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跳水等不利形势，拉美一些经济体近年来出现了严重衰退，由此引发了政治危机和各种社会问题。

在委内瑞拉，其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连续三年处于拉美和加勒比33国的末位。总统马杜罗目前正在面临反对党联盟推动的罢免性公投，其能否涉险过关，仍是未知数。巴西则陷入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有经济学家预测，巴西经济衰退将持续到2018年。2016年4月17日，巴西众议院以三分之二多数同意启动对总统罗塞夫的弹劾程序，5月12日参议院投票决定暂停罗塞夫总统职务180天，由副总统特梅尔出任代总统。阿根廷经济一度持续恶化，通货膨胀居高不下、货币贬值严重，2016年预计仍将衰退1%左右。受此影响，变革联盟的候选人马克里赢得总统大选，新左翼在阿根廷长达12年的统治宣告终结。

人们不免要问一个问题：拉美的这些国家出了什么问题？

西班牙《国家报》评价称，拉美左翼的图腾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无情地倒下，而权力争夺显示了拉美在这场巨大的地区政治转变中面对的系统性风险。

事实上，早在2012年，麻省理工学院的阿西莫格鲁和哈佛大学的罗宾逊曾出版了《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当中有着两个截然对峙的“拉丁美洲”：一个是实行包容性制度的“拉丁美洲”，另一个是实行汲取性制度的“拉丁美洲”。前者以巴西、智利和墨西哥等国家为代表，这些国家不仅存在有效的政治集权，而且向初期的政治多元主义做出重大转变，并较为坚定地推行自由市场经济。与此鲜明对比的后者，则囊括了该地区大多数国家，既包括委内瑞拉这样典型的汲取性国家，一定程度上也包括了阿根廷和哥伦比亚这样的国家。

不过，由于两位作者使用的是2010年之前的材料，是否对当前的拉美问题仍具有解释力？要知道，拉美地区形势的变化比天气还要快。

委内瑞拉：深陷汲取性体制的恶性循环

2015年，委内瑞拉“荣膺”全球“最悲惨国家”之首――世界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国家、最严重的暴力犯罪国家、法治指数最差国家，以及最危险的投资目的地。

作为拉美地区深陷汲取性体制的典型国家，委内瑞拉的问题是过度集权，扼杀了原本就不充分的政治多元主义。查韦斯掌权后，第一步就是废除之前的宪法，代之以新宪法。利用这段时机，查韦斯主义者控制了制宪大会，并在国家权力真空期以违宪的方式瘫痪了立法权和司法权，扫除权力独占化道路上的体制障碍。

最终出台的这部《玻利瓦尔宪法》，大大削弱了立法权和司法权，增设公民权和选举权，将国家主要权力集中于总统和行政机构之手。在其执政的14年间，查韦斯四次获得国会的委任立法权，时间长达四年半之久。不少备受争议的法律都是利用这种权力颁布的。很快，新制定的宪法也跟不上查韦斯集权的脚步了，他又推动无限期连任公投，第二次修宪公投在他的操控下反败为胜。政治上的反对派要么被查韦斯体制所收买、吸纳，要么被投入监狱或流亡国外。此后，查韦斯成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以来拉美地区第一位可以无限期连任的总统，也是新左翼阵营中权势最大的总统。他一手创建的查氏汲取性体制将委内瑞拉的民主法治逼到了悬崖边。

2016年4月12日，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州奥尔达斯港市，一家遭遇停电的副食店。委政府4月26日宣布公共部门雇员改为每周工作2天、休息5天，意在促进节能，实属应对电力短缺的无奈之举。

全面去市场化是委内瑞拉汲取性经济制度的关键特征。查韦斯和马杜罗一步步将“去市场化”推向了极端，把政府权力的触角伸向各主要经济部门，用国家干预主义全面整合经济，从而导致一系列严重后果。在经济领域，其不仅推行全面的国有化，还实行严厉的价格管控。政府对市场商品价格的干预破坏了资源合理配置，导致从黄油、咖啡、牛奶等基本食品到肥皂、洗衣粉、卫生纸等生活用品，再到药品和医疗器械，均出现物资供应短缺。

