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中拉关系开启于民间交往，且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由于美国的阻挠、台湾当局的干扰以及拉美国家的对华疑虑，中国与拉美国家的关系发展面临多重政治阻力。为打破中拉关系发展困境，中国对拉美民间外交是争取建立友好联系和发展文化、经济往来，坚持逐步走向建交的方针。中国对拉美民间外交政策、经验是在拉美开展具体民间交往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着眼于长远，坚持求同存弄，广交朋友。中国积极主动与拉美开展民间往来组织形式多样的文化和经贸交流，为中拉建交高潮的到来做了历史性积累。

关键词   中拉关系    民间外交    冷战格局    美国因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对拉美了解甚少，不仅同拉美各国政府没有任何官方关系，甚至连民间往来也极少。新中国对拉美外交白手起家，开启于民间外交，在新中国成立后的20多年里中拉关系一直以民间交往为主。本文结合中国外交档案、中国驻拉美前外交官的回忆录等材料，分析了1949-1960年中国对拉美民间外交的缘起、重要事件以及对后来中拉关系发展的影响。

一中国对拉美民间外交的缘起

    面对东西方对峙的两极格局，新中国开拓与拉美的官方外交关系困难重重，举步维艰，主要是由于“美国的阻挠、拉美国家执政者的反共成见和台湾当局的干扰与破坏”。美国对新中国采取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的敌视政策，严格禁止拉美国家政府和新中国进行官方接触，甚至阻挠、破坏拉美和中国的正当贸易。

    (一)美国因素

    由于冷战格局的影响，中国与拉美国家分属两个不同的政治阵营，美国因素一直被视为中拉关系发展的重要政治障碍之一。无论拉美访华的民间友好人士还是中国的领导人，都在不同场合谈到了美国向拉美国家施加压力，阻挠拉美发展对华关系。

    1951年9月，智利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聂鲁达在访华告别演讲中谈到，拉美国家的政府被帝国主义操纵，暂时不能与中国建交，它们的目标是孤立中国，阻止与中国建立贸易关系，拉美国家没有办法，只能依赖北美。

    1956年9月17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接见墨西哥《永恒报》记者罗德里格斯时指出，中国迫切希望同拉美国家建立外交关系，问题在于美国的百般阻挠;中国与拉美国家立即建交是有困难的，但困难不在中国方面而在于美国对拉美的压力，美国反对中拉文化经济交流，把拉美看成禁区，不让别国特别是中国去接触。

    （二)台湾因素

截至1949年12月，台湾当局共与47个国家保持了“外交关系”，其中只有美国、“韩国”和菲律宾在台北派驻了“外交”人员。1950-1955年，台湾当局与17个拉美国家保持了“外交”关系，1957-1960年，台湾当局在拉美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数量扩大至20个。台湾当局为巩固其“外交阵地”，并进一步拉拢其他拉美国家，竭力阻挠、破坏拉美国家与新中国建立联系。

1955年，古巴何塞·马蒂图书馆曾邀请中国参加联合国文教组织在古巴举行的国家图书馆会议，中方收到邀请后，召集外交部、文化部、北京图书馆等有关单位研究此事，商议结果是拒绝参加此次会议，主要理由是台湾因素的存在。外交部美澳司研究认为，该会议既在联合国文教组织合作下筹集召开，台湾当局作为联合国“成员”可能参加；同时，古巴与台湾当局关系密切，估计我代表团去古巴也得不到签证，中方对此可置之不理，不参加会议。

1960年8月23日，中国外交部分析了对拉美外交形势，认为“蒋帮”同拉美20个国家都有“外交”关系并驻有“使节”，拉美各国同“蒋帮”虽然既无经济上的联系，也无政治上的特殊兴趣，但慑于美国的压力不得不同台湾当局维持现在的关系。如何避免“两个中国”问题的出现，是当时中国开展拉美工作经常遇到的外交难题。

上述背景决定了中国对拉美外交一方面要在台湾当局“外交关系”长期存在的条件下开展工作；另一方面，也要在坚持反对“两个中国”的原则下，注意外交的灵活性，从民间外交做起，积极设法“挤进去”。

 (三)拉美国家的对华疑虑

拉美各国国内政治局势复杂，各派政治势力的角逐十分激烈，在同新中国发展关系方面常常有尖锐的分歧。受美国、台湾当局的影响，拉美右派势力竭力阻挠、破坏发展对华关系，即使在开展民间交往过程中，一些拉美国家政府拒发中国代表团签证，或对中国代表团的访问设置种种障碍和限制，甚至驱逐中国的代表团。例如，1959年4月，墨西哥撤销了发给中方杂技团的人境签证，并限令中方杂技团前站人员离境。

