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产阶级政党的发展与其阶级基础和政治立场等因素有关。拉美中产阶级政党在进口替代工业化进程中崭露头角，但在近年来普遍面临发展困境。本文以墨西哥国家行动党为案例探讨这种困境的成因，对该党内部派系斗争、社会基础等因素进行历史分析。作为持中右立场的中产阶级政党，墨西哥国家行动党长期面临两大制约。一是来自右翼势力的渗透，导致该党政治定位出现摇摆，从中间立场向右翼摆动，党内长期分裂，党政不和。二是狭隘的阶级基础所造成的地域局限性。国家行动党的主要力量集中在中小企业发达的北部地区，难以成长为全国性大党和国会中的多数党。在这两种制约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国家行动党选举竞争力不强、执政能力低下，始终无法建立广泛而稳定的群众基础，陷入发展困境。结合阿根廷激进公民联盟和哥斯达黎加民族解放党的类似情况，本文认为拉美国家中产阶级政党普遍面临相似的困境。能否突破这些结构性制约，是拉美中产阶级政党发展面临的挑战。

【关键词】：中产阶级；国家行动党；企业家集团；右翼

 

中产阶级的政治作用是学术界长期关注的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随着产业结构的改变，中产阶级在劳动者中的比重超过蓝领工人，形成橄榄型的社会结构，也支撑了相应的政治结构。在拉美发展中国家，伴随着进口替代工业化带来的经济繁荣，中产阶级也迅速成长，中产阶级政党崭露头角。拉美中产阶级政党往往由商人、律师等具有中产阶级属性的社会群体发起建立，初期成员包括教师、医生、企业家、军官、一般官员等。随着经济的发展，也会有其他群体加入，如部分城市民众。在政治立场上，拉美的中产阶级政党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其立场因国而异、因时而变，难以对其作出统一的解释。

拉美中产阶级政党的成长受益于经济发展，但由于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始终未改变，社会底层民众在人口中的比重大大高于中产阶级，因此，拉美中产阶级政党无法代表大多数选民的利益，面临多重挑战。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使依赖内向型经济和国家保护的中产阶级受到重创，在之后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和出口繁荣中，开放经济依旧没有帮助中产阶级变成社会的中坚力量。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墨西哥的国家行动党（Partido Acción Nacional）、阿根廷的激进公民联盟（Unión Cívica Radical）、哥斯达黎加的民族解放党（Partido Liberación Nacional）等中产阶级政党也出现诸多问题。以往学者虽然对这些政党做了较多研究，但从拉美中产阶级政党发展困境角度所做的探讨仍然很少。

墨西哥国家行动党是拉美典型的中产阶级政党，建党后长期处于政治体系的边缘地位，但在世纪之交呈现快速发展的势头，连续两次赢得大选。因此，许多西方学者均肯定国家行动党在墨西哥政治发展中的作用。但是，两届国家行动党政府的执政效果均不令人满意，在2000—2012年执政期间，国家行动党政府没有出台任何实质性改革措施，使墨西哥的民主化进程始终停留在程序民主的层面。随后，国家行动党又进入新的低落期，在大选和国会选举中持续失利，发展遇到重重困难。以往对国家行动党执政失利原因的研究多集中在政党建设、执政能力、政策效果等方面，对其中产阶级政党的政治定位及影响关注较少。因此，在借鉴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试图以墨西哥国家行动党为例，从中产阶级政党的角度深入研究该党的发展特点，并进行拉美区域内的国际比较，来探究拉美中产阶级政党发展困境的成因。

一 理论综述

对于中产阶级在阶级分层中的定义主要分为两派：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阶级分析理论和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马克思主张以经济差别来划分阶层，而韦伯认为除经济地位外，还需强调社会声望和政治权力的重要性。

马克思并没有明确提出过“中产阶级”这一概念，仅提到过相似的小资产阶级或中间等级。他在《共产党宣言》中说：“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这样，他们就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在马克思看来，所谓的“中间等级”的政治立场是动摇的，他们会“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成为无产阶级的一员。

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与马克思有很大不同，他使用不同的变量对不同阶级进行区分，且不强调阶级对立。他明确了三种阶级范畴：有产阶级、职业阶级和社会阶级。每个范畴都有划分特权阶级、受特权损害阶级和中产阶级的标准。如果把三个范畴的内容合并，则特权阶级包括食利者、企业家、有产者和由于受教育而享有特权的阶级，受到特权损害的有产阶级包括负债人、工人等。“中间阶级”包含形形色色的拥有财产或受过教育而获益的阶层，包括独立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官员、掌握垄断性技能的工人、小资产阶级、没有产业的知识分子和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在韦伯看来，“中间阶级”的范围更加广泛和多元，他们是社会的主体力量之一，但韦伯没有对他们的政治立场进行深入论述。

