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政治上的永恒从未存在，更遑论政党。作为推动秘鲁政治发展的重要力量，秘鲁阿普拉党创建至今已有84年。在这个过程中，阿普拉党为适应秘鲁的发展环境，经历了从体制外革命党到议会改良党、从意识形态型政党到选举型政党两个阶段的转型，实现两次执政。阿普拉党顺应国内经济改革和民主化形势，摆脱传统意识形态羁绊，超越原有阶级界限来扩大影响力，转型为选举型政党。但是，强人领导、垂直化和集权组织结构以及地方组织影响力下降，构成了阿普拉党在持续转型过程中仍面临的多重阻力。

关键词 秘鲁 阿普拉党 转型 阿兰·加西亚

    政党的适应性转型可理解为政党采取适宜的策略和结构变革，以应对外界环境变化，提升政党赢得选举的能力。为成功适应环境变化，党领导人首先需选择适宜策略赢得选民支持。然而，领导者的策略会受到结构因素的影响，比如经济环境、政党竞争和党内活力等。这些因素对其适应性转型既有推动又有阻碍作用。根据西方国家的政党转型理论研究，结构因素构成政党转型的刺激条件，而政党组织影响其策略的执行力。为此，本文旨在阐明秘鲁阿普拉党（Partido Aprista Peruano）先后经历的两次转型过程，探究其转型动因，分析其政策表现，总结其转型的基本经验。

  一 从体制外革命党到议会改良党的转型（1930一1985年）

    秘鲁阿普拉党的创始人阿亚·德拉托雷联合一批力推拉美国家大学改革的积极分子，于1924年在墨西哥成立“美洲人民革命联盟”（APRA），音译为阿普拉。这是一个面向拉美大陆的反帝组织。随后，在阿根廷、哥斯达黎加、古巴、智利、海地和墨西哥等拉美国家出现了阿普拉运动，但不久陆续消失，唯独秘鲁的阿普拉运动方兴未艾。在阿亚的指导下，1930年秘鲁阿普拉党正式成立。

(一) 阿普拉党的早期发展（1940年前）

    阿普拉党产生于秘鲁社会严重分裂时期。19

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加紧对秘鲁扩张，实行经济垄断。国内寡头集团对外依附美国，对内实行独裁统治。帝国主义同秘鲁民族的矛盾、寡头统治同人民大众的矛盾日趋尖锐。随着秘鲁现代化加速发展，工业化、城市化和国内移民促使新兴阶层产生。来自首都利马、沿海现代化种植园和工矿业的产业工人为维护自身权益形成工会组织和劳工联盟。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倡导恢复推崇土著文明与价值的印第安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变化、新的社会组织方式和思想传播引起政治运动不断高涨。1919年1月，在阿亚领导下，利马工人发起反对寡头统治、物价上涨，要求8小时工作制的罢工。20世纪20年代以后，一场更加激进的反帝和反寡头的民众运动兴起，阿普拉党由此诞生。

    阿普拉党在构建党纲、理论学说、社会基础和政策主张方面体现出强烈的社会改革意愿和浓厚的意识形态。创始人阿亚提出党的最高纲领是反对美帝国主义、实现拉美政治和经济联盟、土地和工业国有化、巴拿马运河国际化、声援世界被压迫阶级和人民（后来又略作修改：第一点改为“反对帝国主义”，第四点改为“巴拿马运河大陆化”）。指导阿普拉党的三个中心原则是：建立一个反帝国家，创建一个被压迫者的多阶级联盟和实现拉美统一。该党反对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以马克思主义和相对主义为指导，结合拉美的历史与现实，提出

