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随着国际格局转型的加速以及中巴关系的深化，巴西政、商、学界对中巴关系的关注度迅速上升，对中巴关系的立场也体现出了较大的差异。文章选取了6篇具有代表性的学术分析性文献进行论点梳理和概括，旨在分析巴西各界针对中巴关系的动力、经贸领域的竞争与合作关系、政治互信与国际合作、中巴关系发展趋势、巴西对华政策等问题上的立场差异及其产生的原因。最后，作者客观地对巴西看待中巴关系的视角作出了相应的回应和评估。

关键词 中巴关系 机遇论 不对称性 威胁论 政治互信 全球治理

随着国际格局转型的加速以及中巴关系的深化，中巴关系成为当前巴西政、商、学界热议的主题，尤其是在巴西学术界，对中巴关系的关注度甚至有超越对巴美关系的关注度的趋势。这种局面体现出以下深层次的含义：第一，最近几届巴西政府坚决贯彻和执行“南南合作”外交战略，中巴关系的提升便是该外交战略的重要成效；第二，通过合作领域的扩大和层次的提高，中巴关系已超越单纯意义上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成为具有一定全球影响力的大国关系，中巴关系在巴西外交全局中的重要性发生了“量”与“质”的改变；第三，在中巴两国共同崛起的背景下，中巴关系呈现出“合作”与“竞争”共存的局面，而作为后发的两个新兴大国，中巴关系的复杂性开始显现。

本文旨在对最近巴西国内针对中巴关系的6篇文献进行概括和分析，一方面介绍巴西学术界关于中巴关系的争论以及颇具差异性的论点，另一方面分析巴西学术界论述中巴关系的不同视角，从而揭示出观点差异形成的原因所在。本文重点分析的文献主要源于教育及科研机构、具有政府背景的智库、民间咨询公司等主体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文中概述的关于中巴关系的论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基本能反映当前巴西各界对中巴关系的态度。

一 中巴关系驱动因素分析

针对中巴关系的驱动因索的分析，尤其是对两国关系在最近10年中快速发展的驱动因素的分析，巴西国内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几种解释。第一，经济的互补及互需。绝大多数巴西学者认为，中巴关系迅速发展的关键因素在于两国经济的高度互补。对中国而言，巴西的重要性在于它能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原料供应；对巴西而言，中国总体上有利于巴西出口和经济的增长。从两国贸易结构来看，中国对原材料有着巨大需求，而巴西有着丰富的资源储备，同时，巴西对工业制成品的需求旺盛，而中国是“物美价廉”工业产品的主要生产国，经济的强烈互补是中巴两国关系的发展动力。第二，中巴国际影响力的变化，作为国与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国家实力的变化势必引起双边关系的连锁反映，中国和巴西的国际影响力随着新兴国家的群体崛起有了一定的提升，国际身份的这种转变也促成了中巴关系的深化。有研究认为，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被包括巴西在内的许多拉美国家看作是减轻对美国依赖的有利机遇，而作为“金砖国家”的成员以及重要的资源来源国，巴西在中国对拉美政策中处于优先位置。第三，中巴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共同诉求。总体而言，从相似的国际身份的角度分析中巴合作的研究相对较少。有研究指出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共同利益促使巴西将对华关系纳入巴西的自主、实用和自信的外交战略以及南南合作战略中。为提升巴西在诸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多边领域的影响力，巴西高度重视南南合作或新兴大国联盟，其主要目标便是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政治联系，尤其是与地区大国的合作，如“金砖国家”和“印度一巴西一南非”。也有研究认为，在全球治理方面，为建立一个基于-多边主义的国际新秩序和实现国际机构的改革，中巴关系存在巴西可以利用的地方。比如争取中国对巴西“入常”的支持，加强两国间的贸易协商（包括在WT0框架内）。第四，全球化与全球产业分工。与大多数研究不同的是，少数研究从外部的角度解

析中巴关系快速发展的动因。比如，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政治与经济学系教授路易斯·安东尼奥·保利诺（Luis  Antonio Paulino）和马科斯·科尔代罗·皮雷斯（Marcos Cordeiro Pires）在《中巴关系：可能与局限》一文中认为，全球化进程是促使中巴关系在最近几年快速发展的主要因素，全球化进程使中国成为国际资本的优选地以及制造业生产基地，并使该国发展成“世界工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巴贸易和投资关系在过去10年间实现了跨越。