对于中产阶级的政治作用，当前西方主流的观点认为，中产阶级在政治发展中充当“稳定器”“压舱石”的作用。李普塞特认为，财富的增加会改变社会分层结构，从以下层阶级为主的高大金字塔形向中产阶级日益强大的菱形转变。强大的中产阶级通过支持温和的、民主的政党以及遏制极端主义，可以缓解冲突，促进民主的发展。需要强调的是，李普塞特的理论前提是拥有菱形的或橄榄形的社会结构，即强大的中产阶级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而在拉美，中产阶级是否占社会分层里的主流？他们能否如李普塞特所说，起到缓解冲突、推动民主的作用？

研究拉美的中产阶级及其政治立场，既要考虑已有的中产阶级定义，也要结合拉美特殊的国情，考虑到拉美特殊的社会结构特征。国内外学者大都认为，拉美的中产阶级主要包括受薪雇员、专业人士、自雇者、工业和农业领域的“小企业”所有者和管理者、律师、医生、会计和工程师等高级职业人士等。具体到国别，在研究墨西哥的中产阶级时，索莱达认为：“墨西哥中产阶级包括雇员、公务员、教师、军官、自由职业者、小商人等。在革命后的几十年中，随着革命制度党内工人、农民地位的提高，中产阶级远离权力中心，社会地位下降。他们反对官方意识形态的思想垄断，反对国家对个人权利和私营经济的干预，并捍卫天主教文化。但是，20世纪40年代之后，由于私营经济的发展壮大，中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她认为，中产阶级最初是变革的先锋，但一旦其地位得到保证，就倾向于维护政治稳定。这一观点与李普塞特有相似之处，即都认为中产阶级有维护政治稳定的一面。不同之处在于，李普塞特所指的“稳定”，是指中产阶级对民主政治的稳定作用，而索莱达强调的是中产阶级的保守性。

事实上，这些观点是否适用于拉美尚有待考证。从墨西哥国家行动党的发展历程来看，“稳定器”理论似乎并不符合墨西哥的中产阶级。在卡德纳斯政府（1934—1940年）时期，工人、农民在政府的激进改革中受益和壮大。但在阿莱曼政府（1946—1952年）之后，政策发生转变，国家开始强调“团结一致”发展现代化，重视与国内企业家、外资的联盟，中产阶级正是在这一进程中壮大。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产阶级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25%~30%。在经济利益方面，中产阶级是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最大受益者。因此，墨西哥中产阶级总体上认同威权体制，国家行动党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与威权政府合作。只要不触动他们的根本利益，中产阶级就持保守倾向。只在政府容忍的前提下，在某些他们关心的具体议题上进行抗议。由于中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和文化界有较大影响力，这种适度的反威权运动反倒成为他们为墨西哥民主正名的工具。然而，20世纪80年代之后，当经济模式出现危机时，中产阶级则开始反对威权政府，国家行动党开始崛起。他们倾向于保护自己的财富，因此与大企业家集团立场一致，全面支持新自由主义改革，维护既得利益。但是，新自由主义改革也没有改变墨西哥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中产阶级依然不是社会主流，国家行动党也没有变成强大的政党。2000—2012年国家行动党执政期间，墨西哥的民主质量依然堪忧。因此，当评价墨西哥中产阶级的政治作用时，似乎并不能仅仅乐观地用“稳定器”来形容。本文试图通过研究国家行动党在不同阶段的发展特点和变化，以探究墨西哥中产阶级在政治发展中的作用，并进一步思考拉美中产阶级政党的发展困境。

二 国家行动党：定位摇摆和派系分立

在长达61年的时间里，国家行动党一直是墨西哥政坛的第一大反对党。从1989年开始它就陆续取得了一些地方选举的胜利，但直到2000年，国家行动党的总统候选人比森特·福克斯（Vicente Fox）才首次赢得大选，结束了革命制度党长达71年的威权统治。然而，在2000年和2006年的大选中，国家行动党均以微弱多数取得胜利，选举结果的公正性也受到质疑，执政期间的各项改革举步维艰，社会治安日益恶化。国家行动党的执政失败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政治定位和立场的长期摇摆不定是原因之一。在国家行动党中，始终存在三个主要派别的斗争，即正统派、强硬保守派和实用派。

（一）正统派的政治定位：中产阶级政党

1.中产阶级的基本理念

国家行动党成立于1939年,成立的直接目的是反对卡德纳斯总统1938年的石油国有化政策。两位主要创始人曼努埃尔·戈麦斯·莫林（Manuel Gómez Morín） 和埃弗拉因·冈萨莱斯·卢纳（Efraín González Luna）均出自上层阶级。莫林是律师，曾多年在银行业工作并担任墨西哥中央银行执行委员会成员，是墨西哥银行的建立者之一。他曾在财政部任职，参与制定国家银行业政策和财政政策，并担任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校长，引导建立了第一批美墨合资企业。卢纳出身于天主教家庭，家世显赫，担任多家银行的顾问或代理律师。这二人对国家行动党宗旨的形成影响很大，可以说，该党经济方面的主张和行动纲领来自莫林，而卢纳制订了关于民族定义、家庭和国家角色方面的内容。

