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投资便利性的“主观判断”和“客观取舍”之间的冲突已然常见，却未能引起学术上的充分探究和理论修正。目前通行的衡量标准、评估体系和简单化指数均无法充分解释丰富多样且不断变动的国际贸易投资实践。本文从现有的社会安全衡量因素出发，讨论社会安全与贸易投资环境的关系，通过初步分析既有社会安全衡量指标的不足，提出投资对象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投资方的获利模式以及国家间政治互信程度、文化差异等部分新变量，以期引起同行的争论，推动对社会安全与贸易投资二者关系的学术研究更加深入、多维且更具实际解释力。

关健词：社会安全 外国直接投资 世界治理指数 全球化

20世纪，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发展、资本市场自由化和跨国公司兴起成为日益普遍的趋势，国际贸易和投资周期一再缩短，出现流量不断超前的大扩张、大高涨、大发展的现象。活跃的全球贸易投资活动不仅成就了巨量资本的流动，同时也带动了相关的学术研究，从广义的投资贸易环境学到具体的投资贸易策略，学术分野和理论成果不断丰富和细化起来。与此同时，在现有的研究中还存在着一些有待填补和深究的空白。例如，相关文献普遍认可有某些因素能影响甚至决定一国贸易投资水平，但是对这些因素的影响大小或方向是否存在着国别和行业的差异依然存在争议。譬如，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民主化程度被普遍认为与贸易投资环境以及引资水平呈正相关的关系。然而，近年来的事实表明，尽管亚洲、非洲和拉美地区许多国家被某些国际机构视为民主程度低下的投资目的地，它们所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却远高于本地区内那些被认定为民主程度高的发达经济体。进入21世纪以来，民主化程度与资本流入呈负相关性的国别案例越来越多。大量吸引外国投资的国家，不仅其民主化程度迥然不同，而且在自然察赋、人口构成、经济发展等方面千差万别。因此，当我们再次讨论影响贸易投资环境的因素这个问题时，不仅需要关注那些已经被反复讨论和认定的对象，更值得把一些之前很少或是从未被纳入研究视野的因素加以审视、分析，以便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

与20世纪中叶外国直接投资开始兴起时相比，目前全球投资格局和流向已经有了很大不同，主要行为体不再局限于少数大型跨国公司，具有国家主权投资或国有资产性质的商业机构异军突起，而大量的私人资本所支持的创投活动悄然间“登堂入室”，成为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力量。外国直接投资活动也不再局限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相互投资和发达经济体向发展中经济体的投资，新兴的发展中经济体不仅积极地在发达经济体投资，其相互投资也方兴未艾。随着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总量中比重的不断上升，其内部投资和对外投资行为的调整和变化无疑将带来全球投资贸易格局以及一些旧有投资模式的变化。一些过去在投资贸易决定中起重要作用的因素有可能下降，而另一些之前被认为对贸易投资环境意义不大的因素则有可能被重视起来。本文着重讨论社会安全与贸易投资环境之间的关系，概因作者认为前者对未来全球贸易投资环境和决策的影响力将进一步上升，却未曾被充分探讨。首先，社会安全体现着一国政府的综合治理能力，这种能力应与党派和政治倾向无关，在很多时候甚至与一国政体、民主化程度没有必然联系。一项有利于维持和提高社会安全的政策，应具有超越党派和政见的高度连续性，其合理性和有效性来自其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与治理现代化外在趋势之间的有机结合而非冲突。其次，丰富的事实表明，尽管社会安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测度民主化水平的指标，但二者互动并非总是稳定的正相关性质，无论在何种政治体制下，过度民主都可能造成社会失序和不安全。近年来国际贸易投资的实践也有力地摒弃了学术界测量各国民主化程度所造成的意识形态偏见。最后，目前直接用于衡量社会安全水平的指数多种多样，但大多只涉及社会安全的一个或者几个方面，研究界尚没有开发出一个相对统一的、系统的社会安全指标体系。

