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当前，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放缓是普遍现象，尽管它们面临的国际环境相同，但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又存在着差异性，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各经济体对资源输出的依赖程度不同。2011年以来，拉美经济再次转入下行态势，面临的挑战主要包括出口不振、经常账户与财政账户“双赤字”、投资率下降、通胀反弹等。拉美国家经济下行的内因首先是自身结构性失衡，集中表现为净出口、投资和内需“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失衡，形成单靠内需拉动增长的困难局面；其深层原因是产业结构调整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这是由近30年拉美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反复与曲折等造成的。因此，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既是全球科技革命与产业调整大趋势的现实要求，也是拉美国家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缓解社会矛盾的迫切需要。但是，这一产业结构调整进程仍面临诸多挑战，其政策选择主要包括：从结构上摆脱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制定长期战略，发挥国家的政治动员、政策协调和推进作用，形成完整的相互协调的政策体系；扩大融资渠道；建立地区性产业链条。

关键词  拉丁美洲 产业结构 结构性失衡 资源比较优势 政策选择

2003～2008年，在初级产品出口繁荣等因素推动下，拉美国家的经济终于扭转了自债务危机以来的长期低迷局面，经历了一个扩张期，年均增速达到4.8%。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拉美经济出现负增长（-1.2%），但在反周期政策刺激下2010年即强劲复苏，增速达到6.1%。自2011年起，拉美经济又转入持续下行态势。上述过程表明，强烈的起伏波动是最近30多年来拉美经济运行的一个突出特点。据笔者观察，拉美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滞后是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之一。

一 拉美地区经济下行与国际环境

2011～2014年，拉美地区经济增速分别为4.2%、2.6%、2.7%和1.1%。南美次地区2014年增长率仅为0.7%，较上年的2.8%大幅下挫，其中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增速分别为02%、-0.2%和-3.0%，均降至近4年来的最低点，且2015年的前景亦不容乐观。伴随经济下行而出现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出口不振

拉美主要出口商品能源、矿产品及大宗农产品面临国际市场需求疲软、价格下跌的双重冲击。2014年下半年，国际市场原材料价格继续下跌，据初步估计，全年原材料平均价格跌幅由上年的5.2%扩大至10.5%。其中，金属价格2013年下跌16.7%，2014年下跌2.3%；食品价格继2013年下跌15.5%后，2014年又下跌6.9%；能源价格更由2013年上涨4.6%转为下降约17%。[1]因此，拉美原材料输出国贸易比价持续恶化，整个地区的出口值已连续3年在1.1万亿美元的水平上徘徊。

2.       经常账户与财政账户“双赤字”

出口不振导致经常账户连年赤字，2014年拉美地区经常账户赤字额1473亿美元，占地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3%，靠流入的外国直接投资填补。各国政府税收，特别是非税收收入的减少使财政赤字逐年上升，2011～2014年，地区财政赤字分别占GDP的2.4%、2.6%、2.9%和3.1%。初级产品出口繁荣期中出现的“双盈余”局面早已风光不再。在此背景下，各国刺激消费的政策难度加大，社会开支也捉襟见肘，前10年拉美大量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收入分配状况有所改善的社会形势可能出现逆转。

3.       投资率下降

拉美国家的投资率本来就不高，近几年又呈现普遍下降趋势。2014年，地区平均投资率为19.2%，降至2010年以来的新低。基于资源开发部门投资扩张周期结束、外资并购的步伐放慢等原因，外国直接投资进入拉美的数量在减少，对短期资本的依赖性加大。2014年，拉美地区吸收外国直接投资1222亿美元，同比下降25%左右。随着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的终结，美元走强，以及预期美国利率将会上调，美国可能出现资本回流，使拉美国家国际融资面临困境。当前最困难的国家是阿根廷和委内瑞拉，2014年年底，两国外汇存底分别仅为280亿和205亿美元，而且两国的国际融资渠道均狭窄。