自1939年成立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国家行动党一直秉持其创立者的思想，本文将持这一派思想的国家行动党人称为正统派。他们的政治立场居于中右，其基本宗旨包括三大原则：一是认同教会的社会理念，二是以个人价值的实现为基础的国家理论，三是主张政治活动的道德观。在政治方面，强调政治参与的纯洁性和独立性，重视国家利益和人的尊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和公民安全，捍卫集体利益并尊重个人价值；在经济方面，反对国家干预，注重私人产权、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生产和自由市场经济。国家行动党党员主要来源于被革命政府排斥在外的群体，包括中小私营业主、知识分子、天主教徒等。需要强调的是，正统派国家行动党人认为国家行动党是持中间立场的政党而非右翼政党，其立场还可以向左右两端延伸，代表人民的“共同利益”，涵盖所有的部门和社会阶层，而不是仅仅代表一小部分群体。

2.忠实的反对派

在正统派的领导下，国家行动党扮演了“忠实的反对派”角色。国家行动党成立之初即反对卡德纳斯政府的教育世俗化政策，致力于表达被排斥在革命之外的一部分人的政治诉求。然而，政府的激进色彩随着卡马乔的继任而减退，阿莱曼政府更是代表着右翼保守力量的回归，教会等保守派也看到了与政府直接对话的可能，因此国家行动党选择了一条温和的政治道路，被称作“忠实的反对派”。

所谓忠实的反对派，是指虽然批评政府但从未真正威胁到革命制度党的统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配合政府。该党成立之初更注重意识形态影响和对公民思想的改造，即社会教化功能，在1952年才首次推选了自己的总统候选人。20世纪80年代前，它处在影响力缓慢增长的阶段。1962年，马特奥斯（López Mateos）总统修改了宪法第54条，允许反对党通过比例代表制获得少量的众议院席位。虽然在接下来的选举中反对党拥有了更广泛的代表性，但无法从根本上撼动革命制度党的统治，反而帮助革命制度党强化了民主形象。类似的改革在1971年、1977年也同样发生，但这些由革命制度党主动发起的改革只具有象征意义。在1961年的众议院选举中，革命制度党的得票率为90.2%，国家行动党为7.5%。1970年，革命制度党的得票率为79.8%，国家行动党为13.6%。革命制度党得票率下降10.4个百分点，而国家行动党的选票还没有翻倍。革命制度党得票率的下降主要是因为弃权票增长了37%，而不是因为反对党的壮大。由此可以看出，虽然国家行动党在几十年中力量有所增长，但幅度极小。正如它的创立者莫林所说，这个党是由“一群对未来的胜利没有欲望，甚至都没有对胜利后应该履行的责任做好准备的人组成”。倾向于维持现状的中产阶级立场使国家行动党变成了忠实的反对派，只追求特定政策的改变，而不会对体制带来威胁，用反对派的身份帮助革命制度党塑造了民主体制的假象。

虽然国家行动党通常被当作传统的右翼政党，但它在这一阶段并没有起到凝聚右翼力量的作用。在这一时期，墨西哥右翼并没有寻求通过国家行动党来实现政治目标，更多的是通过与革命制度党合作来影响政府决策，以蒙特雷集团为代表的北部企业家集团、享受政府保护的中部企业家集团均与革命制度党维持着稳定的合作关系。因此，这一阶段的国家行动党以中小企业家、部分平民中产阶级和教会成员等中右力量为主要支持，是一个弱小的中产阶级政党。

（二）右翼“强硬保守派”的渗透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于埃切维里亚政府（1970—1976年）和波蒂略政府（1976—1982年）一系列激进政策的实行，墨西哥右翼对政府的反抗愈演愈烈，试图通过选举来获得更大的政治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行动党作为一个长期存在的反对党，被大企业家集团视为可能的选举平台，导致国家行动党的定位开始在中产阶级政党和右翼政党之间摇摆。

“强硬保守派”大企业家集团是右翼的一部分，他们源于墨西哥最早发展起来的一批企业家，以北部的蒙特雷集团为代表，涉足工业、贸易、农业、矿业和银行业等多个经济部门。雄厚的经济基础也是他们的政治资本，由于财力雄厚，他们不依赖政府的扶持政策，面对政府能保持独立态度，在自身利益被损害时具有反抗政府的能力，而且态度强硬。在经济领域，他们反对国家干预。在政治领域，他们开始通过国家行动党参政，推动了以革命制度党—国家行动党为主的两党格局的形成。

1.新旧之争：右翼的第一次尝试

1975—1976年，国家行动党内部发生了一次严重的分裂，直接导致1976年总统大选中国家行动党候选人的缺席。在这次危机中，国家行动党人围绕是否要积极参与选举展开了争论。自建党以来，“参与选举竞争”第一次被作为重要议题加以讨论。