二 中巴关系现状：合作与竞争共存

从分析角度来看，对中巴关系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中巴经贸关系层面，也有部分研究对中巴政治关系和中巴两国在国际重大事务上的协调有所涉及。但总体而言，关注中巴两国间竞争成分的成果占到了多数，而从双边和多边层面辩证地论述中巴双边关系的相对较少。由于分析问题角度的片面性，一些研究结论也就存在以偏概全的问题。

（一）贸易领域：“机遇”与“威胁”

在最近10年间，贸易被公认为中巴双边关系中“增量”最为明显的领域。有研究指出，与拉美其他国家对华贸易相比，巴西属于受益较多的国家之一，这不仅因为巴西在对华贸易中处于顺差位置，从出口结构来看，巴西也拥有其他拉美国家无法匹敌的优势，即它不仅是初级产品的重要生产国，而且其高科技产品出口（主要为支线飞机）自2000年以来增长显著。与此同时，绝大多数研究均认为中巴贸易存在结构上的不平衡，巴西对华出口存在严重的“初级产品化”问题。与之相反，中国对巴西的出口则完全以工业制成品为主导，且呈现出明显的产品多样化的特征。巴西应用经济研究所（IPEA）在其报告中指出，初级产品占巴西对华出口的比重从2000年的68%增至2009年的83%，2010年，铁矿石、植物油和矿物质燃料分别占巴西对华出口的40%、23%和13%，三者合计占巴西对华出口的76%。技术密集型产品占巴西从中国进口的比重上升迅速，高科技产品进口从2000年的4. 87亿美元增至2008年80亿美元和2010年的100亿美元，,该类产品占巴西从中国进口的比重在2005年便达到了50%。这样，如果按照产品的技术含量来看，巴西在初级产品和资源密集型制成品贸易方面的顺差增长迅速，而在其他产品（低、中和高技术）贸易方面则面临逆差的进一步扩大，尤其是在高科技密集型产品贸易方面更是如此。正是由于贸易结构的失衡，部分研究得出了中巴贸易已不再是南南贸易关系，而是南北贸易关系的结论。

在分析中巴贸易时，部分研究者注意到巴西对中巴贸易的态度存在明显的行业差异。目前，巴西国内对中巴贸易的态度基本呈现出“威胁论”和“机遇论”共存的复杂局面。持“威胁论”的主要以工业部门为主，它们不仅丢失在第三国市场的份额，而且也血临着中国产品进人巴西后所带来的直接冲击。“机遇沦”主要以初级产品出口企业为代表，比如肉类产品、植物油、粮食、木材、咖啡和纸浆等行业，同时还包括支持出口的银行业、运输及贸易企业，中国的需求成为它们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在这些行业看来，工业部门主张的贸易保护政策将影响它们进一步开发中国市场。受中国“威胁”最大的是巴西的纺织业，它们倾向于实现本国该行业的联盟，针对中国产品实施贸易保护政策。与纺织业立场相仿的行业还包括机械设备、电气和化工业，这些行业结成“反华”阵线，其中既包括传统行业，也包括技术密集型行业。虽然从行业角度解析中巴关系的方法在巴西国内的同类研究中不太多见，但这种观点在一些研究报告中也能得到一定的反映。比如卡洛斯·佩雷拉（Carlos Pereira）和若昂·奥古斯托·德·卡斯特罗（Joao Augusto de Castro Neves）在《巴西和中国：南南伙伴或南北竟争》一文中明确指出，巴西在中巴贸易中的受益者主要是农业及加工业、淡水河谷公司、巴西石油公司、巴西航空工业公司以基础没施行业。

巴西学术界对中巴贸易结构失衡的原因解读不一。有研究认为，巴西在初级产品生产和出口方面不断增强的相对优势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一种结果。另外，巴西经济“初级产品化”的形成源于自身很难与中国产品开展竞争。从中国经济的需求、巴西相对优势及其工业竞争力的角度分析比较贴近中巴贸易关系的实质。它一方面从产业互补的角度解释了中巴当前贸易结构形成的原因所在，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巴西工业受到中国产品巨大冲击的根本所在。有一些研究成果认为，中国工资低成本、超低利率、有效的基础设施、规模化生产、较低的官僚主义障碍是中国产品拥有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但关键因素在于中国的汇率政策。也有研究从巴西的角度提出，巴西雷亚尔的高估、巴西劳工制度改革的滞后、基础设施的落后是巴西工业部门竞争力下降的主要因素。