4.       通货膨胀反弹

2011～2014年，拉美地区平均通胀率（加权平均值）分别为6.8%、5.6%、7.3%、9.4%，呈逐步反弹趋势。2014年，委内瑞拉、阿根廷通胀率分别达到63.4%和24.2%，对推高地区通胀率产生了重要影响。为遏制通胀，各国政府不得不采取提高利率、紧缩信贷等措施，难以借助积极的货币政策来提振内需。

当前，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放缓是普遍性现象，其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也是共同的。但是，就外部环境对各新兴经济体所造成的影响而言，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各新兴经济体的增长对资源输出的依赖程度不同。例如，同属“金砖国家”的巴西和俄罗斯就遭受国际市场原材料需求疲软与价格下跌的沉重打击，而印度和中国则不受这一因素的困扰。这种差异性在拉美地区内部也同样有所体现。2011年以来的4年中，在南美洲国家经济持续下滑的同时，中美洲国家及多米尼加、海地等国却能保持4.0%左右的平稳增长态势。两者不同表现的原因就在于，南美洲国家对资源输出依赖程度高，而中美洲国家不具备资源优势，主要依赖于出口加工工业，并得益于美国经济复苏势头的拉动。

关于美国货币政策变化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的评估是：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结束虽然引起了国际资金流动的某种波动，但由于利率上浮并未立即跟进，国际金融市场得以继续保持较高的流动性水平。[2]这就是说，直到2014年年底，拉美国家受美国货币政策调整的不利影响还不算太大。进入2015年以后，情形可能就另当别论了。

二 拉美国家经济结构性失衡日益突显

拉美国家经济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自身结构性失衡，集中表现为净出口、投资和内需“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失衡，形成单靠内需拉动增长的困难局面。

这一局面的形成有一个过程。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拉美国家在推行市场化、自由化改革的同时，还必须遏制高达3位数甚至4位数的恶性通胀。“汇率锚”被普遍用作反通胀的主要手段，如阿根廷的“货币局制度”、巴西的“雷亚尔计划”等，导致本币大幅升值，产生财富效应，刺激进口需求上升。与此同时，由于市场快速开放，外国商品“雪崩式”涌入，本地产品无力与之竞争。80年代，拉美国家曾强制性地实施“奖出限入”政策，以获取外贸顺差来缓解外债支付压力，从而出现贸易盈余局面。到90年代，反通胀政策与市场开放政策的结合使对外贸易进入连年逆差状态。

21世纪头10年，拉美地区迎来一个初级产品出口繁荣期，南美洲国家和少数加勒比国家作为资源输出国都取得了可观的外贸盈余（见表1）。然而，如上文所述，这个繁荣周期到2011年基本结束，说明它不具有可持续性。问题还在于，这个出口繁荣期伴随着汇率持续升值。汇率升值是贸易比价大幅改善和资本大量流入产生的综合效应。资本之所以大量流入这些国家，一是受汇率继续升值预期的诱惑，二是受资源领域直接投资更高回报率的吸引。汇率持续升值产生强烈的副作用：一是非自然资源类可交易产品的生产和出口逐渐陷入困境；二是刺激国内消费升温，加上当时正处于经济扩张期，就业形势好转，政府的社会开支扩大，大量贫困人口脱贫，国内消费需求快速上升；三是导致进口急剧扩张，以至于各国政府纷纷采取保护主义措施抑制进口。

表1南美洲、中美洲、墨西哥：商品与服务贸易结算（占GDP比重，%）

资料来源：CEPAL，Cambio Estructural para la Igualda：Una Visión Integrada del Desarrollo，San Salvador，27-31 de agosto，2012，p.48.