中国对拉美在发展对华关系上面临的美国政治压力、国内复杂的政治情况一直表示理解。1956年5月28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阿根廷医学、文化代表团时强调，就中阿建交问题，中国方面随时准备与阿方建立邦交，而困难主要在于阿方处在美国干涉之下；针对阿方的国内外情况，中方是谅解的，建交事宜不能急于求成，可从医学、科学、文化、贸易交流等方面推动建立邦交；外交不一定先由政府之间建立，而是可以先由人民之间建立，来推动国家之间邦交的建立。

除了上述因素之外，中拉之间相距遥远，联系不便，即使开展民间外交也是困难重重。1953年6月，阿根廷国防部红十字会邀请中国红十字会青年部派青少年赴阿参加作品展览会，但因时间较迟未去，中方向阿方表示了谢意和歉意。1959年11月，受智利妇联邀请，中国妇女代表团赴智利参加拉美妇女大会，因申请签证较晚以及沿途气候不好等原因，到达智利后大会已闭幕。

二拉美国家的建交试探

新中国成立初期，不少拉美国家对中国的政局变化持观望态度，台湾当局当时也无力在拉美开展“外交”活动。事实上，一些拉美国家在对华关系上还留有余地。

据巴西学者研究，新中国刚成立之时，中巴关系开始并未受到冲击，仍保持着友好关系，但较为低调。据时任巴西驻华大使称，考虑到安全问题而非政治原因，他离开北京前往东京。巴西负责中国事务的外交代表驻东京一直到1952年年底。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迫于美国的政治压力，拉美国家被迫作出政治反应，在两大阵营之间作出政治选择。鉴于美国在西半球的政治、军事和经济霸权地位，拉美国家自然站在美国一边，其中哥伦比亚派兵参加了朝鲜战争。朝鲜战争成为中拉关系史上的一个临界点，拉美国家在对华政策上不能继续犹豫和观望，不得不明确自己的政治态度。

1950年8月，中国外交部分析了墨西哥1947-1950年在联合国涉朝问题和涉华问题上的态度。就上述两个问题，外交部的分析报告认为，尽管墨西哥在某种程度上追随美国，但在对美国侵朝战争和对中国问题的态度上却表现出一定的“独立性”和“摇摆性”。据中方外交档案，墨西哥是最早向新中国传递建交信号的拉美国家。墨政府于20世纪50年代曾多次通过其驻波兰、苏联、匈牙利等使馆，试探与华建交的条件，并希望发展对华贸易关系。1950年7月13日，周恩来总理在外交部应约接见了波兰驻华大使，波兰大使向中方转告了墨政府有意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口信。9月20日，周恩来总理以外交部名义致信波兰大使，请波政府转告墨方，中国政府对墨政府召回其驻台湾的外交代表表示满意，并表示希望经由波兰驻墨西哥大使与墨外交部商谈中墨建交问题。然而，由于美国施压、台湾当局的牵制及墨方对华存有疑虑，墨政府在发展对华关系上始终摇摆不定。尽管墨方多次试探建交，但两国官方关系一直未能迈出实质性步伐。

除墨西哥外，智利、阿根廷、乌拉圭等国也通过不同渠道向中国传递了建交试探的政治信号。1952年10月，智利代表团成员、智利祖国阵线领导人达梅斯蒂作为当选总统伊巴涅斯的私人代表，利用到北京参加亚太和平会议的时机会见周恩来总理，探询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及贸易关系的可能性。周恩来总理就中智建交问题提出了两个非正式意见:一是智利主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并在联合国反对台湾代表出席，然后双方就建交问题进行谈判;若智方认为有困难，也可采用第二个做法，即由两国驻第三国的大使来商谈如何解决这些困难。周恩来还向达梅斯蒂表示，在未能建交之前，为加强双边贸易关系，中国可在智利设立一个公司性质的机构，智利也可以在中国设立同样的机构。此次谈话对以后中智关系的逐步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成为指导中国对智利外交的方针，即等待时机在智利建立“外交据点”。

阿根廷也通过瑞士和苏联方面向中国传递了建交试探的政治信号。1954年11月，阿根廷驻瑞士临时代办让苏联驻瑞公使提供帮助，与中国外交官建立联系，商谈建立邦交关系事宜；中国外交部同意我方外交官与阿方保持接触，但要表明中方在建交问题上的立场和原则。中国驻瑞士外交官与阿根廷临时代办相约在苏联使馆见面时，后者称阿政府的政策是和任何国家发生贸易关系，贸易关系是其他关系的基础，应该努力发展中阿之间的贸易关系，希望当时正在访华的阿根廷工商界访问团有具体结果。

