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对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左右拉美和东亚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中跨国公司的外国直接投资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进行了比较研究。通过采用反事实的分析方法，本文发现跨国公司及其直接活动只是在东道国(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所确定的框架内对当地的资源比较优势利用有一种放大效应。符合资源比较优势利用的东道国(地区)战略将促进当地宏观资源效率的提高，反之则会恶化这种效率。跨国公司本身不会使东道国(地区)的资源利用方向发生根本性逆转。外国直接投资对拉美资源配里效率和当地企业有较为显著的负面影响，但对东亚有促进作用。当前，跨国公司全球资源的配置方式发生了较大变化，对经济治理的精细化程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应区分不同引资目标、不同产业特征和不同市场竞争状况，注重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的有效配合。

关键词 拉美 东亚 资源配置 效率 外国直接投资 跨国公司

一 外国直接投资与资源配置效率：基本分析框架

资源配置是指资源在不同使用者和使用途径之间的分配。如何获取最大效率的资源配置是任何一国(地区)经济发展中都面临的基本问题。能够达到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实现帕累托最优的条件是:对两个消费者而言，边际替代率必须相等;对两个生产者而言，边际技术替代率必须相等;对整个社会而言，边际替代率等于边际转换率。

在现实中，越是能增进竞争、使实际的市场结构接近完全竞争的经济活动，越是能促使资源配置接近帕累托最优，反之亦反。因此，帕累托最优是政府营造制度环境、制定发展政策的重要参考依据。同样地，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的必要条件是任何资源的边际收益在所有不同使用用途中都相等，那么，在其他条件不变时，一国(地区)比较廉价的比较优势资源会被更多地使用。

此外，越是能促使一国(地区)资源比较优势利用的经济活动，越是会使其资源在不同用途中的边际收益相趋近，从而使整个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改善。由此引申出在分析跨国公司对发展中东道国(地区)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时的两个前提判断:一是促使当地资源比较优势充分利用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活动具有提高当地资源配置效率的积极作用，反之亦反;二是促使、激发当地企业成长，从而弱化当地市场的垄断或寡占，增强竞争的FDI也具有提高当地资源配置效率的积极作用，反之亦反。为便于区分和行文，将前一种因利用一国或地区资源比较优势而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称作宏观资源配置效率，将后一种因促进市场竞争程度提高而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称作微观资源配置效率。这里将主要探讨宏观资源配置效率，而与微观资源配置效率有关的问题将留待今后分析。

对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而言，发挥资源比较优势的意义在于，一是能充分实现经济发展的潜力，最大可能地促使其走向发展。虽然任何形式的资源开发利用都有促进发展的作用，但是，发挥资源比较优势的利用方式却促使这种进展的程度最大化。二是促使发展中国家或地区逐渐由比较优势积累，培育起民族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反之，违背资源比较优势的国家或地区通过有选择性的政策激励，培育零星的所有权优势，因没有全面的当地产业体系

支持，持续的累积性成长难以乐观预期。

一国或地区资源比较优势的判断，在开放条件下是由比较成本原则决定的;在封闭条件下是由机会成本原则决定的。对于尚处在经济发展初期阶段的国家或地区，这两种原则所确立的资源比较优势是一致的。

经济学界普遍认为，除少数特殊的国家外(如中东产油国)，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资源比较优势是非熟练劳动力。劳动密集型生产能最大限度地开启发展进程;在非熟练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被充分利用之后，劳动力价格上涨才使资源比较优势转移到利用熟练劳动力的资本和技术密集生产上来。拉美和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在发展初期都实行了初级进口替代战略，着重发挥了非熟练劳动力的资源比较优势。但到了后期，却受到了狭小的国内市场和国际收支不平衡的限制，一方面是国内市场需求饱和，另一方面是不少非熟练劳动力尚未得到充分利用。东亚继续利用非熟练劳动力，实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初级出口导向，经济获得迅速发展。拉美则实施二级进口替代，加重了贫富分化、二元经济、城乡对立等问题，经济发展的绩效不如人意。可以看出，资源比较优势的利用及相应的战略选择与这两组经济体的长期发展绩效有密切的关系。因此，这里将沿着上述国家和地区资源比较优势演进的方向及相应的战略选择，分阶段研究FDI活动对资源比较优势的影响。