由表1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20年，拉美国家在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内向发展模式下，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基本是不存在的。80年代转入外向发展模式后，南美洲国家经历了两个外贸盈余期。值得关注的是，这两个外贸盈余期有以下共同特点：其一，都是靠出口初级产品实现的；其二，20世纪80年代的外贸盈余是强制压缩进口的结果，而21世纪头10年的外贸盈余则得益于国际市场资源需求的增长，但事实证明，二者都是不可持续的；其三，两个外贸盈余期都对国内制造业发展带来损害，80年代尤为严重，1980～1990年，拉美地区制造业的年均增长率仅为0.1%（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3]最近30年间，中美洲国家（一定程度上也包括墨西哥）并未改变外贸长期逆差的局面。这类国家自80年代以来走的是发展出口加工装配产业（客户工业）的路子。实践证明，这类产业在扩大就业方面效果比较显著，但影响整体贸易结算的能力有限，因为输出的产品中进口含量过高而增加值很低。上述情况说明，这两类国家都面临产业结构调整滞后的问题，对自然资源或劳动力资源的依赖程度都过高。

关于拉美国家投资率偏低的现象，大体可以从两种比较中来加以认定。一是跟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的亚洲国家比较，根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的数据，亚洲国家固定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20世纪80年代为27.8%，90年代中期接近35%，当前已达到40%，而拉美国家当前的水平仅略高于20%。二是拉美地区自身前后比较，图1的数据表明，1950～1982年期间，拉美地区平均投资率虽不算高，但总体呈上升趋势；1983～2003年的20年间，拉美投资率大幅下滑，始终在略高于18%的水平上徘徊，比1970～1982年期间低6个百分点左右；2004～2010年达到20.7%，依然没有恢复到20世纪70年代的水平。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是，80年代的债务危机，80年代末至90年代前期地区性恶性通货膨胀，1994～2001年期间拉美地区的多次金融危机，以及外部金融危机（包括亚洲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土耳其金融危机等）的连续冲击，导致拉美经济长达20年的衰退与低迷。

图1 1950～2010年拉美地区总固定资本形成

（占以2005年不变美元价格衡量的GDP比重，%）

资料来源：CEPAL,Cambio Estructural para la Igualda：Una Visión Integrada del Desarrollo，San Salvador，27-31 de agosto，2012，p.125.

上述经济低迷的20年也正是拉美国家在“华盛顿共识”影响下加速推进经济改革的时期。因此，拉美国家的投资不足问题还具有以下一些深层的特点。

1.       长期的投资不足产生一种累积效应

通常情况下，经济下行会延续3～5年。这个阶段中的投资萎缩会在接下来的经济扩张期得到恢复。像拉美国家这样固定资本形成率持续20年在低水平上徘徊，就会产生一种累积性的负效应。最典型的例子是基础设施投资。相关统计数据表明，拉美地区基础设施投资率从1980年占GDP的3.5%左右持续下滑，到2000～2004年期间已降至0.8%，2005～2008年略有增加，回升到0.9%。长时间的投资不足使拉美各国当前的发展都面临严重的基础设施瓶颈制约。预计未来15年内，拉美基础设施要能满足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至少要达到年均占GDP 5%的投资率。但是，仅凭拉美国家自身的财力，这个要求很难达到。

2.       公共投资与私人投资二者的地位发生变化

在原来国家主导型经济体制下，国家既是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与服务等领域的投资主体，也在生产领域大量投资。经济改革将国企私有化、国家作用边缘化以后，私人部门不仅成为生产投资的主体，而且许多原来由公共部门提供的产品服务也转由私人部门提供。这一变化带来一些负面后果。例如，在投资萎缩的总趋势下，与机器设备投资相比，固定资本形成中建筑投资占比不断下降，反映出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住宅等民生项目的投入更少。一些原来由公共部门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被转给私人部门后，其价格或收费大幅提高，引起基层民众不满。智利的教育私有化导致学生经济负担过重，曾引发全国性的学生抗议浪潮。近几年来，许多公共产品与服务又陆续改由国家提供，各国政府公共开支大幅增加，面临的财政压力也更大。在科学技术领域，尽管拉美国家历来对科技的重视程度不高，但在经济改革以前，部分国家在建立国家科技管理机构、组建科研院所、组织重要项目研究等方面还是做了不少工作。最近30年来，私人部门并没有在研究与开发方面填补国家作用弱化以后留下的空白。