尽管多个拉美国家曾多次试探与华建交，但所传递的信号是极其微弱的，一般由波兰或苏联等第三国向中方传递政治信号，或者由拉美民间友好人士带来不甚明确的政治表示。实际上，拉美国家较为看重对华经贸，但鉴于发展对华关系面临多重阻力，且利益考量导向不明，拉美国家在与中国建交问题上缺乏充足的政治动力。

三 中国对拉美民间外交的重要事件

中国对拉美民间外交的开启，起步于与拉美对华友好人士建立联系。1949年11月底至12月初，墨西哥劳工运动领袖、人民党总书记维森特·隆巴多·托莱达诺来华访问，回国后出版了《新中国旅行日记》一书。1949年10月，古巴劳动人民党、拉美劳工联合会分别发来贺电或发表通告祝贺新中国的诞生。1950年10月，一些拉美青年加人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代表团，参加了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的庆祝活动。

 (一)建立友好联系

1952年以前，来华访问过的拉美人只有智利诗人聂鲁达、画家万徒勒里等寥寥数人。1951年9月，受“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委员会之托，聂鲁达前来北京向宋庆龄颁发金质奖章和奖状，周恩来总理称其是“中拉友好之春的第一燕”。

朝鲜战争爆发后，为冲破美国的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1952年10月，在筹备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和平会议时，智利画家万徒勒里和墨西哥社会活动家艾里·戈尔达利为筹建拉美代表团作出了积极贡献，争取到智利、墨西哥、秘鲁等11个拉美国家150多人参加会议。参会的拉美代表团不仅人数众多，而且代表性十分广泛，其中有不少是律师、医生、作家、工会、农民运动领导人等社会各阶层的代表。

 (二)搭建民间交往桥梁

20世纪50年代，在拉美友好人士的积极倡议和推动下，一些拉美国家的对华友好协会或文化团体陆续成立起来。1952年10月1日，智利中国文化协会成立，是拉美最早成立的对华友好团体，后来当选总统的阿连德、诗人聂鲁达及画家万徒勒里等知名人士共同创建该协会，为两国民间友好交往牵线搭桥。该协会致力于宣传中国文化，倡导中智友好，通过以民促官的方式为推动中智建交发挥了独特作用。

1953年9月9日，由墨西哥全国和平理事会主席哈拉将军、著名壁画家里维拉及其他一些社会知名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发起成立墨中友好协会。该协会向中方详尽介绍了其宗旨，即通过广泛的文化交流发展墨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墨中友好协会主动与中方相关机构建立联系，以期推动墨中关系向前发展，并为推动两国政治和经贸关系作出了切实努力。此后，阿根廷、巴西、秘鲁等国也相继成立友好协会或文化协会，推动各界人士访华，成为新中国与拉美各国人民之间建立友好联系的友谊桥梁。

中国推行的民间外交不仅“请进来”，也“走出去”，广泛地开展多层次、多方面和多渠道的民间外交。为开展对拉美民间外交，全国总工会、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中国贸促会、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等群众团体发挥了独特作用。

 (三)经贸关系的“催化”作用

在中国同拉美国家发展民间友好往来、开展“人民外交”的过程中，经济和贸易方面的交往发挥了特殊的“催化”作用。拉美国家看重对华经贸关系利益，智利、墨西哥、阿根廷等国打探与中国发展贸易关系的可能性，希望与中国建立贸易关系。如1956年，访华的墨西哥记者在采访周恩来、陈毅等领导人时，多次谈及贸易问题，以求证墨方发展对华关系可得到何种切实的利益或好处。尽管美国对华实行经济封锁和禁运，但不少拉美国家的工商界来华访问依然不断，中国也派出了不少团组赴拉美商谈贸易和支付等事项。

    1953年12月，阿根廷国际贸易促进机构与中国驻民主德国使馆联系，希望与中国贸促会建立联系，推动中阿贸易。阿方希望中国贸促会能于1954年组织代表团以公司名义赴阿谈判贸易，阿方特别强调中阿关系一旦打开，智利、巴西等国对华关系也会随之建立;阿方还宣称阿根廷货船甚多，是发展中阿贸易的有利条件。

    智利发展对华关系较为主动，特别在发展对华贸易方面有较大动力。智利希望从中国进口茶叶、棉花、大米和黄麻等，并向中国出口硝石。1952年10月，达梅斯蒂参加亚太和平会议时，同中国进出口公司签订了一项中国从智利进口铜和硝石的协定，但由于美国的阻挠，该合同未能履行。

