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9日，在大选中以微弱优势胜出的委内瑞拉执政党候选人尼古拉斯·马杜罗（Nicolás Maduro Moros）在一片抗议声中宣誓就职。尽管未来一个月内，大选重新计票问题仍可能风波乍起，但尘埃似已落定。对新总统马杜罗而言，未来最大的挑战既不是重新计票的结果，也不是反对派联盟的施政阻挠，而是如何让这个“一分为二”的国家重新凝聚共识，以应对更加棘手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一系列难题。

不需千锤、只需百炼的总统之路

马杜罗1962年出生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一个工人家庭。他的父亲曾是当地工会的一名领导人，受此影响，他很早就受到工人运动的熏陶。结识查韦斯之前，马杜罗并没有什么出众之处。高中毕业后，他成了一名地铁司机并一干多年。上世纪80年代初，他成为加拉加斯地铁工会的领导人，还曾在1983年何塞·文森特参加总统竞选期间给其当过保镖，但马杜罗没“跟对人”——文森特最后竞选失败。

直到1992年，马杜罗认识查韦斯并结下深厚的革命友谊后，马杜罗的政治生涯不断飙升。1992年，查韦斯发动反佩雷斯政府的军事政变失败入狱后，马杜罗曾率众游行呼吁释放查韦斯并联手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律师西莉亚·弗洛雷斯积极营救。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查韦斯于1994年获释出狱。此后，马杜罗不仅帮助查韦斯创建了“第五共和国运动”（即执政党“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的前身），而且帮助他成功地夺取1998年总统大选的胜利。而马杜罗也一直出任议员并在2005年升任国民大会主席，直到2006年，他被查韦斯任命为外交部长。

 

2012年10月，查韦斯第三次胜选后，马杜罗被擢升为副总统。这成为马杜罗政治生涯的拐点。两个月后，癌症恶化的查韦斯在赴古巴继续治疗之前罕见地“钦点”马杜罗为自己的接班人，并呼吁委内瑞拉人在他“不幸”后的大选中投票支持马杜罗。2013年3月5日，查韦斯病逝。尽管按照宪法，重新大选之前应由国民大会主席履行总统之职，但马杜罗还是借最高法院对宪法的重新解释，由他而非卡贝罗担任代总统并在一个月后举行大选。马杜罗一如所愿，被执政党推选为总统候选人。尽管竞选期间，马杜罗几无个人特色和政策主张，而一味大打“查韦斯牌”，但这张悲情牌似乎也相当有效。

 

可以说，在查韦斯还能说话之前，马杜罗似乎并无给人特别印象之处，即使在他担任国民大会主席或者外交部长时也是如此。事实上，直到被查韦斯宣布为接班人之后，马杜罗才被曝光于全球闪光灯下。然而，甚至这个时期，除了继续和模仿查韦斯式的革命和战斗语言，马杜罗似乎也没有显示出他应该展现的执政能力。无怪乎反对派候选人恩里克·卡普里莱斯揶揄他“工作之重让马杜罗先生难以承受，他只能以歇斯底里来掩盖自己的无能”。或许，马杜罗迈向总统之路的最大资本是其忠诚——对查韦斯及其革命事业的忠诚，从1992年查韦斯政变失败到2002年抵抗“反查政变”，马杜罗都冲锋在前，因此而被查韦斯视为值得“托孤”之人。

 

出师虽捷先遭合法性危机

 

尽管马杜罗已荣登大宝，但他看起来并不像是胜利者。根据全国选举委员会公布的结果，马杜罗获得了50.66%的选票，而反对派候选人、米兰达州州长卡普里莱斯则以49.06%的高选票险些翻盘。这一结果不仅让执政党高层大跌眼镜，也让国际舆论为之惊讶。要知道，在去年10月的大选中，虽然卡普里莱斯的得票率接近45%，但同查韦斯仍相差近10个百分点。如今不过短短6个月，查韦斯“钦点”的马杜罗就失去了68.6万张选票，而这几乎正是卡普里莱斯新增的选票数量。

