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拉丁美洲 大众传媒 发展传播学 国家发展

一 拉美发展传播学的理论探索

（一）顺应现代化发展需求的传播理论诞生（20世纪五六十年代）

发展传播学诞生于美国。20世纪50年代，一方面，从战后严重衰退中复苏的西方发达国家不断寻求依靠工业化实现经济增长、社会繁荣的目标；另一方面，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陆续脱离殖民统治，获得了民族独立和解放，开始积极探索工业化之路，以期尽快摆脱本国落后的状况。在这一背景下，美国作为战后世界经济中心，为巩固其霸主地位，致力于为各国工业化进程打造一套统一的“现代化”模式，这一理论体系主要包括政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个人现代化以及文化现代化。而以国家发展与传播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发展传播学便是在这一现代化理论框架下应运而生的，其包含的论题主要围绕传播媒介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角色定位展开。

1958年，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勒纳充分肯定了传播媒介对现代化发展的重要作用，认为它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放大器”，并将传播学和社会发展、社会现代化过程联系起来。1962年，美国传播理论家埃弗雷特·罗杰斯指出，大众传播是国家现代化的催化剂，媒体的积极功能在于促进创新性，提高政治文化水平，扩大人民对现代化建设的参与。美国“传播学之父”威尔伯.施拉姆从政治功能、经济功能与社会功能三个方面解读了大众媒体的功能定位。此外，施拉姆致力于研究的一个重要论题是发展中国家如何利用媒介加快现代化进程。1964年，他运用著名的“大媒介”和“小媒介”概念，指出在现代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不应效仿发达国家，盲目追求那些耗资巨大的大媒介，而是应从自身情况出发先发展那些花费低、见效快的小媒介。而日后拉美各国以发展为目的的各种传媒手段的应用与尝试都深刻地体现着施拉姆的这一观点。

在经典现代化理论框架下，发展传播学不仅致力于解决即将或己经完成工业化的发达国家运用传播手段向更先进的社会经济阶段发展的问题，同时也旨在为处于传统社会阶段的落后国家通过发展大众传媒实现全面现代化指明道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的发展传播学理论向拉美地区扩展，并逐渐在各国形成一种思潮，即大众传媒的发展是传统社会迈向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因为它可以营造一种渴望变革的社会环境，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现代化的积极性，从而成为一种可以实现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科技进步的有效手段。

（二）发展传播理论在拉美“本土化”进程中的反依附性特征（20世纪70年代）

20世纪70年代，随着美国发展传播学理论在拉美地区的扩散，拉美学者对大众传媒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达成了共识。但是，这一外来理论在拉美“本土化”的进程中，受到了两种本土发展思想的冲击：一是拉美经委会提出的结构主义理论，它主要采用“中心一外围”体系和“贸易条件恶化”两个分析框架，揭露了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在国际经贸环境中的不平等关系，这一理论为当时拉美大规模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模式提供了理论基础。二是以结构主义为基本分析方法的依附理论。70年代初，经典现代化理论在世界范围内受到批判，这是由于“西方中心主义”倾向严重的经典现代化理论不仅没有给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的良方，反而使理论的提出者——西方发达国家自身陷入了石油危机和经济滞涨的困境。在这种背景下，从经典现代化理论框架中诞生的美国发展传播学同样受到了拉美各国的质疑。作为经典现代化思想的对立方，依附论者尖锐地指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处的不平等地位不仅在经济上加剧了拉美对美国的依赖性，而且在传播领域是将前者推入了后者绝对掌控的元凶。

因此，一方面，拉美传播学者继承了美国发展传播学基本研究框架，并对合理运用大众传媒能够推动国家发展这一观点给予认同；另一方面，受结构学派思想影响，这一地区的传播理念彰显出捍卫民主独立、反对文化霸权的特点。这一时期，很多拉美学者为本土传播理论的探索做出了贡献，如阿根廷人辛普森提出了传播具有“对话性”“人民性”和“参与性”三个特点，指出应扩大社会各阶层对大众媒体的参与度，媒体具有社会属性，信息传播的内容应有利于社会变革，信息传播的方向应是广泛而多向的。玻利维亚传播学者贝尔特兰将传播定义为“信息在享有公正自由渠道与对话参与条件下，以及在人民自愿分享经验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民主的社会互动过程”。