一般而言，跨国公司通过两个渠道影响东道国(地区)资源配置效率。一是带人的资源，如技术、管理和市场营销网络等，这体现出FDI的一揽子特征。这些资源与东道国(地区)既有资源的融合会对当地资源配置效率产生影响。二是利用当地资源。FDI的生产过程总是发生在东道国(地区)，而不是母国，因此，跨国公司直接或间接地利用了当地的资源，如当地的劳动力、原材料等，从而对东道国(地区)的资源配置效率发生作用。关于跨国公司对发展中东道国(地区)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国际学术界基本上都持这样的观点:跨国公司的进入，既带进了资源，填补了当地资源不足，又直接利用了当地资源，因而，FDI对发展中东道国(地区)是有益的，且多多益善。代表性的看法包括早期的“双缺口”模型、发展主义及新自由主义等。但这种观点没有区分FDI对东道国(地区)资源配置影响的性质和方式，因而未免过于抽象和片面。为此，本文进一步探究以下几个问题:(I)用跨国公司的进人所利用的当地资源类型来判别其影响当地资源配置效率的性质，是顺应还是违背了资源比较优势的利用，是促进了竞争还是加剧了垄断?(2)在判断出跨国公司对当地资源配置效率影响性质的前提下，进一步用带入的资源及介人的程度来判断FDI对当地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方式。

本文同时引入“引致资源”的概念，增加了外资影响的第三个渠道。引致资源是指跨国公司所带人的、能够促进当地企业对东道国(地区)资源比较优势利用的那些生产要素。如在初级出口导向战略下，外国企业带人的国际市场营销渠道、劳动密集型适用技术等。这些要素因与东道国(地区)当地企业吸纳水平相当，因而对当地企业具有示范作用，有利于当地企业对资源比较优势的开发利用。

跨国公司对东道国(地区)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及其方式主要有如下几类。

第一类是符合当地资源比较优势的利用方向，并且对当地企业成长有促进作用。(1)跨国公司带进了引致资源，对当地企业利用资源比较优势具有直接影响。如在初级出口导向战略中，跨国公司带入了东道国(地区)原先并不存在的某种劳动密集型行业，直接促进了当地企业进行类似生产。(2)跨国公司带进了引致资源，对当地企业利用资源比较优势具有间接的影响，如前所述的营销网络、管理方式等方面的资源。(3)跨国公司并未带进引致资源，但其一方面直接利用了当地资源比较优势，另一方面增强了东道国(地区)原有行业内的竞争，促进了当地企业对资源比较优势的利用。

第二类是符合资源比较优势的利用方向，但对当地企业的成长有排斥作用。这主要反映在跨国公司与当地企业在原料、市场方面的竞争上，其原因往往是引入FDI过多，超过了适宜的程度。

第三类是违背了当地资源比较优势的利用方向，但对当地企业利用当地资源优势及其成长有促进作用。类似的情况如少量跨国公司进入中间品行业，从而为当地企业出口最终产品提供支持。

第四类是既违背当地资源比较优势的利用方向，又对当地企业成长以及其利用资源比较优势的行为有抑制影响。

本文采用的行文安排是:先分拉美和东亚不同的战略发展阶段，从跨国公司介入的程度(产出、就业和出口份额)，行业分布，技术种类以及贸易战略四个方面入手来分析比较跨国公司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性质，是顺应还是逆化资源比较优势的发挥，是弱化还是促进既定资源比较优势的利用。影响东道国(地区)资源配置效率方式的研究也留待日后。最后，总结了跨国公司及其直接投资对拉美和东亚宏观资源配置效率的不同影响，并归纳出一般性的结论。