首先，党内正统派成员支持弃权论，认为应该尊重建党初衷，保持中产阶级政党的定位不变，延续忠实反对派的传统。他们认为，作为忠实反对派可以发挥较大的政治影响，如国家行动党议员在国会施压带来的政策转变。这一派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埃弗拉因·冈萨莱斯·莫尔芬（Efraín González Morfín），是党的创建者卢纳的儿子，曾任国家行动党主席。第二种观点代表“新国家行动党人”，即强硬保守派。他们赞成积极参加选举，认为经济增长唤醒了民众中不同群体的政治诉求，政党应该积极响应这种诉求，动员城市民众发起一场针对政府的全民行动。这一派的代表是何塞·安赫尔·贡切略（José ángel Conchello）,他出生在蒙特雷，毕业于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法律系，曾在蒙特雷集团任职，一度担任国家行动党主席。

这两派的争论在1975年国家行动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达到顶峰。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推选1976年大选总统候选人，三位候选人分别是强硬保守派的埃米利奥·马德罗（Emilio Madero）、正统派的罗萨斯·马加勇（Rosas Magallón）和阿拉尔孔·萨拉戈萨（Alarcón Zaragoza）。第一轮投票结束后，马德罗得票58.9%、马加勇得票30%、萨拉戈萨得票10.9%。萨拉戈萨决定退出，并申请把自己的得票归给马加勇，如此一来正统派的马加勇票数增长，并且得到绝大多数全国执行委员会成员的支持。最终，马德罗虽然拥有多数选票，但没有达到80%的得票率要求，未能当选，时任党主席莫尔芬决定召开特别大会来选出最终候选人。在随后的党内纷争中，莫尔芬辞去党主席职务。新任党主席冈萨莱斯·伊诺何萨（González Hinojosa）重新组织了七轮投票，马德罗最高一次的得票率达到72.9%，依然没有超过80%。最终，国家行动党未能推选出总统候选人参与大选，这个结果引起众多不满甚至暴力行为。

通过这次内部分裂可以看出两个现象。第一，右翼力量在党内上升。虽然马德罗得票率没有达到80%，但已经拥有了较高的支持率，这说明大部分国家行动党人已经愿意积极参与政治，在政治立场上更加右倾。第二，右翼力量尚未控制国家行动党的领导层，国家行动党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右翼政党。虽然贡切略曾任党主席，但随后接连两任的党主席都依然是正统派党员，不赞成积极参政。他们始终把国家行动党定位为中产阶级政党，认为应该恪守人文主义、基督教情怀、有道德的政治参与原则，而不是功利地以赢得选举为目的。尽管马德罗的得票率很高，但是党内领导层一直不认可他，甚至通过合并候选人的方式来分散马德罗的选票。此外，数据也可以证明国家行动党的政治参与度依旧很低。在众议院选举中，国家行动党的得票率很低，1970—1973年为14%,1973—1976年为16%,1976—1979年只有9%。1970—1973年正值贡切略任党主席，在所有选区中，有国家行动党候选人的选区比重为95%，但1973—1976年期间这一数字下降为89%，1976—1979年期间进一步降至67%。可见，即便在贡切略担任党主席的时候，国家行动党的参政规模仍然不大，而在他离职后，参政规模明显缩小。

1976年的危机是第一次“参政”的抬头，国家行动党右翼力量曾试图打造自己的党，但是被扼杀在摇篮中。这说明，在这一时期的墨西哥，国家行动党尚没有完全抛弃中产阶级政党的属性，但它的政治立场已经开始动摇，党内已出现明显分裂，对党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

2.强硬保守派“攻陷”国家行动党

如果说1976年右翼在国家行动党内的力量没有得到充分释放，1977年波蒂略政府的政治改革则帮助他们在地方选举中崭露了头角，1982年的债务危机和银行国有化则推动他们绝地反击。1977年墨西哥政治改革放松了对政党注册的要求，增加了国会中比例代表制议员的席位，这虽然没有触及革命制度党的统治，但是促进了反对党的壮大。1976—1982年间，所有联邦州的众议院选举都有国家行动党候选人，波蒂略政府承认了国家行动党在35个市级选举中的胜利。在参加选举的候选人中，很多都是在埃切维里亚时期被触怒的企业家，他们最早认识到必须要通过政党来掌握政治权力。

1982年的债务危机和银行国有化激化了企业家集团和政府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政党参政的想法在企业家中广泛扩散。与创建一个新的政党相比，支持和强化一个既有的政党对企业家来说是更便捷的选择，而这个政党就是国家行动党。它能给企业家集团提供一个合法的参政渠道，党内也有企业家成员基础，因此成为比企业家组织更直接的参政平台。