（三）拉美传播理论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20世纪八九十年代）

20世纪80年代初，拉美债务危机全面爆发，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受到质疑，为其提供理论支撑的结构学派逐渐被边缘化，从而为新的发展理念植入创造了机会。另一方面，深陷债务危机泥潭不能自拔的拉美各国不得不诉诸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但它们得到资金援助的条件是实施西方奉行的以市场自由化和私有化为特征的外向型发展模式——新自由主义现代化模式。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系列重大国际格局的变化使新自由主义以更深入、更广泛、更强势的姿态在拉美各国扩散。西方社会以“华盛顿共识”为标志，为拉美等发展中国家量身定做了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发展方案，并将债务减免优惠作为给予采纳这一模式的拉美国家的“奖励”。

在这种“威逼利诱”下，20世纪90年代新自由主义政策在拉美地区全面铺开。而在其一系列提倡自由竞争、反对国家干预的措施中，传媒业私有化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一举措尽管推动了拉美传媒业的技术革新，但同时也加剧了拉美社会的信息传递不对称性与不平等性，从而使社会的两极分化问题日益恶化。拉美广大贫苦大众既无法拥有先进的信息通信设备，如电视、电话、电脑等，又不具备足够的知识顺应信息时代的需求，因此这一群体无法充分利用先进的传媒工具参与到国家的经济活动中，从而逐渐被边缘化。

面对这种情况，拉美学者对传媒与平等发展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反思，并致力于探索新的出路，将公平、自由、民主理念传递给民众，以期使更多人融入发展进程。很多学者撰写文章，讨论如何开展以促进民主和发展经济为目标的传媒业，主要论题包括：如何运用媒体促进农村发展，人民大众如何参与到传播与经济发展进程中，大众媒体与民主和发展的关系等。

长期定居哥伦比亚的西班牙传播学者巴贝罗建议研究者应多从信息接收一方看待媒体对发展的作用，而不是从信息发出一方出发，这一观点在拉美传播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委内瑞拉的帕斯夸利在《秩序统治》一书中深入探讨了在美欧经济技术蓬勃发展之时，日益处于受制约地位的拉美大众媒体应如何应对这种不利局面。秘鲁学者卡斯塔涅达在巴贝罗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媒体可以塑造公民意识，增强人民主人翁观念。厄瓜多尔记者克雷斯波表示，拉美传媒业是否能够正确应对全球化对媒体所造成的影响是检验媒体在社会发展中作用的试金石。与此同时，玻利维亚传播学者巴尔韦德在这一观点的基础上指出，传媒是一种对文化的掌控，即人们抵御外来环境（如全球化的不利影响），以及抵抗强加在本国人民身上的外国霸权思想的能力。

（四）旨在扩大民众参与、推动和谐发展的拉美传播理论（21世纪以来）

进入21世纪以后，全球化趋势日益显著，拉美传播理论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玻利维亚，在这一方面颇有建树。2002年，该国学者贝德雷加尔探讨了传媒在可持续发展进程中的作用，认为信息传播可从多方面、多领域推进和谐可持续发展，这有利于公平思想的传播、人权的捍卫以及文化、生物多样性的综合性发展。此外，这一作用同样体现在扩大政治参与性方面，传媒可以为公民参与社会政治活动、表达自己观点搭建一个广阔平台，从而将国家经济发展计划与公民社会参与紧密联系起来。2005年，西班牙传播学者巴拉克洛在玻利维亚发表论文，号召政府制定一套符合本国国情、反对霸权主义（特别是反对美国对拉美话语权掌控）的新国家传媒政策。