另外，中巴两国在第三国市场的竞争也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巴西工业联合会（CNI）在2011年2月发布的一期关于中国的专项调查报告具体分析两国在海外市场的竞争局面：在国际市场，52 %的巴西出口企业与中国存在竞争，其中约67%的出口企业的市场份额受到中国挤压，较2006年（54%）高出13个百分点。其中，纺织业、机械设备和金属制品是受中国冲击最大的几大行业，80%的该类产品出口商的市场份额面临缩水。另外，有研究指出，美国和拉丁美洲地区成为中巴海外贸易竞争最激烈的地区。在美国，2003 -- 2010年间，巴西产品在美国市场的份额降低了0. 15个百分点（从1. 42 %降至1. 27%）而，而中国则增长了 6.54个百分点（从12. 10%增至18. 64% ）。在阿根廷， 2002 -2010年间，中国占阿根廷市场的份额从5. 6%增至12.5%，增幅大于巴西（从25. 6%增至31. 4%）；在家电领域，中国甚至超过巴西成为阿根廷的主要来源国。在墨西哥，巴西产品所占的市场份额仅从2002年的1. 3%增加到2010年的1.4%，而中国的市场份额则从2. 6%增至I 3. 9%。在海外市场，中国正成为与巴西“短兵相接”的竞争对手。

（二）投资领域:“不对称性”与“主权威胁论”

巴西国内对中巴投资关系的关注点集中在中国投资巴西的领域、巴西对华投资的对等性、中国投资对巴西的影响、中巴两国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方面的竞争等主要方面。相比中巴贸易关系的研究，巴西对两国投资关系的关注较少，这主要因为，中国对巴西的投资在最近两年才呈现快速增长的势头。

巴中企业家委员会（CEBC）于2011年5月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在巴西的投资：中巴关系的新阶段》的报告，详细分析了中国在巴西的投资。该报告认为，中国投资巴西的着眼点在于：第一，将巴西纳人中国在全球的原材料供应体系之中；第二，中国着力开发巴西的消费市场及工业领域。另外，中国在巴西的投资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国有企业为绝对投资主体，大型国有企业占总投资的比重高达93 %；二是能源、矿产和农业为三大投资优先领域；三是投资形式以部分兼并与收购为主（约占总投资的46%），“绿地投资”、完全兼并与收购和合资建厂分别占23 % , 21%和10%。

巴西应用经济研究所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对巴西的直接投资增速超过了巴西所接收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速。据巴西中央银行统计，中国对巴西的直接投资从2001-2005年间的年均970万美元增至2006-2010年间的3840万美元。从外国直接投资排名来看，中国从2009年的第27位上升至2010年的第20位。中国在巴西的投资是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的组成部分，该战略源于 2002年“走出去”的战略安排，其方针既存在经济目标，也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对拉丁美洲（以及部分亚洲国家）而言，中国的主要兴趣在于获得自然资源和能源的供应，以满足其国内需要，保持经济增长的节奏。近期对制造业组装、电信和纺织行业的投资也是出于上述战略考虑。相反，巴西在华投资占中国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量的比重则从2006年的0. 06%降至2010年的0. 03%、造成巴西在华投资过少的原因在于：第一，巴西具有国际化能力的企业数量过少；第二，在中国的某些行业，外国企业存在进入的限制和困难，这些困难包括中国法律规定外资须与中国当地企业合资，外资进入战略性产业或关系国家安全的行业受到限制。并且，中国企业对外资的限制呈不断加剧的趋势。因此对巴西而言，挑战在于减少两国在吸引外资政策的不对称性。相比而言，巴西对外资更为开放，相互给予对方投资平等待遇是两国实现协作和“双赢”的先决条件。另外，中国投资大规模的涌人也意味着巴西在维护自身能源和资源主权方面面临更大的威胁与挑战。

除此之外，有学者认为，由于共同的新兴大国的国际身份，中国和巴西在吸引外资方面存在着竞争关系，但并非是一种“零和竞争关系”在海外投资方面，从长远来看，巴西反而比中国更具优势，两国在亚非拉地区的投资竞争将更趋激烈。也有学者指出，在海外投资方面，巴西比中国更重视投资质量、更尊重劳工权利、更关注地方就业。从这一角度来看，巴西虽然现在对中国尚未构成威胁，但是却是中国未来的竞争对手。