受这种氛围的影响，与1976年相比，1982年的国家行动党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主张参政的强硬保守派取得了明显胜利，企业家通过国家行动党积极参与选举竞争已成为事实。这不仅体现在地方选举中有企业家的参与，也体现在党内高层的身份变化上。1984—1987年，支持积极参政的马德罗担任党主席。1987—1993年的党主席阿尔瓦雷斯（Luis H. álvarez）也是持强硬保守态度的企业家。1988年参加大选的国家行动党总统候选人克洛希尔（Manuel J. Clothier）同样是大企业家出身。

国家行动党与企业家集团的合作并不是昙花一现的策略，而是以双方的意识形态共识为基础。对国家干预的批评、对个人权利和财产的维护是从1939年建党时就已确立的思想，也是多年来国家行动党人一直坚持的理念。而对企业家们来说，为了实现赢得选举、获得权力的目的，他们借助国家行动党已有的政治形象，塑造了自己的正面形象，变成了反对自由民主的化身。对国家行动党而言，企业家集团的进入有利于扩大党的规模和影响力。企业家能带来巨大的财力支持，能使用企业界的影响力召集更多地方层面的民众，能通过对媒体的控制吸引更广泛的群众支持，这些群众不仅包括地方企业家，还包括其他对当局不满的群体，例如在危机中失业的青年人等。因此，到20世纪80年代，国家行动党看起来更像是右翼企业家集团参政的工具，其政治立场也从中右向右翼转变。

但是，强硬保守派并没有完全攻陷国家行动党，他们只是国家行动党的“闯入者”，缺乏根基。即便他们暂时渗透了党的领导层，但在地方各省，党内中产阶级的政治基础依然强大。

（三）“实用派”企业家集团

实用派企业家集团指在私有化过程中发展壮大的、与技术官僚密切相关的大企业家集团，是右翼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新自由主义改革全面展开，一部分企业家通过低价收购国有企业致富，如卡洛斯·斯利姆（Carlos Slim）。与此同时，金融业迅速发展，大企业家投资金融业，促进了金融资本集团的出现，如斯利姆的卡尔索集团（Grupo Carso）。与强硬保守派不同，由于金融资本集团曾一直与政府中的技术官僚集团合作，受益于政府政策，因此他们往往对政府持温和态度，与哪个党派合作取决于利益考量，因此本文称其为实用派。当实用派支持国家行动党时，会让国家行动党的政治立场更加右倾化，使它偏离中产阶级的社会基础。

实用派对国家行动党的支持始终处于波动当中。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国家行动党并非实用派参政的唯一工具。即使银行国有化政策使企业家集团和革命制度党的关系恶化，但德拉马德里（Miguel de la Madrid）之后的历届政府都采纳了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试图重建政企之间的和谐关系。因此，以利益为出发点的实用派从未放弃过革命制度党，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转型期间，大量企业家因政府的私有化政策而致富，他们配合革命制度党的政策，也有企业家通过革命制度党参政。在1988年和1994年的大选中，大企业家集团对革命制度党的支持巨大，这使国家行动党对革命制度党的威胁大大减弱。因此，虽然国家行动党变成部分企业家参政的工具，但并未得到实用派大企业家集团的全力支持。

然而，1994年年底爆发的经济危机改变了实用派的态度。人们把危机归咎于萨利纳斯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改革，革命制度党威信扫地，它的急剧衰落为其他政党提供了上升空间。此时的国家行动党既拥有强硬保守派企业家集团的支持，又与实用派企业家集团的意识形态、政策倾向相符，成为替代革命制度党的首选，得到右翼的全力支持。在2000年大选中，斯利姆通过民主信托基金给福克斯的竞选联盟提供1875万比索的资助。该基金由马格农（Carlos Rojas Magnon）主持，而他正是福克斯选举阵营募资的负责人之一。另一方面，左翼的民主革命党（PRD）受到革命制度党和国家行动党的联手打压，力量明显削弱。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行动党赢得了2000年大选。应该说，胜利并不能归因于国家行动党本身的强大，而应主要归因于革命制度党和民主革命党两大对手太弱。

实用派企业家集团的政治立场和国家行动党的初始理念有很大不同，对党的渗透弱于强硬保守派。虽然实用派和国家行动党在经济方面都支持自由市场和放松国家干预，但在政治和社会理念上相差甚远。在政治方面，实用派倾向于利用寻租和腐败获利，而国家行动党强调政治参与的纯洁性和独立性，尤其是正统派国家行动党人，他们甚至不赞成和其他党派结盟参与竞选。在社会方面，实用派不重视改革的社会效应，而国家行动党强调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因此，实用派的进入加剧了国家行动党内部的混乱和分裂。

