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对一个经济体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做出事前判断是非常困难的，需要对该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其中包括对外国案例的研究，在这方面，拉美各国的经验教训最值得深入探讨。

参考消息网3月29日报道 　“中等收入陷阱”指的是一个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增长波动加剧并陷入停滞，最终经过几十年也无法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事实上，世界银行给出的“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是有明确指向性的——是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迈进这个特定时期的经济增长问题，讨论的是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为什么不再向发达国家接近的问题。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既然“中等收入陷阱”是真实存在的，那么中国是否需要担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呢？或者说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当然，对一个经济体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做出事前判断是非常困难的，需要对该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其中包括对外国案例的研究，在这方面，拉美各国的经验教训最值得深入探讨。

经济低效没能根本解决

我们首先对近现代拉美经济史做个简短回顾。上个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陷入大萧条，拉美地区初级产品出口价格和数量大幅下跌，导致原来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随后拉美地区各国开始纷纷转向进口替代战略。应该说，进口替代战略借助政府的干预和保护，减小了外部市场的冲击，刺激了国内工业制成品生产和需求，一度在经济上取得了较为优异的成绩。随之而来的是经济增长开始恢复，工业化进展顺利，制造业部门工资快速增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水平得到了很大提升。大部分国家在这一时期顺利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相继出现了所谓的“巴西奇迹”和“墨西哥奇迹”，甚至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很多观察家开始乐观地认为拉美地区实现经济发展、贫困下降和社会繁荣只是时间问题。

但是，到了上世纪70年代后期，拉美地区经济增长开始陷入停滞。虽然到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前期很多国家实施了新自由主义改革，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经济增长相对停滞（相对于美国等高收入国家）的颓势。因此，直到今天，绝大多数拉美国家仍然处于中等收入阶段，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那么什么原因导致拉美地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呢。分析发现，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拉美地区经济增长开始停滞的直接原因是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而不是劳动和投资等生产要素投入的下降。或者说，这是经济运行长期低效，不断积累后在某个时间点上的突然爆发；而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和1982年拉美债务危机不过是导致拉美经济开始出现长期相对停滞的导火索。进一步分析，这种经济效率的缺失主要表现为资源配置效率基础薄弱和研发创新能力基础不足。

资源配置效率基础薄弱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一是对通过高估本币、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对国内工业长期实施保护，即使在新自由主义改革后其保护力度也始终高于世界其他地区，导致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效率低下，拉美工业制成品一直缺乏全球竞争力；二是政府在银行中所占股份大，贷款的政治性倾向明显，广大中小企业因无法获得有效金融支持而普遍缺乏活力和创新；三是营商环境长期不佳，以市场进入成本为例，拉美地区企业创建成本为人均GDP的80倍，而在亚洲为24倍，欧洲为36倍，而美国仅为1.7倍，这限制了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四是僵化的劳动力市场规则限制了人力资源有效配置，并导致企业不敢大胆用工，例如，拉美地区企业需要为离职职工提供相当于月平均工资2.5倍的强制性补偿，而亚洲为1.5倍，欧洲为1.1倍，美国企业则无需提供强制性补偿。

研发创新能力基础不足集中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拉美地区人力资本存量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以平均受教育程度为例，2000年拉美地区平均只有6年，而美国和韩国分别为12年和11年；二是拉美地区人力资本质量低下，学校教育质量普遍较差，学生阅读和数学能力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较大差距——拉美地区有超过一半的学生存在阅读困难，而发达国家这一比例几乎不超过五分之一；三是科研人员占全部劳动力的比例非常低，而且有限的科技人员都配置在高校和政府，配置于企业的比例仅为10%左右，而发达国家配置于企业的比例平均高达60%以上；四是拉美地区研发支出偏少和相关的结构性问题始终比较明显，普遍存在研发支出缺口，而且研发支出还主要集中在政府部门，与发达国家之间形成了鲜明反差；五是拉美地区基础性研究成果数量明显偏少，人均科技论文数量不到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

总之，正是因为上述问题长期得不到根本解决，拉美地区各国难以顺利完成经济转型，最后大多数国家只能在中等收入阶段长期徘徊。

要素“短板”潜藏衰退风险

表面上看起来，中国似乎不仅不存在上述这些问题，而且与拉美各国发展道路不同，人文和现实国情也有较大差距。但是，如果透过现象看本质，从中抽象出一般性的规律，那么担心也并非多余。

拉美各国是从进口替代战略转向新自由主义经济，但大多数国家所进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既不彻底也没有持续，这就注定政府在要素配置（通过扭曲要素价格）上仍然具有较大的影响力；而中国是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化经济，因为采取渐进式改革，所以政府对一些关键要素的配置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从本质上来说，无论是中国，还是拉美地区的大多数国家，采取的都是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那么为什么拉美经济长期增长在过去几十年出现了问题，而中国却能独善其身呢？这与各自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拉美主要国家早已进入中等偏上收入阶段，而中国人均国民收入还处于相对较低位置。但是，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改变，从发展的阶段上看，中国目前所处的位置似乎对应着拉美主要国家1998年所处的位置。

