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基于对第三世界国家身份的认同，20世纪70年代中国和墨西哥迅速拉近距离，实现了建交和两国关系的快速发展。同时，也正是这种认同使中墨关系超越了相互间在历史、文化背景、基本国情、社会制度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发展成为第三世界国家友好关系的典范。在此过程中，国际格局的阶段性变化、国内政治经济变革的压力是加深披此身份认同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 国家身份 第三世界 中国 墨西哥 中墨关系

一 国家身份：一种分析框架

身份（Identity）原本是一个社会性概念，要解答“我是谁”的问题。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把其引入国际政治领域，认为有两种观念可以构成身份。一种是自我持有的观念，是行为体“对自身相当稳定的、特定角色的理解和预期”。另一种是他者持有的观念，是行为体在以自我的某种身份与其他行为体互动的过程中，得到来自其他行为体的反馈和认同。由于身份由自我认同与他者认同共同构建，因此，身份也会有一种主体间的或体系的特征。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身份是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但目前仍然缺乏一个公认的确切定义。为此，本文援用建构主义代表人物之一彼得·卡赞斯坦对其所作出的简单定义：“运用Identity这一术语，作为不断变化中的民族身份和国家身份建构的简略标记。”

关于国家身份，亚历山大·温特认为：“国家是可以具有身份和利益的实体。”其身份分成团体、类属、角色和集体4种。其中团体身份对国家来说就是诸多个人和领土，这是其他身份的基点或平台。类属身份的对应物是“政权类型”或“国家形式”，如资本主义国家、法西斯主义国家、君主制国家，等等。角色和集体是国家最重要的两种社会身份。角色身份只能存在于与他者的关系中（如“敌人”和“朋友”即表示了角色身份）。而集体身份则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引向某种相同的逻辑，即认同“identification"。在认同的过程中，自我与他者的界限变得模糊或融合起来，并在交界处产生完全超越。

在此基础上，建构主义理论分析了国家身份、国家利益和对外行为的关系。国家身份和国家利益是一对相辅相成的概念，国家身份是国家利益的前提，其变化会导致国家利益及国家行为的变化。国家利益则是国家身份出现变化的动力，并决定了国家行为及对外政策。国家行为“被许多根植于团体、类属、角色和集体身份的利益所驱动”，反过来，国家又通过对外行为影响国家身份的塑造和选择。

国家身份是相对稳定的，但不是静止不变的。国内外体系结构的变化将导致国家身份的定位在一定程度上出现调整和变化。这种变化会界定新的国家利益，并塑造新的身份认同。一方面使得有着相似历史经历和发展命运的国家在相互间的认同得以强化，另一方面使得不同身份的国家相对疏远。身份认同的变化必然导致国家对外关系的变化，从而对国家间的关系产生影响。因此，国家身份的选择和定位对于一国国家利益和对外关系都会产生重要影响。

二 第三世界国家：中墨两国的身份认同

国家身份理论可以解释20世纪70年代中墨两国在政治上相互认同、在国际舞台上相互支持的原因所在。在这一时期，中国和墨西哥的国家身份定位都是“第三世界”国家。这一身份认同改变了两国的现实关切和对外行为，并拉近了彼此间的距离。

（一）中国和墨西哥为什么认同第三世界国家身份?

20世纪70年代，两极格局的特征呈现明显的阶段性变化。其一，美苏战略力量的对比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其二，东西方阵营内部各自发生了分化。由于苏联推行霸权主义和肆意干涉别国内政，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逐渐解体。与此同时，美国经济实力的相对下降和深陷越战泥潭，也导致西方国家扩大了对美国的离心力。其三，第三世界国家的崛起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并使世界格局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是中国和墨西哥调整自身国家定位的最大外因。

对中国而言，来自国际体系的压力大于墨西哥。一方面，与苏联关系的恶化使得中国与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无法有效地发展正常的国家间关系，从而无法在东方阵营内发挥与其自身国家定位相匹配的影响力。另一方面，美国调整全球战略并改善对华关系，为中国发展同一些拉美国家的关系带来了契机，而长期以来这些拉美国家一直是西方阵营中的组成部分。1971年夏天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以及翌年年初尼克松首次以美国总统身份访问中国等重大外交行动，表明中美关系的坚冰正在消融，中美和解的大门正在打开。“美国向中国靠拢的动作，等于向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友邦昭示了美国态度转变的讯息，也增进中国在拉丁美洲人民心目中的接受程度。”与此同时，第三世界无论是历史命运、经济及国家发展面临的挑战，还是反帝、反殖和反霸的要求，都与中国有着相似的遭遇和立场。因此，中国在确定社会主义国家身份的同时，认为自己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成员。