二FDI对拉美新兴工业化国家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

(一) 进口替代阶段FDI的影响

拉美的进口替代工业化进程可分为两个子阶段:一是非耐用消费品初级进口替代阶段;二是耐用消费品二级进口替代阶段。在拉美的非耐用消费品初级进口替代工业化阶段(大约是在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初)，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拉美主要国家的制造业集中在食品、饮料、纺织、服装、木材和皮革制品工业，基本上处在工场手工业的阶段。跨国公司引进了汽车、制药、电器、轮胎等新的、增长迅速的工业部门，并带入了新的技术、设备、资本等。这些产业大多把生产过程的最后组装阶段布局到拉美，以便绕过关税限制，或节约运输成本。在非耐用消费品生产上外资极少。跨国公司与当地产业的融合程度有限，对当地工业化过程的贡献是辅助性的，发挥边际作用，所采用的生产方式还局限在当地要素比例所确定的范围内。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直到70年代之前，拉美进人二级进口替代工业化阶段，资本国际化使拉美以特有的方式融人世界经济之中，跨国公司成为拉美经济和产业发展的中坚力量。第一，跨国公司在资产、产出、销售额等各指标上都超过了当地资本。墨西哥外国子公司的销售额几乎是当地企业的9倍，巴西是4倍，秘鲁是8倍。1971年，阿根廷最大的100家企业中有79家都是外国企业，其他国家情况也类似。

第二，跨国公司的部门分布不均衡。在20世纪6。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跨国公司介入程度的差别与跨国公司的所有权优势紧密相连。外国资本介人程度最高的行业通常是生产耐用消费品的行业，如小轿车、电冰箱、电视和洗衣机行业等;以及增长高于制造业平均水平的行业，如橡胶、化学、交通设备、电动及非电动机械等。外国资本介入程度较低的是非耐用消费品行业，如木材、家具、排印业及皮革等。

第三，这些跨国企业的行业集中度较高，对市场份额的控制能力强。外国资本更多地进入高度集中的行业，而非竞争性很强的行业。在阿根廷高度集中的产业中(即8个最大企业的生产量集中了该行业50%以上的份额)，外国资本的产出份额高达39.3%，而在竞争性行业中(即8个最大企业的生产量小于该行业总生产的25% )，这一比重只有3.5%。墨西哥的这一比重分别为53.1%和12.8%。巴西119家美国跨国公司中的50%、墨西哥183家美国子公司中的47%直接控制着主要产品市场中25%的份额。

第四，外国企业对拉美国家就业的贡献有限，其在拉美各国制造业中的就业份额远远低于其产出份额。1970年巴西外国企业雇用的员工占总制造业人数的20%，占经济活动人口总数的1.7%，而司期外国企业所占制造业的产出份额是41.6%。一般而言，外国企业对东道国(地区)就业增长的贡献是由两方面效应综合实现的:一方面是就业创造效应，即在既定的技术水平上，市场需求的扩大、生产的增长，必然会导致对雇员越来越多的需求;另一方面是就业缩减效应，即技术水平的提高、资本密集度的增大，将减少同一数量产出所需要雇佣的人数。外国企业对拉美就业增长有所贡献，但是与其所处的主导地位、在制造业中的份额及扩张速度相比，这种就业创造确实是有限的。

第五，外国企业基本上面向当地市场，出口只占其总产出的极少部分。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前，拉美主要出口国中的外国企业的出口比率远远低于这些企业总产出的10%。

在二级进口替代时期，跨国公司在拉美确立了发展最快的制造业中的主导地位，这不仅是战后资本国际化深入发展的一种反映，而且在拉美的产业发展、消费及收入分配模式的构筑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从初级进口替代到二级进口替代，这些国家非熟练劳动力的资源比较优势没有被充分利用，便转移到资源比较“次优”的资本密集型工业化模式。外国跨国公司的直接介人及间接影响强化了这一趋势，使拉美国家的资源配置偏离非熟练劳动的轨道而越来越资本密集化了。

(二) 二级进口替代与出口促进相混合阶段FDI的影响

拉美进口替代与出口促进的混合阶段仍然是以进口替代为核心，出口促进只是手段。即便是在1982年债务危机之后的经济调整以及逐步开始的新自由主义实践之中，对进口替代的追求仍然没有改变。譬如，墨西哥这一时期仍然选择汽车、制药和计算机行业作为进一步保护的对象。巴西的情形也类似。因此，随着新的进口替代行业的建立，外国企业继续在这些行业中构筑主导地位。

