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日老干部支部召开一次组织生活会，大家谈到所里的老干部工作，无不交口称赞。一致认为，所里老干部工作做得好是有传统的，多少年来是一贯的。所里15年如一日悉心照料孤寡老同志的事情至今大家记忆犹新。当时所里有一位女同志，终身未婚，退休后与姐姐（亦未婚，且无工作单位）相依为命，所里曾多方予以关照。该女同志1988年病故后，所里为其办理了后事并将姐姐作为遗属管起来。逢年过节专程看望她姐姐、青年人为其家里打扫卫生、买粮等，特别是当她姐姐为治疗白内障住院期间，所里派一位女职工陪床照顾，受到同房病友的好评，她姐姐深为感动多次表达谢意。对其他老干部所里也是一样悉心照顾，关怀备至。所以，支部生活会上有的同志甚至讲，我从拉美所退休后无后顾之忧，对今后的生活很放心，因为有坚强的后盾，有可以依靠的组织，等等。大家之所以能对所里的老干部工作产生如此好的印象，从我“新官上任”的所见所闻，得出的结论是：所里历届领导对老同志很关心，对老干部工作很重视，并作为所里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历届分管和从事老干部工作的同志认真负责，不辞辛苦，踏踏实实为老同志排忧解难，赢得了老同志的信任和好评。

现任党委书记兼所长郑秉文自2004年7月来所后，非常重视老干部工作，加强了老干部领导小组的力量，调整了干部，专门指定党委委员、所长助理兼办公室主任孙文军分管老干部工作，办公室支部书记刘通元专职做老干部工作。（郑秉文亲自任老干部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他本人作为所里老干部工作小组组长，对老同志很尊重，开口称老同志为老前辈，态度诚恳，感情真挚，催人心热；无论业务工作还是政治学习经常征询老同志的看法。他听说有的老干部对生活待遇、工作条件等有意见，便驱车登门拜访或用车接到所里促膝长谈，努力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在春节老干部聚会时，请来院老干部局高来发局长等与大家见面和作重要讲话，使老干部了解党和国家的政策、院里的有关工作情况，深受鼓舞。另外，所里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停发了在职人员的节日补贴，保证了老同志的节日补贴。老同志了解情况后也很感动。支部生活会上有同志讲，各单位情况不一样，发钱多少不要攀比，所里这么做我们已经很满足了。还有的同志讲，所里这么关心老同志我们很高兴，现在的情况是，对老同志的人文关心比钱更重要。老同志每次来所集体活动，中午所里都给大家准备饭票去食堂用餐，不让大家饿着肚子回家，体现出一片亲情。

从我和郑秉文同志的接触中，发现他有一个明显的长处，即能认真听取和考虑别人的意见，不计较讲话人的态度和言辞；只要是为工作，他都会很高兴。因为他刚来乍到，我原先对他不了解，开始与他谈工作时，总有些拘束。记得在一次老干部工作小组会上，我初次反映老干部福利等问题时心里惴惴不安。发言时我说，所长我可能给您添麻烦了，可能让您讨嫌云云。郑秉文同志听完我的发言却很高兴地说：老吴同志，我感谢您都来不及，老干部工作中我没想到的事您给我想到了，我没听到的事您反映上来让知道了，便于我考虑和处理这些问题，您给我帮了大忙，我很感谢您，怎么会讨嫌您呢。从此以后我就有话直说了，反正是为了工作。老干部休息室原来在二楼，经我上次会上反映后，为了方便老同志来所办事时休息，搬到了一楼。房间由办公室等同志负责粉刷焕然一新，铺了新地板革，装了新空调，电话、电脑一应俱全。8月4日所里安排召开一次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座谈会，请总政两位老同志来做报告，通知全所在职人员和老干部都参加。我得知后，考虑到三伏酷暑、老同志居住分散，年迈体弱、来往乘车不便等情况，马上向郑秉文同志反映了不同意见，而且言辞很重。他听我说完后以商量的口气对我说，座谈会改成欢迎老干部参加行不行？不做硬性规定。老同志根据身体情况、天气情况志愿参加。我欣然同意。事后得知，郑秉文同志改变决定后，马上让通知开会的人重新安排了通知。后来提起此事，我因言语过重过直曾向他表示过歉意，郑秉文同志说，老吴同志，为了工作，直点好，我能接受。还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即所里专门为老干部编辑发行的《信息交流》。当时，我考虑到老干部见面机会少，交流不便，打电话又有局限性，遂提出办一个小刊物，不定期寄发大家，旨在沟通信息、联络感情、互相启发、丰富晚年。郑秉文同志考虑后认为这个主意好，指示要办，而且要办好，并对小刊物名称、内容提出宝贵意见。现在，《信息交流》在所里孙文军和刘通元等同志的辛勤努力协助下已经出了5期，而且每期都及时地寄到了在京的以及在外地的老同志手中，颇受大家欢迎。

