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从执政时间和次数上看，正义党无疑是阿根廷近一个世纪以来最有影响力的政党。作为传统政党，正义党的生命力源自其鲜明的理论依据、坚实的社会基础、强大的感召力以及务实性的政策路径选择。但在多次执政过程中，正义党也暴露出很多问题和弱点，甚至出现过危机。其中执政能力的欠缺、过于突出领袖个人地位、党内缺乏团结、过度依赖工会是正义党面临的最大挑战。从正义党自身来看，执政能力的磨炼和提高是决定其未来能否继续执政的关键因素。

关键词 阿根廷 正义党 庇隆主义 执政经验

阿根廷正义党成立于1947年，由前总统胡安·多明戈·庇隆创办。正义党是阿根廷20世纪以来执政次数最多、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党。成立至今，正义党人曾9次通过民主选举当选总统，其中5次完成了任期（不包括现任总统）。另有3次是在前任去世或辞职情况下依照宪法以替补身份直接上台执政或通过议会选举执掌政权。还有3人曾经担任过临时总统。从执政时间和次数上看，正义党无疑是阿根廷近一个世纪以来最有影响力的政党。

在正义党多次执政的历史中，连续执政时间较长且最具有代表性的共有3次。第一次是1946-1955年的庇隆政府，第二次是1989-1999年的梅内姆政府，第三次是2003年以来的基什内尔政府和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德基什内尔政府。其他数次执政不仅时间较短，而且多以非正常方式结束。因此，本文将以上三个时期作为重点考察时段，总结归纳正义党的执政经验及教训，从而揭示正义党多次执政的主要原因及其未来面临的挑战。

一 正义党的发展现状及其特点

截至2012年上半年，正义党共有党员362. 7万人，占全国有党派人士的44. 35 %，为阿根廷第一大党。正义党党员分布在全国所有24个选区（23个省和首都联邦区），其中38. 35%集中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除正义党外，目前只有激进公民联盟在所有选区建有党支部，其他政党的势力范围都只限于部分选区。2003年以来，以正义党为核心的政党联盟“胜利阵线”己连续3次在大选中获胜，执掌政权；在6次议会选举中，“胜利阵线”5次胜选，仅在2009年失利。

作为传统政党，正义党在长期发展和多次执政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首先，正义党兼有“运动”和“政党”的双重特点，可称之为“运动型政党”（ movement party） 。“运动型政党”作为社会运动和政党的结合，是由美国学者赫伯特·基茨凯尔特提出的一种政党模式。基茨凯尔特认为，运动型政党是那些出身于社会运动但之后致力于选举政治的活动家的联盟。它具备三大特征：一是往往在正式的政党组织建设方面缺乏建树；二是通常仅关注非常有限的议题，这导致它在整合社会选择方面的能力有限；三是积极参与选举政治，但同时往往采取体制内选举参与和体制外运动参与并行的双轨战略。阿根廷正义党诞生于社会运动、强调领袖个人魅力和地位、缺乏党组织建设、过度依靠工会运动、擅长社会动员等特点，都非常符合基茨凯尔特对“运动型政党”的描述。

其次，正义党是民族主义政党。正义党是在二战后拉美民族民主运动中诞生的政党，以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为主要任务。正义党的三项基本纲领，即“政治主权、经济独立和社会正义”以及“第三条道路”的主张都从维护民族利益角度出发，是民族主义立场的充分体现，即在政治上独立自主、不受外来干涉、维护领土主权完整；在经济上自强自立、对内削弱寡头势力、对外减少对西方国家的过度依赖，通过发展民族经济实现现代化目标；在外交上不干涉他国内政，也不与任何集团或阵营结盟。庇隆时期实行的内向型发展模式、国有化、限制外资等都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而基什内尔以来的三届正义党政府采取的国家干预、贸易保护主义等措施，以及在马岛问题上的绝不妥协、与“秃鹜基金”的斗争也都是民族主义原则的具体体现。

