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Las Venas Abiertas de América Latina，以下简称《血管》）开篇头一句就浓缩了依附论的精髓：“国际劳动分工产生了一个事实：一些国家总是赢家，另一些总是输家。世界上我们这个地区，今天叫拉丁美洲，是早熟的：自古以来就总是输家。”(1)这个简短的句子为本地区依附的发展变化提供了一幅凝练的、十分具有典范性的图景。正因为如此，它被在各种场合引用过，用来描述我们地区的历史地位。

加莱亚诺的这本著作是拉丁美洲社会思想的一个关键文本，它诞生于依附论崭露头角之际，并为该观念的流行做出了贡献。《血管》初版之时，适逢依附论进路的勃兴。然而，全书各处均体现了与鲁伊·毛罗·马里尼（Ruy Mauro Marini）、特奥托尼奥·多斯桑多斯（Theotônio dos Santos）和瓦尼亚·班比拉（Vânia Bambirra）所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依附论具有特别的亲和性。马克思主义的依附论认为，拉丁美洲的低度发展是该地区从属于国际市场而带来的资源损失所导致的。

加莱亚诺很早就在乌拉圭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依附论这一进路，他的著作从一位依附主义者的视角审视了拉丁美洲的历史。他以一锤定音的方式，展示了“生产方式和阶级结构是如何通过一条无限连续的依附链，从外部依次决定的……致使我们甚至失去了自称美洲人的权利”。他要我们记住：“作为外围资本主义浩瀚宇宙的一部分”，拉美地区“受制于掠夺和强占财产的机制”。(1)

拉丁美洲这种受挫的发展叙事与20世纪70年代同样性质的大量史学成果若合符契。这些研究详尽指出美国经济不断扩张对拉美所施加的依附性障碍。加莱亚诺采用的进路与奥古斯丁·奎瓦（Agustín Cueva）和路易斯·比塔列（Luis Vitale）在研究中提出的方法非常相似。(2)

这位乌拉圭的思想家在阐述这个地区的复杂历史时，集中关注了那个时代拉美马克思主义的四大要素。他谴责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批判对劳动力的剥削，强调人民的抵抗，以及服膺于一个社会主义的解放计划。

加莱亚诺综合了多种学科以撰写他的著作，其文笔之美令人叹为观止。这本书传递出的温度打动了读者，产生的效果正是作者明确追求的。

写作者决定发行一本“以言情小说的风格讨论政治经济学的通俗手册”。他在这项惊人的事业上大获成功。加莱亚诺评论称，他走的是“一个非专业人士”的道路，踏上了一条揭示“官方历史所隐藏事实”的冒险之路。(3)他实现了这个目标，但使用的语言远非“流俗的术语”，也不是“夸张的套路”。他以一部卓越的作品实现了这个雄心勃勃的目标。

加莱亚诺抛弃了僵硬、学院派和冷漠的话语。他使用的语言震撼了数百万读者，开创了一套新的准则来呈现拉美戏剧化的现实。《血管》启发了一大批作家，他们采纳、发展和丰富了这种写法来描述我们这个地区遭受的掠夺和压迫。

概念与政治的亲和性

加莱亚诺将自己置于马里尼和多斯桑托斯引领的依附论的激进思潮一边，显著不同于以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Silva Cardoso）为首的调和描述派。《血管》与前者的亲和性遍及全书各处。

在《血管》中，他没有囿于描述因误入歧途的政治模式而导致的经济滞后，也没有将依附看成一个偶然的或全然消极的特点。他也不赞成与外国资本结成伙伴关系，而卡多佐推动这种伙伴关系，将其作为解决本地区落后状况的解决方案。当知识分子卡多佐出任巴西总统后，他无视自己的旧作，否定昨日之我，反对自己的著述。但是，他向新自由主义退步的种子早就萌生在与马里尼和多斯桑托斯辩论时所提出的依附论进路中。

加莱亚诺的愿景也与拉美经委会（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n and the Caribbean,ECLAC）的愿景不同。在这本书中，他从未描绘那些非正统的幻想，即通过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去克服地区的低度发展。保护主义和国家管制不被看作是消除拉美经济苦痛所要遵循的道路。