综上所述，在国家行动党的诞生、成长和壮大的过程中，曾经有至少三个派系相互斗争：正统派、强硬保守派和实用派。在国家行动党成立的头30年中，正统派维持了该党作为中产阶级政党的纯洁性，保持了中右的政治立场，扮演了“忠实的反对派”。20世纪80年代后，强硬保守派与正统派展开激烈斗争，国家行动党开始右倾化的过程。90年代后期，实用派的出现使党更加向右翼靠拢。这造成两个后果：第一，这种从中右到右翼、从中产阶级向上层阶级的摇摆性，使国家行动党难以拥有稳定的政治基础，更难以向左摆动以建立更广泛的群众基础；第二，党内的分裂使其难以在政治上强大起来，无法成为一个具有长远目标、清晰纲领、严密结构的强大政党。2000年上台执政后，国家行动党仍然是国会中的弱党。在2000年的国会选举中，国家行动党席位占比41.2%，少于革命制度党的42.2%。在2003年的国会选举中，国家行动党遭遇了更大失败，只获得30.4%的席位，而革命制度党获得45%的席位。福克斯总统任期内的税收改革、能源改革均遭国会否决。在党组织方面，福克斯总统属于强硬保守派，他和正统派之间关系紧张。在2000—2006年期间，国家行动党的党主席均是强硬保守派，试图帮助总统驯服国家行动党，但都铩羽而归，最终被正统派的卡尔德龙（Felipe Carderón）等人击败。2006年，卡尔德龙在福克斯的反对下成为总统候选人，党内分裂可见一斑。福克斯成为没有执政党支持的弱势总统，政绩乏善可陈，让很多求新求变的选民大为失望，对国家行动党的发展也产生了负面影响。卡尔德龙虽然赢得了大选，但得票率只略高于30%，领先左翼总统候选人奥夫拉多尔（López Obrador）不到一个百分点，并且有选举舞弊的嫌疑。可以说，国家行动党在中右和右翼立场之间的摇摆引发了党内分裂，导致执政失败，对该党的长远发展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三 结构性弱点：地方性政党的阴影

从1976年波蒂略政府的选举改革开始，革命制度党逐渐加大了政治开放的力度。从1982年开始，作为第一大反对党，国家行动党不断取得市、州选举的胜利。1983年，国家行动党取得17个市级选举的胜利。1986年该党取得奇瓦瓦州州长选举胜利，但未得到官方认可。1988—1994年间，国家行动党获得185次市级选举胜利、两次州长选举（1989年下加利福尼亚州州长选举，1992年奇瓦瓦州州长选举）胜利。国家行动党是否已经成长为全国性的大党？

里卡多·迪拉多（Ricardo Tirado）曾在20世纪70年代做过一项研究，他根据国家贸易商会联合会（Concanaco）、工业商会联合会（Concamin）等6个企业家组织的数据，统计出墨西哥各州各企业家组织所拥有的商会数量，从而得出各州企业家组织的影响力排名。在排名前十位中，北部各州表现突出，以五个居于首位，分别是索诺拉、塔毛利帕斯、锡那罗亚、科阿韦拉和奇瓦瓦。北部各州与国家行动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表1可以看出，国家行动党在北部各州率先崛起。表1按照北部、中西部、中部和南部四个区域来划分墨西哥的32个州。可以明显看出，北部各州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行动党参政的主要阵地，在包括奇瓦瓦、下加利福尼亚、新莱昂、科阿韦拉、索诺拉等在内的北方州，国家行动党不仅得票率高，而且可以长期稳定地保持高得票率。在中西部和西部各州中，虽然在2000年之前该党在一些州获得了较高得票率，但不具备像在北部各州那样的长期性和稳定性，而且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革命制度党的衰落所造成的权力真空，而南部各州的国家行动党势力最薄弱。因此，我们可以基本确定，北部各州是国家行动党势力最强大、最巩固的地区。

国家行动党在北部各州获胜的主要动因是什么？这一地区有何政治和经济特点？以奇瓦瓦州为例，在政治方面，与中部各州相比，奇瓦瓦州的城市人口比重较高，从事传统农业的农民较少，没有大规模聚集的印第安人，这就使革命制度党难以像在其他州那样通过职团主义网络对农民等群体进行有效控制。此外，奇瓦瓦州的工会参加率很低，革命制度党无法通过工会组织对工人施加影响。在经济方面，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边境加工工业开始在北部各州兴起，工业部门面向美国市场的出口贸易量远远多于国内市场贸易量。1985年，制造业占奇瓦瓦州生产总值的19.9%，成为该州最具活力的产业。同年，奇瓦瓦州拥有3427家小企业，产值占比为27.5%；中等企业231家，产值占比33.6%；大企业124家，产值占比38.9%。从全国平均水平来看，小企业产值占比11.5%，中等企业为19.8%，大企业则占到68.73%。因此，与其他州相比，奇瓦瓦州拥有较多的中小企业。该州的华雷斯城因为拥有许多加工厂而成为奇瓦瓦州的经济中心。20世纪80年代，虽然国家其他经济产业遭遇危机，华雷斯城的经济扩张却没受到危机影响，出现了一批新的中小企业家。他们崇尚经济独立和自由化，支持墨西哥和美国的经济一体化，反对保护主义政策，拒绝国家的经济干预，把华雷斯城变成了奇瓦瓦州反对党力量最强大的地方。事实上，北部各州的企业家大都持有这种政治立场，他们中除了新莱昂的蒙特雷集团是大型私营企业外，其他的工业部门都以中小企业为主，他们与大企业家集团立场不同，在穹顶企业家组织中不具有影响力，因此他们选择了国家行动党作为政治代言人。