    最后，正义党的组织方式类似于阿根廷的政治体制—联邦制，具有分散性特点。第一，正义党的中央与地方组织之间没有直接的领导关系。党中央的作用主要体现在选举和立法机构的活动中，对各省党组织的影响很小。第二，各省的党组织具有自治权，可以自行处理本省的党务工作、推举参加地方选举的候选人，执政后实施的政策措施也无须经过党中央批准。第三，如果中央与地方党组织之间出现意见不合，或需要地方支持时，只能通过劝说、协商、斡旋、利益交换等方式解决。第四，正义党主席虽然是党的领袖，但更多的是一种名义上的头衔，没有实际权力，而各省省长的影响力却很大。第五，党组织对党员没有很强的约束力，对党员的标准也没有非常严格的规定。

上述特点不仅勾勒出正义党的基本面貌，而且也部分地解释了正义党为什么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弱点（如过度强调领袖地位、忽视集体领导、腐败盛行、内部分裂等），以及出现某些特有现象（如梅内姆时期在执政理念上的大幅度转变和与传统正义主义的背道而驰）。

二 正义党的执政经验

正义党己有60多年的历史。最初，它是选举的工具。上台执政后它成为庇隆主义政治运动的代言人。军政府时期被宣布为非法，并被剥夺了参政的权利。在恢复民主后的30多年时间里，它是阿根廷政坛当之无愧的主角。在数次的角色转换过程中，正义党经历过失败和挫折，也经受过打击和压制，但它始终是一面屹立不倒的旗帜。正义党的过人之处何在？它为何能实现连续执政？这些经验值得总结和研究。

 （一）注重培养和巩固党的社会基础

庇隆以来的历届正义党政府都清楚地认识到，广泛的民众支持对于执政基础的稳固具有重要意义。庇隆的目标是把正义党建设成为一个多阶级的联盟，为此他通过整顿工会、扩大社会福利、提高妇女政治地位等手段，拥有了广泛而强大的群众和劳工基础；又通过建立学生组织、企业主组织等争取更广泛的支持；还通过保持宗教教育、禁止离婚等措施获得了教会的认可。总的来看，在庇隆执政的前期和中期，正义党的执政基础是比较稳固的。到他执政后期，首先经济形势的恶化损害了工人的部分利益，使得正义党的劳工基础受到削弱；其次庇隆接连采取的反教权主义措施又导致政府与教会的对立，使正义党失去了宗教界的支持。这些问题的出现为反庇隆主义团体提供了可乘之机，它们不断发动抗议活动，并最终推翻了庇隆政府。因此，导致庇隆下台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执政基础的削弱和瓦解。

梅内姆采取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虽然以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为代价，但正义党仍然获得了比较广泛的支持。在1995年的大选中，中下层民众保持了对正义党的支持。在1997年、1999年和2003年的选举中，劳工阶层也更倾向于选择正义党，而非激进党。究其原因，一是梅内姆政府采取了针对贫困阶层的庇护主义策略，利用金钱和实物救济笼络人心、换取选票；二是利用职权，向不发达的省份提供巨额资助，为正义党换取在议会的支持。另外，中间阶层的政治取向出现分化，一部分从经济改革中受益的中产阶级不再一味追随激进党，而是转向了正义党。这种建立在庇护关系基础之上的支持虽然并不牢固，且不断削弱正义党执政的合法性，但却使正义党的社会基础和对中下层选民的吸引力得以保留。在2003年大选中，同属正义党的梅内姆和基什内尔在第一轮投票中分别以24%和22%的得票率列第一、第二位。

在2007年和2011年大选中，正义党的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又分别以45. 29%和54. 1%的得票率当选和连任总统，后者还创下了1983年阿根廷恢复民选政府以来历届总统选举的最高得票纪录。在第一个任期中，费尔南德斯总统的执政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她经历了严重的农业危机，遭遇了执政联盟在中期选举的失败，面临过多次腐败指控，还遭受了亲人离去的打击。但她不仅实现了连任，而且还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究其原因，除了有选民同情的因素以外，更重要的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政府采取了多项反危机措施，保持了国民经济的基本稳定，又通过一系列惠民政策，将危机对普通民众的影响降到最低程度，为正义党赢得了民心，使其选民基础得以巩固。