本文首先从既有文献出发，对政治稳定、社会发展程度、政府决策力、民族矛盾、法律制度等影响国家或地区引入外国直接投资的量化分析加以综述，肯定了社会安全之“稳定程度”要素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正面影响;其次，引入目前分析最常用的衡量政府治理能力的世界治理指数(WGI)，以此作为社会安全水平的一个间接的全面衡量指标;最后，通过将2013年度WGI和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加以对比，显示WGI对诸多所谓“社会不安全”的国家和地区仍然吸引大量外国直接投资，其引资额年年攀升的事实缺乏足够的解释力，并基于这一观察，指出应根据现存指标体系的缺陷引入新的解释元素的必要性。

社会安全的既有研究

在目前的学术界中，社会安全的定义随着学科的差异定义也各有千秋。在政治学中，社会安全的一个重要标准为政治稳定度(Political Stability);经济学把宏观经济的稳定作为社会安全的一个常用指标;社会学则把男女性别比例、犯罪率高低当作重要指标，亦包括食品安全，水资源安全等。就贸易投资环境的讨论而言，分析的视角或指标也多种多样，如外国直接投资(FDI)的数额、国际贸易的顺逆差值、证券市场的活跃程度，诸如此类均被广泛应用。主流观点大多认为社会安全(以政治安定或民主程度作为主要衡量标准)与贸易投资环境呈正相关性:费雪的研究表明宏观经济层面的稳定对发展至关重要，譬如高通货膨胀率、大额财政赤字和扭曲的外汇市场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阿莱萨纳和佩罗蒂从收入分配、政治安定以及投资三者关系的角度发现收入不平等会导致社会政治不稳定性增加，从而造成不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最终导致投资活动的减少。军和辛格的研究表明，政治失稳与社会失序之间存在明显的双向互动作用，而且终究会带来企业运营条件的恶化，让后续的外国直接投资者望而却步。萨诺和泰勒发现国家信用评级和政府政策对国际资本流入的影响至关重要。戴尔蒙德、李维和斯蒂文斯的研究比较了新兴市场和成熟市场的证券市场回报率，发现政治风险对新兴市场的影响力更为深远。更有意思的是，作者指出随着新兴市场政治安全度逐年提高，成熟市场政治风险程度也在同步上升，两个市场的政治风险程度差异正在缩小。冯从私人投资的角度，检验了民主程度对投资的影响。作者最终认为政治自由、政治不稳定性和政策不确定性对私人投资均有重大影响。欧布瓦纳以乌干达为研究案例，提出宏观经济形势和机构稳定对该国吸引外国投资至关重要。此前，利普西对亚洲国家吸引美国投资和图曼、艾莫尔特和斯特尔肯对拉美国家吸引日本投资的相似研究阁也得出过相似的结论。本格阿和桑切斯一洛布勒斯在研究了历时30年、18个拉丁美洲国家的相关数据后。发现稳定的政治形势有利于长期吸收外资。罗格夫和瑞因哈特在其研究非洲地区外国直接投资活动的著作中，通过分析后殖民地时代非洲国家的数据得出结论，认为透明的、稳定的宏观局势有利于政府控制通货膨胀和汇率巨大波动，最终有利于吸引外国投资。另一篇关注非洲外国直接投资的论文出自阿西尔多之手。作者特别强调，增强政府治理能力是吸引外资的一剂良方。倘若尼日利亚可将腐败程度降到南非的水平，可直接带来石油和矿石出口量增加38.4%的直接收益。布西和赫非克尔观测到，国家政权的稳定性、内外部冲突、腐败程度、民族矛盾、法律秩序、政府公信力和相关职能部门的执行能力等均可显著地影响外资流入的水平。

