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国家行动党是墨西哥政党政治崛起的产物，是国内政教斗争的结果，是保守势力对墨西哥激进政治的直接反应。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国家行动党人”推动该党实现从大众型政党向全方位型政党的转变。它的长期斗争推动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也使该党成为这一进程的受益者，最终得以执掌国家政权。2000年以来，它连续执政12年之久，但未能在深化经济改革方面取得突破。其原因在于，一方面，相对较弱的政党实力抑制了两届国家行动党政府的行动能力;另一方面，该党是中上阶层的代表者，是现行体制的受益者，因而更多地倾向于扮演一个守成者而非强势的改革者，在改革方面难以有所建树。再度在野之后，国家行动党面临如何深化政党模式转型的艰巨任务。

关键词 墨西哥 国家行动党 基督教民主主义 大众型政党 全方位型政党

    国家行动党(PAN)是墨西哥三大政党之一。建党70多年以来，它逐渐从一个边缘化的小党成长为墨西哥政治进程的主角之一;它曾在威权体制下长期充当“忠实的反对党”，也曾连续执政12年之久;它曾为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付出持续的努力，也是这一进程的受益者和守成者。再度在野之后，国家行动党面对着如何深化政党模式转型的艰巨任务，这需要它打破自身在扩大选民支持和设置选举议题方面的“瓶颈”，开辟更大的选举政治空间。

一 国家行动党的兴起

    1939年，以曼努埃尔·戈麦斯一莫林(Manuel Gomez一Morín )为首的一批天主教活动分子、私营工商业者和专业技术人员共同推动成立了国家行动党。它的成立主要归因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国家行动党是墨西哥政党政治崛起的产物。直到20世纪初，墨西哥一直没有形成组织严密、具有较强行动能力的政党。长期活跃于政坛的自由党和保守党不是严密组织的政党，而是基于政治强人的松散政治联合体。

墨西哥革命(1910~1917年)使政党政治作为个人独裁统治的对立物崛起于墨西哥政坛。这场革命摧毁了波菲里奥·迪亚斯的独裁统治(1876-1911年)。革命政府试图组建一个强大的政党，以便协调各方利益、巩固执政联盟和捍卫革命成果。在卡列斯总统的推动下，墨西哥国民革命党(PNR)在1929年成立，后更名为革命制度党( PRI )，并连续执政71年之久。同时，革命政府希望把其他各派政治力量和利益团体引入政治体制之中。在革命结束之后，墨西哥国内政局一直动荡不安，损害了革命政府的执政地位。因此，革命政府开始改变一味敌视、打压反对势力的做法，希望与其达成必要的妥协，将其转化为体制内的行为体。卡列斯在成立国民革命党时就指出，墨西哥应当有一个制度化的反对党。这一官方立场为国家行动党的成立提供了必要的政治基础。

    第二，国家行动党是墨西哥政教斗争的结果。在殖民地时期的墨西哥，天主教会一直是与世俗权力体系相平行的精神权力体系，享有广泛的特权。独立之后，历届自由派政府不断限制与保守派势力关系密切的天主教会。墨西哥革命催生的1917年宪法包含大量限制教会权利的规定:国家实行严格的政教分离;教育完全由政府控制，教会不得插手;教会不得拥有不动产;教会和宗教团体必须得到政府批准。这样，天主教会被彻底剥夺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权力，受到世俗政府的严格控制。卡列斯政府(1924一1928年)开始遵照宪法实施严厉限制天主教会的措施，导致政教矛盾激化。 1926-1929年期间，天主教徒掀起一场大规模的、长时间的“基督战争”，这场叛乱造成严重的人员死伤和巨大的物质损失，迫使双方寻求妥协。30年代末，墨西哥政教关系终于得到缓和。作为政治妥协，政府给予天主教会必要的认可，天主教会则承诺不再支持天主教徒叛军。

    国家行动党正是在这样一种政教关系趋于缓和的背景下宣告成立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天主教会和天主教徒的政治代言人。党的创建者希望国家尽快结束墨西哥革命以来的动乱，以合法方式挑战革命制度党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地位，以和平途径实现对国家的改造。