对这种做法的反对清晰地体现在他对本地统治阶级无力领导任何有效的地区发展模式的无休止批判上。他强调，本地统治阶级缺乏能力领导工业的增长，从而无法实现强大的中央经济体。

这类诘问位于古巴革命开启的政治纲领的中心，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依附论所要阐释的核心。马克思主义的依附论赞同向社会主义的直接和不间断的过渡，避免民族资本主义的任何中间阶段。

《血管》是这一思潮的组成部分，分享了古巴革命最初成就所激发的热情。切·格瓦拉的精神，激进计划的浪漫基调，对其获胜的期望，迸发于字里行间。加莱亚诺还强调了整个地区人民斗争的历史根源。

加莱亚诺没有一刻忘记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éGunder Frank）在其研究中一再强调的依附的结构性经济基础。但与这些著作不同，他重视人民抵抗的重要性。他不只谈锡、矿业、大地产和种植园。加莱亚诺强调了卢维杜尔（Toussaint L’ouverture）在海地的英雄事迹，图帕克·阿马鲁（Túpac Amaru）在秘鲁的反叛，以及墨西哥伊达尔哥（Miguel Hidalgo y Costilla）的行动。

这本书挽救了这些人民斗争的传统，强调了官方历史是如何淡化这些抵抗的能见度的。他提醒我们，这种掩盖行径常常让受压迫者把“压迫者编造的记忆”当成自己的记忆。

加莱亚诺不惜笔墨指出，拉丁美洲几个世纪以来在剥削印第安人和奴役黑人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何种形式的结构。他还强调，受到这种劫掠影响的人们报之以革命和起义。这些起义为解放开辟了一条可供选择的道路。

不特此也，《血管》还请我们记住这些反叛与玻利瓦尔未竟的遗产—地区一体化计划—尚未解决问题之间的关联。这种对人民起义作用的强调，体现了加莱亚诺与依附论中革命性政治计划的亲和性。

初级产品化与采掘主义

这本五十年前写就的书与那个时代流行的马克思主义观念是如此契合，这并不令人惊讶。但是，要弄清楚这两种视角现在还是否有市场，就很成问题了：《血管》和依附主义在哪些方面依然有效？

这本写于1971年的书有许多地方似乎暗合了2021年的形势。该文本（以及启发它的理论）在一些方面经受住了考验，乃是拉丁美洲的依附形势使然，采掘主义尤其强化了它。

拉丁美洲地区专门出口基本产品—过去阻碍了它的发展—将继续阻碍地区的经济起飞。此外，这种阻碍与空前加剧的环境恶化交织在一起。大部分环境灾难集中于露天采矿，后者已成为地区每个国家众多冲突的焦点。

初级产品化和采掘主义是当前使用的两个术语，用来谴责对生产性和包容性增长的阻碍，而这一点50年前的加莱亚诺也强调过。《血管》描述了该地区屈从于大宗商品价格的外部指令是如何带来毁灭的。

但是，这种脆弱性如今不再被看成基本出口产品跌跌不休过程的一个简单后果。许多经济学家业已揭示了大宗商品价格在世界市场的周期性走势，并研究了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和下跌的复杂过程。主要问题在于，由于整个地区的依附性形势，这些价格波动总是阻碍发展。

拉丁美洲从未利用出口价格上涨的时刻，却总是遭遇反向的贬值时期。在物价高企的当下，可以从食物价格的上涨一窥这类困境。小麦和肉类的出口没有带来好运，换来的只是面包的购买和蛋白质的消费。

加莱亚诺述说了整个地区农业、矿业和能源收入管理不善造成的经济灾难。自然资源所有者的收益在过去几十年里不断加速下降。世界大国正在—与过去一样激烈地—争夺拉丁美洲财富这一珍贵的战利品。该地区继续遭受对这种剩余—收益的攫取与掠夺的动态结合—的系统性没收。

美国目前正在与中国（在较小程度上与欧洲）就获取该地区的自然资源展开竞争。这些世界巨人不再只是攫取剩余的粮食或肉类。它们也在获取锂等战略矿产，并无节制地捕猎海洋生物。

