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享“资源红利”和“人口红利”的新兴市场国家，如果能够继续深化结构改革，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那么，它们将在“后危机时代”成功突围，保持持续增长的势头。否则，一些新兴市场国家有可能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精彩绝伦的足球世界杯刚刚偃旗息鼓，举世瞩目的“金砖五国”第六次峰会又接踵而至。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南非世界杯，到今年巴西世界杯，再到未来的2016年巴西奥运会及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十年间国际顶级体育盛会接连驻足“金砖五国”，恰好为21世纪以来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集体崛起做了完美注脚。

实际上，2008-2009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已经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发展体系、国际贸易体系和国际投资体系。“金砖五国”的经济发展引人注目。然而，自2012年以来，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增速集体放缓，使得国际上关于金砖国家渐渐“失色”的担忧不断增多。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4年7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2014年全球增长预测下调0.3个百分点，降至3.4%。新兴市场及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从2012年的5.1%降至2013年的4.7%，2014年预计为4.6%，比4月预测值调低0.2个百分点。2014年中国、巴西、俄罗斯和南非预计增长7.4%、1.3%、0.2%和1.7%，比4月预测时分别下调0.2、0.6、1.1和0.6个百分点。只有印度保持了4月份的预测值不变，为5.4%。究其原因，“金砖五国”经济增长放缓，不仅受到外部环境因素（如欧美需求疲弱、初级产品价格上涨“超级周期”结束，等等）的影响，更多与各自国内经济的结构性矛盾突出有关。

巴西经济增长的结构视角

巴西1975年进入下中等收入国家时，正处于进口替代工业化后期，因此巴西的增长趋势同整个拉美地区一样呈现出阶段性特征。第一阶段是进口替代工业化的高增长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末）。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的增长率分别达到6.7%、5.5%和8.7%，特别是1968-1973年，巴西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10%以上，被誉为战后继日本之后出现的巴西“经济奇迹”。第二阶段是增长低迷时期（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受1982年债务危机和1999年货币危机影响，巴西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陷入经济低迷，仅分别增长1.6%和2.5%。第三阶段是新一轮经济扩张期。进入21世纪，得益于外部需求旺盛，特别是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对大宗商品的需求上升，巴西贸易条件得到极大改善，经济增长步入稳步发展时期，2000-2008年年均增长3.6%。但是，巴西的经济增长始终存在着结构性问题，至今仍未得到实质性改善。

需求结构方面，从三大需求比例关系看，首先，最终消费（确切说是私人消费）始终是拉动巴西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如下表所示，巴西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约占80%左右，其中私人消费在1990年以前占比超过70%，90年代以来降至约63%。然而，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仅仅依靠消费驱动，无法在长期内维持经济可持续增长。其次，巴西的投资率较低。除20世纪70年代投资率达到24.4%以外，巴西固定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都低于20%，年均保持在17%的水平。虽然70年代得益于充裕的“石油美元”而独享较高投资率，但是投资质量和效率并没有提高。最后，净出口占GDP的比重波动较大，这意味着外需也是引发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凡是在危机期间（80年代）或是在经济动力出现衰竭征兆的时候（60年代），巴西通过促进出口、压缩进口的方式发挥净出口拉动作用的例子屡见不鲜。这种极尽初级产品贸易盈余之力来缓解或摆脱危机的做法往往扭曲国内的产业结构，反而引起经济的更大衰退。

供给结构方面，从产业结构变化趋势看，如下图所示，1950-1970年是巴西产业结构升级最明显的时期，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从1950年的26.8%下降到1969年的18.3%；第二产业占比从1950年的43.2%上升到1969年的51.8%。与此相反，1990-2008年是产业结构调整几乎停滞的时期，三次产业的比例大致为5.6%：27.9%：66.5%。1970-1990年是产业结构波动的时期，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比重下降不是拉开“后工业化时代”的序幕，而是陷入“去工业化”的困境中，服务业比重虽然在80年代加速上升，但是非正规就业的急剧膨胀实际上是使第三产业的内部结构异常分化。

因此，从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看，促进巴西经济可持续增长必须解决三个结构性问题，以转变其经济增长方式。第一，内需中消费投资结构不合理，投资率偏低。消费固然重要，但是以消费拉动增长，就必须增加居民收入，进而要求提高劳动生产率。如果劳动生产率和居民收入不提高，当已有储蓄被穷尽时，靠大规模举债满足消费刺激的做法将会埋下危机的隐患。第二，外需中过度依赖初级产品专业化生产和出口，易造成周期性波动。2007年以后巴西出现向“初级产品出口模式”回归的征兆。2011年初级产品和制成品占总出口的比重分别为66.2%和33.8%。初级产品专业化不利于技术进步，进而会加深去工业化的程度，因此，如何促进出口多元化、提高非传统产品出口竞争力，进一步发挥外需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便提上议程。第三，忽视农业、透支工业造成产业升级无序，进而导致制造业逐渐衰落。1973年石油危机不仅打断巴西高速发展的势头，而且使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萌芽”的从内向发展转入外向发展的努力也半途而废，巴西制造业衰退的趋势至今未得到根本扭转。拉美小国尚可存在依靠单一经济结构发展的可能性，但是对于拉美大国巴西而言，完整的工业体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