    第三，国家行动党是保守势力对墨西哥激进政治的直接反应。20世纪30年代，墨西哥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剧烈冲击，工农运动出现高涨。卡德纳斯总统在执政期间(1934一1940年)大力推动土地改革和国有化，满足下层民众的政治经济需求。以私营工商主、教会、地主为代表的保守势力对此抱有强烈的不满情绪。

    国家行动党的缔造者们既反对社会主义，也反对自由主义，认为自由主义高度强调个人目标的实现，损害了家庭、城市和行会的地位。戈麦斯一莫林希望墨西哥走上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不受“左”或“右”的限制，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和社会改良。

    综上所述，国家行动党是教会和私营工商业者的联合体，是反对派制衡革命制度党的直接表现。它接受宪法秩序，但拒绝接受革命制度党垄断政权。在墨西哥现代政治史上，它被视为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反对党。它的成立就是要挑战墨西哥革命的一些关键成果，例如土地改革、国家控制教育和教会完全服从国家。因此，党的纲领高度强调私营企业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作用，主张国家促进私营部门的发展;主张实行土地私有制，反对土地改革;捍卫宗教信仰自由和公民在教育领域的自主权。

    国家行动党在成立之初及此后很长时间里都难以对垄断政权的革命制度党构成真正挑战。戈麦斯一莫林等人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国家行动党难以在短时间内击败革命制度党，只能从边缘地区入手，从地方政治做起，在基层扩展党的影响力，通过政治参与逐步创造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实践证明，这一策略是有效的。而那些个人魅力型领导人、试图在总统选举中依靠一次全民公决式的投票击败革命制度党的政治派别都无一例外地失败了。

    国家行动党在1943年首次参与全国选举。1946年，该党4名成员成为墨西哥革命后第一批来自反对党的国会众议员。1947年，曼努埃尔·托雷斯·塞拉尼亚成为该党的第一位市长。自1946年起，该党候选人参加历次总统选举(唯一的例外是1976年)。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是革命制度党的最主要竞争对手。但从总体看，国家行动党难以真正对革命制度党的主导地位构成威胁。

二 政党模式转型与新发展

    国家行动党在其发展进程中，实现与国家发展进程相适应的政党模式转型，逐步从大众型政党转向全方位型政党，并获得转型赋予的新动力，从而在20世纪80年代末崛起于墨西哥政坛。

    早期的国家行动党具有大众型政党的主要特征。它脱胎于公民社会，通过动员、组织先前被排除在国家政治过程之外的社会群体(天主教徒和私营企业主)而建立起来;大力吸收具有较高同质性的党员，培育较为稳定的选民基础;从一开始就具有明确的党章，对党的组织方式和决策程序作出正式规定;党的领导人通过制度化渠道推举产生。这种做法的不足之处在于，党的组织形态较为保守，选民基础较为狭窄，政治主张难以对传统支持者以外的群体产生吸引力。

    20世纪70年代以来，墨西哥的政治经济形势发生显著变化，为国家行动党的转型注人动力。

    转型动力之一:随着进口替代工业化进程丧失活力，墨西哥的社会矛盾日益加剧，精英阶层分化加剧，一批精英人士由此加入该党。为缓和社会不满情绪，埃切维里亚政府(1970一1976年)采取一系列具有激进色彩的措施，例如征用土地、支持工人罢工和批准成立新的左派政党。工商界对政府的做法极为不满。墨西哥在20世纪80年代爆发的经济危机进一步加剧了精英集团的内部分化。波蒂略政府(1976一1982年)实行银行国有化和比索贬值，工商界人士因此丧失对革命制度党的信心，不但中小工商业者纷纷倒向国家行动党，原本与执政党关系密切的大商人、大银行家和大企业家也开始转向支持该党。国家行动党对此作出积极反应。早在70年代，时任国家行动党主席的何塞·安赫尔·孔切略大力倡导构建一个开放的政党，不仅吸引那些虔诚的天主教徒，还要更多地吸引那些不满埃切维里亚的工商界人士。