当然，除了玻利维亚，其他拉美国家也在传媒理论发展方面颇有贡献。2002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职的两名记者——哥伦比亚的卡斯特亚诺斯与玻利维亚的艾克塞尼二人分别就传播媒体对城市发展与对和谐文化的作用进行了探讨，并作出了系统分析。阿根廷学者坎克里尼指出，当下文化产品的传播太过依赖跨国媒体巨头，建议人民大众应捍卫本国的文化产业，从而推动文化多样性。针对这一命题，阿根廷学者马斯特里尼指出阿根廷的文化产业政策己经深深打上了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烙印，传媒产业高度集中在寡头企业手中，面对这一问题政府却无力解决。

总体来说，拉美发展传播理论经历了现代化理论、批判性理论到构建和发展参与式理论范式的三个发展阶段。在各时期不同传播思想的指导下，拉美人民进行了曲折却富有成效的实践探索，逐渐领悟到传播促进发展的实质意义在于摆脱文化霸权、彰显地区与民族特色，并通过联合与合作的方式，以积极主动的姿态自下而上表达诉求，使媒体真正成为构建公平正义的政治经济秩序和倡导社会改革的强大助力。

二 拉美大众媒体的实践探索

（一）“以发展为目标的传媒业“（20世纪五六十年代）

这一时期，在美国现代化理论与发展传播学的影响下，如何谋求自身发展成为拉美地区大众传媒实践活动的主要课题。因此，拉美民众不断摸索如何利用这一手段普及知识、传授经验，以期更好地发展生产、提高生活质量。此外，这一群体开始有意识地借助媒介传递平等思想，反抗社会不公，寻求精神解放。然而，必须承认，落后的宣传推广技术手段致使信息与思想传播在广度与深度上存在较大局限性，而且美国发展传播学所秉承的大众传媒对促进经济社会各领域现代化能够发挥的重要作用也并未在该地区得以充分体现与落实。

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经典现代化理论指导下，美国承诺对拉美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府施以住房、筑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援助，并从1950年起在农业、卫生、教育等领域与受援国开展合作，但这些工程的实施需要社会经济各领域统一协调，各部门之间信息传输渠道规范操作，以及以发展为中心的价值观在社会范围内传播与普及。在这种背景下，“以发展为目标的传媒业”思想应运而生。

在美国的资助下涌现了一批涉及农业、教育、卫生等领域的传媒通信机构，其主要作用在于将美国先进的专业技术知识变成浅显易懂的语言，传达给拉美当地居民，以期提高拉美人民普遍的文化水平，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人民生活质量。这一时期媒体形式多以广播、宣传手册、板报等低水平传媒手段为主。这些最基本的信息传播实践活动以教育为主要目的，成为当时谋求国家发展的一种尝试。

此外，在社会层面，出于获得更好的生活与自身发展的需求，拉美广大中下层人民自发地进行了有益的传媒实践，用实际行动证明巴西著名批判教育家保罗·弗莱雷提出的“教育即解放”思想，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哥伦比亚无线电广播学校与玻利维亚的矿业广播电台，这些“小媒介”的有效应用也充分印证了美国传播学家施拉姆提出的发展花费低、见效快的“小媒介”符合发展中国家国情的论断。

哥伦比亚无线电广播学校位于哥伦比亚的偏远山区，当地教区的神父利用大喇叭广播为当地农民传授知识，旨在促进农村发展建设，并制定了“无线电广播学校”传播计划，通过广播为当地农民出谋划策，使其及时获取必要的信息。专家在教育、文化、卫生方面的授业解惑，大幅改善了当地农业和乡镇企业的生产。此外，这种利用媒体的非正规教育对提高当地农民文化水平和降低文盲率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一组织逐渐发展壮大，己在全国范围内拥有8家分电台，创立了全国第一家农民报纸，成立了自己的生产教育中心和研究所，并得到了哥伦比亚政府及一些国际组织的支持。

