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9世纪初，美国抓住西半球力量格局大变动带来的机遇，不但率先与拉美国家建交，还提出自己的西半球秋序构想，为未来深度介入拉美事务铺垫基础。从风险与收益的视角看，美国率先承认拉美国家独立和单方面发布“门罗宣言”的做法具有相当程度的风险，但最终收益超过风险成本。从地缘政治视角看，美国的早期拉美政策加速了欧洲在美洲殖民统治的崩溃，为改善它的周边环境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从历史演进规律的视角看，美国制订了一套具有后殖民时代色彩的拉美政策，为建构美拉关系发挥重要作用。美国的经验对于中国发展对拉关系具有借鉴意义。中国与拉美国家具有共同身份和共同诉求，因而可以尝试构建一个新时代的“命运共同体”。中国为此需要出台有力的政策工具，集中阐明一整套具有前瞻性的时拉关系指导原则，大力推动这一共同体的建构。

关键词 美国 门罗宣言 西半球 美洲体系 后殖民时代

    西半球力量格局在19世纪初发生大变动。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爆发反殖民统治斗争，一批拉美国家由此诞生。美国对此作出积极反应，形成一套对拉美的基本政策。这套政策的内容主要包括外交承认、通商和作为指导纲领的“门罗宣言”;既涉及双边关系，也涵盖地区秩序。美国对拉美政策的形成是美国政府内部广泛讨论的结果，也是美国与欧洲列强进行协调和博弈，进而从区域强国走向世界强国的产物;既带有美国意识形态的深深烙印，也具有相当的历史进步性。本文从风险与收益、地缘政治和历史规律演变等多重视角，对美国早期的对拉美政策进行评估，尝试总结可供中国借鉴的经验。

一 美国对拉美政策的形成

    西半球曾是殖民主义的重灾区。从15世纪末开始，欧洲列强不断拓展殖民地，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等国把南北美洲瓜分殆尽。

    随着殖民地的成长、宗主国的衰落和国际力量格局的变动，欧洲在西半球的殖民体系趋于瓦解。在18世纪末，英属北美13块殖民地率先冲破殖民主义的牢笼，组建美利坚合众国。继北美独立运动而起的是拉丁美洲的独立运动。法属殖民地圣多明各在1791年爆发独立革命，并在19世纪初成为西半球第二个独立国家—海地。

    19世纪初期，拉丁美洲迎来独立运动的高潮，西属美洲殖民体系和葡属美洲殖民体系相继崩溃。在15世纪以来的300多年间，西班牙一直是西半球最庞大殖民帝国的统治者。随着国势衰落，它的殖民统治愈来愈难以维系。1810年，西属美洲爆发反抗西班牙的独立运动，各殖民地相继建立政权。1816年，拉普拉塔联合省(今阿根廷)率先宣告独立。到1822年，西属美洲已经出现5个新兴的独立国家。它们分别是拉普拉塔、智利、哥伦比亚(包括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秘鲁和墨西哥。此外，葡属美洲在1822年9月以和平方式获得独立，成为巴西帝国。

    美国高度关注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尤其是持续十多年、规模空前的西属美洲独立运动。美国民众普遍n-清西属美洲殖民地的革命者。美国允许革命者在其境内购买武器和各类物资;革命者的私掠船以美国港口为基地，对西班牙船只进行袭扰。许多美国人甚至直接参与西属美洲殖民地的独立运动。1806年2月，拉美独立运动领袖米兰达( Francisco de Miranda)率领一支主要由美国人组成的志愿军，从纽约出发，远征委内瑞拉。

    相较于欧洲国家，美国以更为积极的姿态应对新生的拉美国家。就历史联系而言，美国独立战争有力地促进拉美革命因素的成长;就地缘而言，美国和拉美国家都位于西半球;就发展阶段而言，美国和拉美国家都是脱胎于殖民地的民族国家;就政治制度而言，美国和大部分拉美国家都实行共和体制;就政治理念而言，美国和拉美国家都倡导自由与平等，反对殖民主义和外来干涉。