    转型动力之二:随着墨西哥民主化进程的加速推进，选举政治的作用日益凸显，推动国家行动党采取与此相适应的转变。从1920年以来，墨西哥不间断地举行选举。这种延续性甚至超过法国、意大利、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多轮政治改革使墨西哥选举体制逐渐摆脱政府或革命制度党的控制，选举政治的作用日益凸显，党派之间的选举竞争日趋激烈，选民的需求开始受到更多的关注。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实施和革命制度党一党统治的解体，使墨西哥选民变得更为中立，较少依附于某个党派。政党竞争的基础从代表能力转变为政策效果。要想赢得选举，政党就必须提出有针对性的选举议题、形成具有吸引力的选举纲领，以便争取更多选民尤其是中间选民的支持。

    大批来自工商界的新党员被称为“新国家行动党人”。他们具有较为开阔的视野、较为充裕的资金和较为广阔的社会关系网络，迫切希望对国家发展进程施加影响力，以保护自身利益。在经济上，他们赞同自由市场经济(党内传统派不认同这种经济发展道路);在政治上，他们不满足于党在国家政治中扮演“精神反对派”，而是高度重视选举，愿意为赢得选举作出必要的政治妥协。这股新生力量为国家行动党注入新的战斗精神，推动党逐步转型为一个全方位型政党，也就是不再把斗争焦点集中于一般性政治原则或宏大的意识形态问题，而是力图通过选举议题的设置(例如民主、公正选举和反腐败)，争取尽可能多的选民支持，以便在激烈的选战中实现得票数的最大化。

1987年2月.“新国家行动觉人”路易斯·阿尔瓦雷斯当选党主席(1987-1993年)。他大力改组党的全国执行委员会，吸收一批“新国家行动党人”加入并取得在党内的主导权。新晋者之中包括后来代表该党参加1988年总统选举的曼努埃尔·克洛德尔，而他正是比森特·福克斯的政治领路人。

    在“新国家行动党人”的推动下，国家行动党开始向着全方位型政党转型。具体而言，党越来越淡化意识形态的作用，而是高度重视选举政治的作用，力求设置具有广泛吸引力的选举议题;有意识地把政党竞争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以确保各党能够共存和共享资源;党组织变得更为开放，党不再依赖党员筹集经费;党不再充当维护特定社会群体利益的“斗士”，而是转变为联结公民社会和国家的中间人，尽可能地争取来自各阶层、各群体的支持。

    表现之一是，在选举议题上，“新国家行动党人”设置民主化、反腐败、自由市场经济、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加强私营部门作用等议题，声称这些主张能够真正破解国家面临的发展困境。

    表现之二是，在斗争方式上，他们改变本党以往那种“静悄悄”的斗争方式，转而采取包括静坐、绝食、封锁道路、抵制选举等非暴力的“直接行动”或“公民反抗”示威方式，公开挑战执政党。1986年，国家行动党指责执政党以舞弊方式获得奇瓦瓦州州长选举的胜利，为此举行了一场大规模抗议活动，得到了来自天主教会、教师组织、农民组织和左派政党的广泛支持。这场大规模抗议活动使国家行动党吸引了全国乃至世界的注意力，极大地提升了它的声誉。

    表现之三是，在经济发展理念趋同的背景下和选举政治的带动下，“新国家行动党人”不反对与执政党进行政治合作。这一立场明显有别于该党以往那种与革命制度党进行“永恒斗争”的做法。20世纪八九十年代，该党的国会议员们与萨利纳斯政府(1988一1994年)进行紧密合作，帮助政府顺利出台一系列重大改革法案。1992年，为争取国家行动党支持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萨利纳斯政府同意修改宪法。修改之后的宪法不再禁止带有宗教属性的政党参政。这就意味着国家行动党不必再掩饰它与天主教会之间的关联，最终得以在1998年加入“基督教民主党国际”( CDI )，明确它作为基督教民主党的属性。