玻利维亚的矿业广播电台是一贫如洗的玻利维亚矿工为了使相互沟通更加畅通，在毫无广播通讯经验的不利条件下，以微薄的工资创建的，旨在宣传反抗剥削压迫的言论。广播的内容不仅传达给矿工同胞，也在很多市民中引起反响，该电台因此获得了“人民的广播电台”称号。但是由于所宣扬的内容多涉及社会政治的阴暗面，所以常常成为独裁政府残酷镇压的目标。

（二）依附论背景下的大众传媒实践（20世纪70年代）

这一时期，基于对经典现代化理论的批判与依附论思想的广泛传播，拉美各国在传媒实践中深刻体现了传递解放思想、反对文化霸权的特征，力图摆脱文化依附的意识越来越强。具体来说，除了各国政府的传媒政策日趋公正、民主外，地区间各国传媒合作不断深化，主张传播内容突出本土文化元素，彰显拉美特色。特别指出的是，这一时期拉美对构建国际信息新秩序的努力得到了世界范围内的关注与肯定。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承认，传媒业的改革之路受到了精英集团与跨国传媒巨头的强烈抵制，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改革的效果。

20世纪70年代，在批判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的过程中，以及对拉美历史经验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拉美知识分子努力寻求欠发达国家的发展出路。在这种背景下，揭露中心与外围国家之间国际地位的不平等关系是发展中国家落后根源的依附论发挥了越发重要的作用，并对以“西方中心主义”为特征的传统现代化理论模式形成了严峻的挑战。这一理论指出，拉美与西方发达国家在经贸关系上的不平等导致拉美对发达国家，尤其是对美国的过度依赖。其实，这种依附关系不仅仅表现在经济模式上，也反映在文化传媒领域上。70年代初，石油危机致使美国陷入经济困境，这使得拉美脆弱的经济结构受到严重冲击，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拉美的出版传媒业。这一事实为很多拉美传播学者敲响了警钟，他们开始积极寻求方法摆脱拉美对美国的文化依附关系。

有学者认为媒体己经沦为西方霸权主义对拉美进行文化殖民的一种工具，因此在拉美各国出现了一片反对信息霸权体系的抗议之声。经过激烈的讨论，制定以民主、独立、公正为原则的国家传媒政策被提上议事日程。一国的传媒政策被界定为“统一的、明确的、持久的，可以成为国家相关机构管理整个传媒体系的行为准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积极响应这一主张，1974年在波哥大召开会议，就这一政策在世界范围内的实施问题展开讨论。此外，这一组织也为传播学者的研究提供支持，并先后在拉美进行了一系列旨在促进发展与现代化建设的传播举措，如加强网络的社会普及度、更新专业设备、加强与媒体有关的文化传播研究等。当然，该政策也受到来自世界霸权国家、传媒行业巨头的强烈反对。尽管该政策的实施面临严峻阻力，但这一理念被世界各国，尤其是第三世界广大人民所接受和认同。发展中国家代表集团——国际不结盟运动发表声明，宣布要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同时，建立国际信息新秩序。公正民主的传媒业的概念日益深入人心，其中拉美传播学者立下了汗马功劳。

    拉美地区在传媒领域的贡献获得了世界的认可，而在地区内，各国民间本土文化传播实践也风生水起，媒体逐渐成为拉美人民正确认识政治现实、参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渠道。广播因其成本低、操作便捷、覆盖范围广等特点，在当时的拉美本土媒体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也正是利用这种传播方式，20世纪70年代起，拉美各国人民开始在各个领域传播民主合作思想。其中一个杰出案例是著名教育传播学家马里奥·卡普伦在乌拉圭创立的广播节目，命名为“农村论坛录音带”，旨在通过广播与合作社农民开展对话，进行沟通。此外，在墨西哥、古巴、巴西、玻利维亚、秘鲁、多米尼加、尼加拉瓜、萨尔瓦多等国也通过广播节目向当地居民传输医疗卫生、教育等方面的知识。在秘鲁，学校老师利用各种简易媒介，如黑板报、油印机打印的简报、大喇叭广播、露天电影院等形式，在利马各个贫民窟对下层劳动者传授知识；萨尔瓦多则实现了通过电视进行教学的目标；墨西哥通过排练电视剧向农村女性传授生育知识；巴西多家民间地下报社团结一致共同抵抗军事独裁统治；玻利维亚率先在印第安原住民群体中兴起了“电影进入千万家”运动，主要播放本土导演拍摄的优秀纪录片，随后该运动不断发展壮大，演变为整个拉美的新电影运动。此外，这一时期，拉美地区成立了多家传媒组织，如拉美广播协会、拉美报业联盟、拉美传媒研究所等。