这一时期，外国企业进入的行业仍然以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为主，程度依然较深。其一，在1970一1980年及1981一1991年这两个10年，巴西、墨西哥、阿根廷都处于吸引FDI最多的10个发展中国家之列。其二，从FDI占当地东道国的资本形成比率来看，在1971一1991年间，这3国基本上都呈现上升趋势。其三，外国企业当地雇员比重在8%一30%之间。1982年债务危机之后，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实施了债务向FDI的转换以及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客观上起到了引入更多FDI的作用。这时FDI与当地的国有企业股权之间以及与债务负担之间是一种替代关系，因此，实质上产生了二级进口替代阶段时跨国公司收购当地企业的效果，即外国企业的股权份额和对当地经济的控制上升了。

在这种混合战略阶段，汽车、制药等行业的外国企业开始更多利用东道国各种出口鼓励和优惠，实现资源的更优配置。外国企业的出口使拉美国家更深人地融合到其地区及全球的经营战略中去。这种融合以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出口为纽带，使拉美国家更多地偏离自身的资源比较优势，经济上逐渐丧失“自立”发展的能力，越来越依附这些外国公司。

从上面分阶段对FDI活动对拉美国家介入形式、程度和性质的追溯中可以看出如下影响。

第一，外国企业及其直接投资活动只是顺应了拉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所确定的资源比较优势利用方向，并不会使这种方向发生逆转。在初级进口替代战略下，外国企业是作为当地非熟练劳动力的使用者;在二级进口替代和混合战略下，则是作为使用熟练劳动力的资本/技术密集型生产者。拉美各国在初级进口替代战略的后期，在非熟练劳动力的资源比较优势尚未得到充分利用时，便转向利用熟练劳动力的资源比较劣势，转向二级进口替代战略和混合战略，导致了资源配置的扭曲和效率的下降。

第二，FDI对拉美各国既定的资源比较优势利用方向有一种“放大”效应。不论资源的利用方向是什么，顺应当地发展战略的外国企业进入，总会带进一些“额外”的资源，并利用当地的部分资源，促进了当地的资源利用。在初级进口替代战略下，外国企业发挥着一个“边际增量”的作用，而在二级进口替代和混合战略中则是作为新兴行业的主角，并逐渐左右经济发展。这种“放大”效应在后两个阶段利用熟练劳动力的资本/技术型生产时尤其明显。

第三，FDI使拉美资源比较优势的利用方向逐渐偏离了非熟练劳动力的轨道。这种影响的后果是:(1)拉美各国的经济发展潜力未得到充分发挥，资源配置扭曲，效率下降;(2)越来越多的非熟练劳动力无法融入本国的工业化进程之中，造成越来越严重的两极分化和二元经济，使依靠国内需求拉动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日益举步维艰;(3)弱化了当地民族企业，资源比较优势获得的利益不能充分“积淀”为本国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导致当地企业的培育不充分;(4)外国企业起主导作用，在资本/技术型资源利用方向上，外国企业拥有强大的所有权优势，其大量介入的结果必然是对当地经济的垄断。这不仅表现在外国企业在当地重要且增长最快的行业中占据主导地位，而且在当地主要产品市场中处在垄断或寡占位置上。

第四，FDI对拉美资源配置效率有较为显著的负面影响:一方面，通过“放大”拉美国家对资源比较优势的偏离程度，削弱了拉美国家宏观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通过在拉美各国主要产业、主要市场构筑起垄断/寡占地位，扭曲了资源的微观配置，降低了这些国家的微观资源配置效率。

三FDI对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经济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

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左右)也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初级进口替代、初级出口导向和混合发展阶段(香港地区例外)。在初级进口替代阶段，进入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FDI数量极其有限，本节的分析省去这一阶段而以后两个阶段为主，其中，初级出口导向阶段以中国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的情况为例，混合发展阶段则以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为代表。

 (一)初级出口导向阶段FDI的影响

在初级出口导向阶段，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外资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FDI的流人与发挥作用是逐渐推进的过程。20世纪60年代，中国香港地区日益成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基地，在有利的投资环境和高利润吸引下，外国投资者相继涌人。60年代，美国对台湾地区的援助中止后，FDI的作用逐渐显示出来。1961一1970年间，FDI在外国长期资本流人中所占的份额从前一时期的3. 3%上升到21.5%。在台湾的区内资本形成中的比率占到5.21%，在制造业中则达11% 。