3.       公共投资的“顺周期”现象

这一现象的出现主要基于两个原因。其一，由于经济持续低迷，政府财政吃紧成为常态。每逢政策调整，首先压缩的便是公共投资，只能顾眼前而不能顾长远。其二，国际多边金融机构的监控。因为长期财政吃紧，拉美各国政府必须求助于国际多边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同时也就必须接受这些机构的政策约束，不允许实行“反周期”政策便是其中的一条。因此，有评论指出，拉美国家采用“反周期”政策应对2008～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是最近30年来的头一回。

4.       吸收外国直接投资重“量”不重“质”

最近30多年，拉美国家对外国投资的需求始终处于高位，因此，吸收外资主要是重“数量”，很难从国家产业政策需要、产业布局调整、技术转移等方面对外国投资者提出要求。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外国投资很大一部分用于并购拉美的国有企业，对固定资本形成的贡献相对较小，到21世纪初情况已有所改变。据统计，2007～2011年，拉美年均吸收外国直接投资超过1200亿美元，约占全球总量的10%左右。外国直接投资在拉美地区呈现三大特点：寻求资源、寻求当地市场、寻求出口平台效益。“寻求资源”主要指对石油、天然气和金属矿产等资源开发。这类外资企业具有“飞地”型特点，与其他生产部门缺乏联系；与当地居民在环境问题上的冲突频繁发生；投资往往随着资源价格的波动而大起大落。“寻求当地市场”的外国投资主要集中于大型经济体，涵盖汽车、化工、食品、饮料、纺织、制鞋等众多部门以及服务业，技术扩散效用比较明显，但以中低技术为主。“寻求出口平台效益”的外国投资主要集中于墨西哥、中美洲及部分加勒比国家的出口加工区，主要产业是汽车、电子、成衣等。基于上述特点，外商在拉美投资按其技术强度来衡量主要以中低技术为主：低技术占13%、中低技术占57%、中高技术占23%、高技术占7%。[4]

从上述关于外贸与投资情况的分析可以看出，经济增长对内需拉动的过度依赖是由投资不足和产业结构调整没有跟上所造成的一种被动局面。从内需的角度看，20世纪90年代进口需求的上升并不是由国民收入实际增长形成的，而是由货币升值引起的“财富效应”。21世纪头10年的情况有所不同，国内需求的增长主要归因于就业扩大、通胀率低、工资收入上升、政府社会开支增加等。但问题在于，国内产业部门并不能对国内需求的扩大作出积极回应，这既表现为现有产业部门产品的更新换代没有跟上，更表现为市场急需的许多新兴产业根本没有建立起来。因此，大部分国内追加需求就转化为进口需求，这同样是不可持续的。

三拉美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延误

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升级是经济发展水平由低到高的必由之路。拉美结构学派认为，后发国家要缩小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必须通过艰苦的学习过程。在此过程中，不断有新的部门加入到生产和出口中来，这是一个以多样化为基础的历史过程。那些被投入创新进程的资源会开创出新的投资机会，并使得新的生产部门得以建立起来。服务业和工业则对新的技术需求作出回应，使知识更为密集的部门在制造业中的比重不断增加，使更高端的产品在出口商品结构中的比重逐步提高。于是，出口商品结构就变得越来越多样化，并能够进入条件更苛刻的市场。在这类市场上，产品差别化成为一个重要的竞争要素。外部与内部需求的刺激会产生推动力，而经济体则有能力对这些推动力作出内生性回应，从而可以创造出更高生产率的就业。经过这个过程，两大差距就会缩小，一是与国际技术前沿的差距，二是大量劳动力不能进入高生产率部门的差距。上述过程既要有必要的体制加以推动，也要有相应的产业政策加以引导，否则迟早都会夭折。

