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取得了骄人的成就。通过回顾和总结这四十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对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 以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管理体系的演变过程, 提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未来发展的思路和方向。我国应进一步推进“走出去”战略发展、扩大并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 提高国际影响力, 加快推进中国技术、标准、服务和品牌走出去, 履行大国责任, 并积极应对数字经济发展。

关键词：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对外直接投资; 企业; “走出去”;

作者简介： 郭凌威,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海外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北京, 100029。; 卢进勇,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海外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北京, 100029。; 郭思文,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海外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北京, 100029。;

收稿日期：2018年3月12日

Review and Prospect of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n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Guo Ling-wei Lu Jin-yong Guo Si-wen

Abstract：

Over the past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 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By reviewing and summariz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OFDI, its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conomy and world economy, as well as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OFDI management system, idea and direction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ina's OFDI has been proposed. China should further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rategy of“going out”, expand and deepen the cooperation with countries along the“Belt and Road”area, improve China's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accelerate the going out of Chinese technology, standard, service and brand, implement the big country responsibilities, and actively respond to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Received： 2018年3月12日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 现在已成为世界最主要的对外直接投资输出国之一。图1中可以看出1979年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变化, 依据发展速度和趋势的变化, 可以将这40年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划分为五个发展阶段。

图1 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   下载原图

数据来源:2000年及以前的数据来自UNCTAD, 2001-2017年数据来自商务部。

(一) 1979~1985年初步探索阶段

1979~1985年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初步探索阶段。1979年, 国务院提出“出国办企业”, 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拉开序幕。这段时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是规模小, 投资领域相对狭窄, 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初见雏形。实行改革开放的前五年, 中国的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均低于1亿美元, 1984年对外投资发展速度逐渐提升, 较上一年增加了44%, 1985年更是实现了较上年对外投资额4倍多的投资, 达到6.29亿美元, 对外投资存量累计9亿美元, 但在这一时期我国对外投资总体规模仍然很小。对外投资的领域主要包括承包建筑工程、咨询和服务业、加工生产、资源开发等, 一少部分投资发生在技术水平较高的领域。不过, 经过前五年的对外投资探索, 中国逐渐摸索建立了对外投资审批管理制度的雏形。

(二) 1986~1992年加快发展阶段

1986~1992年中国对外投资基本实现规范化管理, 对外投资加快发展, 并出现一次对外投资增长的小高潮, 对外投资领域逐渐延伸。这一阶段, 中国对外投资管理基本形成了从个案审批向规范性审批的转变, 国家外汇总局也为支持对外直接投资出台相关政策, 对外投资管理逐渐规范化, 对外投资也因此得以有序发展。1986~1991年, 对外投资基本保持稳定增长, 1992年对外投资流量激增至40亿美元, 对外投资存量累计超过93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的参与主体不断扩大, 投资领域也逐渐延伸到更多的制造加工、资源开发和交通运输领域。

(三) 1993~2000年调整发展阶段

从1993年开始, 中国对外投资发展进入调整时期, 并一直持续到2000年。这一阶段的对外直接投资在经历了一个小高潮之后, 出现明显下滑, 但我国对外投资发展的战略思路在这一阶段逐渐清晰。1993年起我国进行经济结构调整, 财政政策紧缩, 对外投资审批严格, 对外直接投资也进入了梳理和调整期。然而, 对外投资流量的放缓并没有阻碍战略思路的发展, 这一时期, 国家领导人提出要充分利用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 要将“引进来”和“走出去”有机结合起来, 鼓励我国有比较优势的进行对外投资, 组织有实力的优势国有企业开拓国际市场, 中国对外投资发展逐渐上升至国家发展战略高度。

(四) 2001~2016年高速发展阶段

从2001年开始,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进入高速发展阶段。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从此中国逐步扩大向国际市场的开放。同年, “走出去”战略被写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规划纲要》, 成为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三大支柱之一, 其战略思想和方针自此开始不断深化和拓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也由此开始飞速扩张, 对外投资的区域和产业分布越来越广泛, 对外投资管理也不断改革和优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从2001年的69亿美元增长至2016年的1961亿美元 (非金融类1701.1亿美元) , 对外投资存量从272亿美元积累至2016年底的1.36万亿美元。在这个高速发展的过程中, 中国对外投资不断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超越, 2015和2016蝉联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家, 并连续两年实现对外投资的净输出, 对外投资存量的全球排名也从2002年的第25位跃升至2016年的第6位。中国对外投资截至2016年底分布在全球190个国家和地区, 超过全球国家和地区总数的80%;对外投资产业覆盖了国民经济所有行业类别, 且近些年制造业和高科技产业的对外投资额不断创新高。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对沿线对外投资发展也起到明显的带动作用, 2017年对沿线国家非金融类对外投资流量143.6亿, 占总流量的12%, 截至2016年底, 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存量占总存量的9.5%。

