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1983年阿根廷恢复民主体制之后，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成为影响社会安全的最主要因素，其中包括经济发展的不稳定、贫困加剧、贫富差距扩大和中产阶级的减少、失业、缺乏社会保障等。现阶段阿根廷面临的安全问题主要是社会治安的恶化和各种形式、不同原因导致的社会冲突。当前，阿根廷的社会治安恶化已不是一个仅仅关乎个人安危和个体安全的问题，它已经对整个社会环境和秩序以及国家形象产生了破坏，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会恐慌。在各种社会冲突中，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过程中的物质利益冲突，不仅有可能造成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而且常给人以不安定、动荡，公共秩序混乱的主观感觉对社会安全威胁最大。虽然阿根廷政府在维护社会安全方面进行了种种努力，但社会安全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其主观原因在于政府对安全问题的认识还没有完全脱离传统的“控制”或“管制”模式，而且对社会冲突造成的安全问题重视不够。从客观来讲，缺乏以合作性为基础的多元参与、民主体制和政府的公信力下降、政府危机处理能力和冲突控制能力不足等因素制约了安全治理体系的形成和安全能力的建设。

关键词 阿根廷 社会安全 冲突 治理

1983年阿根廷恢复民主体制之后，社会安全开始面临新的威胁和挑战。与以往不同的是，安全问题更多地与经济社会发展以及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矛盾联系在一起，具有新的内容和特点。民众对安全的需求与日俱增，因此需要政府更新观念，用“治理”而非“管制”的理念来解决安全问题，创造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但是，从阿根廷30多年的实践来看，社会安全治理体系尚未建立健全，相关的制度仍需进一步完善，社会安全治理仍面临着诸多挑战。

一 影响阿根廷社会安全的主要因素

著名学者郑杭生等人认为，社会安全主要受环境因素和系统内部因素的影响。社会安全是指整个社会系统能够保持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而把妨碍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因素及其作用控制在最小范围内。[1]本文主要讨论来自系统内部的影响因素，具体来讲就是本国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在阿根廷的历史上，社会安全因主要影响因素不同而出现了不同的表现形式。在1983年恢复民主体制之前，政治环境和政治发展进程对社会安全的影响更大一些；在此之后，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成为最主要的影响因素。

（一）1983年之前影响社会安全的因素

1983年阿根廷恢复民主体制之前，社会安全问题主要来源于政治冲突和矛盾所引发的政治不安全。1930年，阿根廷爆发军事政变，标志着保持了近70年的政治稳定宣告结束。从此，阿根廷进入军人和文人交替执政的时期，并多次发生军事政变，政府更迭频繁，民主体制不断遭到破坏，无法得到稳固。几乎所有的文人政府都没有完成任期，无一例外被军事政变所终结。1955年以后，庇隆主义和反庇隆主义的斗争、军事独裁与反独裁力量的较量成为阿根廷政治发展的重要特征。在此背景下，阿根廷频繁发生激烈的社会暴力冲突，社会局势长期动荡不安，流血事件不断。这些冲突具体表现为军事政变、政治暗杀和迫害、游击队活动等。

1956年，亲庇隆派的军人发动武装暴动，遭到当时的阿兰布鲁政府的武力镇压。在冲突中，27名暴动者被杀害，另有40人被处决。1969年，在科尔多瓦市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反独裁运动，数十名抗议者被军队打死。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阿根廷还兴起了游击队运动，它们通过绑架、抢劫、暗杀等暴力手段试图达到所谓“人民革命”的政治目的。1970年，一支叫作“阿根廷解放阵线”的游击队组织绑架了巴拉圭外交官；另一支称为“蒙托内罗斯”的游击队绑架并杀害了前总统阿兰布鲁。作为对游击队的报复，右翼组织开始大肆实施恐怖活动。1970~1971年，大批左翼人士遭到绑架、劫持和刑讯，并最终下落不明，成为失踪者。1973年庇隆回国时，庇隆派中的左翼和右翼组织在机场发生冲突，造成几十人死亡。庇隆去世后，游击队、右翼团体的暴力活动进一步升级，国内局势几近失控。1976年魏地拉独裁政府上台后，在国内掀起史上称为“肮脏战争”的大规模镇压活动。在这股政治恐怖主义的浪潮中，失踪者超过1.5万人。1982~1983年，阿根廷多次爆发反对军政府的示威游行，导致大批群众被捕和伤亡。