在进口替代工业化阶段，拉美国家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方面成绩斐然，这不仅表现在多数国家工业部门的发展和壮大，更体现在巴西、墨西哥等地区大国实现了由传统农业国向新兴工业国的转变。然而，最近30年来，拉美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却经历了诸多曲折。

1.       工业化进程的断裂

1982年债务危机的发生标志着拉美地区延续了50年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的终结。人们普遍认为，由于多种结构性失衡的长期积累和深化，进口替代工业化作为一种增长方式在拉美早已呈现活力衰竭的趋势。拉美国家如果及早调整政策，让各产业部门有序转型，逐步走向国际市场，当不至于对生产力造成大的破坏。历史事实表明，由债务危机倒逼出的急促转型是拉美工业化进程的一次大断裂。首先，债务危机从财政和支付结算两个方面阻断了工业化的进路：财政困境极大地削弱了国家的能力，使进口替代这种国家主导型的工业化失去体制支撑；支付结算压力使工业所需的原材料与机器设备进口难以为继。其次，随着经济改革的推进，公共企业私有化、贸易与金融自由化、国家作用边缘化，使进口替代工业化所依赖的制度体系迅速瓦解。最后，快速的市场开放与反通胀的货币、汇率政策同时并举，产生强烈的刺激进口、抑制出口效应，大批本地制造业企业在外来商品的激烈竞争中走向破产。在上述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拉美制造业年均增长率仅为0.1%，整个工业部门由改革前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部门变为表现最差的部门，进而出现“去工业化”（desindustrialización）现象。拉美地区制造业产值占GDP的比重1980年达到27.8%，2008年降至15.3%。[5]

2.       产业结构向资源比较优势回调

在开放市场的情况下，工业部门产业结构该如何调整？在这个问题上，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反对实施国家产业政策，强调发挥资源比较优势。“人们期待，制度变革能塑造一种平衡的、由廉价劳动力与自然资源提供的比较优势为基础的生产结构。在生产领域，人们论证说，最好的产业政策就是不要任何产业政策。以静态比较优势为基础的资源配置就足以确保产值和生产率的增长。”[6]

威尔逊·佩雷斯认为，出现这种舆论有三点背景：一是主张国家的作用边缘化；二是强调要取消财政与信贷补贴以实现财政平衡；三是在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有不少投资项目计划不周或建设效率低，甚至出现腐败，为抵制产业政策提供了依据。[7]

正是在上述观点影响下，拉美国家工业部门的产业结构出现向资源比较优势方面的回调。一方面，最近20年来，在南锥体国家，尤其是在阿根廷、智利、巴西和乌拉圭，生产用途广泛的工业初级产品的自然资源加工产业（如钢铁、石油工业产品、有色金属、鱼粉、植物油、纸浆和纸等）扮演了较为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在墨西哥和中美洲小国，生产专门化模式已决定性地转向了客户工业（如电子计算机、视听设备、电视机和服装等）。[8]

有的学者将上述调整称之为“市场选择”，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情境。就南美洲国家而言，鉴于本地的资本货物和耐用消费品生产企业共同面对着国内需求下降和进口商品大量涌入的挑战，工业部门必然会选择更多地向资源加工业方面倾斜。墨西哥重点发展客户工业主要受到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深化与美国经济合作的影响。显然，不论是南美洲国家还是墨西哥，资本货物与耐用消费品生产部门不能继续升级改造，势必会削弱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中美洲国家则另当别论，因为这些国家工业基础薄弱，又无资源优势，重点发展出口加工业应是可取的。

