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五八○年，西班牙耶稣会修士阿隆索•桑切斯（Alonso Sánchez）从初建不足十年的马尼拉城致信西印度事务委员会，力劝西班牙政府出兵攻打明朝、征服中国。未久，菲利普二世驳回了这项建议。或许是因为，此时东西方丝银贸易通道初步形成，西班牙王室及直接管理菲律宾的墨西哥总督辖区也缺乏策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意愿，桑切斯的建议最终被搁置了。

但桑切斯的建议并非一己的狂妄之词，在墨西哥和菲律宾殖民政府里，策动攻伐中国者也不止他一人—直到一五八六年，马尼拉殖民政府还曾撰写过《论征服中国备忘录》。值得注意的是，他做出军事判断的依据正是西班牙帝国在加勒比的经验：桑切斯认为，吕宋诸岛之于中国大陆的地缘位置，正相当于加勒比诸岛之于美洲大陆；经营大陆旁侧的一环岛链，可构成最终侵占整块大陆的跳板。

桑切斯的言论之中，有一点耐人寻味：鼓吹征服中国的关键理由竟是中国人堪称典范的天性。他在信中写道：“中国人甚为聪颖，皮肤白皙而样貌悦人，其人高贵，其国富庶，与印第安人绝殊，除却信仰与勇力，其余皆胜吾人。”根据桑切斯的论述，中国人最为可取的地方就是他们的“智慧”或“悟性”；据此，他坚信中国人是温婉而高贵的“白人”（blancos），与菲律宾群岛上粗鄙的“印第安人”（Indios）全然不同。

这样一则四百年前的史料，初瞥之下，有两点可能让今天的中文读者感到诧异。其一是我们早已内在认可了世界人种划分，而忘记了所谓人种分类法不过是十八世纪卡尔•林奈（Carl Linnaeus）的发明。林奈根据人们的肤色及他们居住的大陆提出了分类法：黄种人住在亚洲，黑人在非洲，红种人在美洲（指新大陆上红皮肤的“印第安人”），白种人在欧洲。桑切斯在十六世纪晚期貌似恭维地将中国人称作“白人”，那是因为“黄人”的概念还不存在。其二是桑切斯对“印第安人”这一语词的用法与我们现今的概念不符。作为当代汉语名词的“印第安人”，明显是英文Indian的音译，意指属于蒙古种的美洲土著居民。最早引入这个名词的译者显然颇费踌躇，不愿把这个词与国人早已熟识的“印度人”混为一谈；译法的甄选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康有为就在《大同书》里将美洲原住民称为“烟剪人”，挑选了时人的另一种译名，暗指美洲土著居民是最早的烟草种植者。但无论是“印第安人”还是“烟剪人”，语词的真正来源、西班牙文的Indio反而沉寂在殖民史的叠层之下了。

二

西班牙人发明“印第安人”（Indio）这个词，其中颇费了一些周折。将原住民称为Indio，是因为西班牙人将其发现的土地称为Las Indias（西印度）。一个惯常的解说是，哥伦布将新大陆误认作印度，但这不仅仅是哥伦布的个人见识问题，而是由于欧洲中古时代惯于将亚洲东部相当一部分土地泛称为Las Indias。这个想象中的地理空间远大于古代印度的实际领土，而且是复数形式，因此我想或可译作“诸印度”。

“诸印度”不是某个具体国家或民族的称谓，而是远东一片地理区域的统称。桑切斯在吕宋岛撰写信函的四十年前，即一五四○年，第一批将美洲描摹为纵贯南北两极的绵延大陆的地图在欧洲出版，这批地图被称为《新半球图》，作者是绘图师塞巴斯蒂安•明斯特尔（Sebastian Münster）。图中亚洲与美洲的距离被画得过于狭窄，亚洲的东北角从左侧探入，几乎是紧贴着墨西哥海岸，这片土地被标识为“上印度”（India Superior）。韦伊•戈麦斯在《帝国的热带》（The Tropics of Empire）一书里介绍说，中世纪晚期对“印度”的地理想象，到了大航海时代又演化为一套“海域系统”。这套“海域系统”囊括了日本列岛、中国南方海岸、印尼诸岛、印度洋、马达加斯加和桑给巴尔等东非岛屿。