（三）新自由主义特色的拉美传媒业发展（20世纪八九十年代）

这一时期，在新自由主义发展理论模式框架影响下，拉美传媒业改革带来了富有成效的技术革新，大大改善了传播手段的落后面貌。然而，从硬件方面来说，这一趋势并没有在地区范围内构建完善的传播体系，各国的发展水平也不均衡；从软件方面来看，私有化进程中形成的行业垄断加剧了信息传播的不平等性与不对称性，强化了欧美国家对文化话语权的掌控。针对这一问题，拉美一些国家仍坚持不懈寻求依靠地区间双边或多边合作开辟传媒自主化道路，为争取社会公正、扩大民众参与而努力。这一趋势虽然微弱，却并没有被新自由主义浪潮所湮没。这一“星星之火”为日后大众传媒成为人民大众的新型社会参与方式打下了基础。

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深陷债务危机，经济发展受到严重挫折，经济发展经历了“失去的十年”。在这种背景下，拉美各国于80年代后期开始大规模进行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的调整—新自由主义改革浪潮席卷整个地区。

新自由主义对拉美信息传播的影响可以辩证来看，从积极意义上说，随着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植入，拉美各国传媒业逐渐开启私有化改革，引进外资，通过入股或兼并的形式成立私人公司，而这些私人企业为了获得更大的利润，在广播、有线电视、移动通信、卫星通信等方面运用新的传媒技术和设备，为拉美新闻传媒体系注入了一股技术改革之风。这一时期，拉美各大传媒公司开发并推出多种高技术含量的文化产品，如电子邮箱、网上银行、多媒体视听系统。拉美一些大型的传媒行业巨头不仅能够在拉美市场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还不断将自己制作的电视剧及其他媒体产品输出，其实力甚至可以与一些美国多媒体集团抗衡。

总体来看，该地区传媒业发展呈现增长与融合的特点：有线电视和卫星天线技术广泛应用与普及；一些数字传输企业进行区域性联合，并建立联盟。但是，数字信号接收的高额成本仍构成数字电视普及的障碍，这一时期只有巴西、墨西哥、阿根廷拥有自己的卫星传输系统，整个地区并没有一套完善的卫星发射计划。

从新闻出版业发展情况来看，90年代，各大新闻报社开始意识到引入新技术的重要性，不仅利用网络技术推出了电子版刊物，而且致力于加强与其他报社的网络链接。从节目质量上来看，拉美各国存在很大的差异性，节目质量较好的国家有巴西、阿根廷、墨西哥，而相对落后的是安第斯国家和加勒比地区；从拉美媒体接受度来看，广播对于市民融入社会、获得教育机会发挥了重要作用，新闻报刊销量保持稳定且略有增长，卫星电视系统和网络应用逐步普及。

尽管拉美各国传媒结构与水平差异很大，但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一定的相似性：信息商业化趋势日益显著、传媒新技术逐渐普及、传媒领域私有化改革深化、国家对传媒体系的管制逐渐放松等。

从消极意义上来看，这一趋势在给拉美注入技术革新春风的同时，又加剧了信息传播的不平等性。拉美各大媒体公司推出的媒体产品多受市场利益驱动，出于商业化逐利的本性，并且符合全球化背景下霸权国家和企业巨头的需要，而不是从公共服务与社会公众利益出发，反映拉美大众的真正诉求。从节目内容上来看，欧美媒体仍然几乎完全掌握拉美媒体的话语权，该时期拉美大型私人传媒公司推出的节目模式几乎是美国电视节目的翻版。受西方言论控制的拉美各大媒体所推出的文化产品都带有浓重的欧美色彩，这些产品的传播潜移默化地对拉美各国观众进行文化思想上的“和平演变”，从而造成了信息传递方面的不平等性。