了自身的理论学说—阿普拉主义。

    阿普拉主义强调社会公正，旨在消除不平等和剥削，收复国家主权和反对帝国主义。这代表着阿普拉党的奋斗目标和未来规划。这套理论体系主要包括“历史时空说”和“印第安美洲观”。“历史时空说”认为，解读人类历史事件不能以静止不变的角度。历史的空间是各国人民生活赖以开展的舞台，而历史的时间是由生产方式和社会发展的结果所决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阶段。这样，历史的发展不是单一线性的统一进程，而是作为发展的多样性出现的，即任何历史现象或事物都是相对的，它们因时间和空间的改变而起着不同的作用。阿普拉主义认为，帝国主义在欧洲工业发达国家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而在拉丁美洲，由于“时空改变”了，则成了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印第安美洲观”是从历史时空说出发，对拉丁美洲（主要是秘鲁等印第安人国家）的社会经济现实及其未来发展道路提出的基本看法。阿亚认为，在拉美国家，通过典型的资本主义方式的深化不可能取得经济独立的发展，但是也不可能立即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先建立以社会民主和各阶级合作为基础的“反帝国家”，在这个国家的保护下进行社会改革，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将来，当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了，无产阶级成熟了，再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印第安美洲的道路或路线是这样的：从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到民族主义的资本主义，再到社会主义”。

    在党的社会基础方面，阿普拉党属于中产阶级民众主义政党，强调多阶级联盟，主张联合工人、农民和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小企业者、矿工和商人等），形成统一阵线。阿亚反对共产主义，认为不能把印第安美洲问题简单地归结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垒斗争，在拉美必须搞“多阶级”联盟。由于拉美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欧洲不同，两个大陆的阶级斗争也必然不同。拉美各国的工业正在发展，各社会阶级也正在发展，无产阶级刚刚开始成为一个有觉悟的阶级，因而尚不能成为拉美经济与社会革命的领导阶级。拉美大陆的反帝斗争不可能像拉美共产党人所主张的那样，是由一个政党或一个阶级进行的斗争，而只能是多个阶级，即被剥削的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阶级结成联盟的斗争。中产阶级的“利益遭到帝国主义的侵犯，是反帝斗争的先驱”，是这个“多阶级”联盟的领导者。

    在经济和社会改革领域，阿普拉党主张重建国家主义，要求国家在资本与劳动、企业与消费者、本国生产与世界经济中发挥中间者和管理者的作用。建党初期，阿普拉党的改革纲领较为激进，包括将外资企业收归国有，实行资源和工业国有化，实施土地改革，保护工人权利，实行免费教育等。但是，它也认识到外资的重要性。1931年，第一届党代表大会通过《最低纲领》，强调私有产权和合理管理外资的必要性。阿普拉党的最初建议是创建行政、司法、立法和经济“四权分立的民主国家”。经济权是由国家经济委员会执行，该委员会由政府、劳工和企业代表组成，协调各阶层利益。《最低纲领》中有关国家对经济干预的内容有：控制生产条件、价格和企业利润；打压寡头垄断势力的投机行为；监控工业和经济活动；银行立法改革；调整私人和公共设施费用水平；管控利润；保证薪水和雇佣条件“公平”。阿普拉党为谋求政治权力诉诸暴力手段，一度尝试议会道路。1931年，阿亚作为阿普拉党候选人首次参加总统竞选。他在竞选中提出，真正的民主是建立在社会和经济公正的基础之上，只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才能将全国大多数人从美帝国主义和国内寡头统治中解放出来。那时，工人、学生和中小企业者都坚定认为“只有阿普拉党才能救秘鲁”。由于无法通过选举渠道夺取权力，阿普拉党的积极分子于1932年在特鲁西略发动武装起义，政府军强力镇压，造成该党上千名党员被杀。暴力革命加剧了政府军与阿普拉党之间的冲突，阿普拉党被寡头与政府军长期排斥于政治竞争之外。

(二) 寻求体制内发展的阿普拉党（1940-1980年）

    由于党的生存空间受到限制，阿普拉党自20世纪40年代起逐渐褪去激进色彩，以改良取代革命，开辟体制内发展道路。

    阿普拉党取得执政地位的策略是与传统政治精英结盟、发挥政党政治的作用。1945年，该党与共产党、无党派人士等组成全国民主阵线，支持候选人路易斯·布斯塔曼特竞选总统。1955年，阿普拉党与昔日右翼政敌曼努埃尔.普拉多达成“政治共处公约”，力助后者当选总统。普拉多执政后恢复了阿普拉党的合法地位。1963年，阿亚在大选中败给人民行动党（AP）候选人贝朗德，与代表寡头集团利益的奥德里亚结成联盟控制议会。