3.       产业结构调整的新尝试

从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头10年，随着一批左翼政府上台执政，拉美国家出现一股政策调整浪潮。鉴于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结果并不令人鼓舞，在许多国家出现“改革疲劳症”，改革在90年代末受到遏制。新的政策出现了，表现为不再那么相信市场的自发力量，而更相信国家调控，包括在生产发展、经济活力、社会福利各个方面。[9]在这一背景下，多数南美洲国家、墨西哥、哥斯达黎加等国都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作了新的尝试，其共同特点是：第一，恢复国家产业政策的应有地位，并强调从前期对所有现存产业部门提供财政、信贷、税收支持的“竞争力政策”，向支持重点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转变；第二，除智利外，其余各国颁布的重点产业规划均以制造业为重点；第三，主张建立国家创新体系，重视科学技术进步，推动新兴产业发展，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10]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一波产业结构调整尝试的“亮点”主要表现为政策理念的变化，而结构调整的实际进展并不大，主要原因在于：其一，这项工作尚处于制订初步规划的阶段，实施规划的配套政策尚未形成；其二，国家并不具备相应的投资能力，如何引导外国与本国私人投资配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实施，显然还需要有一套刺激政策；其三，当时正处于初级产品出口繁荣期，内外投资纷纷流向资源开发与加工部门，加上货币大幅升值，制造业在投资来源与产品出口两方面都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对制造业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尽量为其保留国内市场份额，成为政府的当务之急。

综上所述，经过最近30年的曲折与反复，拉美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滞后已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核心问题。2012年，联合国拉美经委会对拉美国家产业结构状况进行了一次全面评估。具体办法是采用6项评估指数，以美国作为参照，将拉美国家与美国及其他地区的一些国家加以比较，从中得出拉美国家在这6个方面的差距。这6项指数分别是：（1）技术进步指数，含研发投入和居民专利数；（2）相对生产率指数，指某国劳动生产率水平与美国生产率水平之间的系数；（3）中高技术产品（按Lall分类法）在总出口中所占比重（X-HMT/X）；（4）某国制造业增加值中高技术部门所占比重（Si）与美国同类部门所占比重（Sr）之间的系数（IPR=Si/Sr）；（5）适应性指数（IA），指总出口中活力部门与非活力部门各占百分比高低，其中活力部门是指其产品的世界需求增长高于平均增长；（6）出口高精化指数（EXPY），用于判断国家间出口的质量高低或高精化水平差异。按这6项指数评估的结果（见表2），大体反映出拉美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滞后的程度。

四 政策选择与前景展望

联合国拉美经委会于2010、2012、2014年围绕拉美国家产业结构调整问题连续发表了三份专题报告，提出以社会平等为目标和价值观，以结构调整为路径，以政策为工具手段的总体思路。[11]其中，政策部分着重强调产业政策、宏观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积极作用。上述报告指出，结构变革是一个长期的、包含就业与平等的增长进程的轴心。所有成功的经验都表明，必须用积极的政策去鼓励高生产率的、知识密集的、内外需求活力强劲的部门发展。产业政策的作用就在于，根据每个国家的生产状况、经济规模与制度特点，合理选择那些能推进这一进程的产业部门，并同时关注相关的制度建设，以保证调整目标的实现。鉴于结构调整的长期性，这一过程不可能脱离经济周期的影响。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目标，一是保持追加需求、生产能力的利用率及就业水平的相对稳定，二是防止宏观价格结构及其波动阻碍生产多样化的推进。结构调整既以平等为目标，就必须有积极的社会政策与之相配合，使这一过程伴随着就业的持续增长和收入分配的持续改善。更何况这个过程中还可能因为产业部门的调整和生产技术的进步导致过渡性失业。因此，不断增加正规就业、扩大社会保护、实施收入转移支付政策、发展教育、加强职工培训等社会政策，都是必不可少的。应当说，上述政策建议与大多数拉美国家最近10多年来经济政策调整的取向总体上是相吻合的，不过，各国政府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实际采纳这些政策建议还有待于跟踪观察。

表2 选择的地区和国家：结构变革与技术进步指数

注：

1. “相对生产率”指与美国生产率相比。数值为2001~2010年间的平均值。该项中，南美洲国家包含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巴拉圭、秘鲁和委内瑞拉；中美洲国家包含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和巴拿马。