此外，一些拉美媒体机构由于经济原因，无法向西方购买高价的新闻设备或向世界其他国家派驻记者，因此，取材需要依赖于美国使馆或西班牙媒体的帮助，因此形成一种“受制于人”的局面。另一方面，拉美媒体快速的技术革新不仅没有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反而加剧了社会分层。对于拉美下层民众而言，借助媒体了解世界形势的渠道十分受限，因为经济负担能力不足，只能获得最初级的媒体信息，如收听广播、收看免费的电视节目；对于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中产阶级，则可以从更高级的信息来源获取资料，如通过有线电视获得政治、科教文体、环保等领域的信息；而社会上层则有条件利用各种高科技含量的媒体技术，如交传设备、传真、网络、卫星天线等，获取涵盖范围更广泛、种类更多样的信息资源。

对于这种因西方垄断本土媒体而导致的信息传递不平等问题，拉美传播学者认为可以依靠地区间双边或多边合作来开辟传媒自主化道路。针对这种合作方式，拉美媒体开始进行各种尝试，通过高科技展开多边信息共享计划，如拉美广播协会负责的一项“太阳信息工程”（Informativo Solar），通过秘鲁、哥伦比亚、阿根廷、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广播电台拥有的卫星传输的信号，采集拉美自己的新闻，而不受制于西方言论，且不向欧美国家传输，真正实现创立只属于拉美自己的新闻广播。另一方面，这种情况也为中小传媒团体提供了机会，如民间广播机构、校园广播、中小型出版社等，它们利用自身优势，跨越国界，以低成本将信息传递给广大贫苦大众，或将他们的声音传递给社会。

（四）成为新型社会参与方式的大众传媒（21世纪以来）

这一时期，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化，拉美大众传媒在传播的深度和广度上实现了技术上的突破，言论自由逐渐深入人心，并在法律层面上给予了保障。此外，互联网与社交网络的广泛应用与普及成为民众参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事务的新型媒介，社会运动因此呈现出新的特征，这一趋势很大程度上有利于民主政治的塑造与社会凝聚的巩固。

进入21世纪，全球化进程己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发展潮流，这对发展中国家来讲是把喜忧参半的“双刃剑”。一方面，全球化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更快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从而使其获得更多的资本、技术与市场份额；另一方面，全球化同时也使发展中国家面临来自外部的更加激烈的竞争和挑战。

在这种背景下，拉美的信息、通讯、网络、数字技术的发展需要顺应全球化的发展要求。不同国家占主流的传媒手段各不相同，例如，墨西哥拥有覆盖范围很广的电信网络，但被官方承认的民间广播站、电视台却很少；而安第斯国家的广播电视业却得到政府支持，蓬勃发展。总体来说，拉美大众媒体在新世纪里日趋自由化、国际化。这是因为随着民主理念在世界范围内深入人心，言论自由成为巩固社会民主政治的有效途径。如果丧失了言论自由，公民就不再拥有知情权，从而既不能真实地了解社会现状，又不会正视自己的位置。只有保证沟通畅通与信息透明性，公民才可以切实履行作为社会成员的义务，从而获得全方位的发展。因此拉美各国政府纷纷放松了对舆论的监管，给予媒体更大的自由度，并加强了相关立法保障：1994- 2006年间，阿根廷、巴拉圭、智利、哥斯达黎加、秘鲁、巴拿马、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先后取消废除了立法中有碍言论自由的条款；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墨西哥、巴拿马、秘鲁、牙买加、厄瓜多尔、多米尼加通过相关法规，使公民获取信息更加便利化。