彼时关于“诸印度”的话语，还渗透着欧洲古代地理观的影响。欧洲古代地理观认为，地理，特别是气候对人群的智识有重大影响：生活在寒带的人群，体格强健而头脑简单，生活在炎热地带的人群同样愚笨，只有生活在温带（当然是欧洲所处的北温带）的人们才是健康而睿智的。这种观念投射到亚洲时，西方人就认为中国人与日本人较为智慧，属于“白人”，而生活在炎热赤道地带的人们智力平庸。在这种语境下，赤道居民又时常被称作“印度人”。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也就是为什么哥伦布首次航行，除去洋流的判断，选择向西南方前行，而不是径直驶向正西方：很可能是考虑到正西方对应着古中国，两方接触之后不容易占据先手。怀着这样的地理观念，殖民者带着轻蔑的语调把赤道周边的居民们称为“印度人”。对外来者而言，被呼喝者自己的空间观念无足轻重，重要的是他们已然沦为帝国的臣属。

三

阿根廷裔美国学者瓦尔特•米尼奥罗（Walter D. Mignolo）在《文艺复兴的隐暗面：识字教育、地域性与殖民化》一书里，用一章的篇幅介绍欧洲人如何将美洲放入地图，现代美洲又是怎样浮现于欧洲人的意识当中。他提醒读者，在殖民史五百年的历程中，十六至十八世纪，西班牙人大体用“诸印度”来称呼他们在新大陆的领地。从西班牙帝国的视角来看，从开端到终结，海外领土都被构想为“诸印度”，而不是美洲，这一点从哈布斯堡王朝的相关法律文书中可以窥见。

为欧洲人文知识界“发明美洲”的，是效命于西班牙王室的佛罗伦萨人亚美利哥•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韦斯普奇在意大利贵族和人文知识分子圈子里交友甚广，一五○三年，他在一封信札（信函是文艺复兴时代的重要知识载体）里提出了下述观点：古巴岛和圣多明各岛以南的广大土地不是亚洲海岸，而是此星球上尚不为人所知的版图。一五○七年，日耳曼制图师马丁•瓦尔德泽米勒（Martin Waldseemüller）在出版于斯特拉斯堡的《新大陆图版》中，倡议将新大陆命名为“亚美利加”，以纪念韦斯普奇。德国地理学家和地图绘制师们偏好“美洲”，而西班牙帝国的公文里，“诸印度”的说法更常见，这并非出于偶然：西班牙帝国的统治者只在乎如何有效地控制海外领土，而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和德国地图绘制师们更关注拓展人文地理知识。

值得注意的是，十九世纪英国人夺取了西班牙帝国在加勒比海的属地，顺延西班牙人的传统，他们也将加勒比殖民地称为West Indies，是为“西印度”。近代中国通过译介而获取的世界地理信息，受到英国语文的影响太深，总以为“西印度”是指英属西印度群岛，殊不知西班牙人的“诸印度”要远远超出加勒比海的范围。

西班牙地理学家贝拉斯科（Juan López de Velasco）从一五七一年起担任西印度事务委员会的宇宙志学者，他在任内所著的《诸印度记述与划界》详尽描绘了西班牙帝国的辖地，也就是从现今的加勒比群岛到菲律宾群岛之间的广阔区域。他将西班牙海外领土，即所谓的“诸印度”分成三部分：北方诸印度指从佛罗里达到巴拿马地峡的领土；南方诸印度指从巴拿马地峡到巴塔哥尼亚的土地；最后，西方诸印度包括菲律宾、摩鹿加群岛、中国南方沿海、琉球群岛、日本列岛等地—西方诸印度其实已经包含旧大陆的一部分。从贝拉斯科的著作里，我们发现，殖民官方实际上将帝国的西疆想象成了基督教王国的动态生长点，不断向西扩张的诸印度型构了西班牙统治者的乌托邦。换言之，西印度从来不限于美洲，新大陆以西的殖民地都可以纳入“诸印度”的范围。而这些海外领地上的土著臣属，被准许称为Indio。因此可以说，这个词在创造之初，其含义就更近于“种姓”而非“种族”。也并非所有土著都“配得上”印第安人的称号：原先阿兹特克王国的居民即墨西卡人被法律认定为印第安人，一五八五年墨西哥主教会议规定，准许用原先阿兹特克帝国的通用语—纳瓦特尔语等印第安土语向墨西卡人传教，但长期与阿兹特克为敌的奇奇梅卡人（Chichimeca）就被描述为野蛮人，他们甚至没有资格保有本来的土著语言。实际上，即便在今天的拉丁美洲，“印第安人”一词的生物学意义也并不突出，而是更多传达着一种社会处境的意味。

