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扩大绿色产品出口对改善我国出口贸易结构、提高我国出口贸易质量、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具有积极意义。为更好地认识绿色产品在中国货物贸易中的潜力和全球绿色产品贸易中的地位,整合现有研究涉及的114种绿色产品的中国对全球货物贸易出口数据,使用2002—2018年195个国家或地区的面板数据,采用多重高维固定效应泊松伪极大似然估计法对拓展引力模型进行估算,分析进口国科技水平与科技开放程度、关税、油气自给自足程度等因素对中国绿色产品出口的影响。结果发现,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色产品出口国和第二大绿色产品进口国,且是当今世界为数不多的有能力大规模出口绿色产品的发展中经济体,发达经济体是中国绿色产品的传统贸易伙伴,但新兴国家的重要性正在不断提升。进口国科技水平与科技开放程度及油气自给自足程度均对中国绿色产品出口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是否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是否签署蒙特利尔破坏臭氧层物质管制议定书对中国绿色产品出口并无显著正向影响,中国绿色产品出口受双边自贸协定和关税的影响也比较小。鉴于此,为进一步扩大我国绿色产品出口,应在给予相应税收减免与政策鼓励的同时,推动技术创新、降低成本、开发新绿色产... 更多

【关键词】：绿色产品；出口潜力；拓展引力模型；国际贸易；多重高维固定效应泊松伪极大似然估计法

绿色产品，也称清洁科技产品、环境友好型产品、可再生能源产品等，主要指一系列有助于减少环境污染、延缓全球气候变暖的对环境有益的产品。根据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的定义，更清洁或更节省资源的技术、产品以及环境监测、分析与评估设备，均可视为绿色产品[1]。随着气候变化议题在全球生产和生活中受到更广泛关注，绿色产品也得到了更多政策支持，迎来了更多学术研究和商业机遇。随着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等概念逐步深入人心，由区域议题转为全球发展共识，绿色产品的范围及其在全球经济活动中受关注的程度不断更新和拓展。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已将绿色发展作为事关中国发展全局的一个重要理念。“十三五”规划提出，不仅要全面推进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更要促进制造业朝高端、智能、绿色、服务方向发展，培育制造业竞争新优势，包括发展新能源汽车、绿色低碳产品和产业，推广节能环保产品，支持相关技术装备与服务模式创新等。

在现有贸易产品分类下，绿色产品技术含量普遍较高，发掘绿色科技产品贸易潜力，有利于优化我国贸易结构，提高出口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推动出口多元化，巩固我国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的地位。目前，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绿色产品出口国和第二大绿色产品进口国，贸易总额已经超过2 000亿美元，但绿色产品占中国货物贸易总出口的比重始终没有超过5%，且出口对象主要集中在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和工业化国家，亚洲之外的新兴经济体市场依然主要由欧洲产品占据。

为进一步探讨绿色产品在中国货物贸易中的潜力和在全球绿色产品贸易中的地位，本研究使用2002—2018年中国绿色产品出口数据，梳理21世纪以来中国绿色产品发展趋势与主要特点，使用拓展引力模型，采用目前学术界最新的估计方法即多重高维固定效应泊松伪极大似然估计法（PPMLHDFE），重点分析影响中国绿色产品出口的因素，核算中国对195个国家或地区的出口潜力。本研究在以下方面对绿色产品贸易研究具有积极贡献：一是整合现有研究涉及的绿色产品清单，按照2002年版海关商品编码（HS 2002）的六分位编码统一贸易编码，整理出较为全面的满足绿色产品标准的产品，共计114种；二是使用最新、最全面的全球商品贸易数据，对中国绿色产品现状与发展趋势进行梳理和总结；三是使用最新的估计方法进行引力模型的回归，较好地解决了贸易数据中存在的零贸易额和大量小国家可能导致的估算偏差问题，提供了无偏、稳健的估计结果，发现是否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对中国绿色科技产品出口没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而对广大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仍然具有巨大的出口潜力。

一、文献回顾

根据塞奎拉（Sequeira T N）等[3]对1998年以来可再生能源及其政策与政治关系相关研究的总结，进入21世纪以来，绿色科技、绿色市场、可再生能源等相关领域的研究稳定增长。他们通过对853篇相关文献进行归纳分类发现，有近半数文献与经济相关。在国际贸易领域，以国际组织为代表的非政府组织对不同区域、不同类别的绿色贸易展开了质性与量化研究。世界银行系统研究了国际贸易与全球气候变化的关系，并对清洁能源科技产品进行分类，认为加大此类产品的贸易自由化程度有助于发展中经济体可持续发展[4]。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分析了亚太地区环境友好型产品与科技贸易的趋势和机遇，在确定环境友好型产品范围后，基于产品竞争力、相对比较优势、地区定位等经济和贸易指标，重点关注了太阳能光伏供电系统、风力发电、清洁煤及节能照明产品的贸易潜力，并使用引力模型核算了2008年亚太地区环境友好型产品出口的缺口（300亿～350亿美元）。