表现之四是，党的经费来源由党费或捐赠转变为国家补贴。1990年，墨西哥颁布新的《选举法》。国家向包括国家行动党在内的合法政党提供公共资金，使它们保持自治性，而不必依赖外部资金。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行动党依靠这种选举、抗议和合作并行的策略，向选民证明自己能够成为取代革命制度党的可靠政治选择。更为重要的是，它通过一系列关键领域的合作或默契，显示自己能够与革命制度党达成妥协，甚至建立某种合作关系，对它确立的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有较高的认同度，并承认该党在长期执政期间形成的特殊利益。

    上述因素使得国家行动党在20世纪80年代末崛起，并赢得一系列选举重要的胜利。1989年，埃内斯托·鲁福·阿佩尔当选下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成为该国在1929年以来首位来自反对党的州长。1991年该党首次获得参议院席位。在萨利纳斯政府时期，它还赢得瓜纳华托州、圣路易斯波托西州和奇瓦瓦州的州长职位。在塞迪略政府时期(1994-2000年)，它赢得哈利斯科州、瓜纳华托州、克雷塔罗州、新莱昂州和阿瓜斯卡连特斯州的州长职位。同时，它还赢得许多重要城市的市长职位。

    2000年，国家行动党迎来政治生涯的高峰，其候选人福克斯击败革命制度党候选人拉瓦斯蒂达和另一主要党派民主革命党(PRD)的候选人夸特莫克·卡德纳斯，成功当选总统，终结革命制度党保持71年之久的执政地位。事实表明，此次选举的重点不是各党派社会经济主张的异同，而是革命制度党的霸权地位是否还能延续。福克斯迎合主流民意，把竞选主张集中于终结革命制度党的政治垄断地位以及打击一党执政导致的腐败。对于社会中下层，他倡导的反腐败、民主化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对于精英阶层，他的当选意味着墨西哥的基本经济社会架构不会因为政党轮替而发生重大变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国家行动党得以使本党的支持最大化和阻力最小化，最终在建党61年之后获得执政权。

三 国家行动党的执政成效

    由于政党力量对比、民意基础和政治体制结构方面的限制，国家行动党在执政期间可回旋的政治空间较小。从总体看，这两届政府均基本遵循前几届政府的大政方针，为现行发展模式充当“看门人”。由于自身力量的限制，国家行动党无力推动国会通过重大经济改革所需的法案，也就未能在深化经济改革方面取得突破，原因如下。

    其一，执政党在国家政党格局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2000年以来，墨西哥形成国家行动党、革命制度党和民主革命党三党鼎立的格局。国家行动党之所以能够在2000年成为执政党，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墨西哥民主化进程的大潮，而非自身实力已经全面超越革命制度党。在实际执政过程中，它没有获得单独主导政局的优势，不得不面对反对党尤其是革命制度党的掣肘。尽管革命制度党失去了“一党独大”的地位，但依然是毫无争议的墨西哥第一大党，也是唯一在各州都有着显著政治影响力的政党。同时，革命制度党在国会两院的席位数虽然或有增减，但始终处于前三名。更重要的是，它控制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多个关键委员会，能够对联邦政府的财政拨款施加影响力。2009年以后，它更成为众议院第一大党(见表1)。这意味着它不仅能够独力否决卡尔德龙政府提交国会的议案，还能扩大它所控制的各个国会委员会(例如预算委员会、新闻委员会、广播和电视委员会、农业委员会、国防委员会、水利委员会)的预算，进而把这些资金用于那些有利于提升其选举优势的事项。此外，该党还长期控制半数以上的州长职位。2011年，它控制32个州长职位之中的20个。

    其二，福克斯和卡尔德龙的总统选举得票率较低(见表2)，通过选举获得的合法性不足。其中，卡尔德龙的得票率仅为35.9%，相较于第二名，他的领先幅度不到1%。这种微弱优势使卡尔德龙政府的合法性受到反对党的公开质疑。

    其三，墨西哥的州权在民主化之后出现显著上升，直接挤压联邦政府的政治空间。在联邦体制下，各州具有相对独立的自治权。当州长职位被反对党控制时，除非联邦政府政策举措有利于该州的利益，否则该州完全可以对联邦的政策置之不理。

