和智利之外，其他国家——包括阿根廷和巴西等国的工人薪水都比较高，这个问题导致我们的商品在国际市场缺乏竞争能力。工人的薪资待遇要求是外资企业需要跟工会协商的一件事情，我相信政府也会协助外国企业跟工会进行讨论，在遵守阿根廷劳动法的前提下，确保投资项目顺利开展。

20世纪60年代以来，阿根廷保护劳动力的法律越来越完善，不论是医疗、假期还是加班等方面，工人和职工的权利不断扩大。在项目落实的过程中，可能会发生工人突然罢工等意外。但只要愿意遵从法律规定，这些都可以解决。不同行业有不同的利润率，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工人不同意让企业家拿走所有利润，但肯定也不希望企业无法发展。另外，由于近年阿根廷的通货膨胀水平较高，也发生了多个行业工会集体要求提高奖金的事件。在政府的干预下，工会的要求得到部分满足，事件得以平息。在法规透明的基础上，工会制度不会变成阻碍企业发展的因素。查看原图

“中国与阿根廷存在很多互补性，可以实现共赢”

《环球财经》：今年以来，美国与拉美国家的关系有很多进展。3月20日，奥巴马总统访问古巴，成为88年来首位访问该国的美国总统。结束古巴之行后，奥巴马立刻前往阿根廷访问。您认为阿根廷新政府与美国的关系是否更近了一步？

奥维多：与上届阿根廷政府相比，本届政府跟美国的关系显然走近了。基什内尔夫人执政期间，很少跟美国开展对话。马克里总统上任后，改善了与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关系。特别是付清外债后，更扫清了与外国发展关系的一大障碍。此前影响阿根廷对外关系的重要阻碍就是债务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许多外交活动得以开展。马克里与奥巴马两位总统已经在一些不同的场合见面，并互相致电，就两国之间的很多问题交换意见。尽管阿根廷和美国都是农业出口国，但对阿根廷产品而言，美国市场存在很多机会，我们非常重视与美国的经济关系。

但问题在于，从北部的墨西哥一直往南，拉美各国反美情绪越来越强。阿根廷国内曾经有过一项统计，90%的被调查者反感美国；另一方面，55%的老百姓喜欢中国。阿根廷要发展跟美国的关系，社会的反美情绪是一个大问题。这种情绪从19世纪末就开始了，阿根廷和美国都是从殖民地状态独立出来的。阿根廷脱离西班牙、美国脱离英国之后，两个国家在19世纪末的国际政治舞台上都占据重要地位。直到20世纪40年代，阿根廷与美国互为重要竞争对手。两国都需要出口农产品和发展工业，并利用两次世界大战推进工业化进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两国之间的分歧终于从经济摩擦转变为政治问题。从那时起，历史遗留的情绪就成为两国关系的一个障碍。

《环球财经》：在您看来，阿根廷与中国的关系是否存在隐患？

奥维多：阿根廷和中国在历史上没有发生过冲突，我们两个国家距离很远，不是邻国，也不存在任何一种会让我们变成敌人的利益纠葛。随着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强，在两国发展现代化的过程中，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小问题。例如阿根廷要发展某个特定的工业领域时，如果中国的产品更便宜，就会对我们构成挑战。在阿根廷的现代化过程中，中国一方面会给予很多协助，另一方面也会成为厉害的竞争对手。不过，这并不是本质问题，两国存在很多互补性，可以实现共赢。查看原图

“阿根廷的债务隐患并未完全消除”

《环球财经》：马克里政府通过与国际债权人达成协议，终于解决了多年的债务问题，这将给阿根廷的外部融资带来哪些变化？阿根廷的债务隐患是否得到了彻底解决？

奥维多：2001年，阿根廷发生经济危机，宣布无法负担外债，造成了国际金融体系对阿根廷的孤立政策。2005年，阿根廷和主要债权方已经达成一致，解决了大部分债务问题。2010年，剩余的债权人也大部分愿意跟阿根廷政府重新谈判。只有很小的一些债权方在纽约提起诉讼，他们赢了官司，但当时的阿根廷政府不愿按照纽约法庭的判决支付。导致阿根廷继续处于世界金融体系的孤立中。

在这种孤立状态下，国际金融体系拒绝向阿根廷提供资金。如果阿根廷想要建筑铁路线，欧洲国家可以帮助设计，但资金需要我们自己去找。在封锁下，融资成本非常高，需要接受10%~15%的利息。除了无法向国际金融体系贷款外，当外国企业要在阿根廷投资，向当地银行申请贷款时，银行也会以项目位于阿根廷为理由拒绝贷款。这时，中国的基础建设相关领域飞速发展，中国公司愿意来帮助我们建设，同时由中国的银行提供贷款。这造成了阿根廷对中国的单方面融资依赖——当我们需要资金时，只能到北京寻找。

现在，新政府解决了外债问题，阿根廷可以在世界范围内申请贷款。除了中国之外，还可以向美国和欧洲，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贷款。通过这种方式，阿根廷就可以推动跟欧洲和美国的一些项目合作。这样在融资领域，从单方面依赖中国转变为对整个国际金融体系的多元依赖。

然而，阿根廷的债务隐患并未完全消除。就目前来看，政府有能力负担外债，债务占GDP的比例不像从前那么大。但造成债务的原因依然存在：即政府花钱比收入多。之前遭受金融封锁时，要在借债的前提下解决赤字问题，只能通过内部的通货膨胀。但现在新政府致力于控制通货膨胀，要弥补预算缺口就必须通过贷款。如果政府赤字长期持续下去，国家迟早又会陷入债务问题中。

“中阿文化战略需要更具内容的交流和更具分量的活动”

《环球财经》：近年来，中国在面向世界的文化推广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在您看来，中国和阿根廷应该如何实现更有效的文化交流？

奥维多：在文化领域，中国实施了非常积极的对外战略。在阿根廷，令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孔子学院。目前中国人已经在全世界建立了500多所孔子学院，我认为站在中国的角度来讲，孔子学院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文化战略。但从阿根廷的角度来讲，并不一定如此。例如问题之一就是，孔子学院的活动冲击了当地其他中文教育和中国文化研究机构的招生工作。

通过孔子学院这样的形式，固然可以推动阿根廷国内的汉语教育，帮助阿根廷人了解中国文化，但两国的文化战略需要更具内容的交流和更具分量的活动。孔子学院推动的语言教育，目前只是中国单方面对外输出，阿根廷没能做出对应的政策。这或许只是文化交流的一个历史发展阶段，比起20世纪70~80年代，两国交流已经有了很大进展。或许几年后，包括阿根廷在内的拉美国家也会发展出相应的文化战略。例如，按照跟孔子学院同样的模式，阿根廷也可以在中国大学里设立一些机构。拉美国家没有中国这样的实力，不可能在全球设立500所“阿根廷学院”。但是我们可以在中国开设一些文化活动，传播西班牙语文化。

除此之外，文化交流不应该仅仅体现在语言教学上。两国学术界应该进行更多的共同研究项目，这些项目应该更深入。要避免那种两个国家派出代表团，交流两三天就回国的旧模式。这一次我来到中国有两项工作：一是作为国际儒学联合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来参加委员会主办的会议；二是作为阿根廷科技代表团的成员，参与阿根廷科技部和中国农科院共同设立的食品科技研究中心的工作。后者就是一种新的交流模式，即形成一个共同的研究平台，利用两个国家的学术力量来合作研究问题。这是科技领域的合作，在文化领域，我们也要认真思考，如何才能进行更深入的互动交流。(本文发表于《环球财经》2016年11月刊-环球访谈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