    在西属美洲独立运动期间，美国政府持较为谨慎的立场，在革命者和西班牙之间奉行中立政策。一旦时机成熟，美国迅速成为第一个承认这些新生国家独立地位的非拉美国家。1822年，门罗政府(1817一1825年)正式承认拉普拉塔、智利、秘鲁、哥伦比亚和墨西哥为独立国家，并建立外交关系。同年6月，哥伦比亚驻美临时代表托雷斯( Manuel Tomes)成为首位得到美国正式认可的拉美国家外交使节。1823年，门罗政府决定向墨西哥、哥伦比亚、拉普拉塔和智利派出公使。1824年，美国又成为第一个承认巴西独立的国家。

    从1822一1899年，美国承认拉美国家政府的原则是“实际控制”。换言之，如果一个政府能够有效控制权力，不管它的政治体制如何，美国都予以承认。美国据此承认巴西、中美洲联邦、乌拉圭、巴拉圭、玻利维亚等国的独立地位。

    在外交承认的基础上，美国与大多数新生拉美国家签订了友好通商条约，其中包括哥伦比亚(1825年)、中美洲联邦(1824年)、巴西(1828年)、墨西哥(1831年)和智利(1832年)，从而开启与拉美国家的经贸合作大门。

    在与拉美国家建立和发展双边关系的基础上，美国就西半球地区秩序提出明确的构想。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俄罗斯、法国、普鲁士、奥地利等国组成的“神圣同盟”在欧洲四处干涉，先后镇压那不勒斯革命和西班牙革命，并有干涉拉美之意。西班牙曾多次呼吁同盟帮助它恢复在美洲的殖民统治。与此同时，俄国拓展美洲领地，把势力伸向俄勒冈地区。欧洲列强的干预和殖民扩张意味着美国可能面对更为复杂、恶劣的地区安全环境。在这种背景下，门罗总统在1823年12月2日以国情咨文形式，提出美国的西半球政策。

    这份被后世称为“门罗宣言”的咨文包含三项基本原则。第一，“美洲体系”原则。宣言强调，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新世界”与“旧世界”在地理上相互分离，且存在政治体制的巨大差异。欧洲列强把君主制引人西半球的做法将损害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将被视为对美国的不友好行为。第二“非殖民”原则。宣言强调，欧洲列强不得把已经独立的美洲国家视为殖民对象。第三，“互不干涉”原则。宣言反对欧洲国家干涉美洲;另一方面，美国也不干涉欧洲事务，不会干涉欧洲列强现有的美洲殖民地。

    “门罗宣言”阐明了美国对西半球地区秩序的基本构想，宣告了“美洲体系”的诞生，把“美国孤立”(美国不介人欧洲的战争与政治)发展为“美洲孤立”(欧洲不得干涉美洲)。就当时的环境而言，宣言对互不干涉原则和非殖民原则的倡导既有助于维护拉美国家的独立，也有助于打破殖民主义和殖民体系的牢笼。

二 影响美国早期对拉美政策的主要因素

    随着国力的增长，美国的对拉美外交政策逐渐走向清晰。在处理海地革命时，美国外交政策一度出现反复。这在相当程度上是美国国力不足所带来的结果。时至19世纪20年代，美国己经立国近半个世纪，国力较建国初期有显著增长。人口保持快速增长，大众对国家的认同度上升。新领土的获得和“西进运动”带来新的资源和消费需求，国内市场不断壮大。第二次美英战争(1812-1815年)表明，美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地位已经无可动摇。这场战争使美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美国开始致力于扩大在西半球的影响力，试图在重大问题上更为明确地展现自己的立场。

    在西半球秩序发生大变动之际，美国希望携手拉美国家，共同构建“美洲体系”以达成地区形势的稳定。西半球“集体孤立”在很大程度上是“两个半球”观念的产物。在15世纪后期，西班牙和葡萄牙缔结《托尔德西亚斯条约》( Treaty ofTordesillas )，从而推动欧洲外交形成“两个半球”的观念。在17世纪和18世纪，欧洲外交遵循的一个原则是:欧洲是一个世界，美洲是另一个世界。在美洲发生的海上盗抢、陆地劫掠或殖民地之间的战争均不得影响欧洲母国之间的和平与友好;欧洲国家之间的冲突或战事也不应妨碍这些国家的美洲殖民地之间的关系。美国人眼中的“两个半球”代表着新旧两个世界，美洲所在的“新世界”与欧洲所在的“旧世界”存在地理的相对隔绝，也就有着截然不同的利益。美国的开国元勋们针对美国国势弱小的状况，力行孤立主义，谋求在相对孤立的地缘环境中实现稳定发展，避免卷入纷繁复杂的国际冲突，特别是欧洲国家间的冲突。在拉美国家独立之后，美国试图把一国的孤立升级为西半球国家的“集体孤立”，营建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