与其他非都市型经济体（如澳大利亚或挪威）利用收益来发展不同，拉丁美洲遭遇了这种剩余的流失。由于在全球劳动分工中的附属地位，它无法将剩余转化为生产性投资。这种屈从性也解释了在地区出口方面与主要贸易伙伴的不利条件。

拉丁美洲不是作为一个整体与中国进行贸易谈判。单个国家轮流谈判的结果总是不利的。加莱亚诺50年前描绘的那些不幸在今天再次上演了。

工业的萎缩

《血管》描绘了拉美工业化的历史进程是如何被自由贸易政策所阻碍的。这种“工业杀手”摧毁了阿根廷内陆的制造业；它破坏了巴拉圭早期的工业发展，这种发展正在为一个独立的制造业奠定基础。后来，铁路网络围绕主要航运港口修建，加剧了工业的困顿。国家这个“看得见的手”没有为确保出现一个强大的工业基础设施而进行干预，就像美国做的那样。

20世纪下半叶，通过替代进口的工业化进程，工业的困顿得到了部分好转。这种模式造就了脆弱的工业结构，却是工业扩张潜力的体现。加莱亚诺撰写本书时，该模式已趋式微。50年后，拉美大部分地区的工业前景再次晦暗不明。

在全球价值链基本环节中，南美的制造业活动业已萎缩，并往中美洲集中。通常，这种不利景象被描述成本地区“早期去工业化”的故事，它有更大的危害，从而不同于发达经济体普遍存在的工业转移。整个拉美工业与亚洲工业之间的鸿沟加深了，许多制造业企业在立足未稳之际就已经消失了。

在中等国家，这种恶化影响了为供应本地市场而建立的模式。巴西工业设备失去了20世纪80年代的生产能力——生产力停滞，外部赤字扩大，成本随着基础设施的日益陈旧而抬升。阿根廷衰退的幅度更大。

墨西哥的龙舌兰模式也面临严重问题。它继续为美国大型工厂组装零部件，但在与亚洲竞争对手的竞争中已经败下阵来。与美国重新谈判自由贸易协定只是产生了又一个协议（T-MEC，《美墨加协定》），它重开边境工厂来满足美国公司的需要。

该地区大多数国家继续磋商（并批准）自由贸易协定，这些协定破坏了本地的经济结构。在所有这些情形中，进口的失控侵入恶化了本地毫无保护的市场。这种不利处境并不妨碍南共市（MERCOSUR，南方共同市场）试图与欧盟签订自由贸易协议，也没有阻止拉美各国单独与中国进行协议谈判。

影响本地区的工业衰退是依附论理论家们研究的依附周期中所有的不均衡的最新体现。20世纪70年代，他们强调，通过获取收益，影响制造业的资源会系统性枯竭。最近几十年来，外国资本的更大统治突显了本地积累过程中的这一障碍。

然而，与20世纪70年代不同，当前拉美地区的工业衰退与亚洲地区的强势崛起同时并存。只要观察一下韩国与巴西或阿根廷不断拉大的差距，就足以认识到这一变局的巨大程度。当拉美在战后资本主义的旧式国内市场模式之下运行时，东南亚倾向于优化向国际化生产的飞跃。

许多非传统人士认为，两个地区的这种差异仅仅是因为实施了截然相反的经济政策。他们相信，亚洲经济体选择了其拉美同行所拒绝的正确道路。但是，这种观点忽视了通过劳动的世界分工最大化利润所施加的所有结构性条件。

依附理论强调了这种条件，对此加莱亚诺的书中也缕述甚详，解释了该地区面临的结构性历史困境。

掠夺和剥削

《血管》谴责了拉丁美洲每一个角落被剥夺者的苦难。它不仅谈到过去的奴隶制和奴役制。它还描述了50年前普遍存在的非人道的工作条件。这些观察的有效性，在当下社会急剧衰败的背景下，尤其引人注目。

新自由主义不仅加剧了失业和劳动力的不稳定性，还在地球上最不平等的地区固化了骇人的收入差距。这种两极分化解释了大城市暴力的可怖规模。地球上最危险的50个城市中，有43个位于拉丁美洲。