由于产品范围明确且适用范围广，关于太阳能和风能产品的实证研究较为常见。阿尔吉利（Algieri B）等[5]分析了全球太阳能光伏产业的贸易情况，认为中国是该类产品最大的生产商，不仅贸易总额持续增长，而且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不断提高。莱玛（Lema R）等[6]从技术转移角度研究中国和印度绿色科技行业的迅速发展，通过分析风能、太阳能、电动与混合动力汽车三个部门的数据发现，常规技术转让机制（如外国直接投资和许可）在行业初级阶段至关重要，但随着这些行业的发展，新的非常规技术转移机制（如研发合作伙伴关系和收购外国公司）变得越来越重要，对中国和印度而言，国际合作与本地创新将是绿色科技行业未来发展的重点。傅京燕等[7]以中国的太阳能和风能行业为研究对象，讨论制度和环境政策对出口广度和深度的影响。他们将48个样本国家分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和非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发现进口国环境相关规定对上述产品的出口均有影响，但出口国规制的影响更大，且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和非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而言，进出口国环境规制的效果不同，因此制定弹性的环境政策极有必要。克罗巴（Groba F）等[8]对中国太阳能光伏和风力发电产品的出口进行了讨论。他们使用不同估计方法的引力模型，对1996—2008年中国对43个国家的出口数据和双边科技与创新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其回归结果发现，在传统引力模型变量之外，进口国可再生能源支持政策、关税激励、市场规模对中国相关产品出口具有促进作用，而对中国而言，省级科研发展水平也可显著促进可再生能源出口，但双边知识转移和本土创新对出口的影响微乎其微。此外，他们还发现，样本时期内，中国太阳能光伏和风力发电产品的出口目的地主要是发达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的进口极其有限。帅竞等[9]使用恒定市场份额模型和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分析“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81种可再生能源产品国际竞争力的长期变化趋势，发现太阳能产品、水利能、地热能比较优势突出，东盟和南亚市场的市场份额增长较快。冷（Leng Z）等[10]对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或地区风能产品的贸易状况进行了分析，他们的研究结果发现，进口国国内生产总值和总能耗以及中国风力发电能力对中国风能产品出口产生了积极影响，且中国风能产品出口的传统市场日益饱和，具备开发潜力的市场主要集中在发展中经济体。

此外，也有大量基于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欧洲国家数据的研究。鲁迪克（Rudyk I）等[11]使用欧盟国家专利和经济数据分析了欧盟降低气候变化影响相关科技的发展水平以及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对全球科技创新的重要程度。其研究发现，作为全球可再生能源重要的生产者和购买者，欧盟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做出了引领性贡献，其中欧盟的可再生能源科技专利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外国直接投资、贸易流量与专利总数存在显著正相关性，说明专利技术对可再生科技领域的贸易进口与投资流入具有促进作用，可促进相关技术的国际转移。杰布利（Jebli M B）等[12]基于1980—2010年25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的数据，研究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国内生产总值、可再生和不可再生能源消耗以及国际贸易之间的因果关系，发现通过扩大贸易和可再生能源进口，可有效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因此这些国家扩大相关产品国际贸易的动机更强。帕西莫尼（Pasimeni F)[13]对2000—2015年欧盟的低碳能源技术贸易进行了研究，在这一特定产品部门，欧盟成员国间的贸易额高于欧盟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额，来自欧盟10个国家的进口额占其全球总进口的80%，且欧盟各成员国之间贸易余额差异极大，甚至出现了截然相反的情况，而自中国进口的低碳能源技术产品占欧盟总进口的比重从2000年的3%增长到2015年的29%。

综上所述，现有的绿色产品贸易研究依然主要关注绿色科技产品的传统市场（以发达经济体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为代表），并主要基于风能和太阳能产品的贸易数据，涉及其他绿色产品和新兴市场国家的研究较少。因此，整理和建立更为全面系统的绿色产品清单，有助于系统了解中国绿色产品贸易最新情况与相关潜力，进而填补研究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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