    在上述因素的作用下，福克斯政府和卡尔德龙政府不得不依靠政党共识推进重大改革，但是党派利益之争和意气之争屡屡阻碍共识的形成。在推进重大改革时，福克斯总统和卡尔德龙总统在国会遭到反对党的频频阻挠，即便这些改革是完善现行发展体制所必需的。福克斯总统的能源改革和财税改革方案均遭到国会否决;卡尔德龙总统的选举法修改方案在2009年获得参议院的批准，但在众议院遭到革命制度党党团的强烈反对，最终被否决。卡尔德龙政府只是在执政末期，依靠政党间的妥协，才得以在2012年推动国会两院批准《劳工法》修改草案。这是该法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受到的最大幅度修改。没有革命制度党(国会第一大党)的支持，这项草案不可能获得通过。而该党之所以采取支持态度，是因为它的总统候选人恩里克·培尼亚·涅托即将在12月就任总统，需要国家行动党在国会支持其能源改革议程。

在塑造执政党和政府关系方面，国家行动党为墨西哥作出了开拓性的尝试。在革命制度党执政时期，墨西哥曾形成执政党和政府高度紧密结合的“党国体制”，执政党占据和滥用国家资源的做法招致普遍不满。在福克斯政府和卡尔德龙政府时期，执政党和政府形成一种较为均衡的关系。一方面，总统保持着相当的独立性，不轻易受到党派属性的影响;另一方面，执政党不再是总统权力的附庸，保持着基本的自主权。

        福克斯总统与执政党的关系较为疏远，党派属性并不是他进行决策的首要依据。福克斯个人拥有巨大能量，能够依靠个人关系网络筹集竞选资金和吸引支持者。因此，他对党的依赖程度较低，甚至经常挑战党的最高领导层。在国家行动党中央领导层看来，福克斯像是一个“来自北方的野蛮人”。在竞选总统期间，福克斯力求提高竞选团队的代表性和广泛性，因而构建一个跨党派竞选组织“福克斯之友”，吸收来自各个领域的成员，而不是仅仅依靠国家行动党的力量。当选总统之后，他强调组建一个跨党派的政府，而非完全由执政党党员组成的政府。因此，他的政府之中既有卡斯塔涅达这样的独立人士，也有反对党政治人物。

    总统不能凌驾于执政党之上。总统不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党的中央领导层保持对党内事务的决定权。党的总统候选人通过初选产生，其人选并不体现总统的意志。2006年，曾任福克斯政府能源部部长的卡尔德龙在初选中击败得到总统偏好的圣地亚哥·克里尔。2012年，曾任卡尔德龙政府教育部部长的何塞菲娜·巴斯克斯·莫塔在初选中战胜得到卡尔德龙总统支持的埃内斯托·科尔德罗。

四 问题与挑战

    国家行动党的成长和发展深深植根于墨西哥社会，它对国家历史发展进程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它的历史贡献在于推动墨西哥的民主化进程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在威权政治时期，它是体制内最重要的反对派力量;在结束威权统治的过程中，它使国家平稳实现民主化;在民主化之后，它以自身的执政经历为民主体制的完善提供新的借鉴。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国家行动党实现从大众型政党向全方位型政党的转变，积极适应国家政治进程的新变化。同时，它也成为现行体制的直接受益者，国家的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高度吻合它的需求。墨西哥当代选举政治的一系列突破都是由国家行动党实现的。2000年，它更是成为墨西哥历史上首个通过选举方式赢得执政权的反对党。

    墨西哥的民主化进程是一个由精英主导、自上而下的渐进过程。作为这一进程的重要参与者，国家行动党给其打下自己的烙印。它是现行体制的受益者，是既有利益分配格局的维护者，能够确保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战略在发生政党轮替的情况下依然得到延续。因此，它在2000年成为政党轮替的唯一选择。它的执政为墨西哥从威权主义走向民主化的进程画上一个保守主义的“句号”。