（三）政治领域与国际合作:“政治红利”与“互信不足”

巴西国内对中巴政治关系以及两国间国际合作的关注不多。在政治关系方而，巴西国内相关研究的重点放在两国对对方重大关切问题上的不对等态度上，即巴西对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认并未换得中国对巴西“入常”的支持。在国际合作方面，随着国际体系转型的加速推进以及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巴西国内在最近两年中涌现了一批专门研究“金砖国家”和“全球治理”的学术成果，其中部分成果涉及中巴两国在国际重大事务进行协调及合作的可能性。总体而言，论述中巴两国立场分歧的占到了多数，很多学者对中巴两国在国际事务中协调和合作的有效性持怀疑态度。

有学者指出，高盛公司提出“金砖国家”的概念使巴西误以为两国在经济及其他领域存在共同利益。巴西是拥有全球抱负的地区大国，而中国已是拥有核武器的世界大国。两国所处的地区环境也存在较大差别，与南美洲两个大国（巴西、阿根廷）在过去30年间的合作不同的是，中国所在的亚洲一直以来都存在大国间的竞争。中巴两国在政治及战略层向的利益诉求存在较大差异。在巴西“入常”问题上，巴西最初认为能获得中国的支持，但当巴西于2005年与印度、德国、日本联合申请 “入常”后，中国却反对安理会的任何改革提案。这使巴西政府颇为不满，因为巴西政府在一年之前承认了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也有学者认为，卢拉政府加快了巴西政府对华政策的转变，中巴两国关系在卢拉总统在任的8年间实现了大跨越，但是从两国受惠程度来看，巴西明显处于下风。比如，在2004年联合国第60届人权大会上，巴西支持中国对美国提出的反华议案“不采取行动动议”。另外，承认了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这此反映了巴西政府对华立场的根本变化。卢拉对华态度的改变引起了巴西社会各界的强烈批评，认为此举仅仅是一种“外交幻象”，中国反对联合国安理会扩大的态度被认为是两国关系缺乏“互惠”的最大佐证，尽管中国的根本态度是阻止日本进入安理会，而并非反对巴西的“入常”。但从结果来看，巴西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让步并未获得中国对巴西的政治支持。巴西末从中巴战略伙伴关系中获得预期的“政治红利”。

在全球治理方面，有研究指出，新兴国家挑战美国霸权并非意味着新兴国家对国际新秩序的解读是一致的。虽然新兴国家对自由的国际秩序持有相似的认识，但它们对当前国际秩序的接受程度存在明显的差别。在人权、气候变化、核不扩散等重大事务上，中巴两国的协调是困难的。中国的核大国地位、人权政策、环境政策、政治体制和能源结构与巴西之间的差异将限制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和政治的崛起可能进一步加深中巴双边关系的不对称性，从而扩大两国在国际政治领域中的战略差异。

三 发展趋势及应对之策

巴西对未来中巴关系的走向表现出复杂的心态：一方面，巴西希望更有效地利用中巴经济的互补性和两国在国际事务上的共同诉求，实现自身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提升巴西的国际地位；另一方面，巴西也希望采取有效的对策，应对中国在多层面给巴西带来的挑战，使中巴关系更加贴近巴西的国家利益。

从双边关系发展的环境来说，有学者认为罗塞夫政府基本将延续与中国的合作态势。在卢拉执政的8年间，巴西国内存在着“发展主义”与“环保主义”两派之争，前者主张加速经济增长战略，后者则强调严格的环境法规。2008年5月，前环境部部长玛丽娜·席尔瓦的辞职表明“发展主义”在这场争论中占据了上风。虽然中国并非这场争论的参与者，但“发展主义”的取胜有利于中巴关系的进一步加强。作为“发展主义”的主要代表，罗塞夫不可能将环境问题置于经济发展之上。