上述文献均主张在政治和社会稳定、民主化程度与国际资本流入水平之间存在正相关性。与此同时，另有一些文献持相反的意见。海嘉德指出，市场稳定对资本产生高回报率是外资最大的偏好。因此，在一些“劳工和左派对经济变化或者基本物权具有强大压力”的国家，有利于及时回应这些压力和稳定市场的却可能是某些欠民主的乃至极权性质的政权。对于境外投资者而言，它们甚至更有吸引力。奥尼尔的研究专门比较了民主和专制制度对投资的影响，结果他发现政体的差异对于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并无影响，在一些发展中经济体中，对“极权国家”投资收益明显地高于在“民主政体”下的投资回报。李和雷斯尼克发现民主政体对于外国直接投资具有正负两面影响，进而提出“相较于政体本身，一个政权是否能有效保护产权才是影响外资流入的关键因素”的重要论断。不同于其他在宏观层面分析外国直接投资的研究视角，霍尔本和班奈特详细分析了跨国公司投资电力行业的情况，发现相当一部分的跨国投资者愿意选择政治风险高的国家进行投资。在1990年代电力行业的跨国投资中，有25%发生在政治风险极高的国家。阿西尔多和林恩通过系统性地分析112个发展中国家1982-2007年的数据，探究民主制度、外国直接投资和自然资源的关系，最后发现民主制度只有在出口的石油和矿产占出口总额低于某一个特定值时，才会吸引和促进外国直接投资。在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跨国公司(MNCs)的投资主要集中于开采业，开采业往往需要大额的前期投入，投资周期较长，因此比起政权更迭较快的民主制度，投资者们更倾向于选择民主化程度较低但是政权周期更长的国家开展投资活动。如果能与政府保持较好的关系，则更容易获得自然资源的利用权。在这点上，民主化程度低的国家比民主化程度高的国家便于操作。尽管在112个国家中，有90个国家的数据支持外国直接投资与民主制度的扩张的正相关性，但其余22个国家所显示的相反结论同样需要高度重视，后者恰恰表明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驱动力是自然资源的存量而非国家政权的类别。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成果通过对不同地区、国家、时期的数据分析和讨论，得出以下共同结论：首先，引资国的市场大小、资源和要素条件、经济稳定情况是其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决定性因素;其次，几乎所有的文献都肯定了自由和稳定的宏观经济市场对投资者具有吸引力。然而，在目前的文献里很少有直接量化“社会安全”的研究，而仅仅使用少数似与“社会安全”这一命题相关的参照系数，有时这些衡量“社会安全”的参照系数甚至是互相矛盾的。譬如，虽然“政治稳定”系数可对部分案例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却无法有效地衡量和量化另外一些国家的安定程度，因此不能解释不少评级为“政治风险极大”却能够吸引大量国际投资的发展中国家的实际现象。为了进一步说明现存的、常用的社会安全的标准与现实情况的差距和冲突，接下来的一节将选取“世界治理指数”为例进行讨论并指出相应的值得思考之处。

标准的界定与存疑：以WGI为例

世界银行是现存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公布年度WGI，意在衡量各国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执政能力，包括政府选举、治理和更换、有效制定和推行政策的能力、对公民的回应程度以及管理经济和社会组织的能力和状态。自1996年出台至今，因其严谨度高、资料来源广、功用多，己日益成为决策界和学术界相关政策讨论和研究的最常用的指标之一。

WGI汇集来自32个不同机构的数据，包括私人和机构问卷调查机构(99家)，商业信息机构(4家)，非政府组织(11家)，公共部门组织(8家)，并将之最终整合为6项指标：表达与责任(Voice and Accountability);政治稳定与无暴力(Political Stability and Absence of Violence)；政府效率(Government Effectiveness);规制质量(Regulatory Quality);法制(Rule of Law) ;腐败控制(Control of Corruption)。世界银行详细说明设定这6项指标的具体依据及其来源。尽管没有专门的“社会安全”指标，但是这6项指标得以建立的众多数据选项均与社会安全息息相关，特别是政治稳定和无暴力程度、政府效率、法制等3个指标的数据构成，直接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治理能力，也对该国或该社会安全与稳定状况给出“客观的”测定。

根据最新的WGI数据(截至2013年)，发达经济体和经合组织(DECD)成员的WGI指数整体高于世界其他国家。其中加拿大、澳大利亚、西欧、北欧的各项指标始终领先，美国因近年来恐怖主义事件频繁，其“政治稳定和无暴力”指标的世界排名较其他几项指数较低。另一个指标领先的区域是加勒比地区的开曼群岛和维尔京群岛等。这些岛屿因其自身的地理特点和历史遗留属性，是世界上著名的避税港，吸引了大量以避税为主要目的的投资。