影响该地区的社会衰败很大程度上是因农业的资本主义转变导致农民一再被从土地上赶走。这种变化使得城市中充斥着大量被排斥的民众，扩大了失业大军。大城市中工作难寻，现有职位报酬极低，解释了非正规就业何以剧增。在这种情况下，毒品经济作为一种生存手段大行其道。

拉丁美洲专门从事基本商品出口存在的问题，在一些中美洲经济体得到了野蛮生长的旅游业的弥补。这是该地区许多地方唯一创造就业的活动。在所有情况下，工作岗位的缺乏会增加向外移民，结果是，家庭依赖于侨汇。一大批失业的年轻人无法扎根，于是移居国外。他们在原籍地找不到工作，但在进入美国后又受到压迫。

地区的贫困继续蔓延到拉美朝不保夕的劳动大军之中，甚至波及大量工作条件较稳定的工人。自加莱亚诺的著作问世至今，这些数据就一切如旧。

中产阶级的脆弱性依然如故，而本地区的这个阶层还在不断萎缩。与发达国家相比，中产部门为将贫者与富人隔离起来的鸿沟提供了非常微弱的缓冲，这个群体主要由小商人（或自谋职业者）而非专业人员或具备资格的技术人员组成。

过去两年的新冠大流行更加恶化了这一不利局面。按百分比计算，拉美是世界上感染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地区。它还因疫情遭受了最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冲击。

该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下降速度两倍于世界平均水平，这种恶化加剧了不平等。经济缩水和停工严重打击了半数以上的挣扎于非正式部门的劳动力。这些部门的劳动者家庭被迫举债度日，以填补陡然下降的收入。

整个地区的数字鸿沟也在拉大。穷人家的孩子失学一年。教育的这种恶化与工作的不稳定相结合，产生了爆炸性后果。大公司利用这一新形势降低劳动力成本，使用远程办公的新形式，这成倍增加了对工薪人士的剥削。

在过去50年里，资本家们利用名目繁多的机制加强对劳动力的剥削，来弥补其在国际上的弱势。由于这个原因，该地区与处于中心的经济体之间的工资差距显著扩大。在拉美，劳动力隔离的全球趋势—在正式稳定的劳动力与非正式不稳定劳动力之间—已经达到了惊人可怖的程度。

这种悬殊验证了加莱亚诺的依附性诊断，确认了加莱亚诺在劳动世界中观察到的同样问题的持续性。50年之后，他的所有观察依然是真实的，只是程度不同罢了。

债务的陈年梦魇

在《血管》中，加莱亚诺谴责了1969—1975年间翻了三倍的外债，批判了一个扼杀该地区经济的恶性循环。这一连串的事件迫使拉美遵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的增加出口、外国接管工业和银行审计的剧本。加莱亚诺指出，这些要求反过来加强了美国资本家的力量，他们通过操纵金融控制了该地区的大部分国家。

在过去50年里，这场噩梦一直在持续：由于没有结构性变革，拉美各国财政失衡加剧，外部赤字严重，导致未清偿债务增加，新的危机频繁发生。

在新自由主义时代，拉美各国财政依附的严重程度因时而异。在过去的10年里，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和美元的流入让它们的财政状况有所纾缓。但是，一旦这种商业喘息之机消失，这些国家的债务又以更大的强度卷土重来。当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资基金）再次在管理失控债务方面充当了主角。

在大流行最严重的时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出了想要帮助债务人的伪善信息。但事实上，它仅限于为极少数极端贫困的国家提供不值一哂的债务减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拾其在2008—2009年危机期间的姿态，当时它郑重呼吁国际金融监管，并一再要求所有债务国采取紧缩政策。

依附主义的传统通常会避免简单地从金融投机的角度看待债务。它强调，快速增长的债务表明依附性资本主义生产和商业的脆弱性。不过，拉美的金融脆弱性只不过强化了这些不稳定。

由于拉美原材料出口经济体的低度发展状况，以工业的薄弱性和基本服务的不断专业化为标志，该地区面临利息支付、反复再融资和债务违约等负担。债务不只是由“金融寡头的掠夺”引发的，它反映了积累过程中日益严重的结构性弱点。