2. “适应性指数”（IA）即活力出口部门占总出口比重与非活力部门出口占总出口比重之间的系数。

3. X-HMT/X 是指按Lall分类法，2007年中高技术产品在总出口中所占比重。

4.  EXPY 系2008年估算值。

5. IPR 指高技术部门在整个制造业中所占比重跟美国的这一比重相比较。该项中南美洲国家包含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和乌拉圭，中美洲国家包含哥斯达黎加和巴拿马，成熟经济体包含法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瑞典。

6. 每百万居民获得的专利数系1990~2010年期间的平均值。

7. “研发投入”指1996~2009年该项投入占GDP的比重。平均值是根据每个国家每年的数据估算的。

8. “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含菲律宾、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和泰国。

9. “自然资源富集型成熟经济体”指一组人均GDP高水平、自然资源出口占总出口30%以上的国家，包含奥地利、丹麦、芬兰、爱尔兰、挪威和新西兰。

10. “成熟经济体”指德国、美国、法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瑞典。

资料来源：CEPAL，sobre la base de CEPALSTAT，http://websie.eclac.cl/sisgen/Cosultaintegrada.asp/；TradeCAN (versión 2009)，http://comtrade.un.org/db/default.aspx；Banco Mundial,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does (WDI),http://databank.org/；Organización de Cooperación y Desarrollo Económico(OCDE)，The Labour Force Sorvey (MEI),http://stats.oecd.org/；Comisión Europea，Eurostat，2012，http://epp.eurostat.ec.europa.eu/转引自CEPAL，Cambio Estructural para la Igualda：Una Visión Integrada del Desarrollo，San Salvador，27-31 de agosto，2012， p.78.

可以说，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既是全球科技革命与产业调整大趋势的现实要求，也是拉美国家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缓解社会矛盾的迫切需要。但是，这个产业结构调整进程能否顺利推进也还面临诸多挑战，以下举例说明。

1.       需要从结构上摆脱对自然资源的依赖

拉美多数国家都是自然资源富集国。在这些国家的发展史上，“资源造福”现象不胜枚举，但“资源诅咒”与“荷兰病”现象也一再重演。最基本的经验教训就在于，人们始终未能摆脱对丰富的自然资源这一“上帝恩惠”的过度依赖，没有下决心从产业结构上去摆脱这种依赖。上文的表2中特别选取了一组“自然资源富集型成熟经济体”来进行比较，包括奥地利、丹麦、芬兰、爱尔兰、挪威和新西兰。这些国家由于成功地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彻底改变了产业结构，从而在继续获取资源收益的同时，又摆脱了对资源的过度依赖。拉美国家则相反，在工业化已经取得很大成就的情况下，又重走依靠自然资源的老路。例如，2005年，拉美地区初级产品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为49.6%，2011年上升到60.7%，增加了11个百分点。[12]

委内瑞拉的情况更为典型，2010年石油出口占总出口的94%，而10年前这一比重为68%；石油收入对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贡献率由10年前不足37%上升到2010年的近50%。[13]当前，全球自然资源紧缺程度进一步加剧，但国际市场上资源需求和价格却依然起伏不定。拉美国家如果下定决心走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之路，并对自然资源进行合理、有效的开发利用，不断提高其附加值，那么，资源优势将可以为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作出重要贡献；如果不能下决心改变依赖资源的历史惯性，将难以摆脱国际市场需求和价格波动带来的恶性循环。