第二，FDI主要流入出口导向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如电子产品加工、纺织、玩具、金属制品、电子电器、塑料制品、钟表等。这些行业在1971年、1975年和1980年分别占香港地区FDI流人量的73.2% , 76.3%和67 %。外国企业通过对海外母公司返销零部件以及对母国或第三国市场出口最终制成品等方式促进了出口。这一时期，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并不是香港地区外国企业的比较优势，因此通过竞争促使当地资源优势利用方向发生逆转的可能性较小。

第三，外资介入程度总体是适度的。这一时期，外资几乎没有主导香港地区任何一个产业，只是在极少数当地企业技术水平落后的行业中，如塑料制品业，外国资本方占主要地位。

第四，宏观经济政策和吸引FDI的特殊制度安排起到了推动作用。台湾等地采取的出口导向政策包括废除多重汇率、台币贬值、减少进口控制、实行出口鼓励，尤其是退还出口产品的原料进口关税。吸引FDI的主要措施包括:在港口建立出口加工区;建立保税工厂网络;进行水、电、交通、银行等基础设施建设等。出口导向的战略选择、出口加工区与保税工厂网络系统的建立，为利用廉价劳动力资源的离岸型FDI进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铺平了道路。

第五，对FDI影响性质的判断。外资的流入为香港带来可利用其劳动力比较优势的新技术和产业，扩大了劳动密集型出口的生产范围和深度。这属于带进引致资源，对当地企业利用资源比较优势有直接影响的第一类第一层次。同时外资的流入增强了原有竞争，加快了本地企业利用当地劳动力和资源比较优势的步伐。这属于虽未带进引致资源，但依然促进了资源比较优势利用的第一类第三层次。这一时期，台湾地区一是急需进人出口市场的渠道，二是急需投资、外汇及劳动密集型技术。劳动密集型FDI的流人对当地资源比较优势的利用、开拓国际市场都起了积极的作用。相较于对就业、增加值、出口的直接影响，FDI对台湾企业的间接影响比较大，特别是外国企业具有广泛的国际市场销售网络和渠道优势，有助于台湾企业走向国际市场。这里FDI达到了既带进引致资源，又对当地企业利用资源比较优势具有间接影响的层次，属于第一类第二层次。

 (二) 混合战略阶段FDI的影响

在非熟练劳动力的资源比较优势被充分利用之后，熟练劳动力便成为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新的比较优势。非熟练劳动力向熟练劳动力的转化主要是通过两条途径:一是直接教育;二是间接地由非熟练劳动力在“干中学”中实现。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及全社会储蓄水平的不断扩大，为新比较优势的利用创造了条件。对熟练劳动力充分而高效率的利用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进一步发展的基石。利用的方式是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的生产方式。20世纪70年代初期，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便经历了这种转化。

按照传统的跨国公司理论，外国企业在差别产品及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品上拥有最强的所有权优势。因此，在混合阶段，外国企业有可能促进当地熟练劳动力的资源比较优势利用。这里以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为例。

1.       韩国

韩国在1973年之后实行的重化工战略中，外债与FDI约占总投资的30%。但是，其中FDI的作用是有限的。

FDI首先进入并更多集中在韩国关键原材料、中间投入品的进口替代生产领域。到1968年，化纤、化肥和石油三个进口替代工业集中了韩国FDI存量的74.4% 。1973年左右受离岸加工等政策的影响，FDI在韩国的投资开始多元化，出口导向快速发展。1980年化学工业集中了FDI存量的20.1%，广义机器工业占16.7%，电子工业占12.2%。服务业中旅馆业、商业服务和金融业也增长较快。从增加值角度看，外国企业所占比重较小;而外国企业对其他行业的影响较大，表明对前后向产业关联有积极作用。就业溢出效应类似，行业内就业影响较小，但行业间效应则较大。跨国公司对韩国就业结构变化的影响比对增加值的影响要小。外国企业所用的技术资本密集度要高于韩国制造业总水平，但差距在缩小。外国企业对韩国对外贸易的贡献较大，高于在价值增加值和就业上的比重。1963-1980年间外国企业出口倾向的变化表明了FDI在韩国工业结构中从进口替代到出口导向之后又到进口替代的变化。