此外，委内瑞拉有着全世界最为复杂的汇率系统，即使是本国人也未必搞得清楚。该国曾长期实行三级固定汇率，2016年2月18日起调整并简化汇率。放松外汇管制有利于纾缓困境，但力度过于保守，幅度仍太小，特别是与黑市的行情相比。

反对党联盟在2015年底的国会选举中获胜，马杜罗及统一社会主义党被迫承认失败。自1998年以来，委内瑞拉政坛第一次出现“分裂政府”的局面，左翼政府与右翼国会的“府会之争”成为一种政治“新常态”。双方的政治斗争从行政与立法对峙逐渐延伸到司法层面，未来很可能蔓延至包括军队在内的整个体制。目前，反对党正在积极推动针对马杜罗的罢免性公投。倘若成功，新政府很可能会改变业已实行十几年的查氏威权体制。但从目前来看，委内瑞拉依然深陷汲取性体制而难以自拔。

阿根廷和哥伦比亚：迈向更具包容性体制？

打破委内瑞拉那样的体制性恶性循环并不容易，但也不是没有可能。阿根廷和哥伦比亚两国政府及人民正在进行这样的努力。

与委内瑞拉一样，阿根廷也曾长期处于汲取性体制之下。独立之后阿根廷曾有过半个世纪的黄金时代，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但此后不久，其经济就不断走下坡路，至今也未能恢复昔日荣光。

具体来看，阿根廷黄金时代的增长原本是在汲取性制度下实现的，没有创新驱动是不可持续的。自1930年第一次军事政变，到1983年，阿根廷一直在独裁与民主之间、在不同的汲取性制度之间反复摇摆。即使在民主时期，阿根廷的政治制度也远不是包容性的。自上世纪40年代庇隆崛起以来，整个阿根廷就一直处于庇隆式民粹主义阴霾的笼罩之下。庇隆主义者借助巨大的政治机器赢得选举，通过购买选票、分配捐助、搞腐败等庇护政治和侍从主义而实现。在某种情况下，它是民主的，但又不是多元主义的民主。无论是庇隆时期还是梅内姆时期，甚或基什内尔夫妇时期，政治权力均高度集中于党及其领袖，缺少对权力行使的有效约束。因此，阿根廷的失败主要是汲取性政治制度所致，而且不是因为缺少政治集权，而是缺少多元民主。 　　哥伦比亚被视为汲取性国家，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因为该国有着长期民主选举的历史，并且历届政府均奉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政策。但由于内战不断，中央政府对许多地区缺乏控制，没有足够的政治集权。上层精英和政客们拉帮结派，与准军事组织和恶棍流氓进行幕后交易，一些准军事组织甚至接管了一些地区和政府。尽管近来哥伦比亚的政治、经济制度在许多方面日益包容，但主要的汲取性因素依然存在。换言之，尽管哥伦比亚有多元主义政治，但缺少必要的中央集权，因而经济增长不具有可持续性。

实际上，阿根廷与哥伦比亚正处于汲取性政治制度的两端。阿根廷有中央集权，而无多元政治；哥伦比亚有多元政治，而少中央集权。幸运的是，这两个国家正在试图打破束缚本国发展的汲取性制度，迈向更具包容性的体制。

去年年底，阿根廷改革派领导人马克里强势当选，终结了12年的新左翼“基什内尔王朝”。马克里政治上摈弃民粹主义，扩展政治中的多元主义因素，尽可能打造一个包括反对党在内的广泛政治同盟。经济上，取消资本和外汇管制，结束债务违约并重返国际资本市场，致力于缩减财政赤字和减少通货膨胀。

在哥伦比亚，桑托斯成功连任后，积极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展开谈判，努力推进国内和平进程。一旦哥政府与反政府军签署和平协议，长达半个世纪的内战就将终结。全国范围内的中央集权与根深蒂固的政治多元主义结合在一起，有望建立一个真正具有包容性的政治体制。