    阿普拉党的改革主张趋于温和。1945年，阿普拉党利用其控制议会的优势，推行温和的社会改革，通过了改善印第安人状况的法令，拟定土地改革法案，取得了对秘鲁工人联合会和农民联合会等重要社会组织的领导权。这一时期，阿亚的反帝主张发生明显变化，认同帝国主义具有建设性的一面，把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称为“建设性帝国主义”，提出合理管理外资和强调私有产权。1963年，阿普拉党反对执政党人民行动党提议的多项社会和经济改革计划。在土地改革问题上，总统提议全国实行土地改革。阿普拉党反对征收沿海地区的甘蔗和棉花种植园，提议补偿地主，因此1964年颁布的《土地改革法》并未彻底改变土地所有制结构。

    阿普拉党采取和平谈判手段建立民主制度。1975年，阿普拉党积极推动民主改革，与弗朗西斯科·莫拉莱斯军政府（1975一1980年）谈判，要求恢复公民权和自由选举。为此，阿亚充当军队与社会及左右翼政治力量的协调人，筹备立宪大会。1978年6月，秘鲁举行立宪大会选举，阿普拉党成为议会第一大党，阿亚当选为立宪大会主席，主持制定新宪法。新宪法提出了人权与行政权的重要改革，规定男女权力平等，文盲和18岁以上公民享有选举权等，同时强化行政权，以防政治失序。

    然而，在这个转型过程中，阿普拉党党内出现两次较大的分裂。由于阿普拉党与右翼保守势力联盟，导致其逐渐失去了在工人、农民、学生中的影响力，党内分歧趋于尖锐。1958年10月，在阿普拉党的第六届大会上，以执行委员会委员路易斯.德拉普恩特为首的一部分思想比较激进的年轻党员，反对领导层与普拉多总统的“共处”联盟，倡导恢复党的反帝革命纲领。他们很快被驱逐出党，成立了左派革命运动党，发起武装斗争，但不久遭到失败。

    领导层更迭导致阿普拉党的内部分裂。1979年，阿亚去世。全国执委阿曼多·比利亚努埃瓦（ Armando Villanueva）得到党组织和年轻党员的支持，被推选为阿亚的继任者，坚守党的传统，主张实行结构改革和建立社会民主制度。另一派以全国执委安德烈斯·汤森为首，由资深党员组成，他们善于与议会、军队和右翼党派协调，试图赢得右翼和城市中产阶级的支持。党内矛盾因领导人逝世而公开化，破坏了阿亚生前建立的一个纪律严明和凝聚力强的政党形象。为恢复党的团结，挽救受损形象，比利亚努埃瓦在被本党推选为参加1980年总统选举的候选人后，坚持推举汤森为第一副总统候选人，劳工领导人路易斯.内格雷罗斯为第二副总统候选人，其目的是平衡党内各派力量，扩大党在民众阶层和资产阶级中的影响力。比利亚努埃瓦试图效仿阿亚，协调政府与国际资本、民众阶层和资产阶级的利益，这种策略遇到左翼组织和右翼人民行动党的挑战。左派政党组织游行反对军事独裁，谴责阿普拉党与军队结盟，指责其他政党是为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服务。人民行动党领导人贝朗德强调自己的党派独立于军队，拒绝进入立宪大会，强调多元主义。在1980年总统选举中，比利亚努埃瓦败给贝朗德，得票率为27%。以汤森为首的一批党员脱离该党，另立阿亚主义基层运动党，但很快消亡。