（二）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强大的感召力

每当阿根廷遭遇危机或动荡、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执政党力挽狂澜的关键时刻，正义党往往是选民的首选。正义党之所以在民众中保持着较高的支持率，与其特有的号召力和吸引力是密不可分的。

首先，这种力量来自于正义党历代领导人的领袖魅力，特别是正义党的创始人庇隆及其夫人埃娃·庇隆。庇隆作为一名杰出的政治活动家，非常擅长在公开场合展现独特的个人魅力，用富于激情、颇具煽动力的言论和亲民的举止，拉近与普通民众的关系。他的夫人埃娃·庇隆更是将这种风格发挥到了极致。她虽然没有担任任何政府公职，但她领导的基金会承担了全国大部分社会救济和社会服务工作。她深入到普通群众中，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后来她又致力于推动妇女参政运动。她与生俱来的亲和力和傲视权贵的做派不仅使她成为庇隆主义运动中最受群众爱戴的人物，也帮助庇隆和正义党赢得了一大批忠诚的追随者。尽管庇隆的良好政绩并未贯穿于整个执政期，埃娃·庇隆作为“劳苦大众保护者”的经历也是短暂的，但他们的领袖气质和风范却给阿根廷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影响了几代阿根廷人的信仰和追求。庇隆夫妇作为国家精神领袖的地位至今无人可及，如今他们的形象己经深深扎根于阿根廷的政治和社会文化中，成为这个国家最有代表性的象征。

梅内姆的声望虽远不及庇隆，但他也是位善于表现的领袖。早在竞选期间，梅内姆就热衷于到全国各地巡视演讲，与庇隆那种说教式、攻击性、讽刺性、争论性和煽动性的演讲方式不同，梅内姆更喜欢用“对话和交谈”的方式感化民众。

基什内尔可能是正义党中不以个人形象和口才见长的少数领袖之一了。但他的独特魅力在于严肃而低调、沉稳而务实，这与大多数政治家口若悬河、高谈阔论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恰恰符合选民求变的心理。而他的夫人克里斯蒂娜总是以光彩夺目、时尚靓丽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从青年时代起克里斯蒂娜就积极参政，成为女性政治家的楷模;基什内尔当选总统后，她尽心辅佐，成为其得力助手；之后她又接过管理国家的重任，以毫不妥协、迎难而上的姿态应对种种挑战。尽管她的高调和硬朗的执政风格引来不少争议和质疑，但她积极向上、勇往直前的品质得到一大批民众的肯定和赞赏。

其次，正义党有其鲜明而完整的理论体系。庇隆的学说和主张经久不衰，至今仍然受到广泛的推崇和拥护，他提出的三项基本纲领——“政治主权、经济独立和社会正义”，即使在今天看来也并不过时。三项纲领不仅在己经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指引着阿根廷人为争取独立自主、民族富强而奋斗，而且在未来也依然可以作为正义党探索新型发展道路的指南。

最后，从政绩上来看，正义党获得的认可明显大于另一个传统政党——激进公民联盟。正义党的几次上台执政，无一例外都是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这给了正义党担当大任和施展才能的机会。而正义党也都不负众望，抓住了这些机遇。无论是庇隆时期，还是梅内姆时期，以及最近的3届政府，正义党在执政的最初阶段都取得了较好政绩。

在经济领域，庇隆政府建立起庞大的工业体系，民族工业获得了较快发展。梅内姆则在“兑换计划”的帮助下，结束了阿根廷持续多年的恶性通货膨胀，使宏观经济趋于稳定。基什内尔政府完成了带领阿根廷经济走向复苏的任务，确立了新增长方式的特点，国内经济发展逐步走上正轨。在社会领域，庇隆创造了一系列社会福利，改善了工人待遇。梅内姆执政前期，由于通货膨胀率下降，且人均GDP有较大增幅，加之失业问题还不太严重，阿根廷的贫困问题有所缓解。基什内尔政府加强了对弱势群体的社会保护，还力图对社会制度进行改革，以保证劳动者的基本权利，从而起到克服贫困的作用。