该地区不能外在于全球所有统治阶级所主导的金融化进程。但拉美业已成真的核心突变是旧的民族资产阶级摇身一变为新的地区资产阶级。

加莱亚诺的这本书还带有第一个时期的印记。自那儿以后，那些以面向国内市场的生产带动需求扩张的资本家群体风光不再。取而代之的是把出口放到第一位和宁愿削减成本也不扩大消费的部门。

这种转变也证实了所有依附主义者的诊断，即拉美大资本与其外国同行系一丘之貉。避税天堂中本地区巨额财富越来越多，地区企业巨头与跨国公司建立的紧密联系，都体现了二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加莱亚诺所谴责的债务问题为统治阶级的这种摇身一变提供了支撑。

危机风暴

这位乌拉圭作家的著作是拉美日常现实的动人和心碎的写照。这种景象间杂着依附性资本主义所施加的压倒性危机的系统性爆发。这类乱象反过来又源自外部的压制，以及一个国内购买力紧缩的周期。

《血管》出版后接踵而至的是新自由主义时代，其特点是更频繁和猛烈的经济危机，引发更严重的衰退，引来银行的巨额救助。这些动荡无一例外都是由外部压制触发的，这些压制导致贸易的不平衡和金融资源的损失。

由于拉美的经济体依赖于波动不居的原材料价格，在出口扩张期间，外汇流入，货币升值，支出扩张。当贸易紧缩时，资本外逃，消费下降，财政账户恶化。当这种不利局面到达峰值时，危机爆发了。

这些动荡反过来又放大了债务。在金融升值的时候，资本会流入以从高收益中获利；而在相反的时期，资本外逃司空见惯。这些做法加重了公私部门的负担。

这些地区危机的另一个决定因素是购买力的缩减周期。这些缩减加剧了大众消费规范的结构性缺失。内部市场的疲软和人口的低收入水平解释了这种不足。劳动力非正规性的扩大、低工资和中产阶级规模的缩小，使得购买力的脆弱性更加突出。

过去几十年的所有模式都验证了这场危机的两种形式：一种源于外部失衡，另一种来自消费萎缩。它们首次出现在替代进口时期（1935—1 9 7 0年），再次出现于停滞和通胀的“失去的十年”（2 0世纪8 0年代），以更强的致命性。在接下来新自由主义的首秀中，伴随放松金融管制、贸易自由化和劳动力灵活性，它们达到了更高的强度。

依附论一直以多重因果标准来研究这些紧张关系，并强调危机没有单一的决定因素。该地区遭遇的动荡是由多种力量—叠加了外部失衡和对购买力的限制—所引发的。

这些外部的和内部的决定因素的叠加，在大流行的最后两年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拉丁美洲在劳动时间上遭遇了全球最大的缩减，与大众收入的类似下降相一致。在停滞五年后，新冠疫情加剧了生产结构非同寻常的恶化。更糟糕的是，复苏迹象微弱，增长预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过去两年的“大禁闭”中，该地区遭遇了《血管》新的篇章。

政治场景

《血管》与依附论具有的亲和性并不局限于经济学的狭隘领域。这本书属于对后者最新理论的解说性传统，避免使用单纯的数字和复杂的统计让读者不知所措。它缕述各种实例强调了帝国主义对地区低度发展的支配程度。它尤其谴责军事政变，因为军事政变总是由美国大使馆策划，旨在扶植对美国大公司有利的政府。

50年后，华盛顿的干预在更多伪装的背后依然存在，但与过去一样肆无忌惮。目前，美国正试图加强对拉美的控制，以遏制中国日益增长的吸引力，恢复其已被削弱的世界霸权。美国正在利用其强大的地缘政治—军事力量来夺回失去的经济地位。为此，该地区再次被视为“后院”，受制于门罗主义确立的征服规则。

美国试图缩减该地区三个中等国家的自主性空间。它要求巴西交出对亚马孙的监管，要求墨西哥同意增强美国缉毒局的渗透，要求阿根廷听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令。由于直接入侵（格林纳达或巴拿马模式）不再可行，五角大楼加强了其在哥伦比亚的基地，并资助了无数针对委内瑞拉的阴谋。