与之相对的是近30年来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热门国家和地区，即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南美洲(除智利和巴西外)以及东亚和东南亚地区(除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却在世界银行的WGI排名榜上均处于落后之列。

2013年度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提供的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统计也表明，发展中经济体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为7.78千亿美元，发达经济体为5.65千亿美元。其中，亚洲和美洲发展中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分别为4.36千亿美元和2.92千亿美元，而这两个洲发达经济体的外资流入金额分别为0.14千亿美元和2.50千亿美元。只有大洋洲发达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高于发展中经济体，但这是因为大洋洲的发展中经济体无论是面积、人口、自然资源都无法与其两个主要发达经济体(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相提并论，而非洲没有发达经济体数据，欧洲则没有发展中经济体数据。

图1提供了一个更直观的2013年度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对比状况。值得注意的是，欧洲和美洲发达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金额均低于美洲发展中经济体。

比较了表1和图1之后，不难发现虽然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在统计区域上无法完全重叠，前者将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分别统计，后者却更多地以自然地理状况作为区分区域的主要标准，但显而易见的是WGI指数无法很好地解释一个重要的矛盾现象，即该指数所显示治理能力落后的国家所吸引的外资数量远高于治理能力排名靠前、政治风险小、社会安定程度更高的发达经济体。

另外一个有趣的理论假设指出，外资流入量和国家治理能力之间可能存在着滞后一期(或更长)的正相关性:即前一期的国家治理能力影响当期的外国投资贸易水平，由此延伸的逻辑是投资者未来的投资方向和趋势不仅仅取决于当前的投资回报，也可能受到下一步情势发展的影响。在研究影响FDI水平的决定性因素的经济学论文中，滞后一期的政治风险常常出现在模型中，作为一个重要的解释变量。不过，在简略地分析和比较2009-2013年中国的WGI排名和FDI二者的关系后，我们发现，这一假设似难成立。

下页图2为2009-2013年中国的FDI净流入额和WGI各项指数排名。WGI以百分位数法排名，数值越高，则表示该项指数在全世界排名越靠前。根据WGI的排名，中国的各项治理指标普遍靠后，除了“政府效率”一项，其他5项指数的排名都处于全球后50% ,“表达与责任”更是处于全球最低10%的国家之列。许多指标更是在近年来排名逐年下降。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的FDI净流入值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依然保持着向上的趋势。因此，在比较中国的资本流入额净值和WGI中中国的排名之后就不难发现，上述假设除了难以在分析中国的情况时成立，且进一步加强了WGI排名和现今国际资本流入之间的矛盾情况。

尽管WGI作为现今使用最广泛、认知最直观的政府治理能力参数，但已有学者开始对其实际解释力存在的缺陷提出质疑，如WGI难以体现不同国家能力的多样性、部分数据缺乏透明度、过度包装和隐匿偏见、缺乏根本的治理理论和有效性概念、静态结构难以客观反映动态变迁等。减雷振指出，WGI指标在具体实例应用中遇到的问题包括:一是WGI可能无法实现对一些特定国家治理质量的准确判断;二是 WGI对有些大洲治理质量的判断相较其自然察赋的优势显得微不足道;三是WGI可能无法作为处理某些国家治理难题的实际指导工具。

因此，无论是基于对全球治理实际变动的观察，还是根据学术理论的演绎推论，WGI指数所存在的固有局限和不足正在逐步显露出来。作为国际权威机构直接衡量一国或地区治理能力和间接反映该国或地区社会安全水准的政策工具，这一指数仅仅肯定国家治理和社会安全状况与贸易投资的正相关性，却忽略了同时存在的负相关或不相关性。大量的最近案例恰恰说明以WGI为代表的传统评估标准的不完整、不彻底乃至不客观之处已经到了需要充分引起人们注意的地步。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国家选择在社会安全系数较低的国家和区域进行跨界投资的事实应该推动我们引入更多新的社会安全参数，以便更好地分析社会安全与贸易投资环境二者的关系。下一节所提出的若干当议，是作者为此所做的努力，并期待造成抛砖引玉之效。