1957年8月，中国和智利两国驻印度大使举行会谈，讨论中智两国贸易及智利大使访华问题。智利大使指出，希望获知中国对智利能够出口的商品种类以及用何种方式运输，以便报告国内。智利大使特别强调，两国虽未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但智利渴望能与中国交好，从商业领域开始发展两国关系。10月，中国银行代表团访问智利，此行目的是考察智利经济情况，探讨两国贸易的可能性和研究两国贸易支付的形式，不谈具体交易。代表团在智利访问三周，广泛接触各界人士，了解到智利的政治、经济各方面情况，摸清了智利政府对华态度。1958年7月，智利在香港设立了总领事馆，智利领事到达香港后积极与中国银行、华润公司联系。据中国外交部分析，智利驻港领事与中资企业接触的目的是先建立贸易关系，然后再进一步考虑其他方面的接触，其主要目的是以建交为手段，意图在中国开辟智利硝市场，也可能借此与美国讨价还价。

    中国积极主动与拉美开展民间往来，组织了形式多样的文化和经贸交流，为后来中拉建交高潮的到来作了历史性的积累和铺垫。1960年8月，中国外交部总结了中国对拉美的民间外交工作，认为拉美的形势是有利于我们开展工作的，且中国在拉美开展工作也已经有了良好的基础。据外交部统计，1949-1960年中国同拉美各国的文化友好往来有很大发展，至1960年7月，拉美访华人士已达1388人，其中1959年以后来的就达516人；有11个拉美国家建立了对华文化友好协会，其中7个国家的友好组织都是在1958-1960年成立的；中国访问拉丁美洲的代表团一共有19个，其中有11个是1959年以后去的。中国对拉丁美洲的书刊电影发行和广播也都大有增加，同拉美国家的贸易接触也在逐渐增多。

四 中国对拉美的民间外交思想和政策

    中国对拉美民间外交是当时中国整体民间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政策、经验是在与拉美开展具体民间交往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中国对拉美民间外交的思想、政策散见于中国领导人接见拉美民间人士时的谈话内容，其中既包括了对拉美地区政治特点的深人思考，也体现出了中国领导人开拓中拉关系的高超智慧和谋略。

    (一)中国对拉美的民间外交思想

    中国对拉美的民间外交思想是广交朋友，积极稳妥地发展中拉关系，目标是推动官方关系的建立，即“以民促官”。周恩来总理明确提出，与拉美国家积极开展民间外交，争取建立友好联系和发展文化、经济往来，坚持逐步走向建交的基本方针；发展同拉美国家的关系要细水长流、稳步前进，即使民间往来也要从拉丁美洲的实际情况出发，不使拉美友好人士受到伤害和感到为难。

    第一，着眼于长远，怀持战略耐心。针对美国的阻挠和拉美复杂的政治局面，1956年7月，周恩来接见巴西、智利、阿根廷3国来访的法律工作者代表团时表示，中国希望同拉美各国发展关系，可先从人民团体开始，面对各种困难和阻力，必须一步步地发展，慢慢来，不能急。事实上，中国对拉美在发展对华关系上也没有抱过高期望。中国对拉美的文化交流、友好往来采取渐进积累的方式，不指望“抱个金娃娃”。1964年6月22日，陈毅副总理接见智利新闻代表团时指出，美国人最怕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对，他们最怕“后院”起火，拉美国家政府只要执行独立、和平、中立、不结盟的政策，敢于批评美国，就已经了不起了。

    第二，坚持求同存异，广交朋友。拉美国家与中国的社会制度不同，它们有自己的历史背景和具体情况，中拉之间在一些政治和经济问题上存在差异，中国领导人要求赴拉美访问的中方代表“要站稳自己的立场，也要尊重对方的意见，不能苟同，只能求同存异”。为回避意识形态因素，中国艺术团赴拉美表演时都会去掉带有政治色彩的节目。为广交朋友，中国代表团访问拉美时，一般都积极接触被访问国的社会各阶层和不同的政治党派，特别注重结交拉美文化界人士。

    第三，民间外交形式多样。考虑到官方接触的困难，中国对拉美的民间外交形式不拘一格，从文化、贸易人手，广交朋友，不急于谈建交。陈毅指出，中国准备打开大门同世界各国，包括拉美国家和美国，进行文化交流；中国准备出版拉丁美洲的作品，由于西班牙语翻译人才太少，将有计划地举办有关拉美的各种展览、放映拉美电影；只要可能，也准备到拉美举办展览。1958年9月，毛泽东会见巴西记者时指出，“只要巴西和其他拉美国家愿意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我们一律欢迎。不建立外交关系，做生意也好，不做生意，一般往来也好。”