总的来看，从1955年庇隆下台到1983年恢复民主的近30年时间里，阿根廷社会安全的最主要威胁不是来源于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而是政治领域，即在政局极不稳定、民主体制极不完善的环境下，以争夺政治权力或表达政治主张为目的的政治斗争所引发的“政治暴力”或“军事暴力”。这些非安全因素是无法通过经济手段和司法手段加以消除的。20世纪80年代，随着民主体制的重新确立和逐步巩固，这类暴力活动逐渐消失。[2]

（二）1983年之后影响社会安全的因素

1983年以后，阿根廷的民主体制逐渐巩固，社会安全状况有所改变。政党、政治集团、社会阶层之间直接的暴力冲突和武装对抗减少了，取而代之的是各种与经济和社会发展及转型相关的新因素。无论是在经济繁荣时期，还是在经济不景气时期，安全问题始终困扰着阿根廷社会。这是转型和调整带来的结构性变革所付出的社会代价。具体来讲，影响社会安全的主要风险来自以下方面。

1.       经济危机和经济发展不稳定

1983~2014年，阿根廷共经历过3次经济危机。第一次是贯穿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第二次危机发生在1995年。受墨西哥金融危机的影响，阿根廷金融市场出现剧烈动荡，大量外国短期资本抽逃。当年阿根廷GDP下降4%，人均GDP减少5.3%，失业率攀升到17.5%。[3]第三次危机始于1998年第四季度的经济滑坡，此后阿根廷陷入长达4年之久的大衰退，并在2001年年底爆发经济和金融危机。2002年经济倒退10.9%，失业率高达19.7%，实际工资水平下降13.9%。[4]

2003年以后，阿根廷经济重新进入高速增长期，连续5年保持8%以上的增长速度。但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阿根廷GDP增长率仅为0.9%。在经过2010年和2011年的复苏后，阿根廷经济从2012年起再次陷入低迷。

综观阿根廷近30年来的经济发展，不难看出，阿根廷经济未能实现连续增长，稳定程度差强人意。在这30年中，既出现过10%以上的高速增长，也出现过10%以上的急速下滑。虽然总的来看，经济增长的年份远远多于经济衰退的年份，而且在一个国家的发展进程中能够保持几十年的连续增长也是十分困难的，但是经济增长的大起大落无疑不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在经济危机时期，中低收入者往往是受影响最大的群体，而在经济复苏期，他们又是恢复最慢的群体。2001年的经济危机不仅导致政治动荡，还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骚乱和暴力犯罪，最后造成社会局势几近失控。

图1 1990～2014年阿根廷GDP增长率（%）

资料来源：2012年数据来自CEPAL, Estudio Económico de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1998~1999,2009~2012，Santiago de Chile;2013年和2014年数据来自CEPAL, Balance Preliminar de las Economías de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2014，Santiago de Chile, diciembre 2014

2.         贫困加剧

贫困问题的加剧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时期。当时的经济衰退对普通民众，特别是中下阶层造成了严重冲击。而且恶性通货膨胀导致居民的实际收入减少，生活水平明显下降。进入90年代后，由于通货膨胀得到控制，人均GDP有较大增幅，加之失业问题还不太严重，阿根廷的贫困问题有所缓解。贫困人口比重和赤贫人口比重由1990年的21.2 %和5.2%分别下降到1994年的13.2%和2.6%。[5]但1995年发生的金融危机使这两项指标都出现了反弹。2001年经济危机期间，在失业、工资减少等因素的影响下，阿根廷社会的贫困化程度迅速加剧，全国的贫困人口比重由23.7%攀升到45.4%。就连公共部门的就业者中也有40%生活在贫困线以下。2003年以后，就业形势的好转使人口贫困化的趋势得到遏制，贫困人口逐渐减少。但是，2012年以来的经济不景气再次恶化了社会形势。根据一些智库的统计，2013年阿根廷的贫困和赤贫比重已经倒退回10年前的水平。[6]