 

这种结果甚至出乎反对派的意料，更让卡普里莱斯心有不甘。几乎与全国选举委员会宣布马杜罗当选的同时，卡普里莱斯就表示不承认大选结果并要求“逐票重计”。马杜罗先是同意而后又拒绝了反对派的要求。卡普里莱斯因此号召支持者每晚8点上街“敲锅打盆”（cacerolazo）。他称，“让我们用锅表明我们的愤怒，但不是对我们委内瑞拉兄弟的愤怒”；马杜罗则回应说“如果他们需要的是充满愤怒和不宽容的敲锅党，那么我们就呼吁一个伟大的玻利瓦尔烟花党”。他号召支持者在每晚同一时间上街燃放烟花并以最高分贝播放革命歌曲以盖过敲锅声。事实上，这种“敲锅与烟花齐鸣，马杜罗与卡普里莱斯之不共”，正是委内瑞拉社会分裂和政治极化的真实写照。

 

在查韦斯统治时期，政府拥有坚定的支持者，其中多数属于大众阶层，他们是政府政策的主要受益人，构成了“烟花党”的核心；而政策受益较少、甚至受损的中产阶级则构成了“敲锅党”的主体。委内瑞拉宪政学者、前最高法院法官卡洛斯·埃斯卡拉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查韦斯最大的错误就是对中产阶级的漠视”。诚哉斯言！即使不是刻意为之，查韦斯也在无形中制造了社会分裂。查韦斯上台之初曾声称，私人部门和中产阶级对其政治计划是“至关重要的”。但四年之后，中产阶级几乎悉数加入了反对派阵营。2002年的“双十”反政府大游行，人数有百万之众，而绝大多数是中产阶级。个中缘由，尽管一方面是因为经济低迷、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对中产阶级的影响远甚于穷人，但更重要的是诸项社会政策，比如教育、医疗、住房，乃至小额信贷的受益者基本都与中产阶级无缘。可以说，正是查韦斯制造了自己的敌人——这“不被政府眷顾的另一半”。政策冷遇也导致委内瑞拉出现了两种反常而令人忧心的现象：一是，与经典理论相悖，穷人成了社会的稳定器而中产阶级则成了政治不稳定的根源；二是，中产阶级“用脚投票”几乎掏空了国家建设的人力资本。自2000年以来，已有100多万委内瑞拉人移民海外，其中多数是中产阶级；在移民美国的21.5万委内瑞拉人中，有92%受过大学教育，17.6%拥有研究生学历。而今，随着查韦斯主义的“政治霸权”行将结束，委内瑞拉已经分裂成势均力敌的两大阵营。这预示着，马杜罗治下的委内瑞拉，社会分裂不是缩小，而是进一步扩大了。

 

对马杜罗而言，弥合这种社会分裂——一如其形成——并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就，而今首先直面的是如何有效应对合法性危机。马杜罗无法承继查韦斯的“克里斯玛型”合法性（卡普里莱斯选前就告称，“马杜罗，我不会给你发放免费通行证，你必须用选票击败我才行。”），而其“法理型”合法性又因反对派的质疑和抗议而陷于灰色地带。全国选举委员会一公布选举结果就被反对派所否定，要求“逐票重计”并提出了3200项选举违规行为以资举证。目前来看，马杜罗的危机管理艺术欠佳。他先是同意了卡普里莱斯的要求而后又自食其言予以拒绝，以致削弱了其领军者的地位。直到马杜罗宣誓就职的前一天，全国选举委员会突然宣布同意反对派重审剩余46%选票的要求。对马杜罗和卡普里莱斯而言，这是一个双赢战略，毕竟选举后的暴力冲突给双方都造成了极大压力。如今，满足反对派的要求既增强了马杜罗当选的合法性，又缓解了当前的危机，降低了制度崩溃的风险。尽管全国选举委员会声称，耗时一个月的选票重审不会改变选举结果，但对于反对派而言，由此暴露的违规和舞弊行为已足以削弱马杜罗的合法性，甚至给其制造新的合法性危机。