不过, 中国对外投资仍有一些要调整和改进的方面。首先, 从对外投资存量上来看,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还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截至2016年, 中国对外投资存量占世界总存量的5.2%, 仍与排名靠前的国家有较大差距。其次, 从区域分布上来看,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集中度较高, 不利于风险分散。尽管近些年流向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逐渐增多 (如图2) , 但从总量上来看, 我国对外投资八成分布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且存量排名前20位国家和地区的对外投资占我国对外投资总存量的90.6%。再次, 从产业分布上来看, 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近些年也出现了一些不理性的发展, 比如房地产业和娱乐业等的对外投资过热。最后, 从中国对外投资主体的区域结构来看, 分布十分不平衡, 中西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亟待提升。自2014年起地方逐渐代替中央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力, 但地方投资80%以上来自东部地区, 而中西部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无论在总量上还是在增长率上都与东部地区存在差距 (如图3) , 中西部地区2016年对外直接投资仅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12%。

图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域分布情况   下载原图

数据来源:由历年商务部《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整理。

图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来源的地区分布   下载原图

数据来源:由历年商务部《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整理。注: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四川、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和西藏。

(五) 2017年至今稳步发展阶段

鉴于前几年对外投资快速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有关部门自2016年底采取相关政策进行调整和指导。2017年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1200.8亿美元, 同比下降29.4%, 政策对投资的引导效果比较显著。截至2017年, 房地产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没有对外投资新增项目,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制造业及批发和零售业是三大主要投资流向行业, 占同期总流量的65.8%, 而对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投资占比也达到8.6%。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逐渐转回理性发展的轨道, 对外投资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一) 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和作用

第一, 保障了战略资源的供给, 缓解我国资源短缺压力。对外直接投资, 尤其是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已经成为我国战略资源供给的主要来源之一, 缓解了我国经济发展中资源瓶颈的约束。改革开放40年来, 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产业进步对资源的需求与日俱增, 但我国的石油、天然气和矿石等战略资源的自身储备有限, 只能借助外部资源。进口是弥补我国战略资源短缺的重要方式, 但是进口资源的供应往往存在多种不确定因素, 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很好地缓解了这一问题。根据汤姆森SDC并购数据库数据统计, 1995~2017年间中国并购投资流向的前两大产业为油气开采和金属采矿业, 投资总额分别为956亿美元和302亿美元;煤炭开采和非金属矿开采也是制造业中的并购活动金额较大的产业。

第二, 推动我国产业升级发展。一方面通过向发达国家 (地区) 的投资和国际领先企业的投资, 中国企业获得逆向技术溢出, 吸收了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销售渠道和专业人才等重要知识资源, 推动了中国产业的创新和升级发展。中国近些年对发达国家的投资, 尤其是并购投资明显增多, 对制造业及高科技产业的投资流量也屡创新高, 对外投资具备一定的技术寻求特性。从中国产业发展的效果、创新发展的成绩来说, 技术寻求型对外投资功不可没。另一方面, 发挥中国产业优势进行的国际产能合作推动了中国比较优势产业的对外转移, 为我国技术升级型产业创造了更多发展空间和有利条件, 促进了中国产业的升级。

第三, 推动中国出口发展。中国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境外开办企业, 开展生产和销售活动, 扩大了我国的出口规模。境外投资企业的经营能够较为有效地绕过多种形式的贸易壁垒, 促进中国出口发展。图4展示了2007年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拉动出口的统计数据, 可以看出, 中国企业通过境外投资实现的出口金额快速递增, 从2007年的248亿美元增长到2016年的1392亿美元, 平均增长率达到21%。