    美国更希望西半球秩序的变动能够推动共和制的大发展，以便维护其基本政治利益。在建国之初，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共和国，处于欧洲专制国家的包围之中，被视为国际社会的异类。美国人认为，在这样一个专制世界里，美国共和体制的命运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世界其他地区共和制的成长与发展。1792年，美国承认法兰西共和国。这是它首次承认一个新政府。它希望一个共和制的法国能够成为美国反抗君主国家(例如英国)的盟友。因此，当拉美独立运动催生一批共和国之后，美国本能地倾向于承认它们的独立地位，并试图阻止欧洲专制政权对其进行干涉。

    美国的早期拉美政策带有意识形态的深远影响。美国的初建者自视为“上帝的选民”。在他们看来，这个国家注定比世界其他国家更为完美。作为一个在革命中诞生的国家，美国具有“革命国家”所普遍具有的输出革命的激情，希望把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和民主制度推广到全世界。时任国务卿亚当斯认为，美国应当成为“自由灯塔”，成为所有自由斗士的榜样。因此，美国对拉美独立运动和新生的拉美国家抱有天然的同情。在西属美洲独立运动爆发后，美国给予革命者或明或暗的支持。当独立运动受挫时，许多美国人感到震惊。在他们看来，殖民主义在拉美的复辟将是对美国人在1775年所开创事业的一次沉重打击。也正因为如此，在19世纪20年代，许多欧洲人眼中的美国是一支对既有秩序构成威胁的激进力量。在西属美洲爆发独立运动之后，欧洲君主们纷纷指责美国向南方世界输出革命。

    在制订对拉美政策的过程中，美国充分利用了大国之间的矛盾分歧，力求有所作为。作为世界霸主的英国是影响西半球格局变动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可以认为，英国和美国在构建西半球新秩序的进程中拥有两项共同利益:第一，两国都希望打破西班牙和葡萄牙在美洲的殖民统治和贸易垄断，获取新的市场机遇;第二，两国要求维护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体系解体之后形成的新现状，防止其他欧洲强国借机在西半球扩张势力。这种共同利益促使美英两国围绕拉美形势进行一系列外交协调。美国在1818年提议，两国采取共同行动，承认拉美国家独立。尽管英国回绝这一提议，美国却意识到，英国无意干涉拉美，也反对欧洲列强干涉拉美。对英国而言，任何欧洲列强在西半球攫取殖民地或扩大势力，都会损害欧洲均势，进而危及英国自身的安全。没有英国的支持，其他欧洲列强便难以跨越大西洋对美洲进行干预。这一关于欧洲列强之间分歧的判断成为美国率先承认拉美国家独立和发布“门罗宣言”的重要依据。

    没有英国或其他欧洲列强的支持，衰落之中的西班牙难以制约美国。当时，它制约美国的主要手段是佛罗里达土地的归属。1819年2月，两国达成《亚当斯一奥尼斯条约》( Adams-Onis Treaty ) ,确定佛罗里达领土属于美国。但是，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七世迟迟不予批准。1820年4月，西班牙驻美国公使提议，美国以承诺不承认新生拉美国家为条件，换取西班牙批准这一条约。美国拒不接受，并持续施加压力，迫使斐迪南七世在1820年10月批准该条约。次年2月，两国正式换约。佛罗里达落入美国手中，西班牙也就丧失制约美国的主要手段。