具体到贸易领域，有巴西学者提出中巴当前的贸易结构使巴西陷入一个依赖原材料出口的新周期，如果中国不增加对巴西高附加值产品的进口，那么中巴贸易关系与南北贸易关系毫无二致。也有学者认为，中巴双边贸易的失衡是考验巴西政府是否向中国表明自身必须平衡本国“受益”与“受损”的利益集团（农业集团与工业集团）的立场。正因为如此，财政部部长基多·曼特加等巴西政府官员关于“汇率战争”的表态反映了巴西工业部门的利益。巴西工业部门及相关集团（如圣保罗工业联合会）不仅反对巴西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而且乐于用保护主义措施来保护本国工业。

在应对中巴两国在工业领域的竞争方面，多数研究认为，虽然巴西政府曾表示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但由于工业部门的不满及反对，巴西议会至今未通过该决议，因此“反倾销”仍将是巴西应对中巴贸易争端的主要手段。有学者指出，在卢拉总统在任8年间，巴西加强了与中国的全面战略合作，但此举并末消除两国间的贸易摩擦，巴西企业频繁向政府施压对中国产品实施反倾销。1988-2009年，针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诉讼占到了巴西在此期间所发起的全部反倾销诉讼案件的25. 8 %。2009年，在巴西所提出的66起反倾销诉讼中，针对中国产品的便高达25起。作为回应，中国政府迟迟未取消对巴西猪肉、牛肉的进口限制。与此同时，为规避反倾销，中国企业或将部分元件组装转移至巴西国内，或者通过第二国对外出口，巴西对此大为不满。罗塞夫政府上台后，巴西通过有效的贸易壁垒和其他措施，减少从中国进口，从而降低中国工业产品进口对本国同类产品的竞争。

在国际层面，有学者认为中巴两国在重大事务中的立场差异将进一步扩大，比如在人权问题上，巴西国内对政府在人权方面的对外政策存在激烈的争论，从长远来看，巴西在人权方面的立场很可能有所改变。在气候谈判方面，尽管两国都支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但随着经济的增长，两国在环境政策上的分歧将逐渐体现出来。

针对中巴经贸关系中所存在的问题，巴西应用经济研究所提出的应对策略包括：在WTO框架内，进一步利用贸易保护手段（反倾销、反补贴措施、保护政策）；与中国政府展开谈判，为巴西企业进人中国赢得同等条件；针对中国在巴西购买土地和资源，完善法律、法规和监管制度，有效利用中国投资，将中国投资吸引到有利于巴西国家发展和国际参与的重要领域；根据产业政策规划，针对外国直接投资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对农业及加工业、矿业及钢铁业和石油业来说，外资需要在巴西国内的生产链中提高其产品的附加值。比如中国投资在农业及加工领域的企业不能仅限于出口大豆，而应该是出口加工产品。在制造业方面（汽车、电子产品、摩托车和设备），则应该使其零部件生产本地化，融入巴西本国的生产链；建立对汇率和货币政策监管的机制；通过拓宽融资渠道，深化巴西自身的工业化，加快技术创新的扩散；加强与中国在航空航天和清洁能源领域的技术合作，开展具体的项目，以实现中国技术的转让；创立相关机制，加快南美地区间的生产互补和基础设施一体化，深化南美地区机制，尤其是南共市和南美洲联盟，等等。

另外，也有学者从正面的角度提出了发展中巴关系的建议。比如在对外政策方面，20国集团重要性的提升以及“金砖国家”地位的上升有助于中巴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重建方面加强合作，在联合国安理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组织中，中巴两国都存在共同利益诉求。在经贸关系方面，两国应使《共同行动计划》真正运转，同时使中巴高委会（Cosban）发挥作用；改善两国在对方国的形象，提高对对方市场的认识。在教育和文化方面，加强双边文化交往，重视两国相关智库的发展。在公共政策方面，加强两国公共管理机构的交流，促进两国在社会保障、公共卫生、教育、科技、环境、农业及其加工业、公共安全、国防、税收、中小企业和小农的扶持、对外贸易、工业政策等方面的信息共享。也有学者认为，中巴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初步基础已经建立，但要真正实施两国战略合作，双方都应重新评估各自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目标和利益所在。从长远来看，中巴战略伙伴关系仍存在发展空间，尤其是如果巴西政府强调对华出口的多样性、在政治领域，中巴关系可以超越联合国范围，尽管两国国际参与的差异逐渐增多，但还可以加强与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机构的合作。