3. 贫富分化和中产阶级的减少

在贫困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同时，收入分配状况也持续恶化。基尼系数从1990年的0.501一路攀升，2002年达到0.590，使阿根廷一跃成为拉美收入分配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如此巨大的变化在拉美历史上实属罕见。长期以来，由于穷人较少，财富分配比较平均，阿根廷是拉美地区公认的“中产阶级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起，阿根廷的社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在经历了90年代的经济改革和世纪之交的经济危机之后，中产阶级在阿根廷已经不占多数。中产阶级队伍萎缩的根本原因在于收入分配状况和就业形势的不断恶化。以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为例，1974年，10%最富裕阶层的收入只是10%最贫穷阶层的12.3倍，到1989年这个差距扩大到23.1倍，2002年进一步攀升到33.6倍。[7]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数字并没有将极少数的超级富豪计算在内，否则将更为惊人。从图2和图3可以看出，严重的贫富分化不仅影响到中低收入以下的阶层，也影响到中等以上收入阶层，使下降的社会流动成为普遍现象。中产阶级一直被看作社会的“稳定剂”、贫穷阶层与富裕阶层之间的“调和剂”，是确保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因此，它的减少不可避免地加剧了社会矛盾和分化。

图2 1974年阿根廷收入分配结构

（不同收入阶层占人口百分比）

资料来源：Ezequiel Adamovsky, Historia de la Clase Media Argentina, Apogeo y Decadencia de una Ilusión, 1919-2003,Buenos Aires,Planeta,julio de 2009, p.425.

图3 2004年阿根廷收入分配结构

（不同收入阶层占人口百分比）

资料来源：Ezequiel Adamovsky, Historia de la Clase Media Argentina, Apogeo y Decadencia de una Ilusión, 1919-2003, Buenos Aires, Planeta, julio de 2009, p.425.

4. 失业、非正规就业与缺乏社会保障失业问题困扰阿根廷多年，已经成为各种社会问题的根源所在。1994~2007年，阿根廷的失业率一直处于两位数水平。2001年经济危机爆发后，失业人口曾一度接近20%。造成失业的主要原因在于90年代进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一方面，大批企业私有化后，裁员成为普遍现象；另一方面，贸易开放带来的廉价商品涌入对国内工业造成冲击，缺乏竞争力的中小企业纷纷倒闭。大批失业工人被迫流向服务业，而服务业又难以吸收过剩的劳动力。

在失业率攀升的同时，非正规就业问题也很严重。1990年，阿根廷的非正规就业率为52%，1998年下降到49.3%。[8]虽然2003年以后正规部门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但是非正规就业状况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改善。2009年，非正规就业率仍达到49.7%。[9]这表明，阿根廷近一半的就业者面临着低收入、无社会保障、工作条件不稳定等风险。

阿根廷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的劳工改革和社保制度改革产生了两个最直接的后果：一是各种非合同工和临时工的数量大大增加；二是社会保障的范围逐渐缩小。在阿根廷，劳动合同也不是享有社保的绝对保证。据统计，2002年，在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劳动者中，只有66%的人享有社会保障。[10]而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就基本上意味着没有社会保障，因为无劳动合同者的社保覆盖面只有8%。[11]虽然近年来阿根廷的社会保障范围已经有所扩大，但仍有近一半的劳动者享受不到养老金，近30%的劳动者无医疗保险。2013年，阿根廷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的覆盖面分别为52.1%和72.6%。[12]

二 阿根廷社会不安全的主要表现

社会安全既包括微观层面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也包括宏观层面的社会冲突、社会矛盾、社会失序、社会关系紧张等。社会不安全问题会对社会发展和进步造成破坏，对公众的个人安全造成威胁，并导致社会不稳定和动荡。对社会安全程度的判断来自两个维度。首先，安全与否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实和态势;其次，它也是一种主观的认知和感觉。现阶段阿根廷面临的来自社会系统内部的安全问题主要是社会治安的恶化和不同原因导致的各种形式社会冲突。