正是由于执政前期表现出较高的治国理政能力，庇隆和梅内姆都成功连任，基什内尔没有谋求连任，但他的夫人费尔南德斯两次当选总统，从而实现了正义党前所未有的连续3次执政。

相比之下，激进公民联盟的政绩就逊色许多。首先，从1946年以来没有一届激进党政府完成任期，包括恢复民主制度之后。其次，激进党的数次执政，特别是1983年以来的2次执政，都没能使阿根廷摆脱经济危机困扰，导致其执政能力难以获得选民认可。

（三）善于根据环境的变化和形势的需要调整党的执政路线

庇隆为正义党确立的以独立自主和社会正义为目标的前进道路、梅内姆对传统正义主义主张和立场的摒弃，以及基什内尔以来的三届正义党政府向民族主义、民众主义、正义主义的重新靠拢，都是正义党为适应国内外环境变化并基于对历史发展进程的判断而作出的实用主义选择。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正是阿根廷民众主义和民族主义兴起的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发展壮大，要求摆脱地主寡头和帝国主义的控制，工人阶级也要求参政议政、公平分配。庇隆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敏锐地看到了形势的变化，也意识到要把工人阶级置于执政党的领导之下才能保持政治经济稳定、避免阶级冲突。因此，他提出“政治主权、经济独立、社会正义”三原则，既顺应了当时大多数阶层的需要，又为阿根廷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目标。他主张“阶级调和”，鼓励劳资谈判，归根结底是为了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他提出走“第三条道路”，是在两极格局中谋求独立发展、避免卷入冷战漩涡的一种务实选择。

梅内姆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虽以失败告终，但也反映了正义党顺应国内外环境和条件变化的努力。当传统理论无法跟上时代的脚步，对新问题和新现象进行解释并提出解决方案时，就有必要对其加以更新或扬弃。梅内姆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才对正义党的执政理念作出了大幅度调整。从国内形势来看，1983年恢复民主后，正义党连续遭遇两次选举失败，必须要从内部寻找原因，一方面要修正落后和过时的理论观念，另一方面要重新确立新的领袖，以凝聚全党。另外，以国家干预、国有化、限制外资、保护主义为特征的内向型发展模式己经走向枯竭，必须要为经济发展找到新的出路和推动力。从国际形势来看，冷战结束，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占据上风。西方国家推崇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兴起，并己在部分拉美国家取得了初步成效。在此背景下，在经济上实施市场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在外交上采取接近大国的实用主义政策就成了一种必然选择。

基什内尔以来的三届正义党政府向传统庇隆主义的回归也是新环境、新形势所要求的。一方面，梅内姆时期过度的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加重了阿根廷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削弱了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也成为阿根廷最终爆发全面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的导火索。另一方面，在危机发生后，阿根廷并没有从“外围现实主义”外交政策中受益，反而要忍受国际金融机构苛刻条件的限制和美国的见死不救。从周边环境上看，拉美国家进入左派政治力量执掌政权的周期，普遍将改善民生、促进公平作为己任。在此背景下，正义党不仅重新举起“政治主权、经济独立和社会正义”的大旗，还赋予其新的含义。在新的正义党政府领导下，阿根廷没有重走内向型发展的老路，而是积极探索一条更符合阿根廷国情、对外开放与独立发展并重、能为广大民众带来福社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三 正义党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正义党作为两党政治中的主角之一，虽然执政时间和政绩都远远超过了激进公民联盟，但在多次执政的过程中，也暴露出很多问题和弱点，甚至引发过危机。这些欠缺之处对于正义党执政地位的巩固有可能产生致命威胁。

（一）执政能力的欠缺

从正义党的执政经历上看，每次丧失执政地位都与其执政能力欠缺所导致的政策失误有关。在庇隆的第二个总统任期时，经济繁荣背后隐藏的问题开始显现。庇隆执政前期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加剧了通货膨胀风险。通胀率在1947年仅为3. 6%，1952年攀升到30%以上。对民族工业的过度保护和内向型发展使阿根廷工业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贸易比价的恶化造成外汇紧缺，进而限制了工业设备的进口；庞大的公共机构也给政府财政造成了巨大压力。面对经济困难，庇隆政府虽然作出了调整，并取得一些进展，但并未消除长期积累下来的阶级和社会矛盾，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的结构性问题。