另外，在导致拉美地区资源配置效率基础薄弱和研发创新能力基础不足的九个方面中，不能完全套用于对中国经济的分析中。比如，在人均受教育年限和教育质量上，中国就明显好于拉美；在人力资源配置上，中国对劳动市场的限制要远远弱于拉美国家，等等。从普遍意义上讲，这些方面是限制拉美经济长期增长的要素“短板”。不过，中国经济目前也面临着很多自身的要素“短板”，比如人口老龄化加剧且劳动力人口绝对数量已进入下降通道和环境污染严重等。

总之，拉美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不能最终解决经济发展中的某些要素“短板”，就有极大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而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不能解决所有的要素“短板”问题，甚至是造成这种要素“短板”的直接推动力量。因此，对中国未来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抱有警惕并非杞人忧天。

应及时转变发展模式

正如前文所述，及时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对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至关重要。具体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第一，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出现衰退具有突发性。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侧重于实现更多产出的单纯经济增长，生产要素投入的领域和数量往往受到政府直接或间接的较大影响，从而对各种生产要素价格造成不同程度的扭曲。如果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比较稳定，那么既有的经济速度就可以得到维持，经济增长质量问题也能够被掩盖。但是，一旦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发生较大改变，经济增长就可能陷入迅速的衰退当中，拉美地区出现的经济衰退便是例证。

上个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形势发生了剧烈变化，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造成国际货币汇兑体系的混乱，1973年和1979年的两次石油危机导致石油美元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回流，国际借贷利率高涨。在这种国际背景下，拉美地区在1982年爆发了严重的债务危机。应该说，这次危机的迅速爆发和蔓延与拉美地区以扭曲的价格长期过度使用国际信贷这种生产要素不无关系。

第二，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必须尽早。发展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存在着阶段性，在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时期，可以借助政府的力量来调动和配置各种社会闲置资源，增加生产性投入，实现经济较快增长，从而跨越“贫困陷阱”。但是，在进入中等收入社会后，当各种生产要素已经全部得到了粗放使用，边际产出将快速下降，最终甚至为零，成为经济增长的“短板”，此时未能转变的增长方式必然导致经济增长效率较低，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难以做出相应贡献，那么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是一个大概率事件。所以，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转变经济方式应该尽早完成，更不能盲目崇拜短期的GDP，也不能固守趋势性思维，认为未来一定是现在的延续。

拉美地区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刻教训，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拉美地区的经济增长仍然比较可观，至少和当时的美国几乎保持同步。但是，这种连续多年经济增长的快感很容易让人们迷失方向，最终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就在所难免。因此，对处在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来说，必须居安思危，尽早重视并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微观市场制度变革，提升市场效率。

第三，产业保护和企业垄断只能是权宜之计，不能作为长期的经济增长手段。毫无疑问，在工业化初期，由于工业基础和竞争力较弱，借助政府的力量对一些产业进行有效保护是非常必要的。这不仅得到相关经济理论支持，也在历史上被德国和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验证过。但是，这种保护措施不能无限制存在，否则将影响行业的国际竞争力。此外，如果出于产业保护的目的长期给某些企业垄断特权，那么这样的企业只能做大，而不能做强。

在全球化的今天，一个国家如果长期对国内企业和产业采取保护措施，将必然导致不可挽回的后果。韩国曾经对大企业财团实施长期的保护和政策优惠，但在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后，便开始对大企业财团进行改革，逐步取消了这些优惠，从而大大提高了企业素质和经济活力，最后韩国成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样板案例。

第四，推动经济体制转型在于突破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形成既得利益集团难以避免，这些利益集团长期获得政府保护和各种优惠政策，经营效率低下，市场竞争力较差，在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向市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过渡后，必然遭到它们的极力反对。当推动改革的强权人物在改革未尽时退出历史舞台，给既得利益集团赢得喘息之时，它们必将阻挠继续改革的步伐，改革的阻力就会越来越大，推进改革的局面就会愈加复杂。最终，已经实施的改革就会停滞不前，甚至倒退。近十年来，拉美地区一些国家在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中多有反复便是例证。因此，就目前而言，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应该重在“进”字，而不应该是过去一度争论的“渐”字。

实际上，新一届政府上台以来，已经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陆续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比如简政放权、减税降费以及正在落实的国有企业改革等。这些不仅意味着降低企业负担和激发市场活力，更重要的是把要素配置的权力还给市场，通过市场的力量逐渐纠正一些扭曲的价格信号，重新配置要素，解决经济发展中的一些“短板”。同时，考虑到人口现状和经济的长远发展，计划生育政策得到调整，“全面二孩”开始实施。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继续推进改革，中国就能够进入高收入阶段，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从而最终实现中央提出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作者简介】齐传钧，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副秘书长、社会保障实验室执行专家，近几年主要致力于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等领域研究，并多次深入参与国家相关领域的政策制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