（一）社会治安恶化与暴力犯罪加剧

20世纪80年代以前，阿根廷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治安状况良好，刑事犯罪率很低，即使是在贫民聚居的区域也是如此。90年代以后，社会治安的恶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和社会有序、和谐发展的严重障碍。与其他拉美国家如巴西、墨西哥、哥伦比亚以及中美洲国家相比，阿根廷的暴力犯罪虽然也呈不断加剧的趋势，但恶性凶杀案件的发生率还是比较低的。2008年阿根廷的凶杀率为10万分之5.8，这个水平远远低于巴西的10万分之20.6、哥伦比亚的10万分之33。[13]阿根廷社会治安的最严重威胁来自于侵犯财产的犯罪。2011年，抢劫和偷窃的犯罪率高达10万分之973.3[14]，是有数据的16个拉美国家中最高的。民调显示，2012年17.93%的被调查者表示，曾在一年内遭遇过抢劫或盗窃，其中42.95%的犯罪使用了暴力手段。[15]这类犯罪虽不致命，但却是民众不安全感的最大来源。根据拉美著名民调机构“拉美晴雨表”的调查，治安恶化已经超越通货膨胀和失业，成为近年来阿根廷民众最为担忧的社会问题。2013年，持此观点的人占35%。[16]

造成社会治安恶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来自整个经济和社会环境及其发展、变迁的过程，因此阿根廷的治安问题已经超出了对罪犯个体异常行为的研究范畴，也不能仅仅通过传统的犯罪学理论来加以解释。首先，经济的不稳定发展以及严重的社会不公导致边缘群体逐渐增多，这部分人要么失业，要么从事非正规就业，收入无法得到保证。其中一部分人选择铤而走险，或通过非正常途径获取财富，以此作为生存的手段，或通过暴力手段彰显自我价值。其次，大城市中毒品交易和消费不断增多，成为犯罪的诱因。吸毒者常常会为获取钱财购买毒品而从事偷窃、抢劫等非法活动。据统计，阿根廷约30%的罪犯是在吸食毒品后实施犯罪活动的。最后，执法和司法制度不健全，办案效率低下，且存在腐败现象，一方面导致犯罪成本和代价过低，罪犯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另一方面也导致公众对执法人员缺乏信任，报案率较低，从而助长了犯罪。

当前，阿根廷的社会治安恶化已不是一个仅仅关乎个人安危和个体安全的问题，它已经破坏了整个社会环境、秩序以及国家形象，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会恐慌。

（二）社会冲突

社会冲突是阿根廷社会一个常态化的现象，但在不同的时期，其强度、范围和影响也有所不同。20世纪90年代以后发生的社会冲突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过程中的经济利益冲突，冲突的主体为利益受损者和政府部门。表现形式具有多样化特征，包括示威游行、抗议、罢工、非法占地、围堵、阻断交通、骚乱、集体哄抢、破坏公共设施等。第二类是移民问题带来的文化冲突以及社会歧视和排斥。冲突的主体是移民和土生的阿根廷人。这类冲突更多地表现为社会关系的紧张、思想观念的隔阂及心理排斥。第三类是环境问题引发的社会冲突。冲突大多发生在自然资源较为丰富、资源开采和加工业集中的省份，冲突的一方是反对开采活动的当地居民，另一方是资源开采企业及其支持者（包括当地的失业群体、地方政府等）。在以上三类社会冲突中，后两类冲突大多以非暴力的形式出现，其社会负面影响是有限的。而第一类冲突不仅有可能造成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而且常给人以不安定、动荡、公共秩序混乱的主观感觉，是对社会安全威胁最大的冲突，也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经济改革的负面效应逐渐显现，阿根廷进入社会冲突的多发期，冲突的激烈程度也有所加剧。1994~1997年，阿根廷共发生了8次全国性总罢工。[17]2001年的经济危机最终将社会冲突推向失控的深渊。危机期间，阿根廷数次发生大规模的骚乱，造成了不可估量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例如，2001年12月18日，暴徒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超市洗劫一空，28人在冲突中丧生。12月29日，在政府宣布冻结银行存款的措施后，示威者冲进众议院破坏设施，并与警察发生激烈对抗。2002年1月，数千人冲击银行，焚烧银行设备。在这场史无前例的社会危机中，阿根廷人创造了两个特有的方式来表达不满。其一是以普通市民和中产阶级为主要参与者的“敲锅运动”，他们走上街头，用敲打锅碗瓢盆的方式表达对政府的不满和对经济前景的担忧。其二是以失业者为主体的“断路者运动”，断路者们以切断公路的方式向政府施压，要求其采取措施解决就业问题，增加失业救助。“断路者运动”始于梅内姆执政的后期。断路者们起初是松散的、自发的、小规模的团体，后来逐渐发展成有组织的社会力量。2001年经济危机期间，断路者的抗议活动遍及全国各地，形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洪流，而且频频与警方发生冲突。