对墨西哥而言，则面临着比中国更多的国内结构压力。一方面，20世纪60年代末国际贸易环境的恶化，导致墨西哥在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引领下的经济增长奇迹终结，出现了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另一方面，1968年发生的特拉特洛尔科事件使革命制度党执政的合法性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国内面临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压力的同时，墨美“特殊关系”因1971年美国政府宣布对所有进口产品增收10%的附加税并拒绝对墨西哥产品进行“豁免”而遭到“终结”。为了解决国内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在经济上减少对美国的依赖性，实现出口多元化，墨西哥政府开始在国内搞共享发展战略和经济民族主义。与之相呼应，在对外关系方面，墨西哥改变以往内向性、防御性、很少与区域外国家发展关系的做法，把发展作为优先的议事日程，把立足点从“西方”转向“南方”，从而迅速地向第三世界主义的立场靠拢。

由此可见，“第三世界国家”成为中国和墨西哥共同的身份定位，并为两国发挥各自追求的国际影响力提供了重要的外交平台。

（二）中国：“三个世界”的国际战略

基于对20世纪70年代国际格局发展态势的判断，中国改变了以往那种以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确定国家身份的做法，开始用“三个世界”的划分标准来确定国家身份。

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指出：“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1974年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全面阐述了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他指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三个世界”的国际战略就是以中国是“第三世界”的一员出发，把美、苏视为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上的主要对手，把广大发展中国家作为可以同中国站在一起的、反对霸权主义的主要国际力量，把第二世界国家当作第三世界国家在反霸斗争中可以争取的力量。

中国有关第三世界的立场和主张，以及对自身属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定位，拉进了与墨西哥及其他一些拉美国家的关系。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拉美国家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国际合法性的支持力量来源。1971年10月，第26届联大就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权利问题进行表决时，墨西哥、古巴、智利、秘鲁、厄瓜多尔、圭亚那、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投了赞成票。

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以第三世界国家的立场，大力支持拉美国家提出的有关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争取200海里海洋权、在拉丁美洲建立无核区的努力和立场。这些举措使得中国与拉美国家的关系取得了丰硕成果。1970-1977年，中国先后与智利、秘鲁、墨西哥、阿根廷、委内瑞拉和巴西等11个拉美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掀起了中拉关系史上的第一次建交高潮。

（三）墨西哥：“第三世界主义”外交

“第三世界主义”既是20世纪70年代墨西哥重要的对外关系指导思想和外交实践，也是其对自身的国家身份定位。它基于以下3方面的战略判断。其一，国际格局出现多极化趋势，在美、苏两极之间，包括西欧、中国和日本在内的新的力量中心开始崛起，并限制了美国的影响力。其二，由于卷入越战，美国对西半球事务的关注受到限制，为拉美国家的外交自主性打开了一个空间。其三，亚、非、拉国家在联合国及其他国际事务中开始显示其力量，为第三世界国家反对依附、争取共同发展提供了可能。

1970年路易斯·埃切维里亚·阿尔瓦雷斯当选墨西哥总统后表示：“国内的形势不允许我们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漠不关心。不公平的国际经济和技术交流结构严重阻碍了我们国内的进一步进展。”“因此，我们要建立对外政策的两个基本目标：创造必要的条件以寻求经济和社会发展新的替代；本着创造性、负责任和团结的原则，参与到进步力量、第三世界国家反对不合理、剥削性和不公正的斗争中去。”基于此，在埃切维里亚执政时期，墨西哥外交政策的重点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多元化，如推动对外经济关系的多样化，认同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强调不同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国家的和平共处。二是奉行第三世界主义，明确宣布墨西哥同习惯称为“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基本一致，强调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关系。外交多元化和第三世界主义是相辅相成的，其目的在于提升墨西哥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以实现其国家利益。

在外交实践中，墨西哥充分利用联合国这一多边组织，积极推动南北对话以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倡导并促成了《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的签署。墨西哥还在双边外交中取得了重大成果，1970-1976年，与墨西哥建交的国家从67个增加到124个。继任的波蒂略总统继续坚持第三世界主义的外交立场，使建交国达到140个。墨西哥也因此成为第三世界中颇有影响力的国家之一。

（四）两国彼此的身份认同

在各自对本国第三世界国家身份认同的基础上，中国和墨西哥均对对方的国家身份进行了重新认知。墨西哥把中国定位为一个实力在不断上升的发展中大国，是第三世界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国家。“（20世纪）70年代，美、苏统治世界的格局开始动摇。这个时候，毛不但建立了新中国，而且使中国逐渐走上了发展的道路。由于恢复和建设，经过‘大跃进’，中国越来越强大了。不但世界各国，连美国人也看出了这点。”“在联合国，支持中国进入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国家和组织日益增加，孤立中国的政策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在这种形势下，墨西哥认为：“中国的人力物力资源和内部组织性强大，应当在国家间的和平及生产性的关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中国主张并践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墨西哥的一贯立场是一致的。因此，两国可以发展友谊关系。