 

马杜罗难以承受之重

 

尽管查韦斯病逝带来的“悲情”效应和国家机器的保障帮助马杜罗在大选中涉险过关，登上最高政治舞台，但等待他的是比选战更加艰难的挑战。年逾五十的马杜罗是原封不动地继承查韦斯的遗产，还是能够“知天命”而有所“发展”和“更新”，或许是其能否有效应对这些挑战的关键。

 

但目前可以肯定的是，马杜罗将继续全盘执行查韦斯提出的《2013-2019年国家计划》。该计划是2012年6月查韦斯登记参选时提交的，包括5个历史性目标和23个国家目标。马杜罗后来将其提升为查韦斯的政治遗嘱并承诺继续履行。该计划的历史性目标涵盖：生产力、安全、能源、社会议程和人民公社。生产力目标提出了生存主权，以彻底消除大地产制。安全目标则基于降低犯罪率提出了“保护全体委内瑞拉人生命”的大使命计划并加强公共安全机构和增加刑事法院数量。能源目标旨在保证国家石油生产的主导权，巩固政府对石油和矿产资源开采的绝对控制权，以维持公共支出的收入来源。社会议程是查韦斯时期的传统项目，计划提出要确保养老金、住房项目并创建新的使命计划以惠及更多人群。人民公社目标则要“保证公共部门的管理权从机构、地区和地方转移到有组织的公社手里”，具体是在2013-2016年和2017-2019年间，每年分别推动建设21004个和2699个公社委员会。

 

对马杜罗而言，这个雄心勃勃的六年计划是一项极其艰难的挑战。

 

首先，计划的执行和推进需要强劲的经济支撑，但委内瑞拉的经济现实不容乐观。根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的预测，2012年委内瑞拉经济增长5.3%，成为连续两年衰退（2009年和2010年）和恢复性增长（2011年）之后经济反弹的一个新高点，但这种新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受国际原油价格高企和大规模住房计划的刺激性推动。短期的经济反弹无法掩饰中期的经济风险。未来一个时期，委内瑞拉经济将面临滞涨之险。随着全球经济低迷导致的原油价格难以攀升和刺激政策短期效应的逐步消退，委内瑞拉的经济增幅将进一步放缓。根据英国《经济学家》情报组（EIU）的预测，2013-2017年，委内瑞拉经济增长动力减弱，增长率将低于3.2%，而同期失业率和通胀率将分别保持在9%和25%的高位。与此同时，竞选期间马杜罗将最低工资提高40%的承诺和货币贬值的预期也将进一步助推通胀。今年2月，马杜罗宣布对玻利瓦尔大幅贬值，将其对美元的汇率由4.3上调至6.3。根据EIU的预测，到2017年底，官方汇率将再贬值至1美元兑换12玻利瓦尔。

 

其次，作为整个计划最重要支撑的石油经济或再遭“资源诅咒”。委内瑞拉经济结构单一，长期依赖石油，石油出口一直占其出口额的95%左右，石油收益也占GDP总量的近30%。这种经济结构易受外部的冲击和影响。随着国际原油价格的持续波动和未来走势的不确定，委内瑞拉经济的风险也将随之增加。不仅如此，委内瑞拉石油公司PDVSA的生产效率也会进一步限制马杜罗政府可利用的资金。目前，PDVSA的石油产量已从每日330万桶降至245万桶，石油收益也由5年前的56亿美元降至2012年的38亿美元，而与此同时其债务却已于去年升至400亿美元。马杜罗面临的更加艰难的选择是，尽管石油产量和收益日益萎缩，但他又不能取消作为查韦斯重要遗产的“革命义务”——即通过“加勒比石油计划”向古巴和其他加勒比国家提供廉价石油。不仅如此，委内瑞拉对中国国家开发银行高达425亿美元的负债更使马杜罗面临财政压力。马杜罗或将面临两个选择：效仿其“导师”两年前那样继续从中国贷款，或者同中国重新谈判“贷款换石油”的支付条件。中国很可能同意就此进行谈判——当然中国似乎也没有更多的选择。