(三) 首次执政的阿普拉党

    新一代领导层的确立为阿普拉党注入活力。为重振阿普拉党，党内开始重新调整发展方向。1982年10月，阿普拉党召开第十四次代表大会，33岁的阿兰·加西亚当选为总书记，重新确定党的立场和解决党内矛盾。一方面，阿普拉党坚持中左翼政治立场，反寡头和帝国主义仍是其主要话语结构。另一方面，领导层宣布特赦党内异己分子。此外，阿普拉党首次实行党内民主机制。1984年2月12日，通过党内基层直接选举和秘密投票，加西亚当选为总统候选人。党内选举后，阿普拉党重新恢复团结形象，年轻的加西亚成为继阿亚之后的第二代领袖。

    1985年，加西亚积极更新党的策略，在竞选纲领中提出以社会民主构建新身份。主要内容包括重建公正的社会和经济秩序，反对激进主义、共产主义和武力镇压，承诺进行一场社会革命，把阿普拉党在1980年的竞选口号“阿普拉党强大”更改为“对所有秘鲁人承诺”和“民主从最贫穷者开始”。这改变了阿普拉党昔日的排他形象，建立了一个具有与其他政治力量合作意愿的民主开放型政党。加西亚以55%的得票率当选为总统，阿普拉党获得近半数议席。阿普拉党放弃体制外革命，通过和平渐进的改良主义方式，实现参与体制内竞争和首次执政，这对秘鲁政党制度和民主体制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

    阿普拉党执政期间奉行民众主义政策但以失败告终。在解决经济危机上，加西亚拒绝正统经济的紧缩政策，采取符合该党传统意识形态的非正统经济模式，强调国家干预，刺激消费，复苏经济。政府冻结商品和服务价格、增加实际工资、加强外汇管制和降低利率。然而，“降低通胀，实现增长”是以限额还债为基础。加西亚提出仅用10%的出口收入偿还外债，导致秘鲁逐渐被国际金融体系孤立。为解决财政紧张问题，加西亚于1987年10月试图实行本国私人银行国有化，引起私人企业界的强烈不满，造成大量资本抽逃国外，国内金融界陷入混乱。1989年，经济增长率为一 10.4%，通胀率高达2775 %，外债占GDP的比重为103.5% 。

    加西亚政府的外交政策以强调民族独立、反对金融帝国主义为基础。加西亚对美国采取强硬态度，尤其是在外债和中美洲问题上。他拒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担任秘鲁与外国私有债权人的协调者。政府还宣布一系列补充措施，包括停止支付中长期私人外债，两年内禁止利润等其他收益汇出国外。美国不满加西亚的限额还债政策，减少对秘鲁的贷款。加西亚谴责美国在中美洲尤其是尼加拉瓜的干预政策，并表示将与干涉尼加拉瓜的国家断交。

    加西亚与军队合作镇压游击队武装暴力活动，受到国内外谴责。加西亚试图以尊重人权的立场，从政治经济的长远角度解决暴力地区的社会发展。政府采取“临时收入支持计划”和“直接资助计划”，提供临时就业机会和直接资助。在农村地区，政府优先发展农村社区，建立一系列援助项目，实施信贷补贴。然而，随着经济形势恶化，暴力冲突不断升级。1986年，利马发生大规模监狱暴动，政府意识到新策略无法取得预期结果，再次启用镇压手段，造成数千人死亡。1990年，暴力活动己造成15000多人死亡和120多亿美元的损失，政府被迫宣布全国一半地区处于紧急状态，国家处于严重危机之中。

    非正统经济政策的失败、暴力活动的愈演愈烈使秘鲁国内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国际上受到国际金融组织的孤立。阿普拉党的支持率大减，加西亚黯然下台。

二 从意识形态型政党到选举型政党的转型（1990一2006年）

    （一） 阿普拉党第二轮转型的主要动因分析

    1. 遭遇危机的民众主义

    由于阿普拉党在设定政治目标和采取民众主义政策时是把意识形态作为最主要动力，因此党内意识形态分歧是导致阿普拉党执政失败的主要因素。这对阿普拉党抛弃意识形态之争、转向选举策略和政策制定具有一定的刺激作用。