此外，与中部各州的企业不同，北部的中小企业与联邦政府缺乏密切的联系。因此，它们的经济和政治独立性高，对联邦政府的依赖较少。从表2可以看出，政府在墨西哥州和联邦区的公共投资明显高于在北部各州的投资。以奇瓦瓦州为例，在1983—1986年期间，联邦政府分配的公共投资大幅下降，而这段时间该州大部分城市由国家行动党执政。从1986年开始，当革命制度党开始恢复执政，公共投资马上明显增加，从1985年占联邦政府公共投资总额的1.2%上升到1989年的2%。这种变化深刻反映了革命制度党为达到政治控制目的而采用了庇护主义策略，也解释了为什么长期以经济独立为特点的北方州变成了反对党的堡垒。图1是关于税收豁免的地区分组情况，数据截至1970年，是因为自此之后，政府更多采用进口许可和关税优惠、低水平的税收结构、优惠的能源价格和贷款等方式对企业进行补贴。从图1中可明显看出，在进口替代工业化阶段，中部企业是最受益于税收豁免的群体，占税收豁免企业总数的78.6%；北部是第二受益地区，比重为14.5%；南部州是获得税收豁免企业最少的地区。南部州本来就是以农业生产为主，印第安人口众多，私营经济不发达，因此税收优惠方面受到忽视有其原因。相反，北部地区存在着大量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在这种情况下，长期受到政府财政政策的不公正待遇，不仅使他们心怀不满，而且还造就了他们更独立的经济和政治立场。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北部中小企业家的支持是这一地区国家行动党获胜的主要动因。

综上所述，在里卡多的企业家影响力排名中占前几位的北方州，都是20世纪80年代后国家行动党力量强大的州，北部各州企业家集团的支持是国家行动党壮大的主要动因，尤其是中小企业家。从墨西哥中小企业家的经济、社会地位来看，把他们划为中产阶级更为恰当。在这些州中，蒙特雷集团所在的新莱昂州成为国家行动党的阵地不足为奇，这些大企业一向以对政府的强硬态度闻名，且新莱昂州并不是国家行动党力量最强的州。更大的力量来自奇瓦瓦、下加利福尼亚、索诺拉、科阿韦拉等其他北部各州，这些州的中小企业成为反对党的力量源泉。他们虽然立场坚定，但有限的经济和政治资源不足以使国家行动党在几年内成长为全国范围的强大反对党，实用派大企业家集团依然支持革命制度党，所以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家行动党仍然不够强大，它只是中右翼力量的政治工具。在1986年奇瓦瓦州政府选举中，国家行动党第一次在州选举中取得胜利，但果实被革命制度党通过选举舞弊所窃取。直到1992年，该党在奇瓦瓦州的胜利才最终得到认可。

总的来看，出口加工工业在北部各州的兴起造就了一个新兴的中小企业家群体，为墨西哥中产阶级和国家行动党注入新鲜血液，推动了国家行动党的发展壮大。但是，与北部各州相比较，中部与南部各州的中小企业相对弱小，不能为国家行动党提供强大的阶级基础和丰富的政治资源，限制了该党在中部和南部的扩张。因此，墨西哥的经济社会结构产生了对中产阶级政党的制约，国家行动党始终没有发展成一个全国性的大党，主要力量集中在中小企业发达的北部地区，地域分布失衡，难以在国会选举中赢得多数席位。

四 国际比较

在拉美其他国家，阿根廷的激进公民联盟和哥斯达黎加的民族解放党也具有中产阶级政党的属性。两党的成立时间较早，都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并曾多次成为执政党。近年来，两党的发展均不尽如人意，在大选中频遭失败，长期颓势恐难扭转。将阿根廷的激进公民联盟和哥斯达黎加的民族解放党与墨西哥国家行动党进行对比，可进一步显示拉美中产阶级政党的困境。

激进公民联盟是当前阿根廷的第一大反对党。与墨西哥国家行动党相似，在一百多年里，激进公民联盟曾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采用不同的行动纲领，党内势力错综复杂，政治定位曾多次发生摇摆，直到今天都难以统一。在20世纪初，激进公民联盟内部就已出现“蓝派”和“灰派”两种派系。蓝派代表保守力量和中产阶级上层的利益，选民集中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城市地区。灰派代表中产阶级下层，选民主要集中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20世纪20年代后，两派的对立演变成了“个人主义”与“反个人主义”的对抗。个人主义也叫伊里戈延主义，持伊里戈延政府的中左政治立场。反个人主义拥有右翼联盟的支持，集中了所有的保守势力，他们甚至支持了1930年推翻伊里戈延政府的军事政变。20世纪40年代后，同样围绕左右之争，激进公民联盟内出现了激进派和团结派。激进派持中左立场，支持劳工政策和伊里戈延主义，而团结派与此相反，代表支持特权阶级利益的保守力量。在这一阶段，团结派占据党内领导层。1946年，激进公民联盟在大选中被正义党打败。可这次重大失败并没有让该党接受教训。在正义党和军政府交替执政的几十年中，激进公民联盟持续分裂。1981年，阿方辛政府实现了阿根廷的民主过渡，使该党得以喘息。即便如此，党内右派和中左派的分歧始终不曾消除。当前，激进公民联盟内部依旧派系林立，在最主要的两派中，一派拥护正义党基什内尔政府的政策基调，另一派主张坚决反对基什内尔主义。中产阶级政党内部的左右之争与分裂始终是妨碍其进一步发展的根源。

