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举行了《中国与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国家关系史》发布式暨“跨入发展新阶段的中拉关系：机遇与挑战”研讨会。会议由中国社科院拉美所《中拉关系及对拉战略研究》创新项目和国际关系研究室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共同主办，拉美所党委书记王立峰、社科出版社副总编辑王浩等嘉宾出席了会议。来自中国外交部等政府部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西南科技大学拉美研究中心等学术研究机构，新华社、《当代世界》等新闻媒体，以及中国社科院拉美所的专家、学者约50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共分为两个单元，第一单元是《中国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国家关系史》（以下简称“《中拉关系史》”）发布仪式，由中国社科院拉美所所长助理柴瑜研究员主持。中国社科院拉美所《中拉关系及对拉战略研究》创新项目首席研究员、《中拉关系史》主编贺双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王浩，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苏振兴，中国前驻巴西、西班牙、玻利维亚大使、中外办副主任、驻澳门公署特派员原焘在此单元发言。

贺双荣研究员在发言中表示，《中拉关系史》一书从立项到出版共历时6年时间。在此期间，课题组成员广泛收集相关资料和史料，不断更新最新材料，数易其稿，最终得以成书。本书的写作受到拉美所领导的重视，也得到拉美学界的专家，以及我国驻部分拉美国家前任大使的大力支持。撰写此书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希望通过此书的写作带动所里相关基础学科的建设，加强对中拉关系史的研究；二是希望通过对中拉关系史的研究，对中拉关系发展历程中的经验和教训进行总结，以更好地为中拉关系的未来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王浩副总编辑认为，中国社科出版社与中国社科院拉美所是战略合作伙伴，《中拉关系史》是中国社科院创新工程的一部分，因此，中国社科出版社非常重视此书的出版工作，对书稿进行了多次审读。书中对台湾问题的表述是审读的重点之一。台湾问题是影响中拉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中拉关系史》一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出版社在审读过程中按照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相关指导方针对与该问题相关的表述进行了严格把握，以确保表述的正确性。中国社科出版社将于2016年底在智利开设拉美分社，未来将会与拉美所有更多的合作机会。

苏振兴学部委员认为，中拉关系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外交战线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中拉关系史》的出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此书基本达到了以下三方面的要求：一是反映出60余年来中拉关系的发展，及其在新中国所取得的外交成就中的重要地位；二是做到了史论结合，既有史实，又有指导思想；三是对中拉关系发展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以鉴往知来。此外，此书的写作对拉美研究相关学科的发展建设十分重要，因为一个学科要想持久发展，除了要有领军人物和好的团队外，还需要有好的成果来形成更大的影响力和更持久的传承力。

原焘大使认为，《中拉关系史》是贺双荣研究员与她的团队历时多年完成的一部非常优秀的科研成果，它的出版不仅是拉美所的一件大事，也是社科院的一件大事，同时也是拉美界的一件大事。中国领导人一直非常重视发展与拉美国家的关系。21世纪以来，中拉关系的发展具有三个特点：一是中国领导人从战略高度看待与拉美国家的关系，这不仅是中国国家发展的需要，也是为应对美国的亚太战略而采取的应对措施。存在的问题是中国仍对拉美国家的情况缺乏了解。二是拉美国家普遍重视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并认为发展对华关系是实现其国家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有效途径。存在的问题是一些拉美国家对中国的期待过高。三是中国企业拓展拉美市场的积极性很高，取得了很多成就，也收获了经验教训。国家相关部委应将在拉美的中国企业召集在一起，分享这些经验和教训，以利于在未来更好地共同开拓拉美市场。

会议第二单元的议题是“跨入发展新阶段的中拉关系：机遇与挑战”，由中国社科院拉美所国际关系研究室主任张凡研究员主持。中国外交部拉美司李斌处长，中国前驻巴西大使、中国社科院拉美所巴西研究中心主任陈笃庆，中国社科院拉美所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岳云霞，北京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主任董经胜，外交学院教授余科杰，中国社科院拉美所国际关系研究室副主任谌园庭，中国社科院拉美所巴西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周志伟，中国社科院拉美所国际关系研究室助理研究员赵重阳在此单元发言。

李斌处长在题为《跨入发展新阶段的中拉关系：新任务与新挑战》的发言中认为，《中拉关系史》一书的出版具有重要意义，可为我国外交部门制订对拉战略提供有益借鉴。中拉关系于2014年进入“全面合作的新阶段”，该阶段对中拉关系进行了重新定位，提出五位一体的新格局，在经贸合作方面提出共同构建“1+3+6”的合作新框架，并创立了中拉整体合作的新平台――中拉论坛。当前中国在推进中拉关系方面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一是如何在全球和拉美的新政治、经济形势下实现中拉合作的升级；二是如何将中拉经贸合作的良好态势扩展到政治领域；三是如何进一步提升在拉美的软实力。