“断路者运动”是不可小觑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在其最活跃的时期，除了断路以外，还曾经进行过围攻、占领公共设施等活动，这些都对公众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造成了威胁。“断路者运动”的根源在于失业，因此减少失业、扩大就业无疑是使其自然消亡的最佳途径。2003年以后，随着经济形势的恢复和劳动力市场的好转，“断路者运动”逐渐失去了斗争的动力，规模越来越小，抗议活动也渐渐偃旗息鼓。但是“断路”这种斗争方式却延续下来，成为很多有组织的示威抗议活动常用的手段。

2003~2007年，阿根廷社会冲突的强度和频率都有所减弱，这个时期罢工活动减少，没有发生过全国性的总罢工。游行示威活动的诉求转向改善治安、保护环境、争取土地和住房等。

2008年，一场长达129天的农业大罢工在阿根廷掀起轩然大波，成为当年拉美地区影响最大的社会冲突事件。罢工的起因是政府宣布提高农产品出口税。政府与参与罢工的四大农业组织始终未能就出口税问题达成和解。这场风波在政府议案被参议院否决后才暂告一段落。但由此产生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后果，不仅致使当年的农业生产蒙受巨大损失，也造成了政府支持率下降、多名内阁成员易人、执政联盟在次年的议会中期选举中失利等一系列连锁反应。

2010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发生了失业群体和外来移民非法占地的事件。占地者占据了一处贫民窟的空地，要求政府提供补贴和住房。在与警察的冲突中，4人死亡，30多人受伤。随后警察撤离占地区域，但占地者又与周边居民发生对峙，并向其开火。最后政府出动宪兵才控制住事态。在该事件驱动下，布宜诺斯艾利斯又出现了约30起非法占地活动，促使政府不得不承诺解决住房问题。2014年，类似的占地纠纷再次发生。

2012年以来，经济不景气引发的全国性、全行业的罢工潮成为社会冲突的最主要表现。罢工活动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抗议政府的某些政策，如外汇管制、进口限制等；二是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待遇，降低所得税。单纯的罢工是一种低烈度的抗议形式，也是劳工阶层表达诉求的重要途径，但是一旦形成席卷全国、延绵不绝、不分行业工种的罢工潮，就必然会对社会稳定和安全产生影响。2012年8月，布宜诺斯艾利斯地铁员工的罢工导致首都交通陷入混乱长达10天之久。2013年12月，因全国性的警察大罢工而造成的大规模暴力哄抢超市事件使阿根廷举国震惊，也引发了人们对阿根廷社会安全局势的强烈担忧。

三 阿根廷社会安全治理面临的挑战

近年来，随着公众对安全问题的担忧与日俱增，阿根廷政府在维护社会安全方面进行了种种努力。2010年，阿根廷将内政部和司法部的部分职能分离出来，成立了专门负责国内安全事务的安全部，并任命前国防部部长尼尔达·加雷担任安全部部长。这说明阿根廷政府已经将解决社会安全问题提升到与经济、外交、国防等国家事务相等同的地位。然而，虽然政府不断加强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的力度，但当前阿根廷的社会安全形势依然十分严峻，民众的不安全感并没有消失。其原因可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加以分析。