图4 中国对外投资的影响与作用   下载原图

数据来源:由历年商务部《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整理。

第四, 提高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中国对外投资快速发展, 投资遍布全球80%的国家和地区, 覆盖各个行业门类, 中国因此更广泛且深入地融入国际分工体系, 对国际经济的影响力得到快速提升, 具体表现在多个方面。一是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逐渐升高。2017年世界知识产权报告指出近些年中国制造业附加值不断增长, 部分中国企业逐步跻身全球价值链的中上游。二是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提升, 中国跨国公司快速成长。中国每年发布的百强跨国公司的跨国指数不断上升, 另据2018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 2016年发展中国家非金融类百强跨国公司排名中, 中国境内跨国公司共24家上榜, 较2015年新增6家。三是全球治理中话语权的提升, 使得中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能为我国企业合理地争取更多的有利发展条件。

(二) 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与作用

中国对外投资发展不仅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 也为世界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增加了东道国的就业和税收。图4中显示了中国企业开展境外投资实现的境外纳税金额以及雇佣的外方员工人数。2015和2016年境外纳税总额均超过300亿美元, 雇佣的外国员工总数也逐年递增, 截至2016年底共134.3万人。可见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积极推动了投资东道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国优势产业开展国际经济合作, 将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梯度转移至比较劣势的国家和地区, 对东道地区产生正向的技术溢出, 促进当地产业发展和升级。

第二, 中国通过对外直接投资, 利用自身优势帮助一些东道国和地区更有效地整合和利用当地资源, 部分企业能够较好地履行社会责任, 这些都为东道国地区的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符合包容性发展的要求, 有助于推动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第三, 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话语权。根据世界投资报告, 201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的21.5%。随着中国对外投资的发展以及影响力的扩张, 以中国为代表的一批发展中国家更深入地参与到全球经济发展, 在全球经济治理和发展中更主动地为发展中经济体争取利益。

(一) 管理体制的演变

我国对外投资管理体制自改革开放以来不断规范和简化, 经历了从审批制到核准制, 再到备案制的演变历程。

1. 审批制的确立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 原外经贸部和外汇管理局颁布的相关政策法规逐渐确立了较为规范的对外投资审批管理制度。1984年、1985年和1992年先后颁布了《关于在国外和港澳地区举办非贸易性合资经营企业审批权限和原则的通知》、《关于在境外开办非贸易性企业的审批程序和管理办法的试行规定》和《对外经济贸易部关于在境外举办非贸易性企业的审批和管理规定 (试行稿) 》, 1989年和1990年外汇管理方面先后发布了《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以及《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细则》。这一时期的审批制度管理较为严格, 对境外投资企业限制较多。

2. 从审批制到核准制的变迁

2003年, 我国开启了简化对外投资管理程序的试点工作, 依据《关于做好境外投资审批试点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商合字[2003]第16号) , 在北京、天津和上海等12个省市地区开展下放审批权限的改革试点工作。紧接着, 200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家发改委) 第21号令《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紧接着发布, 将以往对外投资管理的审批制改为核准制, 依据投资的规模和类型由国家发改委或地方发改委核准, 重大项目核准后还应向上级单位报备核准。此外, “21号令”还引入了备案制管理办法, “中央管理企业投资的中方投资额3000万美元以下的资源开发类境外投资项目和中方投资用汇额1000万美元以下的其他境外投资项目”, 企业自主决策后向国家发改委报送备案。2009年商务部颁布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进一步下放了核准权限、简化核准程序, 对外投资管理体制不断向便利化发展。

3. 从核准制到备案制的变迁

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 各投资主体对境外投资的便利化程度要求也不断提高, 相关管理部门在多年的管理实践活动中, 逐步缩小核准范围, 2014年国家发改委一项转折性的政策出台———《境外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 (“9号令”) , 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管理政策的便利化程度推到一个新的高度。“9号令”对一般境外投资项目普遍施行备案制管理, 核准范围及程序大幅缩小和简化。中国2015和2016连续两年都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净流出国, 急剧增长的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推动了我国投资便利政策的发展。2017年年底, 发改委发布《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 (“11号令”) , 2018年1月商务部联合多个部门发布《对外投资备案 (核准) 报告暂行办法》。这次调整主要是在原有管理体制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了对外投资便利程度及对其的监管力度。一方面推行“鼓励发展+负面清单”的管理办法, 明确限制类投资领域, 加强了对外投资政策的透明度和引导性, 便利企业对外投资的开展;另一方面, 通过建立分级分类管理体制、实行对投资最终目的地备案 (核准) 、规范对外投资企业备案 (投资) 后定期报告制度、采用“重点督查”加“双随意、一公开”的事后监管, 并结合同期对信息服务平台的建设, 全方面提高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管理力度和效率。总的来说, 我国多年来不断结合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实践调整政策, 大幅提升了对外直接投资便利化水平, 最新政策为我国实现更高水平的对外投资便利化发展提供了方向, 但新政策有待进一步推广落实。