在梅内姆经济改革的中后期，特别是经历了1994年墨西哥危机带来的冲击之后，改革的种种弊端逐渐显现。例如，对外国资本过度依赖、难以通过汇率制度调节经济、失业率不断上升，等等。而且拉美和亚洲国家接二连三地爆发经济危机，实际上己经给阿根廷敲响了警钟。但令人遗憾的是，当时的梅内姆政府并没有认识到对经济政策进行适时调整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另外，“货币局制度”实行了多年之后，己经不能适应形势的变化。在完成了抑制通货膨胀的历史使命之后，它早就应该被新制度所取代。但梅内姆政府仍然一成不变地坚守它，从而丧失了改革的最佳时机。

同样，2003年以来的三届正义党政府也面临着一届大过一届的挑战。基什内尔时期，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就引起了企业界，特别是跨国公司的不满。但当时基什内尔在经济领域政绩突出，在民众中拥有较高的威信和支持率，反对派难以对他构成威胁。费尔南德斯上台后，阿根廷经济己经走出恢复期，开始迈向新的高度。这对费尔南德斯政府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使它比前届政府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考验。2008年3月，政府宣布提高农业出口税后，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一场长达数月之久的农业危机，不仅使阿根廷农业蒙受巨大损失，也导致多名内阁成员易人，执政联盟出现分裂。对此，费尔南德斯政府始终不肯作出实质性让步，公众对政府由此开始产生反感，政府的支持率也就随之直线下降。最终，执政联盟在2009年中期选举后失去了对议会的控制。2012年以来，由于外部不利环境的影响，以及自身存在结构性矛盾的束缚，阿根廷经济面临重大考验。费尔南德斯政府作出种种努力试图保持稳定增长，但各项调整和改革举措在艰难推进过程中仍遭遇诸多两难选择。

之所以会出现上述情况，主要原因在于正义党在选择执政路线时往往很有魄力，但在执行过程中却总是以一种走极端、不留余地的方式推进改革，使政策调整的空间受到很大限制。庇隆执政初期大搞国有化，严格限制外资，以至于当经济出现困难、政府决定重新对外资开放时又遇到很大阻力。梅内姆时期对私有化的无度追捧和对“货币局制度”的坚守，导致后来经济衰退时政府处处被动，根本没有可利用的手段调节经济。近10年来，正义党政府推行的干预主义虽然纠正了新自由主义时期过度市场化的偏向，但目前阿根廷经济遭遇的很多矛盾和难题，如通货膨胀、能源紧缺等都在一定程度上与政府干预过多、市场调节机制失灵有关。

（二）过于突出领袖个人地位

正义党的另一个突出问题是党内个人主义和庇护主义盛行，民主化程度不高。这一点在庇隆和梅内姆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庇隆是一个说一不二的领袖，他的决策就是党的决策。庇隆政府内的官员只有坚定而忠诚的庇隆派人士才能担任，其能力如何并不重要。在1947年通过的正义党党章中规定，庇隆有权修改党作出的一切决定，有权审查所有候选人的候选资格。这意味着正义党要服从的是庇隆一人的领导，而不是集体领导。

梅内姆的政策虽然与传统正义主义渐行渐远，但强调领袖地位和个人决策的风格并没有改变。在官员的任命上，梅内姆不仅大搞任人唯亲，而且常常不受党派的限制，也不顾党内人士的反对。在梅内姆第一任期时，虽然73%的高层官员是正义党人，但与梅内姆关系的亲疏好坏比是不是正义党人更重要。在内阁成员中，44%是梅内姆在正义党中的亲信，余下的56%中只有1 /4属正义党其他派别，其余都是非正义党人士。甚至内阁中一些重要职位，如外交部部长、经济部部长等，也由党外人士担任。原因在于这些人的主张比正统的正义党人更接近梅内姆，因此获得了梅内姆的信任。