在韩国，出口导向型外国企业与当地企业相比所具有的所有权优势仅表现在少数几个外国企业拥有国际市场优势的行业上。在出口较多的电子加工、钢铁和造船业中，外国企业并不具有所有权优势。因此，这时FDI对韩国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处在利用当地廉价劳动力或既带进引致资源又利用廉价劳动力的第一类上。在外国企业拥有很强所有权优势的进口替代行业中，如计算机、电子消费品、工业机械、汽车、精密仪器业等，如果没有韩国政府的严格限制，则会完全被外国企业所把持。因此，进口替代型FDI对韩国资源比较优势的影响，在1973年之前的非熟练劳动力比较优势利用阶段，处在与当地资源比较优势的方向相反但却促进了当地企业和当地经济成长的第三类上;在1973年之后的熟练劳动力比较优势利用阶段，是处在带进引致资源并利用比较优势的第一类上。

FDI的影响被韩国的FDI政策和发展战略限定在原料、中间品的领域中，在韩国的经济成长中扮演一个配角。其对增加值、就业及出口的直接影响都不大，但是间接溢出效应却显著。可以说，FDI在韩国的出口增长部门起了一种补充和引导作用，在进口替代部门则起了内在支持的作用。

2. 中国台湾地区

经过20世纪60年代的初级出口导向之后，70年代初期台湾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利用将尽，经济战略开始向进口替代和二级出口导向转变。这一时期有两点变化:一是离岸加工型的 FDI流入开始减少，既面向海外市场又针对当地市场的新型FDI开始增多;二是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台湾地区利用外资的重点开始从FDI转向其他外国私人资本，如间接的金融投资、商业银行贷款等。FDI的份额保持在22%的水平，远低于其他形式外资的份额。

在这一时期，外国企业对台湾地区国民生产总值(GNP)的贡献是6% - 8%，出口的份额是20%一22%，在制造业中的就业比重大约是16%。用实际所占的所有权份额进行加权后，出口的比重是13%一14%，制造业就业是9%一10% 。从1976年FDI在台湾地区各部门中的投资、就业及出口分布来看，FDI主要集中在电子、电器制品、纺织和化学工业。外国企业出口集中的行业不仅有劳动密集型的电子工业，还有资本密集型的化学工业。劳动密集度与出口占总销售的比重之间有很高的相关度，说明这一时期FDI还主要面向出口市场，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上。

理论上，关于外国企业对发展中东道国(地区)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有两种假设。一是在资本稀缺、劳动力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外国企业由于使用母公司的资本密集型技术，将降低这些国家(地区)资源配置效率。二是外国企业由于具有无形资产(如技术、信息、经验和渠道)的优势，因此，在选择技术或在适应当地需求方面会表现出较大灵活性，可以促进东道国(地区)技术效率的提高。台湾地区的情况大致符合第二种假设。

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活动依赖于台湾地区比较优势的变化。20世纪70年代初期是台湾地区比较优势的转折期。1975年左右，在非熟练劳动力比较优势达到充分利用的前期，尽管有行业差异，外国企业比当地企业使用劳动密集度更高的技术。出口生产比面向内部市场的生产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1986年，在台湾地区的资源比较优势转到熟练劳动力所从事的资本/技术密集型生产上时，这些外国企业又以比当地企业更快的速度，在除木材业以外的其他所有行业中使用更加资本密集型的技术。这一变化体现了外国企业对当地宏观资源配置效率的“放大”效应。

FDI促进了台湾地区宏观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由于外国公司对台湾经济的整体介入有限，当地企业逐渐利用资源比较优势积累起自身的所有权优势，而且台湾地区限制外国企业与当地企业在本地市场上的直接竞争，因此，外资企业的存在促进了台湾当地企业的成长。