衡量社会安全水平的新参考

(一)人口年龄结构

人口问题是许多国家在发展进程中常见的重要挑战之一。人口的年龄结构是指一定时点、一定地区各年龄组人口在全体人口中的比重。一国或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是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自然增长和人口迁移变动综合作用的结果，也是人口再生产变动的基础和起点，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一国或地区劳动力人口比例、失业率高低、社会福利等制度安排，甚至关涉其社会安定、制度安全程度。现有的大量研究结果表明，失业率与就业人口的年龄变化呈负相关性，即失业问题的严重程度会随着人口结构的逐步老化而相应下降。一般说来，年轻人占比偏高的社会较老龄化程度高的社会具有更高的犯罪率预期，而犯罪率与社会安定程度则呈反比关系。同时，人口结构老龄化也会带来养老金、医疗支出等巨额公共开支，日渐庞大的社会福利负担也会间接影响社会安全水平。

拉丁美洲为我们进一步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可能对社会安全和贸易投资环境产生的影响提供了实证。众所周知，拉丁美洲是世界上犯罪率最高的区域之一，仅仅次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根据《影响发展的非经济因素》(t}提供的数据，在一些拉美国家，国民受到侵害的比率高达30%以上}z}，而犯罪者中年轻人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以阿根廷为例，26-27岁年龄段的囚犯的比例最高。根据联合国1998年的预测，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拉美人口结构变化对于社会犯罪率的影响将显现出混合性特征:青年人口(10-29岁)将下降，壮年人口(30-39岁)将上升，直到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才会开始稳步下降。这就意味着在2020年之后的一段时间，拉美国家的犯罪预期下降，社会安定程度则会随之增强，投资者可以预期一个更好、更安全的社会环境。

人口结构对贸易投资环境的影响意味着投资可能性的差异。拉丁美洲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的速度也不同。一些国家人口与流行病趋势转型始露端倪，而另一些国家已步入人口和社会服务结构性变化阶段，一系列连锁问题也随之而生：公共保险对老龄人口的养老金支持有限，人口日益老龄化带来医疗需求不断攀升，政府运营的公立医疗体系效率低下。北美、欧洲等进入老龄社会的发达经济体，其应对老龄化社会相关挑战更富经验，已开发出更为成熟和专业化的资本市场和投资运营机制。对于这些国家的企业和机构而言，拉美不少国家的医疗服务、私人养老保险等领域出现的新市场，恰可为其发挥比较优势，扩展在当地贸易和投资提供新的机遇。

上述三点之间的紧密联系，再次显示人口问题(及随之而来的社会问题)不仅是影响社会安全的重要因素，同时也对投资贸易环境发挥着非经济性的且同样重要的作用。

(二)获利模式

在过去的三十年间，一些被国际许多机构和组织普遍认为“社会不安定”、“政治风险高”的国家(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安哥拉、塞拉利昂、卢旺达等)一直源源不断地吸收外资。投资者不仅来自新兴经济体，也有相当多的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面对高投资回报率，资本的逐利本性最终在决策中占据上风。投资者通过调整自身策略创建适应本土化运作的获利模式，试图将社会和政治风险置于可控程度之内。此类实例表明，对一些投资者而言，是否在某地进行投资最终取决于其获利模式，而并非当地的社会环境。特别是对于一些短期项目甚或是套利性质的投资行为，投资方并不在意资本流入国(地区)的社会安定程度。如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受波及的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这些市场的经济发展水平有明显的差异，社会安定程度、民主化程度也各不相同，但都成为国际游资的目标。而投资周期较长、需要若干年才能获利的项目，以及一些具有独占性自然资源优势的项目，投资者则对社会安定的关注程度更高。近年来，中国、印度在欧洲以并购和全额收购企业等方式进行大量投资，则兼有短期资产保值增值功能和产业链延伸、海外市场扩容等长期获利考虑。既可能与当地社会安全程度较高有关，也可能与目标资产本身的战略价值有关。