    阿普拉党从倾向暴力斗争的激进政党逐渐趋向温和，意识形态之争成为该党的首要问题。由于领导者趋向保守，许多年轻激进党员逐渐脱离该党而成为其他左翼力量的领导人。面对左翼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阿亚试图保留阿普拉主义早期较为激进的一面。尽管加西亚为更新党的形象和获得党外人士支持，调整了党的中左立场，但是阿普拉党就现有框架内实行改革抑或颠覆体制这一问题仍缺乏一致性。阿普拉党与左翼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党内年轻党员的革命诉求，使得阿普拉党的策略缺乏一致性。由于意识形态的模糊和内在不统一，阿普拉党没有一个清晰的改革计划，因此加西亚诉诸阿普拉党的传统思想，实行了民众主义政策。

强调层级结构、个人主义和威权特质是阿普拉党的另一个弊端。阿亚逝世前一直是党的绝对领导者。尽管党组织结构在多次镇压和地下活动后不断发展，但阿亚一直是最高决策者。领导者与普通党员之间、党中央机构与基层组织之间隔着无数层级。阿普拉党这种自上而下的威权结构极其明显。党内不允许存在不同意见或“派系”，忠诚是维持党纪和有效运行的最高规则。尽管该党在20世纪80年代初实行了党内民主，但是个人主义的传统依旧存在。1982年，加西亚当选总书记后，他拥有“最高权力，没有设置问责机制”，。虽然这种特点有利于加西亚推行重要变革，但是一旦领导层决策错误，自我纠错机制的缺失将会导致该党面临选举或执政失败。1983一1985年，加西亚设计了阿普拉党的新形象和话语结构，凭借个人魅力和党组织机器赢得大选。然而，阿普拉党被排斥在执政边缘，无法参与重要决策。1987年，加西亚未经党内和议会讨论就提出银行国有化政策。党内要求恢复正统经济稳定政策的声音也未改变加西亚的决策。虽然加西亚的个人魅力使得体制得以复苏，但从长期来看，这不是解决合法性危机、参与性危机和代表性危机的有效制度。

    秘鲁在1980年实现民主回归，但民主制度依旧脆弱。由于领导者和民众就基本政治信念没有达成共识，政府和民众日益分裂，政治体制趋于离心性。民众主义固有的威权特质不利于达成民主共识，党内分歧也表明民众主义在巩固民主上存在弊端。基于民众主义的不利因素，阿普拉党为扭转颓势，逐渐放弃这项政策。

    2. 市场经济模式的确立和选举竞争格局的变化

    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和苏联式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崩溃，以及一些东欧和苏联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在一定程度上刺激拉美新自由主义的发展。除世界经济转型的深层次原因外，国际金融机构对拉美采纳新自由主义改革计划给予强大支持。全球经济的变化逐渐侵蚀了凯恩斯主义经济模式的根基，强调国家干预和亲劳工政策的可行性空间缩小。新自由主义政策成为秘鲁和拉美其他国家经济改革的主要模式。在秘鲁，自1990年藤森上任后（1990-2000年），政府实施激进的经济改革方案，实行市场自由化和结构改革，大规模私有化和取消外资管制，吸引大量外资，控制高通胀，恢复经济稳定。阿莱杭德罗·托莱多执政时期（2000一2006年），正统经济政策全面铺开。政府控制公共支出，依靠私人投资和出口推动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率从2000年的3.0%上升至2006年的7.6%。秘鲁当时成为经济增速最快的拉美国家之一。藤森和托莱多执政时期良好的宏观经济运行条件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成效，加上阿普拉党首次执政时期采用的非正统经济模式不成功，对阿普拉党从意识形态型政党转型和选择延续正统模式产生了推动作用。