特朗普以粗暴的方式实施了这一剧本，而拜登正准备彬彬有礼地萧规曹随。他需要重建美国已经恶化的支配地位，减少其前任的过度嘴炮，以便与拉美建制派重新结盟。但和特朗普一样，他把减少中国在该地区的存在放在首位。白宫的所有举措都与这种幼稚的看法不符，即“美国不再对拉丁美洲感兴趣”。恢复对西半球的全面统治是华盛顿的重中之重。

这就是为什么它支持右翼政府，后者充当了加莱亚诺所谴责的独裁政权的后继者。就像依附理论家一样，加莱亚诺调查了20世纪70年代所有拉丁美洲政治体系的暴力性支柱。他阐述了专制国家如何实行不同的极权主义模式，并强调了军事官僚机构在国家管控中发挥的首要作用。

在接下来几十年的后独裁时期，上述模式被各种立宪主义模式所取代，后者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与民主形式的强制接受相结合。

但几十年后，右翼政权试图通过保守的复辟重新获得统治地位。它们通过持续的反动政府、新的选举斩获和反复的体制政变来行动。大流行的两年里，它们将其管控军事化，并确立了例外状态，武装力量在其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目前，该地区的右翼以协调一致的方式行动，旨在建立威权主义政权。它没有推行20世纪70年代那种明目张胆的军事暴政，而是实行变相的文官独裁。在其鼓吹者中，极端派与温和派之间仍然存在明显的分歧，但他们在关键时刻会同舟共济。

右派分子实施了一个共同策略，即排挤进步主义的主要领导人。他们诉诸各种机制挖空心思取消对手的资格，并实施议会、司法和媒体的政变。他们渴望实现加莱亚诺书中的那种对政府的野蛮控制。他们还重现了冷战时期的原初话语，以及《血管》初版时所宣传的狂热的反共运动。

但是，地区所有右翼人物都面临严重的政治褪色，因为他们对国家的灾难性管理负有责任。此外，他们还必须应对大众动员的巨大回潮。

在新自由主义的三大堡垒（哥伦比亚、秘鲁和智利），已经发生了大规模的街头反抗。在其他地方，抗议活动为因军事政变（玻利维亚）而下台的进步政府的回归打开了大门。在西半球的不同角落，出现了要向本世纪之初震撼拉美的反叛看齐的趋势。

我们斗争的象征

《血管》念兹在兹的是建立一个平等、正义和民主的非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吁求散落在文本各处。加莱亚诺与依附理论家分享一个目标，即为拉美地区设定一个社会主义计划。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希望在人民革命胜利后朝向那一目标迈进。反对殖民主义的起义、第三世界的引领和越南、古巴的胜利支持着这种期望。

随后，新自由主义的转向、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消失和全球支配的重新洗牌压倒了一切。然而，在拉美，新世纪伊始的反叛重新带来了希望，开启了进步主义的周期，出现了若干激进派政府。当前情况的特点是被剥夺者与特权者之间无解的争执和持续的对抗。

这场冲突包括大众的反叛和被压迫者的反抗。在一个极端，是集体的希望；另一个极端则是精英的保守主义。在一个结果有待确定的框架中，重要的胜利与忧心的挫折同时并存。这场大众的渴望与少数人的特权之间对抗的斗争，其结果依然悬而未决。

《血管》是这场斗争的一个代表性文本。由于这个原因，拉美的年轻一代不时地重新发现它。马克思主义的依附论同样如此。这一理论工具重新找回了它的倾听者，因为它提供的解释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本地区的当代动态。它引起了所有有意改变地区压迫性现实的人们的兴趣。

加莱亚诺的这本书和依附论同样受到复兴左派理想的新生代的欢迎。《血管》是变革者理想的一个真正象征。因此，2009年4月，在第五届美洲峰会上，查韦斯总统当众将这本书赠送给了巴拉克·奥巴马。通过这个姿态，他强调了这个文本综合了整个地区的苦难、计划以及希望。

加莱亚诺是这些理想的化身，也在公众中产生了无与伦比的魅力。他传达了温暖、真情和信念。他的话语召唤着读者打造一个兄弟般的、平等的未来。赓续对这些理想的承诺，是我们对他的作品所能表达的最好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