(二) 其他管理政策措施的演变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和商务部等国务院隶属部门是中国对外投资管理和政策发布的主要单位, 另有一些相关部委和单位配合管理。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我国对外投资发展、管理体制的演进, 各部门不断推出政策改革和创新。政策体系不断完善, 覆盖范围愈来愈全面, 管理内容越来越具体, 政府权限逐渐下放, 管理程序愈加规范, 便利程度也不断提高, 能够适应并积极引导中国对外投资健康发展。本文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管理的相关政策措施进行了梳理, 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相关管理政策的发展进行回顾。

1. 外汇管理政策

对外直接投资的实现依赖于外汇管理, 我国外汇管理政策经历了由严格审批向开放化、便利化和规范化的发展阶段。1989年的《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对境外投资使用外汇的审批十分严格, 到2003年, 外汇管理政策以试点的形式逐步放宽审批条件, 2005年将试点政策向全国范围推行。2006年的《关于调整部分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政策的通知》是外汇管理由审批制向核准制转变的转折点, 同时放开了企业购汇额度的限制。2009年出台的外汇管理政策进一步放宽了对外汇来源的限制, 简化了登记及核准程序, 灵活化境外直接投资项下的资金汇入及结汇。在此政策基础上, 2012年和2015年相继出台进一步简化的规定, 外汇登记核准、业务手续更加便利, 对企业和相关机构的引导和监管也逐步加强。

2. 财税和金融支持政策

表1列出了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财税和金融相关的支持政策。国家各部门协调配合, 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提供越来越充足、全面的支持, 包括对各种规模企业的融资、金融保险和税收减免, 不仅保障了我国对外投资的快速发展, 也对行业投资的发展方向起到一定引导作用。

表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财税和金融支持相关政策一览     下载原表

资料来源:由各单位官方网站发布的政策搜集整理。

3. 对外直接投资的鼓励和引导政策

对外投资的鼓励和引导政策在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的过程中, 起到调整和指引投资发展方向的重要作用, 有利于中国对外投资产业结构的优化。1999年的政策指导当时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 重点开展对外投资, 如轻工等。2013年中国国内产能过剩, 适时出台《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 引导中国优势企业走出去开展国际经济合作。随着国际产能合作的扩大, 2015年进一步提出国际产能及装备制造业合作的指导意见。为了适应中国经济发展和国际分工变化, 2016年制定提高我国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指导意见。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出现非理性及过热的情况下, 相关部门在2017年就规范和引导境外投资方向给出具体的意见。

表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鼓励和引导相关政策一览     下载原表

资料来源:由各单位官方网站发布的政策搜集整理。

4. 对外直接投资的监管政策

随着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监管制度逐渐在完善。目前已经逐渐建立起一套较为科学和规范的监管体系, 各级部门分工协作, 分级管理, 并采取“双随机, 一公开”的方式, 能够更有效地对境外投资进行追踪及监督管理。

表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监管政策一览     下载原表

资料来源:由各单位官方网站发布的政策搜集整理。

表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监管政策一览     下载原表

资料来源:由各单位官方网站发布的政策搜集整理。

5. 其他规范化管理政策

除以上几类管理政策, 我国对境外投资企业的员工管理、文化建设、社会责任、竞争原则和信用体系等也做了规范化的管理, 相关政策列在表4中。这些规范化的管理政策, 对于提高我国企业境外投资效率, 塑造中国企业良好的国际形象都起到重要作用。

表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其他规范化管理政策一览     下载原表

资料来源:由各单位官方网站发布的政策搜集整理。

6. 风险防范相关政策

企业境外投资和经营活动面临着自然、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个方面的风险, 因此我国各部门经过多年的积累, 正在逐步完善境外投资的风险防范体系。目前建立了比较有效的风险预警和应对机制, 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保驾护航。