    阿普拉党面临选举竞争威胁。1990年藤森当选总统后，秘鲁进入“无政党”时期。阿普拉党受到强势“局外人”的竞选挑战己丧失优势。一方面，传统政党日渐式微。20世纪80年代秘鲁民主回归后，除阿普拉党外，基督教人民党、人民行动党和左派联盟这三大意识形态政党的社会影响力一落千丈。尤其是在藤森时期，4个传统政党在议会的政治代表力微乎其微，左派联盟则完全退出政治舞台。另一方面，藤森和托莱多作为政治“局外人”参与竞选。他们通过个人主义的领导创建政治运动，以务实和去意识形态化的政策迎合选民诉求，给传统政党制造竞选压力。阿普拉党在1990年和2001年大选中败给藤森和托莱多。

    此外，阿普拉党失去了底层选民的支持。20世纪五六十年代，该党由激进转向保守，逐渐丧失部分底层民众的支持。随着70年代贝拉斯科军政府的激进改革，激进左翼在议会和地方选举中逐渐成为劳工阶层的坚定代表，其社会基础主要集中在南部和中部的丛林地区以及城市贫民窟。而第三产业的发展和非正规产业的扩张逐渐弱化阶层特性，非正规部门的工人作为阿普拉党的支持力量，其牢固性远不及有组织性的工人，劳工阶层日益碎片化和差异化削弱了工会向阿普拉党输出选票和资源的能力，侵蚀了该党的选举基础。90年代，藤森执政10年期间，阿普拉党和其他传统政党失去了选民的支持。秘鲁政党体制愈发脆弱，选民开始排斥政党，支持无党派的独立人士。超过半数的选民处于意识形态光谱的中间地带，希望社会以渐进温和的变革之路克服社会弊端。阿普拉党的传统左翼影响力下降，在底层民众中的代表性缺失。

    （二） 阿普拉党第二轮转型及其主要表现

    民众主义的失败和外界环境的变化促使阿普拉党也需适应市场自由化、松散的工会关系和新的选举诉求，重新考虑自身的平台以及与社会的关系。2001年，加西亚流亡回国，为重建个人声誉和党的形象，他着手调整选举策略和党内改革，放弃传统民众主义政党形象，逐渐转向温和的社会民主主义道路。

    首先，阿普拉党软化刚性的意识形态，转变以劳工阶层为基础的传统形象。2001年，国内外反对藤森的威权体制并呼吁民主制度回归，使秘鲁就国家发展的可为和不可为之处达成广泛共识。这种共识在秘鲁是前所未有的，即在民主参与的框架内，在维护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重建国家制度和社会发展。尽管秘鲁的政党和社会阶层仍存在差异，但是这种共识能保持政策的延续。这种向心趋势为走中间路线的政党提供了政治空间。藤森倡导的经济改革虽使秘鲁经济增长，但广大民众未能分享经济增长成果，贫困化加剧、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和

失业率居高不下的现象依旧存在。因此，选民更多关注于国家在教育、卫生、住房等方面的社会政策，而非经济模式。对此，阿普拉党制定了《2001-2006年政府计划》参加大选，明确提出以维护经济稳定和平衡为首要目标，强调实施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社会政策。主要内容包括创建食品计划，改善退体金制度，确保卫生保健体系覆盖全国等。加西亚在竞选中淡化了他的民众主义基调，表示吸取首次执政的经验教训，承认拒还外债、过度支出和国有化是严重的错误，不再敌视美国。然而，由于无法消除人们的不信任，尤其是银行和企业界的质疑，在第二轮总统选举中，加西亚的得票率比托莱多低了4个百分点。尽管加西亚落选，但他的个人支持率从2%上升至47 %，阿普拉党成为议会第二大党，议席数从6个增至28个。