中国也认同墨西哥第三世界国家身份，认为“中、墨两国社会制度不同，但在历史上都曾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受害者，今天又面临着保卫国家的独立、主权、加速发展本国经济建设的共同任务。中国和墨西哥虽然远隔重洋，但是两国人民很早就建立了友谊的联系，并且一直在斗争中互相同情，互相支援”。中国支持墨西哥提出的有关民族自决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以及强调第三世界的团结、反对大国霸权主义的立场。埃切维里亚总统“决不以一种依赖关系取代另一种依赖关系”的主张，也深得中国的赞赏。

从以上两国的相互认知中可以看出，20世纪70年代，中国和墨西哥对彼此第三世界国家身份的解读是基本一致的。这种相互认知的一致性，在埃切维里亚首次访华时签署的两国联合公报中得到了明确体现：“中国和墨西哥作为第三世界一部分，坚决拒绝已受到历史谴责的霸权行径和新老殖民主义。”

三 第三世界身份认同下的中墨友好关系

相似的被殖民经历，共同的发展任务，处理国际事务的共同立场，成就了中墨两国共同的身份认同，也成为两国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的基础。

（一）中墨建交

基于对中国是第三世界国家的身份认同，墨西哥主动采取发展两国政治关系的立场。首先，墨西哥明确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立场。1971年10月，埃切维里亚总统率领墨西哥代表团参加了第26届联合国大会，并在联合国大会第1952次会议上发言：“在这次会议上，在实现这个普遍性原则方面的一个值得注意的进步将是欢迎一个拥有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并使它在安理会中得到它的合法席位。与此同时，必须承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从法律上来说是不可分割的。”

但是，墨西哥受到了来自美国的巨大压力，不得不在表决由美、日两国提出的“重要问题”提案时投了赞成票。对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的提案，埃切维里亚总统给墨西哥时任外长埃米略·奥·拉瓦萨及墨西哥时任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代表阿方索·加西亚·罗夫莱斯的指示是投弃权票。但在对23国提案进行表决时，在拉瓦萨的指示下，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打电话给松林宫，说服总统“墨西哥不能在这关键时刻弃权”。最终，墨西哥投了宝贵的赞成票。

其次，墨西哥主动断绝了同台湾当局的所谓“外交关系”。1971年10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的当天，墨西哥外交部即发表公报，表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是中国唯一合法的代表”。1971年11月16日，墨西哥外交部发表声明，宣布墨西哥政府同蒋介石集团断绝所谓的“外交关系”。

中国政府密切关注墨西哥政府的友好举动，并指示中国驻联合国代表与墨西哥使节接触。经过双方共同努力，1972年2月14日，时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与时任墨西哥常驻联合国代表加西亚·罗夫莱斯在纽约签署了建交公报。同年8月，中国首任驻墨西哥大使熊向晖向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递交了国书；墨西哥首任驻华大使欧亨尼奥·安吉亚诺。罗奇向中国代主席董必武递交了国书。两国“在法律上平等，互相尊重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不进行侵略以及不干涉它们的内政或对外事务的原则”基础上，开始了合作。

中墨建交对两国关系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它标志着两国中断多年的官方联系的重新建立，并开启了两国关系的新篇章。与此同时，由于中墨都是第三世界中颇具影响力的国家，中墨建交也是各自外交取得的重大胜利。与中国建交意味着墨西哥在扩大对外交往中迈出了第一步，具有标志性意义。由于墨西哥在拉丁美洲和地缘政治中的重要地位，中墨建交也是中国外交的重大突破。

（二）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

建交后，中国和墨西哥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交流日益频繁，两国朝着伙伴关系快速发展。

1.政治认同加深。1973年4月，埃切维里亚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给予了热情接待。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书房会见了埃切维里亚，周总理同其进行了5次会谈，并亲自陪同参观了大寨，李先念和邓小平也参加了接见和陪同。两国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和双边事务进行了讨论，并达成了一系列共识。埃切维里亚访华在中墨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为中墨友谊、第三世界的团结和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有益的贡献”。到1978年10月波蒂略总统访华时，两国的政治认同进一步加深，华国锋主席指出，1972年中墨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得到了令人满意的发展”，墨西哥政府“为加强拉美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反帝、反殖、反霸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波蒂略总统则表示，“中国人民经过自己的奋斗……成为一个受到全世界尊重和崇敬的国家。这些历史事实是引起墨西哥对中国抱有好感的许多原因之一。”“我们之间的共同点是很多的，特别是在一切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上更是如此。”