从主观上来讲，政府对安全问题的认识还没有完全脱离传统的“控制”或“管制”的模式，对社会冲突可能产生的安全问题重视不够。正如前文所述，阿根廷的社会安全问题已经超越了个体安全的范畴，其根源在于各种经济和社会矛盾。这些矛盾是不可能通过执法机关采用压制手段来解决的。如果说“控制”是一种刚性的管理模式，那么“治理”强调的则是一种带有韧性的资源整合和协调的能力，也是一种“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 胡仙芝：《论政治文明建设视野下的政府治理文明目标及其路径》，载《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第51页。的过程。因此，解决安全问题首先要进行观念的更新，将“治理”的理念引入安全领域将有助于提升社会安全的维护能力。从客观来讲，很多因素制约了安全治理体系的形成和安全能力的建设。

（一）缺乏以合作性为基础的多元参与

社会安全治理的最终目标在于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创造一个安定和谐有序的社会大环境。仅依靠政府或者执法、司法体系的力量是不可能实现这个目标的。虽然政府是治理主体，是安全问题的主要负责者，但是，矛盾和冲突的主体通常是多元的，而且安全问题涉及所有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因此安全治理必须有社会力量和公民的参与。而且“治理”这个概念本身就包含着多方参与、自愿参与、上下互动、广泛协商的含义。如果能够形成政府为主、协同治理的格局，势必有助于社会安全问题的缓解。

但是，由于历史上形成的特殊而复杂的利益格局，缺乏凝聚力与协作精神是阿根廷政治生态和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特点。2001年阿根廷经济危机不仅是一场经济危机，还引发了10天内五易总统的政治动荡，这是党派间及党派内部争权夺利、缺乏合作与共识的重要表现和必然结果。2008年以来，阿根廷政府在国内频频树敌，与包括农业团体、媒体、教会、工会、司法界等在内的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集团和组织关系紧张，矛盾和摩擦不断，很难形成一种全社会协作、协商解决问题的氛围。这就给政府进行有效的社会安全治理增加了难度。

此外，政府内部负责安全事务的部门之间也缺乏协调与合作。一方面，在联邦制的政治体制下，阿根廷安全事务的管理职能被下放到各省，每个省都拥有独立的执法机构，可自行制定本省的安全政策，联邦政府的安全管理机构很难对各省的安全事务进行协调并提供全国性的政策指导。另一方面，联邦政府内除内政部、司法部、安全部以外，还设立了多个负责安全事务的部门，但这些机构之间并没有一个协调机制来进行资源的整合。

因此，如果没有一种以合作性为基础的多元参与，社会安全领域的问题将难以得到解决。而这种合作主要源于广泛的共识和认同，这正是目前阿根廷社会所欠缺的特质。在这种情况下，2003年以后上台的历届政府仍然沿袭了传统的安全管理模式，即依靠执法机关的力量。警察只是国家实施统治和控制的一个重要工具，它可以打击犯罪，维护治安和社会秩序，对违法犯罪行为起到遏制和震慑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个体的安全，但其“社会治理”的功效却是有限的，不能从根本上杜绝安全隐患。而且阿根廷目前的执法和司法体制本身还存在着许多难以解决的弊端，因此根本无力承担起维护整个社会安全的责任。2013年年底发生的全国性警察罢工所引发的社会骚乱，充分证明了当前阿根廷面临的社会安全问题不能仅仅依靠执法者的权威和压制来解决，还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参与和协同治理。

（二）民主体制和政府的公信力下降

阿根廷民众逐渐失去对民主体制的信任，这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其一，阿根廷的民主制度已经保持了30年但它并没有成为经济稳定发展的保证。20世纪80年代阿方辛执政时期，阿根廷始终没能摆脱债务危机的阴影，经济长期陷入衰退，恶性通货膨胀不断削弱民众的购买力水平。9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虽然稳定了宏观经济，但对社会发展的漠视却导致严重的贫富分化和失业。世纪之交的经济政治危机进一步加深了阿根廷民众对政府治理能力的怀疑。近几年来阿根廷再次陷入通货膨胀的困局中，而政府却对此力不从心。