简言之，结构改革是巴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也将为巴西未来可持续增长奠定基础。目前巴西经济面临着“滞胀”的严峻考验，根据英国经济学人智库（EIU）的预测，2014年巴西增长率仅为0.4%，而通胀率为6.3%，高于4.5%的通胀管理目标。2014年10月巴西将举行大选，鉴于对经济和社会现状不满及失望，选民希望通过选票做出改变的愿望日渐强烈，这也使得现任总统罗塞夫的主要挑战者——社会党总统竞选人席尔瓦支持率后来居上。无论两者谁赢得大选，摆脱滞胀困局、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都是新政府面临的紧迫任务。

金砖峰会助力金砖国家发展

正当质疑“金砖”国家“成色”的国际舆论甚嚣尘上时，“金砖”国家第六次峰会在巴西如期举行。峰会上五国决定建立初始核定资本1000亿美元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初始承诺互换规模为1000亿美元的应急储备安排，被认为是“金砖”国家迄今最重要、最务实的两大机制性建设，具有里程碑意义。这释放出强烈的信号，就是要市场和公众坚定对“金砖”国家团结互信和发展前景的信心。尤其是习近平主席在会晤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时提出的构建中拉关系五位一体新格局和打造“1+3+6”合作新框架，为中拉经贸关系全面发展勾划了宏伟蓝图，巴西经济必然从中受益。

从需求结构看，中国和巴西增长方式互为镜像，都存在着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不协调的方面。中国开始从投资拉动型向内需主导型经济转变，更加注重释放有效需求，强调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投资的关键作用和出口的支撑作用。巴西则需要提高储蓄率和投资率，更加注重产业政策和吸引外资的作用。巴西的投资机会集中于基础设施和再工业化领域。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具有资金、人才和技术优势，中国的产业升级和巴西的再工业化战略有利于产业对接、进而参与全球工业产业链分工与整合。因此，中巴经贸合作必将有利于双方各自的经济可持续增长。

“金砖”国家峰会后，9月11日习近平主席在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杜尚别峰会时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两国元首决定相互给力借力，推动金融和大项目合作，加快建设中俄西线天然气管道，加强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战略协作。9月17日，习近平主席开始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决定构建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以充实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而且同意从双边、地区和全球三个层面深化合作，维护两国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金砖”国家之间的密切合作将为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作出贡献。

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巩固与分化

“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仍然存在，因而，新兴市场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首先，引发粮食危机、能源危机和经济危机的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因此，因粮食、石油价格上涨而导致的输入型通货膨胀将给新兴市场国内带来巨大压力，而欧美国家金融机构的“去杠杆化”和量化宽松政策通过国际金融市场不断给新兴市场国家造成反复冲击。其次，初级产品价格上涨周期行将结束。鉴于世界需求低迷以及页岩气革命和新能源开发等因素压低了初级产品价格，21世纪以来新兴市场因“资源红利”而改善的贸易条件将持续受到考验。最后，“人口红利”也将结束，新兴市场即将面对未富先老的发展窘境，原来引领出口增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因人口结构变化和劳工成本上升而被削弱。

在上述背景下，新兴市场发展将有可能面临如下三种趋势。第一，在国际多边组织和机制发展处于停滞的时候，新兴市场的南南合作以“抱团取暖”的形式不仅弥补了欧美发达国家经济低迷留下的需求缺口，而且能够以整体力量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的话语权。

第二，结构改革成功与否，成为促成新兴市场国家巩固与分化的关键。那些原来坐享“资源红利”和“人口红利”的新兴市场国家，如果能够继续深化结构改革，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那么，它们将在“后危机时代”成功突围，保持持续增长的势头。否则，一些新兴市场国家有可能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防范经济危机从新兴市场内部爆发的风险。从2008年至今，危机已经从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而且危机从金融机构传递到实体经济，进而影响到国家主权信用。新兴市场是否会成为这一轮国际经济危机的最后接盘者，世人高度警惕。就外部而言，随着美国加快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美元升值预期不断增强，并吸引国际资本加速回流美国，造成新兴市场国家货币贬值、资产价格暴跌。因此，新兴市场国家宏观调控面临应对经济下行和加息抑制资本外逃的两难选择。就内部而言，新兴市场国家的财政赤字和经常账户赤字的双赤字状况令人堪忧。因此，新兴市场国家必须“苦练内功”，同时坚持宏观审慎政策，及时防范各种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