 

其次，经济困难或将影响社会议程的推进，乃至政局的稳定。社会工程是查韦斯“玻利瓦尔革命”的核心组成单元，主要依赖石油收益支撑，PDVSA每年都将至少10%的投资预算用于民生工程。但石油经济的前景黯淡和严重的财政赤字将限制公共支出的规模。2010-2012年，公共债务占委内瑞拉GDP的比重已连续三年超过20%。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马杜罗不能解决潜在的经济风险，支撑其民意基础的社会工程将难以为继，届时支持力量或将发生不利于马杜罗的新变化。

 

最后，新的政治力量对比将使马杜罗面临和查韦斯时代截然不同的政治生态。

 

其一，马杜罗既没有查韦斯的个人魅力，也没有他那样的个人权威。选战中，马杜罗拿查韦斯做护身符。从短期或当时来看，这是马杜罗的资本和优势；而从长期来看，势必成其负债和劣势。马杜罗必须走出查韦斯的光环和阴影，展现他作为新的执政者的形象，而做到这一点对他而言确实勉为其难了。马杜罗还可能面临来自党内的潜在挑战。现任国民大会主席的卡贝罗是一个强势人物，大选结果公布后他曾在自己的“推特”上表示，如果他是候选人可能会更成功；而外交部长豪阿则是另一个强势人物。他们和其他党内高层人物都可能要求马杜罗给予特权和让步，马杜罗有沦为弱势总统的风险。基于这种背景，很难想象缺乏个人魅力和权威的马杜罗如何安抚和掌控整个执政团队。

 

其二，经过此役，卡普里莱斯成为反对派联盟中无可争议的领袖，这将大大增强和巩固反对派的团结和凝聚力。未来一个月内，即使全国选举委员会的审计结果不会改变什么，反对派也势必加大其对政府的批评力量，从而限制马杜罗的政策选择空间。反对派联盟从这次选战中进一步看到了成功的希望，或许他们已经做好了“候任政府”的准备，而现在可能只是需要稍微更长一点儿的等待。

 

第三，鉴于经济困难日显，如果马杜罗平安度过当前的选举合法性危机，那么摆在他面前有两条路：一个是同国家的另一半政治力量对话之路，以共同找到解决政治和经济危机的理性出口；另一个是可能非常危险的高压之路，即竭力打压反对派。尽管缺乏个人魅力和威望的马杜罗很可能通过后者树立自己的权威，但他似乎也懂得了妥协。日前，马杜罗已公开表示愿意同反对派进行对话解决问题。事实上，他的导师查韦斯生前似乎对此已有反思。在查韦斯57岁的生日聚会上，查韦斯穿上了黄衫而非“查派”极富特色的红衫。查韦斯表示，肿瘤治疗强烈地改变了他的生活，使他走向一个“更多元、更深思和更多面的”时期。他告诉支持者要消除分裂和教条，不要再滥用诸如“社会主义”等词汇。他反问说：“为什么我们总要穿红衫呢？我们为什么总要用社会主义一词呢？我们需要反思并在我们的言行上做出改变。”

 

或许马杜罗未来最需要反思并做出改变的，是将查韦斯时代“亲穷人”政策转变为“包容中产阶级的增长政策”，这既是缓和社会分裂和政治对峙、增强社会凝聚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削弱反对派支持根基的良方。但问题是，马杜罗，这个查韦斯的忠诚信徒能否明白并践行其导师在病入膏肓之际对其21世纪社会主义革命的新解释？如果马杜罗不能“发展”和“更新”查韦斯的政治遗产，而一味地“固守”和“继承”，那么查韦斯主义将没有未来，也没有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