    美国的早期对拉美政策是门罗政府集思广益、广泛讨论的成果，杰出政治家约翰·昆西·亚当斯为这一政策留下深刻的个人烙印。1823年，英国有关英美两国就西属美洲形势发表联合声明的提议在美国引发一场外交政策的大辩论。前总统杰斐逊、麦迪逊等政坛元老和以陆军部长约翰"C.卡尔霍恩为代表的政府高官都支持与英国合作，国务卿亚当斯却坚决反对。这位美国第二代精英是一位比先辈更为旗帜鲜明的民族主义者，在外交政策上更强调国家尊严与独立行动。他认为，美英两国缺少一致行动的基础;从长远看，英国才是“美洲体系”的更大威胁。因此，亚当斯反对任何屈从于英国立场的做法，认为美国不应像一艘“小艇”那样尾随在“英国战舰”之后，而是要保持独立行动。最终，门罗总统接受亚当斯这一颇具胆量和远见的主张。“门罗宣言”以门罗总统冠名，却不是他的个人作品，而是一项集体成果。它是对独立革命以来逐渐形成的一系列重大政治原则兼收并蓄，综合体现这一时期美国政界对世界事务和地区形势的判断。

三 美国的基本经验和教训

    从风险与收益的视角看，美国率先承认拉美国家独立和单方面发布“门罗宣言”的做法具有相当程度的风险。由于风险因素得到控制，美国最终获得的收益超过风险成本。

    美国对拉美政策的风险表现为以下几点。一是拉美独立战争的决胜时刻尚未到来。美国在1822年3月正式承认拉美5国的独立，但此时距离拉美独立的决定性之战—阿亚库乔战役(1824年12月)还有两年多的时间。美国在英国之前承认拉美国家独立，将不得不单独面对来自西班牙的敌视。二是“门罗宣言”包含十分明显的排挤欧洲势力的意图，可能将美国置于与整个欧洲相对抗的位置。实际上，欧洲各国拒不承认“门罗宣言”的合法性，认为它不过是暴露美国的野心。三是“门罗宣言”试图对英国进行牵制，可能引发英国的反制。坎宁认为，宣言反对欧洲在西半球获取新的殖民地，实际上带有限制英国的意图。

    事实表明，美国对于当时的国际形势有着较为准确的判断。一方面，拉美国家已经掌握战场主动权，基本上具备了生存能力;另一方面，欧洲列强在诸多分歧的牵制下，无法以武力干涉拉美。同时，美国采取较为克制的做法，没有以对抗行动挑战英国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避免激化与英国因为“门罗宣言”而引发的矛盾。

    美国获得的收益包括:第一，美国的做法有力地增强了拉美国家对它的好感和信任，为今后发展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取得主动权;第二，在美英竞争的背景下，美国成功保持外交行动的独立性，没有沦为追随英国的“小伙伴”，为未来的大国外交铺垫了基础。

    从地缘政治视角看，美国的早期拉美政策加速了欧洲在美洲殖民统治的崩溃，为改善它的周边环境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立国之初，美国被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的殖民地包围。这就意味着，欧洲的重大冲突很可能通过这些殖民地传导给美国，破坏它的孤立主义政策。因此，美国乐见拉美国家的独立，希望由此缓和来自周边地区的压力。随着西属美洲殖民地独立运动的完成，美国的西南方邻国从西班牙转变为实力更为弱小的墨西哥，而这一方向恰恰是美国未来领土扩张的主攻方向。墨美之间的冲突或战争是在美洲国家之间进行，不易像美西冲突那样引发欧洲列强的介人或干预。

    拉美的独立使美国在西半球获得广阔的活动空间，从而可营建一个作为战略依托的“美洲体系”。在地缘上，美国和拉美国家都属于西半球国家;在政治上，它们都是共和体制的实行者;在外交上，都反对殖民主义和外来于涉。这就使美国和拉美国家结成“命运共同体”，成为抗衡欧洲的潜在合作伙伴。在这一过程中，美国逐步排除传统的欧洲殖民势力，由“美国孤立”发展为“美洲孤立”，最终形成一个高度有利于己的侧翼或“后院”。