领袖个人决策权力的极度膨胀，以及对领袖的过度崇拜和追捧，不仅助长了独断专行的家长制领导作风，也滋生了腐败。梅内姆时期是阿根廷历史上腐败现象最猖撅的时期。政府高官们要么利用职务之便大肆侵吞、挪用国家资产，要么利用私有化和招商引资的机会索贿受贿。梅内姆下台后，他在任期间的数十名政府高官都因腐败问题被调查，就连梅内姆本人也多次面临腐败指控。基什内尔执政时期，腐败现象虽有所收敛，但媒体仍接二连三地爆出腐败丑闻，使政府威信受到很大影响。费尔南德斯上任后不久“第一家庭”便受到腐败指控，一批政府高官也因非法致富问题接受了调查。另外，根据“透明国际”组织2013年发布的报告，在全球177个国家和地区的腐败指数排名中，阿根廷仅以34分（100分为满分）位居第106位。

（三）党内缺乏团结

正义党在成立后的最初阶段，由于庇隆在党内树立了绝对威信，而且他的学说在党内拥有广泛共识，因此当时的正义党凝聚力较强。庇隆下台后，正义党无法再以合法的身份开展活动，只能通过工会或以其他党派名义参与政治生活。这个时期，庇隆主义运动就出现了分裂迹象。到庇隆第二次上台执政时，这种分裂己经发展到引发暴力冲突的地步。20世纪80年代，面对正义党在大选中的失败，党内分裂成革新派和保守派。两派各不相让，甚至作出分别召开党代会、选举全国委员会的举动。90年代，正义党内部的纷争逐渐达到白热化程度。梅内姆的经济改革方案出炉后，立刻遭到不少党内人士的反对。但梅内姆依然我行我素，不改初衷，最终导致反对改革的8人集团退出正义党，另组新党“团结国家阵线”。

1999年，梅内姆曾谋求再次连选连任，但在正义党内就遭到坚决反对。梅内姆与当时担任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省长、正准备竞选总统的杜阿尔德因此反目成仇。激进公民联盟正是利用这个机会赢得了大选。2001年经济和政治危机期间，正义党内部对于由谁来填补总统的空缺争执不体，经过反复协商才决定由萨阿担任代总统。当萨阿上台后表示要延长任期时，立刻遭到正义党其他派别的反对和敌视，导致萨阿政府迅速垮台。杜阿尔德担任总统后，正义党内部的斗争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各派力量都在运筹帷握，企图利用提前举行的大选夺取政权。这导致杜阿尔德政府在应对经济和金融危机的同时，还不得不想方设法化解政治危机。2003年大选前，正义党内部出现了多名候选人同台竞争的局面。直到大选临近时，正义党代表大会才作出决定，不再推选唯一候选人。这样一来，梅内姆、萨阿和基什内尔三人均可代表正义党参加总统选举。基什内尔当选总统后，正义党彻底分裂为正统派和持不同政见派。前者包括留在正义党内的各派力量，而后者包括所有因不服从正义党领导而自我组织的派别。2005年，杜阿尔德和基什内尔之间的结盟瓦解，杜阿尔德派也从正统派分离出去，形成了另一个重要的不同政见派。

此后，正义党不仅要与党外各反对势力展开博弈，还要面对党内不同政见派的种种刁难。2007年，由梅内姆和萨阿等人组成的派别自行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并成立了“正义主义最高领导委员会”。之后该派别宣布将基什内尔夫妇“开除出党”，理由是他们用“胜利阵线”取代了正义党，背叛了庇隆主义。2007年总统大选前夕，该派别试图以“正义党阵线”的名义参加大选，但遭到选举委员会拒绝。2008年，基什内尔对正义党进行了重组，但仍没能改变正义党四分五裂的局面。

造成党内分裂的根本原因可归纳为三点。首先，正义党意识形态含混不清。庇隆提出的“第

三条道路”具有很强的实用主义色彩。任何人都可以对“第三条道路”作出各自不同的解释。其次，正义党长期以来缺乏组织建设，既没有严密的组织结构，也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党中央来凝聚全党。最后，正义党内成分复杂。任何人只要愿意就可以加入，通常也没有严格的党员资格审查机制。因此党内充斥着一个个具有不同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的小集团。上述问题导致正义党内派系林立，矛盾丛生，主要派系之间不断为争夺领袖地位而相互排挤、打压。全国各地以正义党名义存在的政党数不胜数，但它们之间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治目标和信仰，在选举中也常常各自为政，互相竞争。