从间接角度来看，外国企业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对当地企业施加影响。一则通过引进先进技术对当地的竞争者或模仿者产生示范效应，通过前向、后向的联系带动上、下游行业。二则外国企业由于拥有先进的技术和雄厚的经济实力，也可能挤出当地既存的企业，并阻碍新企业的进人。在贸易中，外资影响的间接效应非常重要，如增加当地销售的份额，可以部分替代当地的进口;通过对进口含量高的中间品的需求又可能增加当地的进口等。

FDI在台湾地区促进了投资和出口的增长，并且引致的附加投资比重逐渐增大，同时没有刺激进口的增加，对消费没有显著影响。因FDI增加所带来的台湾地区出口增加与资本存量增加所带来的出口增加，两者间(4.07与3.02)较大的差别表明FDI的存量对台湾地区的出口有显著的间接正影响。在进口方面，FDI存量有减少进口的作用，但显著性不高。

FDl流入的方向(行业分布)与台湾地区资源比较优势的变化相吻合，并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虽然FDI直接影响(就业、出口等)较小，但间接影响却较显著。FDI加速了台湾地区资源比较优势的利用。总的影响达到了第一节中促进资源比较优势利用并促进当地企业成长的第一类层次。

本节的分析表明，跨国公司及其直接投资活动对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有促进作用。一方面，基本上顺应了东道国(地区)的资源比较优势利用方向及其变化;另一方面，对当地企业的成长有促进、引导作用。由于外国跨国公司介入的数量有限或适度，且又主要面向外部市场，不与当地企业直接竞争，因此，直接影响较小，间接影响却较大。

四 几点认识

第一，跨国公司及其直接活动只是在东道国(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所确定的框架内对当地的资源比较优势利用有一种加速或放大效应。符合资源比较优势利用的东道国(地区)战略将促进当地宏观资源效率的提高，反之则会恶化这种效率。跨国公司本身不会使东道国(地区)的资源利用方向发生根本性的逆转。

第二，跨国公司一般和当地企业发生竞争关系，竞争的结果取决于双方的力量对比。如果没有纠正市场失灵的政策干预，这种竞争的结果不言自明，发展中东道国(地区)的企业必然不是国际市场上实力强大的跨国公司的对手。因此，对当地企业的适当保护和对跨国公司的适当限制都是必要的。在复杂的战略、政策安排下，跨国公司的进入会促使当地企业成长，提高当地的微观资源配置效率，最终加速东道国(地区)的经济自立。反之，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地区)市场上垄断/寡占地位的建立，不仅会恶化当地的微观资源配置效率，而且还会使当地企业“边缘化”，并最终加深东道国(地区)对外依附的程度。

第三，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世界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全球化更加广泛和深入，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面临着新挑战。但是，如何在引进外资与自主发展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依然是发展中经济体需要考虑的问题。因此，考虑到外国企业对发展中经济体发展战略与政策的敏感程度，对外资的认识首先需要从战略、政策及其配合的层面考虑。在进口替代战略下，对外资的无限制开放可能导致外国企业享受了市场保护，并非为国内产业体系发展提供了成长环境。一方面战略设计的初衷与实施结果可能存在着较大偏差;另一方面即使经济战略一致，如果经济绩效存在较大差异，根据不同经济体具体情况，实施战略的措施和方式可能是造成偏差和差异的主要原因。

第四，从资源利用效率的角度来看，人力资源的利用与成长是关键。在技术保持不变，人口较少，自然资源蕴藏量和开采能力极大，自然资源产品价格又能够持续保持高位的情况下，作为比较优势的自然资源优势能够转变为发展中经济体的收入优势，但无法转变为可持续的长期竞争优势，因此这里没有分析自然资源型经济体。对于一个自然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大国而言，由于人口规模大，自然资源的相对规模将减小，即使其他条件不变，大国并不能够采取自然资源依赖型的发展路径。同理，发展中的大国也不可能依赖外资实现自身发展。

第五，随着技术、交通、通信的发展和国际及区域经济制度环境的改善，跨国公司全球资源的配置方式也发生了较大变化。生产日益模块化，国际生产网络和生产链成为配置资源并获得利益的主要方式。这对经济治理的精细化程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制定政策时也需区分不同引资目标、不同产业特征和不同市场竞争状况等。

                            (责任编辑 高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