从历史演进规律的视角看，美国制订具有后殖民时代色彩的拉美政策，为建构美拉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独立战争、拉美独立战争以及法国大革命共同构成第一次全球性的革命运动。革命风暴横扫英国、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统治，美国、墨西哥、巴西等一批新兴民族国家由此诞生，从根本上改变美洲在世界政治体系中的地位。相似的历史经验(曾长期遭受殖民统治)和相近的发展阶段(刚刚摆脱殖民统治、赢得政治独立)使美国和拉美国家都反对殖民主义和外来干涉。“门罗宣言”在相当程度上是这种共同政治诉求的体现。它提出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外来干涉等具有时代先进性和号召力的观念，试图以“美洲体系”替代“欧洲中心”论，有力地增进了美国与拉美国家的相互认同。也正因为如此，“门罗宣言”得到拉美国家的积极回应。哥伦比亚副总统桑坦德(Francisco de Paula Santander)向美国提议，讨论结盟的可能性。墨西哥也在1825年向美国提出类似的结盟建议。巴西的起义者在1824年致函美国政府，引用“门罗宣言”，要求美国派遣舰队前往累西腓港，以平衡英法两国军舰造成的威胁。

    美国和拉美国家还有着共同的经济诉求:促进自由贸易的发展。美国独立以来200年间的外交史可以概括为:推动建立一个基于开放竞争的世界。在美国看来，这样一种竟争格局可以取代殖民主义世界，打破充斥当时世界的诸多经济限制，进而消除这类限制可能引发的战争。拉美在殖民地时期已经融入世界经济贸易体系，但宗主国的重商主义政策限制了它的经济发展。在西属美洲殖民地独立运动期间，许多领袖人物都主张实现完全的自由贸易。因此，拉美在19世纪的最重要经济决策就是执行自由贸易信条。正是基于这一共同需求，美国和拉美国家都赞同以和平与贸易为特征的国际新秩序替代以战争与结盟为特征的国际旧秩序。

    美国为推进拉美政策而争取霸权国(英国)的谅解和支持，但力求保持行动的独立性，从而能够抢占发展对拉美关系的先机。英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拥有最为强大的海军。包括玻利瓦尔在内的拉美独立运动领袖普遍有着亲英情绪，把英国视为独立斗争的奥援。但作为欧洲国家，英国在考虑和处理拉美问题时，往往受到欧洲政治局势和政治理念的羁绊。英国和西班牙在拿破仑战争期间结成盟友。这种盟友关系意味着英国只能在西班牙和革命者之间保持中立，以维护欧洲阵营的团结。就观念而言，无论是英国国王乔治四世，还是执政的托利党人，都不赞同反抗宗主国统治的革命行动和共和体制，担心拉美独立运动可能在英属殖民地引发连锁反应。因此，英国拖延到1824年12月才对拉美国家采取外交承认行动(承认哥伦比亚和墨西哥为独立国家)。与之相较，美国作为西半球国家，能够对本地区局势的变动作出更为果断的应对，不但在外交上承认新独立国家，还提出具有时代先进性的政策主张，从而占据道德高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力不足导致的外交被动。

    美国早期对拉美政策的最引人注目之处就是“门罗宣言”，但它恰恰也是这套政策的弱点所在。美国在宣言中提出西半球地区秩序构想，却并不具有落实这一构想所需的绝对实力。因此，当哥伦比亚、墨西哥、巴西等拉美国家提出结盟要求时，美国借口实行孤立主义而予以回绝。欧洲列强并未把宣言视为真正的挑战。英国在1833年武力占领马尔维纳斯群岛;法国在1838年干涉墨西哥，炮轰韦拉克鲁斯;西班牙在1861年重新兼并多米尼加，并一度占领秘鲁的钦察群岛。这些案例意味着宣言主张的“非殖民”原则和“互不干涉”原则都受到违背，但美国并未采取具有实质意义的反制行动。欧洲列强真正畏惧的是掌握大西洋制海权的英国。没有英国的允许，就不会有欧洲列强大规模入侵拉美的危险。

    在美国史学家看来，从1826年到美国内战结束，美国对拉美的兴趣并不浓厚。在这一时期，“门罗宣言”在美国外交中的实际作用十分有限。詹姆斯·波尔克总统(1845一1849年)是第一位援引“门罗宣言”相关原则的美国总统。1845年，他援引这项宣言，警告英国和法国不要干涉得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的归属。但是，其后的美国政府并未循例运用。美国内战(1861一1865年)结束之后，时任国务卿威廉·亨利·西沃德(William Henry Seward )警告法国，要求它停止武装干涉墨西哥，但他没有明确援引“门罗宣言”。直到南北战争结束之后，“门罗宣言”的这些原则才被挖掘出来，演变为门罗主义。到19世纪末，随着美国国力的急速增长，门罗主义得到扩展，由消极转向积极，甚至具有侵略性。