表5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相关政策一览     下载原表

资料来源:由各单位官方网站发布的政策搜集整理。

7. 公共服务相关政策

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公共服务政策平台也在不断优化。2002年, 外经贸部、国家统计局联合制发《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 并在之后不断调整完善。2004年、2005年和2007年先后发布的《对外投资国别产业导向目录》, 对企业投资起到积极引导作用。2006年, 商务部建立《国别投资经营障碍报告制度》, 通过搜集驻外使馆和境外企业反馈的年度和不定期报告整理并发布, 公布境外投资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和障碍, 利于企业合理规避投资风险。2009年开始编制《对外投资合作国别 (地区) 指南》, 为对外投资东道国的情况提供详细说明。2013年制定《对外投资合作环境保护指南》, 旨在提高境外投资企业的环保意识, 支持东道国的可持续发展, 推动中国企业良好形象的树立。2014年随着“9号令”的发布, 国家发改委宣布启用全国境外投资项目备案管理网络系统。2018年的《对外投资备案 (核准) 报告暂行办法》更进一步推动公共信息平台的搭建。逐步优化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大提高了企业对外投资的便利, 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有效支持。

(三) 国际投资协定的演变

中国签订的国际投资协定自由化程度有限, 但正向自由化方向不断发展。通过整理和对比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组织 (UNCTAD) 和商务部的双边投资协定列表, 截至2016年底, 中国已签订且在有效期内的双边投资协定 (BITs) 共111项 (包括《中日韩投资协定》) , 其他包含投资条款的协定19项。中国自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并开始实施“走出去”战略, 中国双边投资协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对促进和保护投资的力度逐渐加强。然而在中国签订的BITs中有81项是在2001年底之前签署, 超过BITs总量的70%;2001年底之前生效的BITs共69项, 是BITs总量的62% (如图5所示) , 可以说中国签订的国际投资协定普遍存在版本偏旧的问题, 对投资的促进和保护并不充足。

但是近些年中国逐渐升级并签订新的国际投资协定, 比如更新与德国的BIT, 新签订的如中国与加拿大BIT、中日韩投资协定等, 对投资实施较全面的准入后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 提高了透明度和投资自由化程度。同时我国积极推进的中美和中欧BIT谈判将施行更高标准的自由化水平。

图5 中国双边投资协定的签订与生效情况   下载原图

数据来源:根据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与商务部数据整理。

(一) 进一步推进“走出去”战略发展

“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未来我们应继续坚定地推进“走出去”战略, 并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一些政策调整。一是要加强对境外投资区域和产业的指导, 积极引导对外投资理性发展。二是推动我国中西部地区对外投资发展, 促进我国各区域对外投资向平衡化方向递进。三是协调各部门分工合作以尽快落实对外投资管理新政, 我国相关部门提出了一些创新的、切实可行的对外投资管理政策, 应尽快推进新政在全国范围的落实, 推动对外投资便利化发展, 规范企业境外投资经营, 健全风险评估、突发事件应急机制以及公共服务平台。四是进一步规范和指导对海外并购企业的财税和金融支持, 鼓励中小企业“走出去”, 中小企业将是未来中国对外投资可持续发展的中坚力量。

(二) 扩大并加深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投资合作

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投资合作仍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 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我们应继积极采取以下措施, 与更多沿线国家开展更为广泛和深层次的合作。第一, 结合不同沿线国家的发展战略、资源禀赋和产业特色制定差异化的投资合作策略。有助于指导企业实施更具针对性的对外直接投资, 也更容易获得东道国对投资项目的支持, 有利于我国国际产能合作和能源合作的进一步开展。第二, 提高对沿线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积极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更高标准的双边或多边投资协定, 基于互惠条款, 争取沿线国家逐渐简化利用中国投资的审批程序、减少对利用中国投资的限制、提高对中国投资的保护力度, 全面促进各领域的投资合作。第三, 积极推动我国各地区、各级政府和各类企业参与“一带一路”沿线投资。结合地区发展特色和产业优势给予各级政府和各类企业差异化的投资支持, 不仅要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对沿线国家的投资, 更要提高民营企业参与沿线国家投资的积极性。第四, 在沿线国家增设各类境外合作园区, 包括国际产能合作区、经贸合作园区、工业园区、科技园区及农业园区等。