在所里老干部工作中，尤其使我和其他老同志感动的是，多年来对待特殊困难老干部始终如一的关心和照顾。除前面提及的一对孤寡老同志外，所里现在还有一位特殊困难老同志，中年丧妻，后续弦又不欢而散。这位老同志本人患严重强直性风湿关节炎，身体残废，生活不能自理，退休后和一个弱智儿子相伴。所里针对他的情况给予特殊关照。当时分管老干部工作的办公室副主任王淑芬和负责老干部工作的刘通元、周俊南等同志经常走访，给他买吃、用的各种东西。为了便于与他联系，所里花钱给他家安了电话。看到他交电话费有困难，办公室姚成武同志一次拿出200元相助。所里还多次与街道联系为其弱智儿子安排工作，但终因其特殊弱智，未办成。所以，这位老同志的家庭困难雪上加霜。所里想给他联系上敬老院，但因本人不愿意只好作罢。因此，平时他有什么事情只好由所里承担解决。他家居旧式楼房，上厕所有困难，刘通元同志将椅子面挖去一块为他做成一个坐便器。       

去年春节午后一天下午2点左右，这位老同志打所里电话，说他身体不行了。所里负责老干部工作的刘通元同志因事不在所里。办公室主任孙文军和王淑芬二位女同志立即前往，呼救护车把他就近送到和平里医院。老同志本人浑身疼痛，瘫作一团。两位女同志用救护车上的担架车推着他，忙前跑后并帮他宽衣解带进行检查、治疗。最后因他骨头没伤，医院也没有床位，不能收住。两位女同志又请救护车送他上附近煤炭医院。在门诊他提出要小便，因他躺在医院的推车上不能动弹，二位女同志在医院给买了便壶，竭尽全力扶他坐起来，帮他脱裤子，解小便。后经医生检查确诊他不属于住院治疗范围，让回家。这位老同志说我回家就得死。没办法，两位女同志决定呼救护车把他拉到所里暂住一宿。所里有沙发，房间有暖气，孙文军同志又将在自己办公室休息用的毛毯拿给他用。老同志又饿了，此时商店一般都关门了。二位女同志打车找到一个夜间营业的超市，给他买了吃的、喝的和一大包尿不湿。在所里值夜班工人赵师傅的协助下，二位女同志又帮助这位老同志解一次小便，余后用尿不湿维持。一切安排好之后，已近晚上11点钟了，二位女同志各自才打车回家去。王淑芬同志家住丰台，回到家里已深夜12点多了。第二天孙文军和王淑芬同志从家里带来毛衣、毛背心及其他干净衣服等给老同志换用。她们和党委书记王秀奎、办公室刘通元、姚成武等同志一起将这位老同志送到了门头沟一家治疗兼养老的医院，安顿了3个月。因该医院花费过高，最后经过所里多方联系，将这位老同志（包括弱智儿子）转到了沙河上庄乡敬老院。仅去年一年刘通元同志为这位老同志的生活和治疗安置、出租住房等花费了30多个工作日。一年来这位老同志身体有好转，儿子情况也不错。今年所里对这位老同志继续予以特殊关照，他有事情时，所里派人及时去解决；他没有事情时，所里过节也去看望。今夏正值酷暑时，敬老院打来电话，说老同志有事。刘通元同志多次冒着38～39度的高温，乘公交车，下车后再步行很远的乡间小道，每次往返都需一天时间，去帮助解决问题。孙文军、姚成武等同志也去过多次。

我做支部工作接触最多的是孙文军同和刘通元同志。二位同志待人热情，工作认真负责，踏实肯干，吃苦耐劳，不怕麻烦。我深有体会。老同志有许多琐碎事情要做，而且没有时间限制，随时都可能有事。二位同志将心比心，把老同志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来做。无论酷暑盛夏还是凛冽寒冬，无论是上班时间还是下班之后或节假日，他们都始终如一，无怨无悔。他们有句口头语：“我们就是为老干部服务的，谁都有老的时候。”除上面提到的情况外，他们在慰问老干部、为老干部过生日、看望病号、组织老干部春秋游、负责老干部申报科研项目、医疗报销、困难补助、文体活动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我偶尔也和他们一起跑跑老干部工作。8月中旬一天我与他们去慰问抗战老干部、看望病号等，9点来钟从所里出发，先开车上院部取有关慰问品，后去永安里慰问一老同志，接着又开车直奔石景山鲁谷小区看病号，最后又折回和平里慰问另一老同志。因为事先约好，怕老同志等候影响休息，所以一直都看望完为止。最后我们吃午饭时已是下午两点多钟了。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一次。他们一年有多少次这样的事情，那就数不清了。

东风送暖夕阳红。在写拙文的过程中，我的心一直为文中的事例所感动。如果说我作为老干部支部书记，能代表老干部反映他们的意见、要求、困难和问题的话，那么，我也要在这里代表老干部对所里领导、分管和从事老干部工作的同志们表示感谢，衷心的感谢。（作者为拉美所离退休老干部支部书记  ）         

                                                                                       （2005年1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