(三)政治互信程度

另一个似乎与贸易投资环境无直接关系，却可能最终对贸易和投资走向具有逆转性影响的因素是投、引资双方国家层面的政治互信程度。换言之，政治互信水平的高下对引资国社会安全状况的超越作用往往未受到经济学者们的充分重视。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中国与巴基斯坦之间“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对双方投资贸易活动的引领效应。近年来，巴基斯坦饱受恐怖主义之苦，恶性暴力袭击事件频发，社会动荡失稳，甚至严重危及包括中国公民在内的外国商务人员的人身安全。从社会安全角度衡量，该国安全评级偏低，不适合正常的商业投资活动。然而，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投资从国家层面到企业层面都非常活跃，显示出鲜明的持续性和战略性。2014年11月，中国政府和商业银行向巴基斯坦提供近500亿美元的投资，用于支持当地基础设施以及包括煤电和多种新能源在内的能源建设项目。中国政府还鼓励多家中国银行为下一步去巴投资的中国企业提供融资平台，在“中巴经济走廊项目”之下加快建设和开发瓜达尔港，使之成为“一带一路”战略早期收获的成果之一，

 (四)社会与文化差异

随着跨国投资日益频繁，许多国家和企业开始开拓新的投资目的地，从熟悉的近邻延伸到遥远的异乡。如何适应当地文化、合理衡量并最大可能地避免因文化差异而起的投资风险，是“社会安全与贸易投资环境关系”这个大命题之下越来越重要的问题之一。

投资贸易活动有时面临这样的困局:某地社会安全程度水平较高、投资贸易环境良好，但是在合作过程中，双方因为文化差异而发生严重分歧，导致原本预期收益良好的投资项目遭遇未能预见的风险和损失。相当一部分跨国投资项目周期较长，不可避免地涉及雇佣当地员工和企业的本土化经营问题，小到劳工待遇和权利，大到企业与当地社会的公共关系，实际都折射出观念与思维方式、行为规范与习惯乃至语言和文化的各种差异。处理不当的话，跨国投资贸易活动就很有可能面临全面失败的境地。

2003年，中国上汽集团并购了韩国双龙汽车公司。由于对韩国企业中的工会文化缺乏足够了解和应对预案，拥有绝对控股权的上汽集团多次遭遇双龙汽车公司工会组织的罢工和抗议，在面临巨大亏损时无法裁员，直至双龙公司申请破产保护后，上汽公司才通过持续减持对方股份，最终退出对该公司的经营管理。

除了工会问题，本地居民的社区文化问题也有可能成为投资贸易中遇到的障碍。秘鲁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秘鲁政府采取一系列吸引外来投资的政策，使该国成为位居拉丁美洲地区最佳投资目的地前列的国家之一(仅次于智利)。随着外国资本的涌入，秘鲁却发生了许多因当地居民反对外国商业开发活动，最终导致外方投资折戟沉沙的案例。根据秘鲁法律，在秘鲁进行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须事先经过环境评估，而是否对当地居民的生活习惯、文化传统、社区文物等产生负面影响是其中的重要标准之一。由于许多企业无法得到当地社区的支持和认可，最终无法通过环境评估而获得经营许可权。2013年，仅在采矿业领域就有13个项目因为引起当地社会文化冲突而被迫一再推延实施。

 (五)生态和卫生环境

随着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态卫生环境对于长期社会安全的影响越来越大。对于许多发达国家来说，对外资是否准入，已不单纯看重投资和贸易带来的经济红利，而是把该项投资对于本国大至生态环境安全小至食品卫生的作用纳入考量范围内，出台各种新的政策和标准，使投资贸易活动的生态安全门槛不断提高。把生态卫生环境当作社会安全的一个重要衡量指标，并对相关产业投资进行高标准限制的国家和地区一般具有如下特点:相对封闭、完整的地理环境;独特的生态系统;在经济上已经进入发达经济体水平;有的国家有一种或者几种严重依赖进口的商品货物，且这些商品货物对国民能否维持正常生活有一定影响。