网络时代的来临进一步推动了科技的进步与新媒体的运用。各类大众传媒蓬勃发展，基于新媒体信息传播速度迅速、网络资费低廉等优势，广大拉美民众，尤其是青年群体很快成为新媒体应用的热衷者与推崇者。从事新闻传媒研究的学校院系、协会团体数量不断增加。作为信息的接收者，广大民众一改昔日被动的姿态，开始积极主动地利用网络新媒体，特别是各种社交网络平台参与社会事务，从而增强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经济、人与政治之间的相互联结。近年来，智利和巴西先后爆发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规模社会运动充分体现了新媒体正在逐渐成为中下层民众表达诉求的新型社会参与方式这一趋势。

2011年，智利爆发了40年来最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在这场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中，涌现了一批年轻的学生领袖，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当年年仅23岁的智利大学生联合会主席卡米拉·巴列霍，这位被媒体奉为“智利最年轻的政治新星”之所以能够在这场运动中获得非凡的社会号召力，很大程度应归因于网络新媒体的力量，卡米拉在社交网站Facebook上拥有6万多粉丝，在微博上粉丝数量超过30万。她的支持者们将这位青年领袖的杰出领导力及其提出的深入人心的主张与言论通过网络表现出来，使其影响力在深度和广度上迅速传播至全国，从而在拉美人民中间形成了巨大的感召力。

2013年6月，巴西爆发了大规模的街头抗议

活动。而致使这场最初由反对公共交通票价上涨的地区抗议活动最终演变为20年来最大规模示威游行的原因之一便是网络媒体的关注与追踪。抗议活动利用多个社交网站，进行活动的召集、安排、部署，并通过视频网站第一时间将现场情况、最新进展、各方立场态度予以发布，使其社会反响成倍递增，影响力迅速蔓延，网络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抗议活动的扩大与延续。

三 结语

媒体既是社会公信力的代表，也是公众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它将不同人群发出的声音传送给不同人群，是民众之声的传话筒，也是社会问题的反射镜，同样还是政治体系的监测仪，通过媒体可以使人们了解国家的政治经济结构，知晓社会文化动态。

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中，拉美大众媒体始终将传播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经济发展理论模式，甚至不同的政治体制，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

一方面，拉美大众传媒理论在实践探索中，始终存在着两个信息传递方向：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前者由政治精英和寡头垄断集团操纵，这一群体利用自身技术优势地位，控制话语权，向中下层民众灌输对其有利的思想言论，甚至虚假信息，以期引导社会舆论走势，达到实现自身政治宣传或经济私利的目的；后者来自于街头巷尾，广大民众通过民间组织机制，以及近年来日益普及的网络新媒体，向上层反映社会不公问题和边缘人群诉求，从而营造有利于社会转型与改革的良性环境，旨在切实融入国家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而第二种传递方向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民主意识的深化，逐渐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在几十年的理论实践探索中，拉美大众媒体逐步实现了五个重大转变，传媒角色逐渐从传播西方发达国家思想的工具向表现本土思想文化的媒介转变；传媒目的逐渐从谋求经济利益向表达社会诉求、实现包容性发展与文化多样性转变；传播手段逐渐从最简单的宣传手册、板报和电台广播，到后来的电视报刊媒体，再向如今的网络应用新媒体转变；传媒主体从一国的“单打独斗”向地区多国合作以实现信息共享转变；民众对社会事务的参与立场从被动地接收信息向主动地表达诉求转变。

虽然拉美传媒时至今日仍然被深深打上了西方霸权文化与精英政治的烙印，但是一代代拉美传播学者从未向西方国家、独裁政府或是寡头势力低头，而是不断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传播理论，并且不懈地挖掘被强权所漠视的人民的思想与心声。

在现代民主社会中，随着科技的进步，社会大众不断寻求通过各种便捷有效的传媒渠道参与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因此今日的媒体应该肩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尤其是发挥正面积极的价值观引导作用，真正意义上成为联系民众与政府的纽带。而政府一方也应该增强政治透明度，正确利用媒体，这样政府才能和人民之间形成良性互动，从而得到人民大众的理解、信任、支持与拥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