第四，坚持平等相待，不卑不亢。中国的文化团体、工会、青年、妇女、新闻工作者代表团访问拉美时，周恩来总理时刻强调出访的方针是“求同存异，细水长流，不卑不亢，发展友谊”。在外交姿态上，中方人员注意不卑不亢，我们反对大国主义，但也不屈从拉美方面不以平等之礼对待中方人员的作法。不论是政府代表团，还是民间代表团，都是代表中国的，言行都要不卑不亢。

    (二)中国对拉美的民间外交政策

    中国对拉美的民间外交政策是中国领导人在指导具体民间交往活动中逐渐形成的。1960年8月，外交部系统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拉美的外交工作，并提出了未来一段时间的拉美政策。

    第一，挤进去策略。由于台湾当局在拉美长期存在，中国对拉美外交坚持反对“两个中国”的原则，在外交策略上保持相当的灵活性，依靠拉美的朋友，积极设法“挤进去”，逐步夺取外交阵地。

    第二，建立据点策略。因不能同拉美国家开展官方往来，为了挤进拉美国家，逐步扩大阵地，外交部建议在一些拉美国家尝试建立民间或半官方的机构，或同各国交换记者，派出新华社常驻记者或建立新华分社，或派国营公司代表常驻某些国家进行贸易接触。

    第三，发展实验性经贸关系策略。尽管许多拉美国家都有同中国建立贸易关系的殷切愿望，但由于美国的压力以及运输、支付、互不熟悉商品等具体间题，开展具体贸易遇到了不少实际困难。为打开贸易僵局，外交部建议，有计划地先同几个拉美国家开展一些实验性的贸易，并以中国贸促会的名义，派小型代表团赴一些国家访问，同时邀请拉美国家适当的工商界人士访华。

    第四，扩大文化交流策略。外交部建议对拉美的文化交流要根据主观力量和客观工作基础，选择某些国家重点开展工作，逐步填补工作中的空白，特别是有选择地邀请拉美民间和半官方的各种代表团和代表人物来华访问，并争取多派各种中小型、专业性的代表团分别访问拉美国家。

    为扩大文化交流，外交部还建议加强对拉美的外宣工作，包括电影、西班牙文书刊的发行等；指定国内某些大学同拉美各国有名的大学建立联系，相互交换留学生；通过各种方式推动各国建立对我友好协会，并逐步开展友协工作。

    此外，外交部还提出了加快语言人才队伍培养的间题。随着民间交往日益增多，西班牙语人才缺乏是当时开展对拉美民间外交工作中的一大难题，葡萄牙语人才更是空缺。

五 几点结论

20世纪50年代，中拉交往局限于民间。中国对拉美的民间外交是建立联系，保持接触，目的是广交朋友，发展友谊，为最后实现建交服务。从公开档案看，中国当时对拉美的分析、认识主要集中在4个方面，即美国与拉美的关系、台湾在拉美的影响、拉美国家的政治经济变化以及对新中国的立场和态度。

    在中拉关系的民间交往开拓阶段，拉美左派人士对发展中拉关系起了推动作用。中拉民间交往多是借助社会主义阵营与拉美左翼政治力量的联系，来访的多是对华友好的文化或民间人士，而且大部分访华的拉美民间人士多是顺访，是在出席国际会议或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之后才来华访问的。

    中国领导人高度重视来访的拉美民间人士，一般都给予接待并谈话，会谈内容包括几个方面:其一，向拉美友人介绍中国情况，包括历史、发展及政策;其二，向拉美友人表达建交和发展关系的愿望;其三，拉美友人也表达了与中国发展关系的愿望，但多数看重与中国发展经贸关系。

    波兰、苏联、匈牙利、捷克、瑞士等国对实现中国与拉美的官方接触发挥了“媒介”作用。陈毅接见墨西哥记者时曾谈到，在尚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若有苏联、印度及东欧各国使馆，他们都愿意提供协助，拉美国家政府和人民要和中国交往是有广阔道路的。20世纪50年代末，拉美访华的民间人士中有些已具备了官方或半官方背景了。

    1949-1959年，中国对拉美外交可分为两个阶段、两条线索:第一个阶段是1949-1955年，中国对拉美民间外交的开拓阶段，旨在建立民间联系；第二阶段是1956-1959年，这个阶段开始强调支持民族独立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等。中国领导人强调支持拉美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可在外围地区对帝国主义力量形成战略牵制，从而有助于从外部保卫革命胜利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