其二，腐败问题严重损害了政府和政党的公信力。在阿根廷，上至总统、下至一般公务员，都有可能卷入腐败案件。梅内姆执政时期是阿根廷历史上腐败现象最猖獗的时期。政府高官们或利用职务之便大肆侵吞、挪用国家资产，或利用私有化和招商引资的机会索贿受贿。梅内姆下台后，多名在他任职期间的高官因腐败问题被调查，其本人也多次面临腐败指控。2003年后，腐败现象略有收敛，但腐败丑闻仍接二连三地曝光，使政府威信深受影响。费尔南德斯总统上任后不久，“第一家庭”便受到腐败指控。2014年，副总统布杜的腐败丑闻再次引发关注。

公众对民主制度和政府执政能力的怀疑加大了社会安全治理难度。没有了公信力，政府就失去了民众的支持、理解、宽容与合作。在一个没有公信力的政府领导下，和谐社会所需要的公民精神是很难培养起来的。一方面，民众对公共事务和社会公益缺乏热情，参与度不高，责任意识不强，关注个人利益而忽视集体利益和公共利益，在遇到危险和困难时不愿求助于公共机构和政府部门。另一方面，民众对民主体制和政府的不作为深感失望，在缺乏有效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的情况下，就会采取一些激进的方式和途径来表达不满，希望以此得到政府的关注和回应。这无疑加剧了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了社会不安全和冲突的风险。

（三）政府危机处理能力和冲突控制能力不足

在阿根廷，任何危机和冲突都有可能对社会安全造成威胁，这一方面需要政府具有风险防范意识和风险预警机制，避免出现危机和冲突；另一方面也需要政府在遇到突发事件时能够作出及时准确的反应，防止事态扩大，尽量将危机的影响降到最低程度。但阿根廷政府在这两方面的能力都存在明显不足。

首先，危机频繁发生是阿根廷发展进程的一个特点。在宏观层面上，阿根廷历史上几乎每一次发展模式的终结和转换都以爆发危机为转折点。这是因为阿根廷总是习惯性地将每一种发展模式推向极端，屡屡错失模式转换和调整的良机，直到危机发生才被动应对。另外，政府在出台重大政策时常常不顾民意，也很少对可能出现的社会风险进行研究和评估，结果成为引发危机的导火索。例如，在2001年阿根廷经济危机期间，政府宣布限制银行取款的措施后，民众起初还表现得比较平静，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民众发现取款金额远远不能满足日常生活需要时，开始进行抗议示威。然而政府并没有对社会心态的变化进行监测，结果导致暴力活动升级，并很快演变成一场失控的社会动乱。再比如，2008年政府在宣布上调出口税率的措施之前，也没有进行风险评估和识别，以致遭到农业团体的坚决反对并在全国引发了一场长达4个月之久的农业罢工。

其次，危机总是伴随着民怨爆发、社会冲突加剧等现象。一方面，这是因为政府在危机初期反应不够迅速果断，常常贻误化解矛盾的最佳时机。在发生冲突时又不能采取正确或有效的措施。仍以2001年阿根廷经济危机为例，在发生大规模社会骚乱后，德拉鲁阿政府宣布了戒严令，但这一措施适得其反，不仅没能控制局势，反而遭到全民反对，使事态进一步扩大到激进主义者冲击总统府的地步，最终导致政府垮台。另一方面，阿根廷缺乏合理而畅通的利益表达机制和矛盾化解机制。虽然有组织的劳动者可以通过罢工、集体谈判等途径表达诉求，但阿根廷将近一半的劳动者都是无组织的非正规就业者，他们很难通过集体组织的形式进行请愿和发表意见。由于不满情绪长期得不到宣泄和疏导，其中一些人选择用激进的行为来发泄不满。从2001年阿根廷经济危机以来，每当社会冲突发展到一定程度、出现某个导火索时，国内就会发生哄抢、打砸超市的群体性事件，使本应是合理、合法的利益表达演变成带有泄愤性质的社会骚乱和违法犯罪行为。   

（责任编辑高涵）

收稿日期：2015-01-01

作者简介：林华，女，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社会文化室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北京100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