日本和澳大利亚是中国重要的经济贸易对象。因其独特的岛国地理环境、高度发达的经济水平和生活标准，两国对生态环境和食品卫生的保护有非常严格的标准。根据中国商务部的报告，在2013年，日本公布和修改了一系列政策和法规，包括全面提高(或新增)有毒有害物质的分级标准、修订了食品添加剂的相关标准、修订食品卫生法中关于农药的使用标准、更加严格地对进口食品开展监控和指导等。日本人口密度高、耕地和淡水资源有限，进口食品所占比重很大，因此进口食品的安全和卫生，对其维持社会安定具有重要的意义。日本对进口食品的监控检验项目和标准之高堪称全球之最。在福岛核泄漏事件之后，更是进一步修订了监测放射性物质的对象食品清单。

澳大利亚对于生态安全的重视在于其国内具有很多独特的动植物物种，外来物种如不经过严格检疫，进口之后可能对本土物种造成危险，造成生态系统紊乱，最终危害整体社会安全。澳大利亚对卫生和生态安全的保护措施则更多地体现在动植物卫生上。外国动植物产品进入该国市场前，必须通过周期很长的进口风险分析期，澳进口商只有通过国家生物安全局风险水平评估后方可进口。

随着生态安全、绿色经济等环保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更多国家的政府意识到经济的发展不能为了一时一地的得失而背离生态和环境安全。作为国家主权的首要维护者，政府设立更严格、更全面的生态和环境标准，不仅直接提高了本国社会安全水平，而且推动跨国投资者改进自身的投资安全标准和环境风险意识，使之在选择贸易投资项目上更加全面地评估现实和潜在的收益和风险，更富远见地界定和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

(六)国际观

国际观，是指“某个阶段某个国家的主流人群对外部世界的共同认识，包括特定的集体心态、对外部世界的知识水平、与外部世界互动的热情”。一个国家的国际观可能是开放、具有国际化视野的，也可能是封闭、带有浓重民族主义色彩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一个国家、地区的民众及其政府所持的国际观可以存在程度差异，但取向是一致的。其国际观对贸易投资环境的作用力，既可以在短期的紧张和冲突中凸显出来，也应该作为评估投资贸易长期条件的重要内涵受到决策者和学术研究人员的高度重视。民族主义是基于共同族群主体之上的文化意识。本族与外族并非总是一对固定不变且不断对立的认知关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主体民族与他族之间通过经济、社会、文化、宗教的相互沟通和影响，甚至血缘上的混合而发生融汇、转换和延展，与之相应的民族主义概念也多有变异。及至当代，狭隘和消极的民族主义思潮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之下已显露颓势，只有在经济、社会矛盾达到十分尖锐程度时才会沉渣泛起，甚而溃乱成荡，把内部矛盾转嫁到外国投资者身上。2011年10月，深受欧元债务危机影响的意大利掀起全国餐饮业排外运动，在旅游名胜区驱逐土耳其烤肉、日本寿司、美式快餐、爱尔兰式酒馆、中餐馆等外国餐馆，波及企业达2500家之多。

由于历史、地缘政治等原因，某些投、引资两国政治或安全关系始终存在显性或隐性紧张状况，容易使本不具有政治色彩的贸易投资项目成为公众关注，甚至在极端情形下的泄愤对象。迅速蔓延并失控的群体性暴力排外事件不仅给外国投资项目带来灾难性的损失，也造成引资国社会秩序的持续动乱和经济震荡，甚至让该国国家声誉和发展进程备受伤害。