2.在国际事务中相互支持。埃切维里亚“第三世界主义”的国际战略就是广泛联系第三世界国家，向国际旧秩序发起挑战。其重要行动之一是1972年倡导和起草了关于《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墨西哥认为，该宪章应成为第三世界国家反对国际经济关系中存在的不合理状况的工具。中国政府给予了支持，认为宪章草案“反映了第三世界国家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和发展民族经济的一些正当要求”。该宪章在联合国第29届全体大会上获得通过，中国投了赞成票。

在墨西哥政府的倡议下，1963年拉美国家开始了建立拉丁美洲无核区的努力。建交后，埃切维里亚总统积极争取中国签署《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第二号附加议定书。中国政府对此表示积极支持。1973年8月21日，中国政府代表、时任中国驻墨西哥大使熊向晖在墨西哥城签署了该议定书，是当时五大核武器拥有国中唯一签署该项议定书的国家，对拉美国家建立无核区的努力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此外，中国对墨西哥在国际上维护海洋主权和资源、确立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斗争给予了支持。

3.加大贸易往来。除了增进相互了解、建立高层关系以外，中国政府还认为需要给墨西哥人民带回去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1973年4月，中墨两国签订了贸易协定，同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增加两国间的直接贸易，扩大商品品种，并决定成立贸易混合委员会，以促进两国贸易关系的发展。两国直接贸易迅速增加，建交当年两国的贸易额就比建交前增长10多倍，中国对墨西哥的出口额达到65万美元，中国从墨西哥的进口额增长更快，达到1234万美元。整个70年代，尽管中间也有起伏，但中墨双边贸易总体上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到70年代末，两国贸易总额已增至1亿多美元。考虑到当时两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这个总量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在当时的贸易条件下，两国根据各自的发展需要，每年都会对进出口商品结构进行调整，以达到互通有无、相互支持的目的。与此同时，也应看到，尽管这一阶段主要是中国处于逆差状态，但双边贸易不平衡的状况已经出现。这也为后来中墨在身份认同上出现的分歧埋下了伏笔。

综上所述，20世纪70年代中墨两国关系的全面合作是基于第三世界国家身份定位与认同下的直接结果。正如墨西哥（国民报》的社论所说，中墨之间“这种一致不是形式上的一致，而是实质上的一致，不仅口头上一致，而且精神上更一致。由于这种一致，可以希望两国之间日益明显的谅解必将变成富有成果的合作”，“这种形势使中国和墨西哥成为兄弟”。

但是，中墨关系在这一阶段的发展也存在一些分歧。如建交之初，墨西哥对于中国向墨西哥及其拉美邻国训练游击队的做法表示不满。其背后的原因是，墨西哥对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革命型社会主义”国家身份的定位所产生的疑忌。

四 结语

从建构主义国家身份理论的视角梳理20世纪70年代的中墨关系，不仅有利于把握中墨关系的历史脉络，而且对当前两国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本文的研究表明，基于对第三世界国家身份的认同，中墨两国重新界定了各自的国家利益，在对外交往上表现出认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诉求。正是这种共同的身份认知，使20世纪70年代中墨两国迅速拉近距离，实现了建交和两国关系的快速发展;这种共同的身份认知进一步加深了两国间的关系，使得两个在历史、文化背景、基本国情和社会制度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的国家超越了这些差异，发展成为第三世界国家友好关系的典范。在这一过程中，第三世界反霸的要求，国内政治经济变革的压力，以及两国领导人的理想主义外交思维及远见卓识，是加深彼此身份认同的重要因素。

需要指出的是，1982年债务危机爆发后，墨西哥进人了政治和经济的全面转型期。在这一过程中，墨西哥逐渐放弃了第三世界的国家身份，在对外政策上“向西”“向北”靠拢，并最终选择成为发达集团的一员。受萨利纳斯总统“宁为凤尾，不为鸡首”的国家身份认同思想的影响，墨西哥日益把中国当成“竞争对手”，与中国的关系渐行渐远，并在卡尔德龙任期（2006-2012年）使中墨关系一度陷入低谷。但值得强调的是，墨西哥对自身国家定位的认知与世界其他国家对它的认知具有明显的差异。显然，当前的墨西哥存在国家身份认同的困境。

事实上，导致中墨两国关系日益疏远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墨西哥对于自身国家身份的重新定位，也有中国陷人国家身份认同困境的因素。随着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外交等领域的全面转型和迅速发展，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弱化。中国的国家身份定位不再单一，而呈现出复杂和多样化的特征。同时，同样值得强调的是，在中国国家身份定位的问题上，中国与世界的认知也存在着明显的“温差”。

由于国家身份是一个关键性概念，未来中墨两国新的身份建构会充满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在国际形势和国内环境出现新的变化的条件下，两国如何用新的理念构建新的身份认同，从而夯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是一个值得深人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