    其次，竞选失败促使阿普拉党加速转型，党内加强现代化建设。2001年6月至2003年10月，加西亚连续发表十封致全党的公开信，提出阿普拉党的现代化建设纲领，主要内容包括：创建现代化党纲、现代化组织结构，提倡党内民主和党的年轻化。2004年第22届全国党代表大会上，加西亚再次当选为党主席，通过新的党章，实现全国和地方的领导组织结构的现代化，履行重要的社会功能。一方面，整合全国教育、卫生、农业、工业和就业等秘书处，这不仅有利于各组织之间建立常规联系，也有利于将优秀党员选拔至中央，同时加强党与其他组织机构的联系。另一方面，由于工会影响力的下降，重视吸收各行业人员，以利于党内拥有更多专业人才。通过组织结构的改革，阿普拉党积极扩大党的社会基础和社会影响力，为其2006年大选制造有利条件。

    再次，2006年，阿普拉党的竞选策略是关注选民诉求，采取以问题或事件为导向，不再以党的意识形态和改革目标为基础，寻求中间立场（以市场为导向）的全方位策略。在第一轮大选中，秘鲁联盟候选人乌马拉、阿普拉党候选人加西亚、全国联盟候选人弗洛雷斯分别属政治光谱中的左中右。乌马拉以其民族主义立场，反对新自由主义秩序，强调国家主导作用，保护民族利益，主张实现石油和天然气国有化，在南部安第斯地区赢得多数选票，首轮大选得票率为31%。为了在最后一轮选举中获胜，加西亚走中间路线，提出“有责任的变革”，争取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支持。如果阿普拉党为获得底层民众支持，坚持向左转，则较难实施与市场导向相协调的全方位策略。为此，加西亚选择不再走传统的反体制路线，而是延续藤森和托莱多两届政府的经济发展模式，发展市场经济，重视吸引外资，谋求经济可持续发展，期望重新赢得企业界和国际金融机构的信任。在阿普拉党的《2006 -2011年政府计划》中有两条基本原则是：巩固代议制和参与式民主；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发挥国家的管理和促进作用。此外，尽管加西亚斥责新自由主义秩序，反对藤森执政时期公布的1993年宪法，要求恢复1979年宪法，但在经济领域，他的立场更为温和，并未提出企业国有化、反垄断以及保护劳工权利的举措。在第二轮竞选中，加西亚以52.62%的得票率当选总统。

    最后，阿普拉党与其他政党联合执政，放弃昔日的排他性。在当时议会120个议席中，秘鲁联盟和阿普拉党各占45个和36个议席，全国联盟和未来联盟分别占17个和13个议席。总统在处理与其他政党的关系时，寻求协商和建立巩固的执政联盟。尽管阿普拉党赢得了总统选举的胜利，但在地方选举中受到重创。2006年11月，阿普拉党仅获得2个省长职位，比2002年少了9个。因此，加西亚认为最好是在政治倾向中保持保守立场，放弃改革。因为改革需要强大的技术竞争力和官僚竞争力，以及达成广泛的政治共识并与诸多行为者进行合作。

    （三） 阿普拉党的第二次执政

    为消除人们的不信任感，加西亚上任后严格实施正统经济政策，实行紧缩计划。他任命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倡导者胡里奥·贝拉尔德和路易斯·卡兰萨分别担任央行行长和经济部长。这次执政策略主要是确保经济稳定，促进投资，以有助于减贫和创造更多福利。其主要政策包括发展市场，重视吸引外资，谋求经济可持续发展；缩减政府公共开支，削减公务员工资，深化行政改革；加强对社会事业的投入，努力消除贫困；妥善处理与其他政党的关系。

    政府还采取较为务实的外交政策。这一时期，秘鲁与美国的双边关系取得巨大进展，同时也积极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加西亚在竞选时就表示不再与美国敌对，保持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开放关系。上任后，他继续有条件地支持与美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先后与美国、加拿大、泰国、智利、墨西哥以及中国和欧盟签署自由贸易协定。

    相较于首次执政，加西亚的第二次执政己经放弃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选择市场经济和实用主义。这种政策的优势是保持秘鲁经济增长，使其超过拉美地区的平均水平。2008年秘鲁经济增长9.8%。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经济增速放缓，降至0.9%`，但仍是拉美地区少数实现增长的国家之一。2008年7月，加西亚在上层社会和底层民众获得的支持率分别为48%和18%。从地域性质来看，它在利马和南部地区的支持率分别为30%和11% 。阿普拉党实行保守策略，优先维护秩序和经济增长，取得积极效果。然而，这种策略的结果是党与利益集团（企业、教会和军队）结成联盟，淡化改革特色，逐渐脱离公民社会，使得该党转型后的发展陷入两难境地。