陈笃庆大使在题为《中巴关系：历史、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的发言中对中国巴西关系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他认为，中巴关系在20世纪50年代主要以民间交往为主；1961年巴西副总统古拉特访华后双方关系快速发展，后又因1964年巴西“中国九人案”陷入中断；1974年巴西军政府转变对华政策并与中国建交，双方进入相互观察、相互了解的阶段；1985年巴西文人政府执政后，特别是2003年巴西劳工党执政以来，中巴关系一直稳定快速向前发展。如今的巴西总统米歇尔•特梅尔虽然属于右翼党派，但巴西的对华政策不会发生大的变化，因为巴西作为一个拉美大国，不会以意识形态为出发点制订对外关系，特别是对华关系。

岳云霞研究员在题为《中拉经贸合作：挑战与方向》的发言中认为，中拉经贸合作长期以贸易为主导。当前发展中拉贸易的关键在于解决增长下滑的问题，发展中拉投资的关键则在于持续保持友好的投资外部条件。此外，中国和拉美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合作，为双方之间的产业融合提供了条件。当前中拉经贸合作存在的问题主要来自拉美周期性因素带来的市场风险、中国企业对拉美政策的不适应性，以及中方的政策性约束等。未来中拉经贸合作应由贸易驱动走向更加均衡的合作，发挥贸易－投资双轮驱动效应；应进一步推进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应持续改善中拉相互投资环境、提升投资便利化水平；应进行制度创新，以确保中长期中拉经贸的可持续增长。

董经胜教授在题为《中拉文明互鉴：从大帆船贸易讲起》的发言中认为，大帆船贸易兴起于16世纪，正值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之时。欧洲是该体系的中心，东欧和美洲是该体系的外围。中国则处于明朝时期，并自成一个完全独立的体系。由于当时的欧洲无论是经济水平还是军事能力都不足以与中国抗衡，因此大帆船贸易才得以在两个体系之间进行。但是，鉴于中拉文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明，大帆船贸易并未对中拉文明互鉴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由于中拉文明的差异性，中拉比较研究或可成为未来中国拉美研究的一个发展趋势。

余科杰教授在题为《对中拉政党外交的认识和思考》的发言中认为，政党外交是国家总体外交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的发展逻辑是不同的。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党际关系史以20世纪70年代末为时间点划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中国共产党的交往对象主要是其他国家的共产党；进入第二阶段后中国共产党不再以意识形态划线，开始发展全方位的外交格局，交往对象、交往内容和交往形式都得到扩展和多样化。中国与拉美国家没有历史恩怨，一致性较多，具有政党交往的便利条件。此外，鉴于中国在拉美仍有12个未建交国，中拉政党外交的重要性更强，其不仅可以促进中国与这些未建交国的关系，也可防范这些国家对中国在拉美的建交国产生影响。

谌园庭副研究员在题为《当代中国身份定位的演变与中拉关系的发展》的发言中认为，从身份视角出发，研究和分析中拉关系的发展，具有特别的意义。新中国自成立以来，对自身的身份定位共经历了五次变化，对推动同包括拉美在内的外部世界交往与合作的内涵产生了重大影响，中拉关系也因此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当前，随着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正面临“身份困境”。国际上对于中国究竟属于发展中国家还是属于大国存在争议，拉美国家也因此而对中拉关系的实质以及未来发展方向存有疑虑。中国应在化解身份困境的同时将自身资源有效地转化为真正的影响力，并在此基础上推进中拉关系的发展。

周志伟副研究员在题为《中拉合作机制：双边迈向整体合作》的发言中认为，中拉合作机制共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从中国与拉美国家开始建交至20世纪90年代，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90年代至2015年，第三阶段是2015年至今。当前中拉合作机制的形成逻辑和内生动力包括：互为对方对外战略中的优先目标，双方关系演变的自然推动，南南合作新趋势的推动，全球跨区域合作潮流的推动，以及双方经济转型对接需要的推动。中拉合作机制面临的挑战主要有：当前拉美地区复杂的地缘政治局面、拉美国家合作态度的差异性、双方确定的经贸目标所带来的压力、台湾因素，以及由拉美地区一体化造成的挑战等。

赵重阳助理研究员在题为《中拉关系中的台湾因素》的发言中认为，台湾因素一直是影响中拉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20世纪80年代末后，随着“台独”势力在台湾的兴起和台湾当局开始推行“台独外交”，中拉关系中的台湾因素开始变得突出和复杂化。蔡英文出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后，台湾因素仍将是中拉关系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发言结束后，与会人员还就《中拉关系史》出版的意义及不足之处、中拉设定合作目标的必要性，以及中拉关系新动态等问题进行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