哥斯达黎加的民族解放党于1951年由一群法律系学生成立。该党持中左政治立场，倡导社会公平正义。自成立以来，该党经历过多次分裂，其中最严重的一次发生于2002年，党内分裂造成部分成员另起炉灶参与大选。其实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民族解放党内部就出现了严重的分歧。虽然它始终宣称倡导社会民主主义，但实际上党内领导层均开始支持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政治立场从中间向右翼转变的趋势明显，这一变化使该党备受批评。2000年，持中左立场的领导人索利斯（Ottón Solís）等宣布脱党，他们认为民族解放党已经背离了独立的意识形态方向和道德准则，并在脱党后宣布成立公民行动党（Partido Acción Ciudadana）。新成立的公民行动党得到大量中产阶级的支持，在2002年首次参加大选就得到26%的选票，此后接连赢得2014年和2018年大选。而民族解放党却陷入长期低迷，沦为被边缘化的反对党。

可见，阿根廷的激进公民联盟和哥斯达黎加的民族解放党的发展脉络与墨西哥的国家行动党非常相似。它们在成立之初都带有中产阶级属性，基本持中间立场。但是随着右翼保守势力的不断渗透，党内不同派别的政治立场变得不可调和。右翼曾多次占据党内领导层，虽然带来一些政治资源，但却使党的选民基础愈加薄弱。与墨西哥国家行动党相似，阿根廷激进公民联盟和哥斯达黎加民族解放党都难以建立广泛的选民基础，从而陷入长期发展困境。

五 结论

以往西方学者大都将墨西哥国家行动党定位为右翼政党，肯定它在墨西哥政治转型中的作用，认为它推动了该国的民主化进程。但是，他们无法解释国家行动党发展的困境与执政的失败。

墨西哥国家行动党的困境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它成立时是中产阶级政党，虽然宗旨偏中右，但强调社会公平和正义，重视对公民的道德教化作用，政治上是“忠实的反对派”，群众基础以中产阶级为主。20世纪80年代后，一部分大企业家集团支持国家行动党参加选举，该党的政治立场开始由中右向右翼倾斜。在这期间，党内一直存在正统派和强硬保守派的分歧，党的领导层也在这两派之间摇摆，后来实用派开始渗透该党，造成党内长期分裂，政治立场在中右和右翼之间摇摆。鉴于这种向右的摇摆性及其内部分裂性，国家行动党无法获得广泛而稳定的群众基础，始终是一个局限于北部各州的地方性政党。它利用革命制度党的衰落赢得大选胜利，但党内分裂造成总统和执政党的对立，地方局限性又造成该党在国会选举中的失败，后果是其执政能力的低下和执政失败。虽然连续执政12年，国家行动党政府几无作为，治安、贩毒等问题甚至更加恶化，这些都导致了该党的衰落。在2012年大选中，国家行动党失去了执政地位，此后陷入长期低迷。作为名义上的右翼政党，国家行动党其实一直游离于核心右翼之外，大企业家集团试图控制它，但却造成了国家行动党的分裂。中产阶级试图利用它，但又缺乏充足的资源来培育它。它无法撼动经济精英的垄断地位，也难以为中产阶级和下层民众提供更好的政治选择，以致陷入发展困境。

在阿根廷、哥斯达黎加，甚至在多数发展中国家，中产阶级政党都面临与墨西哥国家行动党相似的困境。首先，中产阶级政党面临结构性弱点，即中产阶级的弱小和地域限制，这使得它们难以成为拥有广泛社会基础的全国性政党。其次，在这些国家，右翼精英集团是决定经济、政治发展模式的主要力量之一，往往起着基础性、主导性作用。它们对中产阶级政党的渗透、争夺与利用往往导致后者的分裂和衰弱，进入恶性循环。最后，中产阶级政党希望同时吸纳左、右两方的支持，但在实际运作中却往往难以调和二者之间的分歧，结果就造成了中产阶级政党内部的严重分裂，阻碍了党的发展，这是中产阶级政党发展面临的最大困境。拉美中产阶级政党如何克服其结构性弱点，又如何避免来自右翼的阻碍，仍是一个未解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