三 阿普拉党转型的基本经验

    总体上说，阿普拉党转型有成功的经验，但其在持续转型过程中仍有许多重大阻力。

    阿普拉党自创建至今己经实现两次重要转型。第一次从体制外革命党到议会制改良党的转型，阿普拉党作为重要的政治力量结束了旧有的寡头统治秩序，平稳建立民主制度。首次转型成功确立了党的执政地位，然而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政策选择—民众主义使党的政绩陷入一败涂地的境地，从而为第二轮转型的启动提供刺激因素。21世纪初，随着民主制度的巩固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深化，阿普拉党为摆脱昔日的失败形象，以选民诉求为导向，在选举中胜出，在现有框架内改革，保持经济和政治发展模式的连续性，对巩固民主和发展经济具有重要意义。与那些在民主化过程中逐渐被边缘化甚至消失的政党相比，阿普拉党的成功转型说明了它的适应能力。在这个转型过程中，阿普拉党淡化意识形态，走中间道路，改变以往的宗派和排他特性，并将短期政绩置于中长期目标之上，以赢得选举作为党的主要目标。在1990年下台后，阿普拉党的重新执政是检验它转型成功的重要标志。从2006年阿普拉党在中央和地方的选举结果来看，其转型是成功的。在1990年、1995年和2000年的大选中，阿普拉党的得票率分别为22% , 7%和1. 4%。2001年，加西亚参选，其首轮和最后一轮的得票率分别为25. 8%和46.9%。

    阿普拉党转型成功的意义表明，一个政党要生存，就必须适应社会的变化。阿普拉党在秘鲁民主化过程中得以存续，失去政权后重新执政，是因为它适应了秘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变迁。

    然而，阿普拉党的转型较多地依赖党的领袖或政治强人的个人作用。从阿亚到加西亚，阿普拉党保持了领袖的个人主义和较大自主性的领导模式。党内如何产生新的候选人和发展党内民主仍是阿普拉党发展面临的主要障碍。党内层级结构的官僚化、垂直化和中央集权的组织结构不利于专业人员迅速提拔至领导层，阻碍其在党内掌权和顺利实现代际更新。为此，阿普拉党因党内分歧不得不放弃2011年总统选举。

    此外，阿普拉党在兼具传统社会功能与现代选举功能方面存在分歧。一方是以党的政治总书记豪尔赫·德尔卡斯蒂略为首的资深老党员，他们担任要职，对加西亚持有异议。另一方是以机构总书记奥马尔·克萨达为代表的40多岁的党员，被视为阿普拉党传统的捍卫者，积极支持加西亚。前者寄希望于恢复党的传统特性，加强与北部工人组织的联系，代表特定阶层。后者认为应加强与公民的联系，将党转型成为公民参与型政党，跨越阶层界限，赢得更为广泛的选民支持。

    作为全国性政党，阿普拉党中央与地方的党组织关系存在一定的矛盾，地方党组织管理存在困难。比如，在地方候选人方面，中央不尊重基层意见，指派地方领导，有失合法性。在2002年、2006年和2010年的地方选举中，阿普拉党分别赢得12个、2个和1个省长职位，在地区的政治参与度严重下降。

    总之，阿普拉党顺应国内经济改革和民主化，摆脱传统意识形态的羁绊，把关注点更多放在政策制定上，超越原有阶级界限来扩大影响力，实现了从意识形态型政党到选举型政党的转型。然而，在政党体制极其脆弱的秘鲁，强人领导、垂直化和集权组织结构以及地方组织影响力下降，构成阿普拉党持续转型的重要阻力。

                            （责任编辑 高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