四

今天在墨西哥的第四大城市普埃布拉，有一家坐落在中世纪庭院里的餐馆；庭院中，盘桌旁，伫立着一尊手提裙裾的少女塑像。餐馆墙上标识着，这里是墨西哥民间女圣人“普埃布拉中国姑娘”（China Poblana）最后落脚的地方。稍作打听，爱好文史的当地朋友便会告知，根据民间传说，这位“中国姑娘”实则来自印度莫卧儿帝国，本名叫米拉。一六一○年前后，葡萄牙奴隶贩子从孟加拉湾海边劫持了这位少女。贩奴船驶过马六甲海峡，而后又是在殖民地的节点城市—马尼拉城，米拉被当作奴隶贩售。米拉被迫搭乘沟通菲律宾和新世界的马尼拉帆船，在一六一九年被运往墨西哥港口阿卡普尔科。横跨太平洋之旅道阻且长，相当多的奴隶死于海上；由于担心教会的谴责，奴隶船主往往在出海前让奴隶成批地接受洗礼，米拉也不例外；到达阿卡普尔科之前，她已获得教名“卡塔丽娜”。这位东方女奴被转手卖给了一位没有子嗣的普埃布拉商人。幸好商人夫妇待她较为仁厚，准许她在当地耶稣会学校里寻找自己的精神居所。一六八八年，卡塔丽娜去世时，她已经成了名满全城、受当地人爱戴的女圣徒。墨西哥民间至今还存留着对“圣胡安的卡塔丽娜”的崇拜。

“普埃布拉中国姑娘”故事的底衬，就是马尼拉大帆船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宏阔历史。但比起卡塔丽娜的个人命运，我更瞩目那个随她一起被帆船载运到墨西哥的修饰词—“Chino”，也即西班牙文的“中国的”或“华人”。

“China”，尤其是它的指小词“Chinita”在西语里有“温柔姑娘”的意思，所以“普埃布拉中国姑娘”兼有“来自中国”和“温婉可人”的双重含义。圣女卡塔丽娜走过的从亚洲迁往美洲的漫漫长途，在当时被称为“中国之路”（Vía de China）。那时，踏着中国之路前往美洲的东方人，大抵都被称作“华人”（Chino）。但这里所谓华人，并不仅指来自福建、广东等地的中国人，也指马来西亚人、菲律宾人、印度人，在葡萄牙贩奴者和西班牙雇主眼中，这些东方劳动力之间没什么根本差别。因此Chino的含义又几乎对等于亚洲人。

卡塔丽娜去世后之久，她的忏悔神父阿隆索•拉莫斯（Alonso Ramos）曾依据她的生前口述编写了一篇圣徒行传。文章开篇，他就不得不解释“中国姑娘”何以降生在印度：“印度彼地，当地土著亦被唤作华人；华人来自东方，道经菲律宾，由葡萄牙人携往（墨西哥）。”细读拉莫斯的表达，他其实交代了所谓华人大多数是奴隶身份。在圣徒行传的后面段落，拉莫斯进一步廓清了一个重要史实：乘坐“中国帆船”（não de China，马尼拉大帆船的另一名称）的华人当中，一部分是奴隶，另一部分人也叫华人，但他们是菲律宾土著，这些人属于自由移民，或做海员或做商贩。这就是说，所有的“华人”都乘坐马尼拉大帆船来到墨西哥，但相比少女米拉那样的奴隶，菲律宾的自由移民享有更多的权利。为了做出区分，在墨西哥，菲律宾土著时常被称作Indios Chinos（“印第安华人”）—这个模糊的命名法，给殖民地所有的亚裔移民带来了一个含混的空间，也使得Indio和Chino这两个语词的命运交织在一起。

马尼拉帆船的海上之路形成后，菲律宾原住民被允许自由搭船前往新大陆谋生。太平洋的风浪让不少菲律宾人选择留居在墨西哥。依照贝拉斯科所描述的地理概念和殖民地法规，菲律宾土著与美洲原住民同属“印第安人”，他们都需要交纳贡奉，遭遇等同的剥削和边缘处境，也分享同样的身份。墨西哥总督辖区的管理者按照相应规矩，将菲律宾土著纳入美洲殖民地的司法框架之中。

十六、十七世纪，身为印第安人，在墨西哥要受到多重限制，例如不能携带武器，不能骑马，但也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在拉斯•卡萨斯神父等教会人士的长期吁求下，印第安人在法理上可以终生免除奴隶身份。不仅如此，印第安人还能销售当地土产，诸如蔬菜、水果、蜂蜜、木柴而无须缴税。因此，十七世纪，在墨西哥城街头，贩卖水果蔬菜、收购废铁的小贩经常是印第安人，因为印第安人也无须申请经营土产的执照。这些商贩中间，自然也夹杂着不少来自菲律宾的“印第安华人”。亚裔面孔毕竟与美洲土著有差别，墨城殖民政府的底层官员们时不时地把这些“印第安华人”当街拦下，质疑他们的印第安身份，甚至怀疑他们是否属于华工奴隶。我们可以想象出这样的情景，是因为殖民地管理原住民的唯一权威机构“印第安人总法庭”（Juzgado General de Naturales）保存着相当多的菲律宾移民申诉他们拥有印第安人权利的文书档案。