四 对中国的启示

    美国抓住西半球格局大变动带来的机遇，积极作为，不但率先与拉美国家建交，还提出自己的西半球秩序构想，为未来深度介入拉美事务铺垫基础。就客观条件而言，它具有独特的地理优势(与拉美国家同处一个半球)，具有发展对拉经济、社会关系的天然优势。就主观而言，它在变局面前能够整合朝野各派力量，从而形成对拉外交决策的合力。同时，它审时度势，能够抓住和利用大国之间的矛盾，开辟对拉关系的活动空间。在处理与霸权国(英国)关系时，美国不但注意政策协调和利益妥协，还不失时机地为自己争取更大的主动权。

    美国的早期对拉美政策在获取风险收益和塑造地缘环境方面都有可取之处。尤为令人称道之处是，美国顺应当时的历史发展大势，提出带有后殖民时代色彩的政治主张。“门罗宣言”以“互不干涉”原则捍卫西半球国家的自决权利，以“非殖民”原则冲击殖民体系，以“美洲体系”取代传统的“欧洲中心”观念。这些具有时代先进性和普遍号召力的主张使美国的早期拉美政策站在一个较高的起点，有力地增进了美国与拉美国家的相互认同，成为它们建构一个“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基础，也使美国在与欧洲的竞争中抢占先机。

    当下的中国有着远远超过19世纪初期的美国的实力和国际地位。在21世纪初，中国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全球最大的新兴市场和主要的经济发动机，正在从一个地区性大国转变为一个全球性大国。

    伴随实力地位的变化，中国越来越重视拉美在中国外交中的作用。中拉关系在近十几年实现跨越式发展，双边经贸额迅速上升，拉美的市场和资源对中国长期发展的重要作用不断凸显。在新兴国家整体崛起的国际背景下，中国和拉美之间的南南合作越来越具有战略意义。一方面，这一合作有助于中国开拓经济空间，为实现可持续发展争取良好的外部条件;另一方面，有利于中国和拉美形成合力，相互促进，实现共同发展。

    中国发展对拉美关系所要面对的挑战是:对该地区的认知以及与该地区的联系仍然薄弱，中拉关系的主要驱动力是经贸关系;历史上从未深度介入拉美地区内部事务，尚未得到该地区国家的充分理解和信任;相较于经贸政策，中国对拉美关系的其他领域以被动反应式的政策居多。未来，随着中国在该地区经济影响力的上升，中国势必需要提升自身对拉美的政治安全影响力，以更大的深度介入该地区事务，以便能够有效维护自己的利益。

    如何发展对拉美关系已经成为中国外交面临的重大考验。在谋划对拉关系战略时，中国可以借鉴美国早期发展对拉关系的经验，谋求构建一个由自己和拉美组成的“命运共同体”。美国的经验表明，这一共同体应当植根于共同诉求。这些共同诉求来自于共同的身份，必须具有相当的先进性，能够占据时代的制高点。

    对于中国和拉美，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诉求不仅来自经贸合作需求，还来自它们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属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是当今时代的两大阵营，它们之间存在着难以弥合的距离感和对立意识。中国和拉美国家虽然具有不同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却同属发展中国家，处于相似的发展阶段，承担着实现现代化的历史重任。这种共性使中国和拉美国家能够相互理解和克服政治理念的分歧，为改变不公平和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而共同行动。具体而言，在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的背景下，中国和拉美国家都强烈呼唤改变既有的国际规则，改变发达国家控制和主导国际治理机制的状况，推进南南合作，捍卫自身权益，独立自主地探索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当今时代，发展中国家的进步与成长无疑是最具先进性的观念。这种观念既是世界各国的民心所向，也是新文明秩序的重要标准和符号。基于这一先进观念的中拉合作无疑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为推动“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中国需要形成强有力的政策工具，集中阐明发展对拉美关系的一整套带有前瞻性的指导原则。而且，这类政策工具必须与中国对外政策的大框架相一致，唯其如此，它才能够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和生命力。

                            (责任编辑 高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