（四）过度依赖工会

在阿根廷，工会己经不仅仅是工人阶级的组织，而且也是举足轻重的利益集团和一股不可小觑的政治势力。正义党一方面离不开工会的合作与支持，另一方面又希望削弱工会的势力，摆脱其束缚。如何妥善处理与工会的关系往往是历届正义党政府在执政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庇隆时期，政府对工会和劳工问题极为重视。一方面，庇隆深受职团主义思想的影响，希望各个利益集团在国家的调解下实现利益平衡，其中包括劳资矛盾和冲突。另一方面，随着工人阶级的不断壮大，庇隆逐渐认识到对这个群体的有效控制对于国家和政权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庇隆试图建立一种在国家控制和管理下的工会，使工会成为国家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会经过庇隆政府的改造和重组后，不仅成为正义党的重要支持力量，而且也为正义党分担了一部分政治和社会动员工作。工会领袖还被任命为政府官员，直接参与国家管理。庇隆下台后，正义党被宣布为非法，无法进行正常的政党活动。这期间，工会充当了正义主义的代言人和捍卫者，在庇隆的领导下继续开展各种斗争。

梅内姆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受到工会抵制和反对，因此他希望摆脱正义党对工会的依赖。但梅内姆又深知劳工阶层对于正义党执政的重要性，于是采取了分裂工会组织的策略。他大力扶植工会中支持改革的派别，打压和排挤反对改革的派别，导致正义党最重要的支持力量——阿根廷总工会分裂为亲政府派和反政府派。

基什内尔上台后采取了有利于劳工的社会政策，因此获得了工会支持。阿根廷总工会成为政府坚定的盟友。基什内尔在任期间，工会没有组织过全国性总罢工，这是1983年阿根廷恢复民主制度以来的历届政府都不曾享受的“待遇”。凭借着与政府的良好关系，总工会主席乌戈·莫亚诺当上了薪酬委员会的主席，在集体谈判上拥有了更大发言权。2008年，莫亚诺还被选为正义党执行副主席。然而，正义党与工会的关系很快就出现了裂痕。费尔南德斯政府第一任期快结束时，总工会试图更多地介入政治，扩大在政坛的影响力，多次要求正义党将更多的工会成员列入参加议会和地方选举的候选人名单，并且不断煽动工人罢工，想借此迫使政府接受其条件。这些举动遭到总统的严厉批评，导致政府与工会之间的矛盾公开化。2012年，莫亚诺辞去正义党党内的职务，并在年底发起全国性大罢工。至此，政府与总工会的结盟彻底瓦解。

与工会之间这种相互影响、相互庇护、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关系是正义党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正义党成立之初，工会就是其重要支柱。历届正义党政府都把获取工会的支持作为稳固政权的主要途径，但在得益于工会支持的同时，正义党又不得不受其制约，自身的独立性和决策的自主性都不断面临挑战和考验。在制定和推行政策的过程中，政府常常受到工会的干扰和影响。一旦工会脱离了正义党控制，就会成为一支强大的、有组织的反政府力量，为政府施政制造困难。

四 结束语

尽管存在着弱点和欠缺，但正义党始终保持着阿根廷第一大党的地位。作为一个老牌的传统政党，正义党的生命力源自其鲜明的理论依据、牢固的社会基础、强大的感召力以及务实性的政策路径选择。这些优势为正义党数次执政提供了有利条件。然而，未来的执政道路不会一帆风顺，挑战和考验不可避免。正义党的某些缺陷是其在建党之初就具有的特点所决定的，难以从根本上加以杜绝和纠正。因此，执政能力的磨炼和提高对于正义党未来能否继续执政就显得至关重要了。它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减弱正义党自身弱点所产生的不利影响。从外部环境看，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以及国内政治力量的此消彼长都有可能影响正义党执政地位的巩固。但内因决定外因，正义党的前途和命运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自身的改革和建设能否取得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