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2月15日，社科院拉美所政治学科组织召开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拉美的对策与挑战”专题研讨会。与会者除了拉美所研究人员以外，还有《人民日报》等报刊及新华社的记者。会议特邀社科院社会学所党委书记、副所长李培林研究员做了题为“构建和谐社会与中国当前的发展和稳定”的报告。拉美所的苏振兴研究员和政治室主任袁东振分别做了主题发言。与会者就拉美国家的收入分配、社会冲突的根源、结果以及政府处理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对策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作为知名学者，李培林研究员在社会学和中国社会问题研究方面有很高的造诣。会议组织方特别邀请他做报告，一方面有助于加深拉美所的研究人员对中国问题的了解和认识，为比较研究提供条件；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从事拉美社会问题的研究者进一步开阔思路，树立新的研究角度。李培林研究员介绍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任务的提出、中国实现“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和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新形势等问题，使研究拉美的学者对中国目前的社会形势有了更加系统和深入的了解。

　　随后，拉美所的两位研究人员做了主题发言。其中，苏振兴研究员的发言题目是“90年代以来拉美国家减贫的进展、问题和对策”，包含4个方面的内容：

　　一．1991~2005年拉美减贫工作的进展。1990~2005年，拉美地区赤贫人口比重由22.5%降至16.8%，下降了5.7个百分点；同期赤贫人口由9300万减至8800万。从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情况来看，减贫任务完成了51%。应该说，总体上减贫成就还是比较显著的。但是各个国家的差异比较大，目前只有智利提前实现了“千年目标”。

　　二．减贫取得成就的主要原因。20世纪90年代并不是减贫的有利时期，但是大部分国家仍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这主要得益于4个方面的原因：社会开支的增加、通货膨胀的下降、出国劳工汇款的增多和最近两年经济的明显增长。智利在减贫方面成绩斐然的原因与其他国家有所不同，应将其归功于连续15年的经济增长、社会开支的稳定增加，以及政府有创意、有目的、有效地设计了一整套社会政策，使低收入群体从增长中获益。

　　三．90年代以来减贫的主要制约因素。第一是经济增长。过去15年，拉美经济增长的高低与贫困的增减具有同步性，证明了经济增长对贫困减少所起的重要作用。因此，长期处于低靡状态的经济增长不利于减贫目标的实现。第二是就业状况的恶化，这表现在非正规部门的扩大和就业质量的下降等方面。第三是农村贫困状况没有得到改善，农村的低收入群体难以从经济增长中直接受益。第四是收入分配不公。自1990年以来，拉美绝大多数国家的收入分配状况变化不大。即使是智利这样在减贫上成效显著的国家，收入分配也没有得到多少改观。这说明贫困人口虽然得到了一些利益，但是富裕阶层的收入提高更多。

　　四．未来10年的挑战和对策。在收入分配不变的情况下，拉美各国为实现“千年目标”中的减贫计划所需达到的经济增长率不尽相同。贫困比重越高，对经济增长率的要求也越高。但是，只要基尼系数略有下降，就能够大大缓解经济增长的压力。所以，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改善对拉美国家实现“千年目标”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政策选择上，拉美国家将继续通过不断增加社会开支，扩大社会救助计划，使低收入群体受益。

　　随后，袁东振同志做了题为“拉美社会冲突及其根源”的主题发言。他首先介绍了社会冲突的基本含义和不同表现形式。认为拉美的社会冲突主要是由社会不平等和贫富分化引起的。公开的社会冲突有三种表现形式：一是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导致社会动荡不安；二是社会矛盾不断积累，导致社会局势失控；三是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导致民众对体制的反抗和政府的镇压。

　　袁东振在发言中将上世纪初以来拉美国家的社会冲突划分为四次高潮，认为其原因均与社会不平等有关，但其表现形式、解决途径和结果各不相同。第一次高潮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主要原因是不断壮大的社会阶层要求重新进行利益分配，罢工、游行和武装起义是斗争的主要方式，参加者以工人和中产阶级为主，政府采取的武力镇压手段没有奏效，反抗愈演愈烈。到30年代，政府利用改良主义政策使矛盾逐步得到解决。这说明：通过社会改革，使各社会阶层分享发展的成果有利于化解冲突。

　　第二次高潮发生在20世纪60~70年代。在此之前，拉美各国的社会矛盾一直在不断发展。在古巴革命的影响下，社会运动风起云涌，各国纷纷出现了游击队。军人政府上台后，普遍采取武力镇压手段。到70年代中期，社会冲突的高潮基本结束。但是游击队组织并未被完全消灭，它们转入地下活动，手段更加隐蔽、暴力。这说明，武力镇压并不能从根本上化解矛盾和冲突。

　　第三次高潮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冲突的范围相对较小，局限于中美洲、哥伦比亚、秘鲁等国。在这些地区，游击队的活动十分活跃。但随着民主化的巩固，合法斗争的空间逐渐扩大，中美洲和平进程最终得以实现。这说明各个利益集团通过对话，有助于化解矛盾、减弱冲突。

　　第四次高潮发生在90年代中期以后。主要是指各国针对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调整政策掀起的各种抗议活动。因此，增强改革的公平性，将有利于缓解冲突。

　　关于拉美社会冲突的根本原因，袁东振将其归纳为历史、社会、经济和体制四大根源。

　　最后，他提出以下3点结论：

　　1．  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2．  社会冲突的后果并不一定是消极的，如果在冲突发生后，采取恰当的调整策略，将有可能推动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

　　3．  缓解社会冲突的有效途径是持续和完善的体制改革，以及体制的不断创新，而不是短期的个人行为。

　　在两位学者的主题发言结束后，会议进入讨论阶段。与会者的关注点集中在社会冲突的根源、解决途径和后果上。主要观点如下：

　　1．与会者对造成拉美社会冲突的根源，即社会不平等，表示普遍认同。为此，拉美国家应着重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社会边缘化等问题，主要手段是加大社会开支，特别是提高教育、医疗卫生方面的投入。此外，应进行税收制度改革，改善收入再分配。

　　2．对于袁东振提出的拉美社会冲突的四次高潮，有学者进行了补充，认为四次高潮的历史原因和社会背景各不相同：第一次是在经济大萧条的形势下发生的，第二次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差异，第三次是由于经济的不景气，第四次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引起的。

　　3．对近期拉美社会冲突的评价，有学者指出：拉美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因此也是社会矛盾的多发期。在矛盾比较集中的时期，如何解决它们，应取决于政府的政策和手段。还有学者认为，应从发展模式的角度看待当前拉美的社会冲突。社会矛盾的根源是阶级矛盾。如果不摧毁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就不会打破贫富分化的格局。而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下，私有制在扩大，国家的作用在弱化，这势必加剧社会矛盾和冲突。因此，不应忽视国家在这方面的重要作用。

　　4．有学者对“社会冲突的后果不完全是消极的”这一观点提出异议，认为冲突必然造成社会动荡不安，对社会的发展有害而无益。对此，其他学者进行了解释：一方面，冲突之所以发生，是由于矛盾没有得到及时解决，对政府有一定的警示作用，阿根廷2001年年底爆发的危机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另一方面，冲突是利益的对立引起的，因此发生冲突后，如果通过对话、谈判等机制使双方获益，推动相关立法和权利的实现，那么其结果就是积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