2.       制度与体制建设难度不小

产业结构调整是一种长期战略，关系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也涉及社会各个方面的利益。实施这一战略，需要制订符合国情的长期产业发展规划；需要在国内就这一发展战略形成广泛的政治共识，把各种相关政策组合成一个完整的政策体系，对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不断进行协调，等等。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可能是国家的作用需要强化。根据拉美一些学者的分析，拉美国家经过20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济改革所形成的现行制度和体制仍有许多不适应的地方，需要进一步深化和调整，但又不能矫枉过正，这正是制度与体制建设的难点所在。占主流地位的观点认为，所谓强化国家的作用主要应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国家要发挥政治动员作用。国家在制订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升级的长期规划的同时，必须大力宣传实施这一战略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动员起各社会阶层谋求“福利与进步的渴望”，在取得共识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政治契约”。其二，国家的协调作用。一是政策协调，例如，产业结构调整过程所涉及的产业政策、宏观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劳工政策、环境政策等的有机组合与相互配套;二是利益协调，适时调整公、私部门之间以及各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三是内外协调，即处理好内部与外部关系，如国际融资与确定重点投资领域、改善国内投资环境等。其三，国家的推进作用。国家在这方面有大量工作要做，例如，建立专门机构，加强国家对工业部门的领导；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更多地发挥开发银行的作用；增加科技投入，落实国家创新体系建设；重视教育与职工培训，加强人力资源建设，等等。

3.       招商引资政策需要调整

无论是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还是加快基础设施建设，都需要大量资金投入。拉美国家自实施开放政策以来已形成对外资高度依赖的局面。当前，国际资本市场流动性充裕的局面已不复存在，拉美国家前些年享有的较为宽松的融资环境，特别是大量发行本币债券的融资方式难以继续。可以说，拉美国家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如何获取外部资金支持将是一个重大挑战。这不仅是指资金需要量大，获取资金的渠道相对单一，而且吸收外国投资的要求比以往要高，如需要外国投资配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实施，投向特定的产业部门与地区，要求投资具有长期性、稳定性，要求相应的技术转移，等等。很显然，如果受资方不能采取必要的鼓励政策，投资者未必就能满足这些要求。此外，从整体上看，拉美国家需要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如实行公开、公正的招投标制度；严格履行合同；简化办事程序，提高办事效率；增加司法制度、劳工制度、福利制度等的透明度，等等。

4.       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方向需要调整

在世界范围内，拉美是启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最早的地区之一，但长期以来把降低关税、建立自贸区作为合作重点，并形成若干个次地区性集团并存甚至互相重叠的局面。拉美国家多数是资源富集国，贸易上相互需求的是制成品而不是资源类产品。由于长期忽视产业合作，区域内贸易增长缓慢，相互降低关税、开放市场的实际效果不大。在国际上，随着以美国为中心的北美、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以及欧盟等几大区域性产业链条的形成，拉美国家发现，除了墨西哥、中美洲以及少数加勒比国家以加工装配等低端产业加入北美产业链条之外，拉美地区始终未能形成自己的区域性产业链条。其中，部分南美洲国家尤为封闭，迄今囿于“南方共同市场”这个小市场之内。因此，近年来在拉美就萌生出要加强国家间产业合作，形成本地区产业链条的思想，并认为地区性产业链条是各国产业结构调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联合国拉美经委会在一份文件中指出：“地区生产和出口结构多样化的可能性，与地区一体化进程的前景紧密联系在一起。正如本文所显示的那样，地区内的贸易以商品更多样化、制成品比例更大、技术含量更高为特点，它更适合于中小企业参与，与其他地区的贸易往来相比，它创造的就业也更多。因此，它不仅是地区一体化的一个关键环节，也是各国以平等为目标的结构调整战略取得进展的一个关键环节。”[14]这里所说的拉美地区内贸易的几个特点，正是相互贸易中资源类产品很少、制成品交换居多的结果。拉美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加强地区内产业合作，建立起地区性产业链条，对拉美各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推进是有益的。不过，调整地区一体化的方向需要地区各国尽快取得共识;强化国家间产业合作需要权威性的地区机构进行协调;地区互联互通需要大幅改善，从而要求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地区规划和加快建设速度。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拉美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但同时也面临不少困难。预计各国都会陆续启动这一调整进程，进度将是参差不齐的，整体上进展不会太快。这一进程无疑将为中国企业开展与拉美国家的投资、产能、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领域的合作提供机遇，值得企业界给予关注。

收稿日期：2015-05-08

作者简介：苏振兴，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学部委员，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北京100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