一个近期的例子来自于越南。21世纪以来，中国和越南均加快改革和发展进程，双方市场联通、产业衔接、资源互补的深度合作格局已然形成，中国成为越南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投资来源之一。与此同时，两国有关海洋领土主权的争议不时加剧。在越南当局的默许下，越南国内相关反华言行增多，仇华排外思潮不断发酵。2014年5月，越南平阳省多地爆发大规模反华示威活动，近140家中资(含台资)、韩国和新加坡企业遭到当地民众暴力冲击和抢劫，造成中方人员伤亡和严重经济损失。为尽快消除负面影响和恢复引资基本面，2014年6月越南政府向此次暴力骚乱事件受害企业支付700多万美元的首笔赔偿金，警方逮捕1036人，分别以煽动他人暴动、破坏财产及抢劫财产等罪名起诉其中700多人。

结语

写作本文旨在提出讨论社会安全和贸易投资环境二者真实且多维关系的必要性。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基本回顾，人们不难发现到目前为止的研究多从政治风险和稳定性，或经济稳定性角度讨论这一关系的存乎与否，从政治和经济以外来考量社会安全定义还相对不充分，而严格地依据较为完整的社会治理指标对贸易投资环境作出综合性、超越学科局限评估的成果则更为少见。

进一步而言，越来越多的跨国贸易投资流向政治体制和行政水平排名均“不及”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中世界，这就充分表明政治风险只是社会安全水平中一个相关因素，尽管它相当重要并时而决定性地影响贸易投资走势，但并不是决定一国一地的投资贸易水平的根本性因素。对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解释是至少有部分资本持有者为自身逐利性所强烈驱使，而放弃惯常的风险规避策略。他们愿意承担投资目的地政治不稳定所带来的包括社会不安全在内的诸多潜在风险，以获取更高的投资收益。这些投资贸易策略的生效实际造成社会安全(政治稳定)和投资贸易环境之间正相关性发生退化，在特定国家和时期这种相关性甚至会转为负值。另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对政治稳定与否判断本身的质疑。在当今全球治理体系内，朝鲜、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多年被打上“虚弱”、“失败”的标记，在过去30多年里中国也数度被预测会发生经济“硬着陆”，社会不稳定，乃至政治崩溃，非洲和中东的一些国家及其政府也长期处于应被“治理甚至更迭”之列。尽管世界银行等机构经常在事后修正其预测分析中的失误，但人们似乎从来没有真正汲取判断失误所提供的教训，建立一套更加全面、客观、公正的标准体系。世界是丰富多样的，运用简单的和基于部分先验达成的指数显然无法解释、判定和指导复杂且不断变动中的国际贸易、投资活动。

近年WGI与外国直接投资流向变化似无重要关联，甚至呈负相关性这一事实进而确证了上述观察。WGI排名靠后(即治理能力差、社会安全程度低)的国家，却总体上吸引了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这一方面表明外国直接投资者对潜在风险的认知与偏好程度可能正在发生擅变，另一方面则清晰地暴露出在用以分析发展中经济体所面临的问题时，WGI存在一些固有的短板，远不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

WGI自身的缺陷和局限进一步提示我们，在讨论社会安全的定义时，此前被忽略的一些因素巫待引起重视和深入讨论，以便帮助投资者和研究者们更好地认识社会安全的定义，特别是对于发展中经济体的政治变迁、社会文化、治理特性等作出更为准确的理解和判断。WGI所显示的实际解释力不足问题也可能预示了对现存社会安全指标体系加以更新、完善的必要性。本文提出可将此前文献中很少涉及的引资国人口年龄结构、投资的获利模式、国家间政治互信和文化差异、生态和环境安全的社会含义、引资方社会的国际观和民族主义情绪等因素引入讨论，并尝试说明这些因素对社会安全与贸易投资环境之间的平衡关系具有相当程度的影响，对于某些时期内特定国家其影响甚或更加显著。总之，无论是理论意义上的探究，还是对国别案例的分析，只有将更多的可以反映社会安全原貌及其本质的要素纳入分析体系中，才能获得更加接近实际的结果。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受篇幅和现有数据的限制，本文只是初步提出了可能有助于观察和解释社会安全与贸易投资环境二者关系的因素，并非提出一种替代性的量化标准体系。涉及社会安全的更多且具有证明意义的因素，将需要逐一进行建模分析，而这一任务将留待更多的学术同行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