四 对巴西视角的评估

巴西对中巴关系关注度的上升反映了中巴双边关系的快速发展以及双边关系重要性的上升，这一点得到了绝大多数巴西学者的认同。总体而言，大多数巴西学者关注的重点是中巴关系存在的问题，比如，中巴贸易结构的失衡、投资关系的不对称、受惠程度的不均衡、国际立场的差异，等等。这此分析确实揭示出了两国关系的复杂性和面临的难题，但在分析造成这此问题的原因时多少存在片面性（或者说不全面）的问题。比如说中巴贸易结构的问题，笔者认为这一问题的产生至少存在诸如全球产业分工、巴西相对优势、中巴产业互补、巴西工业竞争力不足等问题。因此，要想全面认清这些问题的产生和实质，最科学的方法应该是全面且辩证地加以分析，否则会得出与事实相左的结论，比如“汇率决定论”、“新殖民主义”，等等。

另外，对于有关学者将中巴关系定性为“南北关系”的提法，笔者注意到，这类研究大多从

两国贸易结构特点的分析角度得出上述结论。毫无疑问，这种定性方式不仅是片面的，而且还存在混淆概念的问题。首先，此类研究往往是将中巴贸易结构不均衡的特点笼统地泛化至中巴关系的全局，这种分析方法至少存在以偏概全的问题。其次，即便从贸易角度分析，中巴贸易结构的特点（巴西对华出口以初级产品为主，中国对巴出口以工业制成品为主）能否简单地定义为“南北关系”值得商榷。从概念来看，“南方国家”（或者说“发展中国家”）源自国际体系理论和发展经济学，主要指代在国际体系中处“半外围地带”和“外围地带”的“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因此“南方国家”是一个兼具政治和经济含义的概念。而巴西的一些研究简单地将中巴贸易关系定性为“南北关系”实际上是存在概念混淆（或者说错用概念）的问题。如果分析巴西与拉美、非洲之间的贸易，我们能发现巴西与上述两地区的贸易结构特征大体与中巴贸易结构特征相似，如套用该类研究的逻辑，是否也可以将巴西与非洲、拉美的贸易关系定性为“南北关系”？这个问题非常值得深入比较及讨论。

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中巴立场实际上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异。2005年6月中国政府发布的《中国关于联合国改革问题的立场文件》充分阐明了中国的立场原则，其中便包括“应有利于推动多边主义”，“应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应最大限度地满足所有会员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和关切”，“应先易后难、循序渐进，有助于维护和增进联合国会员国的团结”等内容。另外，该文件也表明了中国在安理会改革上的态度，尤其强调“优先增加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坚持地域平衡原则”。因此，作为拉美地区的大国且具备定国际影响力的巴西，其“入常”要求与中国的联合国改革的立场基本相符。并且，在诸多国际场合（尤其是在金砖国家机制内），中国政府也曾多次表明“支持巴西在联合国发挥更大作用”。总体而言，在“入常”问题上，巴西对华过于苛求明确支持的态度，缺乏对中国外交风格的认识以及对中国在“入常问题”上“选择困境”的理解。事实上，联合国改革是一个全方位、多领域的系统改革，且必须建立在成员国广-泛共识的基础上，再加之联合国改革尚末进入真正的实施阶段，因此，刻意强求中国政府的口头支持实无太大意义。

在全球治理层面，同为新兴经济体的中国和巴西有着相似的利益与诉求。与此同时，由于国际地位、经济发展阶段、地缘政治环境等诸多差异，中巴两国在一些国际重大议题上必然存在立场的差异，正如本文中所提到的一些观点。但笔者认为，在参与全球治理问题上，过于强调差异和分歧，忽视相互间的共同利益和诉求，实际上是一种“不合作”和“排斥合作”的态度，而不是以“求同存异”的方式推进协商与合作，进而使国际体系朝着符合双方共同利益需求的方向转型。事实上，中巴关系不再局限于双边关系层面，已经具有越来越深的国际含义，并且这也更能体现中巴关系的战略意义。在全球治理问题上，对于包括中国和巴西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最重要的是它们能否实现有效的协商与合作，尤其在重大国际事务上，发展中国家能否形成共同的立场，挑战发达国家的发言权和决策权，推动国际关系和国际决策的民主化。如果不能实现国际体系的根本转型，任何单个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都得不到根本的保障。正因为如此，“求同存异”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途径和方式，绝非仅仅是一个“外交辞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