    作为执政党，国家行动党在2000一2012年连续执政12年之久。外界曾期望它进一步深化墨西哥的改革进程，最终却对它的表现感到失望。这种结果之所以出现，是因为相对较弱的政党实力抑制了两届国家行动党政府的行动能力;它作为中上阶层的代表者和现行体制的受益者，更多地倾向于扮演一个守成者的角色而非强势的改革者角色。

    对于全方位型政党，相互竞争的基础是政策成效。福克斯政府和卡尔德龙政府都希望依靠经济增长带来的“涓滴效应”增加就业、改善社会收入分配状况。然而，当改革方案无法获得通过时，它们也不知道如何为经济增长注入动力，其改善收入分配、提高穷人收入的承诺自然也就难以兑现。两届国家行动党政府均未取得有说服力的政绩，党在2012年大选中的不利处境就完全在意料之中。在面对另一个全方位型政党(革命制度党)的选举竞争时，国家行动党的表现可谓平庸。在选举议题的设置上，4名总统候选人之中只有革命制度党的培尼亚明确提出重构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这一极具挑战性的选举口号。国家行动党和莫塔都知道这项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却不敢将其转化为选举议题，也就拱手让出了总统选举的主动权。

    再度在野之后，国家行动党面对着如何深化政党模式转型的艰巨任务。它所面对的一个“瓶颈”是:如何争取传统支持者之外的选民群体的支持。本质上，该党是一个代表城市中上阶层的政党，在受教育程度较高人群、中高收人群体、天主教信徒和年轻人之中受到欢迎。因此，它面对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影响城市劳工和农民并获得他们的支持。此外，党的政治影响力仍然带有浓厚的地域性。国家行动党虽然从地方政治势力发展为全国性政治党派，但它的支持者主要分布在墨西哥的北部和中西部诸州。在南部诸州，它的影响力仍然很薄弱。

    要想吸引更多选民的支持，国家行动党就必须设置更具竞争力的选举议题。由此产生的“瓶颈”是:党如何进行自我调整，以便打破党内传统理念带给议题设置的束缚，在当前政党格局中开辟更大的生存空间。目前，国家行动党正在受到另外两大政党的挤压。实力超群的革命制度党敢于放手一搏，提出能源改革和财政改革这种具有高度敏感性的选举议题，吸引选民的关注和支持，进而赢得选举。国家行动党虽赞同实施这些重大改革，却因为实力有限而难以将其列人选举议题。另一方面，民主革命党正在加速演变。随着奥夫拉多尔退出该党，温和派将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温和派政治家马塞洛·埃夫拉德很可能代表该党出战下次总统选举。政治民主化之后的墨西哥面对着经济社会民主化的重任，民主革命党在这一领域的主张一直对下层选民具有很大吸引力。该党在社会问题上采取较为开放的做法，对自由派选民也有很大影响。它控制的墨西哥城先是在2006年成为拉美地区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城市，又在2007年立法允许堕胎。而深受天主教教义影响的国家行动党在社会问题上一贯奉行极为保守的立场，反对同性恋婚姻、堕胎和安乐死，因而难以设置相关议题和吸引非传统选民。

基于当前形势得出的判断是:在国家经济发展进程的改革攻坚上，革命制度党表现出更大的勇气和更高的行动效率，培尼亚政府在能源改革领域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果已经为该党赢得2018年总统选举抢占了先机;如果埃夫拉德领导下的民主革命党能够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方面提出好的议题，也将成为此次选举的有力争夺者。如此一来，2018年总统选举可能变成2012年总统选举的翻版:革命制度党或民主革命党占据得票率的榜首，而国家行动党以较为显著的劣势排在第三位。

    国家行动党已经尝试寻找打破限制其转型“瓶颈”的道路。2014年5月，古斯塔沃·马德罗当选党主席。他表示，国家行动党不应当继续坚持激进的经济自由主义，而应转向智利模式的基督教民主主义。换言之，该党可能在今后把更多的注意力投向社会发展和社会公正，并在这些领域设置更有吸引力的选举议题。但是，这种尝试的效果依然有待观察。

(责任编辑 刘维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