(三) 提升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中国对外投资发展四十年来, 基本是国际规则的追随者, 近年来逐渐开始发挥主动性, 为了实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长足发展, 中国必须提升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影响力。为此, 要积极参加全球治理, 发挥在全球投资规则体系中的引领作用。一方面要继续在多边体制中积极推行投资便利化, 推动《二十国集团全球投资指导原则》在各国投资政策中的落实, 推进世贸组织中“投资便利化之友”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 综合区域特征和中国对外投资发展情况, 努力推动实行更高标准的区域和双边投资协定。目前国际上多边体制谈判推行缓慢, 双边和区域投资谈判成为发展的新动力, 我国不仅要加速中美中欧BIT谈判, 积极参与高标准的国际投资协定;也要在下一步国际投资协定谈判中, 推动已签订的双边或区域国际投资协定的版本修订和升级, 将重点倾向提升东道国利用中国外资的开放和保护程度。

(四) 加快推进中国技术、标准、服务和品牌走出去, 构建中国企业主导的国际生产经营网络

中国技术、标准、服务和品牌走出去是相较于资本输出更为高层次的对外输出, 无论对企业还是对国家竞争力的提升都很必要。通过更高层次的对外输出实现国际影响力的提升, 到最后构建中国企业主导的国际生产经营网络, 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取得长久发展的必经之路。对于加快中国技术、标准、服务和品牌走出去, 有以下几点建议。第一, 加快推动中国标准对接国际标准。我国标准管理体系较为复杂, 编制机构和方式往往很难统一, 容易出现在境外适用性不足的情况, 因此应积极推动中国标准制定程序向国际标准接轨, 为中国标准“走出去”奠定良好基础。第二, 通过外贸出口、对外投资合作以及境外工程承包等途径推动技术标准国际化进程, 以发展中国家市场作为突破口, 通输出中国竞争优势较强的产业, 特别是工业生产、高铁和核电等带着“中国创造”品牌的产业标准与技术, 由此树立中国标准和技术的国际形象, 让中国标准和技术逐渐被国际认可、接受和使用。第三, 借助“一带一路”建设发展平台, 通过推进在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 优化技术、标准的对接工作, 积极推动中国技术、标准、服务和品牌的走出去。第四, 将中国标准话题纳入到区域性经济谈判当中, 推动与主要经贸伙伴国之间的标准互认, 强化中国标准的国际化。第五, 推动实施国际化品牌战略, 品牌往往是技术、标准和服务的集中体现与载体, 推动企业品牌价值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 是加速构建中国企业主导的价值链和产业链的重要方式。

(五) 履行大国责任

要协调经济目标与非经济目标, 在对外合作机制中努力承担大国责任。合作共赢是我国对外投资发展的核心原则, 世界大国的角色更是要求我们深入考虑东道国的发展和需求, 因此在对外投资合作的过程中, 我们不能只顾短期经济利益, 更要结合东道国的长远发展。通过我国的对外投资为东道国做出贡献, 对外投资合作才能取得长足发展。未来我们应充分发挥我国产业优势推动东道国经济转型发展、改善东道国基础设施条件、促进当地就业和税收、转让成熟技术和管理经验、培育并输送人才以及敦促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等等。在多边和区域对外投资合作机制中, 协调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和担当大国责任双重目标的实现, 是我国对外投资可持续发展、也是我国和平崛起的大前提之一。

(六) 积极应对数字经济的发展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普及, 数字经济逐渐成为跨国投资新的热点。数字经济以“轻资产、高销售”的海外特征, 影响对外投资的动因和模式, 逐步改变着对外直接投资的格局。虽然数字跨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中仍处于起步状态, 但我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正迎头追赶, 根据麦肯锡数据, 我国与美国数字化程度的差距已经从2013年的4.9倍缩小至2016年的3.7倍。因此在推动中国对外投资未来发展过程中, 我们必须充分认识数字经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利用中国的市场优势, 借鉴发达国家经验, 综合UNCTAD提供的政策框架指导, 适当调整投资政策以适应数字经济发展需求, 建立监管机制合理防范数字经济发展风险, 并在未来国际投资谈判当中, 在互惠发展的基础上制定符合数字经济发展需要的对外直接投资条款。为我国数字型公司发展和投资营造更好的国内国际环境, 鼓励我国数字型跨国公司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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