“印第安人总法庭”建立于十六世纪九十年代，官方职能是“在原住民事务中实施良政”。西班牙殖民体系在海外建立了复杂的人口管理模式，大体而言，殖民地人口被分成两大社群，大多数原住民归属于“印第安人社群”（所谓República de Indios），而西班牙人、土生白人、自由的混血人和奴隶都隶属“西班牙人社群”（所谓República de Espaoles）。在这个框架下，来自菲律宾的原住民作为“印第安人”也属于印第安人社群：在殖民地管理者看来，只要他们承担贡奉，就不必计较他们降生在帝国的哪一片领土上。这是一种意图维护稳定的种族隔离制，客观上使得印第安人免于沦为奴隶。面对殖民地的法律官员，来自马尼拉的菲律宾人当然要极力辩白自己的印第安身份，同时也会解释，自己不同于少女米拉那类“华人”，因为后者属于“西班牙人社群”。理论上，总法庭只接受“印第安华人”上庭申诉，但实际上，越来越多的丧失了人身自由的华人来到法庭上，宣称自己属于印第安人，久而久之，“华、印莫辨”的案例愈发多起来。

五

Chino与Indio两个语词纠缠错杂的关系，最初就是由西班牙人自己的模糊而又多义的人种等级想象造成的。在现代世界体系的初创时期，Chino一词是一个既传达地缘想象，又包含种族意味的具有滑动所指的语词，而Indio不仅是一个指称族裔和社会等级的术语，后来还具有了明确的法律含义，标明某人归属于印第安人社群，享有外在于西班牙人社群的自由身份。譬如，一个出生在果阿的印度人，当他作为奴隶被贩卖到墨西哥时，会被当地社会判别为华人；假如他的奴隶生涯维持到一六七二年，那么此时，他又成了一个印第安人。

菲律宾移民是最早挪用这种混杂的语言空间，主动为自己争取权利的人群，他们的实践创造了可供援引的先例，帮助更多的“华人”将自己设想为印第安人。从搭乘同一艘船，抵达阿卡普尔科开始，华人们就知晓了菲律宾人是自由人，而且“印第安社群”是一个可供容身的半开放的共同体。借着语词游移的命运，许多华人的命运也随之改变。因此，从十七世纪初开始，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亚洲奴隶，就开始谋求从法律层面转变为印第安身份，进而获得自由。

一六七二年，迫于形势，西班牙王室宣布所有“华人”即Chino，即便当初是被错误地当作奴隶或私人动产运到美洲的，自那一刻起，也一律被视为享有自由、需要纳贡的印第安臣属。这未尝不是一场庶民的胜利。

Chino与Indio在历史语境中不一定具有现今的人种学意义，而更多的是一种对社会状态和等级的描述。语词的互换、所指的交融也说明Chino或Indio都不过是一种被派定的社会角色，而不是什么与生俱来的本质特征。

近来，在众多国家形象或华人想象的研究里，人们恼怒于一个个夹缠着历史杂质的单词不能正确再现中国身份，人们努力剔除其间的负面涵义，执着于澄清语词的含混意味。但人们似乎忘记了词句在脱口而出的一刹那，已然摆脱了任何言说者、书写者或传译者的控制，开始了自己奔波流徙的命运。不是语词不能正确再现我们的身份，而是轻薄的当下担不起语言的重负。

在早期现代，“诸印度”曾负载了西班牙帝国的乌托邦之梦，因此Indio也就成了第一个“日不落帝国”治下所有战败者的统称；而曾经沦落在更加卑微地位上的Chino，在某个历史节点上，曾求助于它的庇护。正因为这段“微末之交”，荣耀于“华人”这一名号的继承者们，不应该忘记这份债务，更不应在任何场合效颦殖民者，露出鄙夷的神色，将原住民的异议归结为“印第安人问题”，或把原住民的抗议仅仅放入国际政治“非传统安全”的范畴。一种更加诚恳的态度，或许是牢记“印第安”曾是新、旧两个大陆上所有受苦人共享的名字。语言的命运值得尊重，因为她的生命历程，毕竟远远大于个体生命。

（《文艺复兴的隐暗面：识字教育、地域性与殖民化》，[阿根廷—美国]瓦尔特•米尼奥罗著，魏然译，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一六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