巴西：包容性体制并不保证成功

巴西是为数不多被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点赞的拉美国家。在巴西再民主化时期，以劳工党为主体的组织化工人运动和其他社会运动组建了广泛的政治联盟，促进了本国政治权力的多元化，打破了旧制度的汲取性。

必须承认，在推动巴西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劳工党的确作出了重要贡献。也正因如此，巴西人民才毫不吝惜地用手中的选票给予劳工党及其领导人厚重的回报。十四年来，巴西总统一直由劳工党人出任。该党创始人卢拉是巴西历史上第一位草根出身的总统，在任期间极有政声。就连美国总统奥巴马都要恭维他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总统，没有之一。

卢拉的衣钵传人罗塞夫是巴西有史以来的首位女总统，执政风格强硬，素有“巴西铁娘子”之称。她在任期间的支持率曾经一度超过政治导师卢拉，但受经济衰退、违反预算法、涉嫌贪腐等负面事件所累，她的支持率呈现断崖式下跌，成了最不受欢迎的总统之一。在政治斗争的推波助澜下，罗塞夫正在面临被弹劾的命运。目前，参议院首轮投票决定暂停罗塞夫履职180天。这不仅让她基本无缘8月的里约奥运会开幕式，也几乎决定了她终将黯然去职。

很多人不免疑惑：既然巴西已是包容性体制，何以也陷入如此境地？换言之，如果说汲取性体制必将导致国家失败，那么，包容性体制是否就一定能够保证国家走向成功？在笔者看来，包容性体制只是一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远不是充分条件。除了包容性体制之外，一国的长期发展还需要其他方面的条件。

截至目前，巴西总统弹劾案只是罗塞夫总统的危机，而非整个宪法体制的危机。它并未从根本上动摇巴西目前的包容性政治、经济制度。但这一案件，以及围绕本案所产生的各种政治乱象，充分暴露了巴西现行的包容性体制并不完善，存在各种缺陷。

就巴西包容性政治制度而言，总统制与比例代表制结合在一起，被西方学者称为“世界上最糟糕的制度设计”。首先，总统制下的总统权力过大，使得原本三权分立的总统制在实践中往往成为总统主导制。立法和司法通常情况下无法单独与总统抗衡，但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危机深重的时候，可能会合力狙击总统，将其拉下马。它们可以使用的宪法武器就包括弹劾。其次，议会选举制度实行开放名单的比例代表制。选区规模很大，导致小党林立，政党制度的碎片化。巴西总统无法仅仅依靠本党，必须在议会打造一个政党联盟，才能有效执政和治理。而这种政党联盟的牢固程度在好光景时是没有问题的，一旦遭遇困境，这种政党联盟很容易土崩瓦解。

与此同时，巴西的包容性经济体制也存在种种掣肘。首先，经济发展长期重消费、轻投资，导致资本积累不足、基础设施薄弱，制约经济的增长潜力。其次，本世纪初的大宗商品热潮加剧产业发展中本就存在的“去制造业化”的趋势。在全球产业链中，巴西制造业规模有限且发展滞后，易受外部冲击影响，经济脆弱性突出。再次，巴西收入再分配中存在“福利赶超”现象。高福利降低劳动力市场的弹性，损害经济自我修复的能力，也压缩逆周期政策的回旋空间，从而透支经济活力。

巴西拥有全世界最庞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全面免费医疗、免费公立教育以及高额救济金、养老金和退休金。巴西人拿着发展中国家的工资，享受的却是发达国家的福利待遇。这种高福利对经济结构脆弱的巴西来说，实在是难以承受之重，而且变得尾大不掉，拖累国家经济复苏。

但这是否意味着，巴西会因上述问题而退回到汲取性制度？目前作出判断还为时尚早。主要还是看巴西政治家们的作为，看他们是否有勇气和魄力破除再民主化以来逐渐得势的各类既得利益群体的阻力。如果以特梅尔为首的新政府和以后的巴西政府无力启动相应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消除当前暴露出来的各种汲取性因素，那么，巴西重返汲取性体制也并非危言耸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