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通过使用全球货物贸易数据，在全球贸易框架下讨论中美贸易摩擦对中美双边货物贸易和全球货物贸易体系的影响，并在全球范围内计算出世界各国对中国（和美国）关税清单涉及的美国（和中国）产品的替代程度。中国的高技术产品在贸易摩擦中受到的影响最大，能替代中美在彼此进口结构中的地位的国家屈指可数。此外，至少在短期内，中国产品在美国的贸易体系中的可替代度大幅度低于美国产品在中国贸易体系中的可替代度。特别是那些双边贸易中美国从中国进口的“重点产品”，中国是美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美国恐难以从其他国家找到等质等量的贸易对象。

【关键词】：中美贸易摩擦；国际贸易；贸易伙伴可替代性；中美货物贸易；全球价值链

一、引言

中美经贸关系是影响中美经济外交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中美关系发展的“稳定器”和“压舱石”。在过去的20年中，中美双边货物贸易（下文简称“贸易”）发展迅速，中美双边贸易规模持续扩大。中国对美国的货物贸易出口额从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时的543.55亿美元上升至2019年的4185.09亿美元，自美国的货物贸易进口额则从2001年的262.17亿美元上升至2019年的1227.14亿美元，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增长近10倍。而中国向美国出口的产品的种类和产品质量也在不断提升,中美贸易联系日益紧密。

但近年来，与不断增加的中美贸易规模相伴而行的，是逐步升级的中美贸易争端。而贸易争端的升级不仅影响中美经贸关系的演变，也对全球经济的繁荣发展，以及经济板块和格局的变革都产生重要影响。2018年3月初，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自3月23日起，在全球范围内针对钢铁和铝制品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4月3日，美国政府宣布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25%的关税，随后，中国政府也列出了反制性的、对美国产品加征关税的清单。伴随着若干轮的谈判和磋商，越来越多的中国和美国产品被列入双方的加征关税清单中，至此，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值。截至2018年9月24日，已经有价值超过3000亿美元、涉及产品种类超过12000种的中美贸易产品被加征10%至25%不等的关税，由此而引发的全球经济震荡使得此次摩擦成为2018年最引人关注的世界经贸议题之一。2018年12月，随着中美双方就暂停贸易摩擦达成一致意见，牵动全球目光的中美贸易战暂时“鸣金收兵”，中美双方就解决贸易争端展开了多次谈判。然而，2019年5月，美国单方面宣布将美方关税清单涉及的中国产品关税由10%上升到25%，又在稍后宣布暂停单方面上升关税的行为。美国在贸易摩擦中的不断反复加剧了全球经济的不稳定性，为全球化的发展和全球经济增长蒙上了不确定性的阴影。在多轮磋商和谈判后，2020年1月15日，中美签署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随着该协议在2020年2月14日正式生效1，长达两年的中美贸易协定暂时告一段落，全球经贸大震荡格局也稍见曙光。

关于中美贸易争端产生的原因，于铁流和李秉祥认为，中美贸易不平衡主要由于美国限制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对华出口。[1]曾铮和张路路认为，中美造成贸易争端的主要原因在于双方对于贸易利益核算方法上的差异。[2]周茂荣和杜莉发现中美贸易存在紧密的联系和互补。[3]柳剑平和张兴泉的研究表明，中美贸易摩擦多发生在贸易水平比较低的产业中。[4]在本轮贸易摩擦发生后，也出现了一些试图评估和研究此次事件影响的实证性研究：如李春顶等、黄鹏等、余振等、崔连标等和周政宁等的研究主要都是从一般均衡模型出发，并得出中美经济将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负面影响的结论。[5,6,7,8,9]亚洲开发银行基于其截至2017年的多边投入产出表，计算了中美贸易摩擦对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认为如果中美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如美国对中国产品加征25%的关税），亚洲的发展中国家短期将受到直接的影响。[10]如果中长期全球价值链发生转移，东南亚国家将从这种“转移效益”中受益，但无论全球价值链在亚洲国家内如何发生转移、中国经济受到多大的负面冲击，美国的贸易逆差总额恐难降低。以动态GTAP模型分析中美贸易摩擦对两国宏观经济和各部门的影响，发现中国或可能受到更大的冲击；而肖志敏和冯晟昊进一步在GTAP模型中引入了增加值分解，发现以出口增加值衡量的中国出口受损程度要小于美国，但贸易摩擦会对生产国际分割为特征的产品贸易规模产生负面效应，进而影响全球价值链。[11]刘超和李瑞讨论了中美关税的变化对中国台海两岸贸易福利的影响，并发现中美关税摩擦在中低技术行业有显著影响，且有利于中国对台湾地区的出口[12]。Lin and Wang也从结构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中美贸易的不平衡，他们的研究发现，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东亚地区长期以来就是美国贸易逆差的原地，而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最终将缩小。[13]Chong and Li从历史视角分析中美贸易摩擦的起因，认为贸易摩擦的源头来源于贸易逆差、美国中期选举和全球经济主导地位之争，并认为中美贸易摩擦中双方的诉求可能存在根本性差异。[14]宋泓也从历史的角度回顾了70年来的中美经贸关系，指出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是双边经贸合作的基础，多边乃至全球化的平台更是中美两国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制度保障。[15]

在贸易可替代性方面，一部分文献着眼于讨论外国进口对本国产品的可替代性，这一类文献主要使用阿明顿贸易替代弹性（Armington Elasticity）进行测算，孙飞等的研究表明，中国进口商品和国内商品存在互补性特征[16]。而Feenstra et al.进一步区分了国外替代进口来源之间的替代弹性（微观）与国内外进口来源之间的替代弹性（宏观），并发现微观阿明顿弹性的替代性更为显著。[17]而关注出口国之间的贸易产品可替代性、特别是细化到产品/产业层面的研究中，许多研究着眼于出口国的相互竞争性的角度。Baldwin and Ito通过对1997—2006年的全球贸易数据进行分析，发现贸易替代/竞争可以被分为价格和质量的竞争/替代，欧美等发达经济体质量替代更为显著，而中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基于价格的贸易替代更常见。[18]Iacovone、Rauch and Winters比较了中国和墨西哥在企业和产品层级的竞争关系，[19]Flückiger and Ludwig使用1995—2008年间22个欧洲国家和中国的贸易数据，在产品层面构建了出口竞争力指数，以分析中国和欧洲在出口贸易中的竞争力和可替代程度，并指出中国产品对欧洲产品的可替代性主要来自前者的高出口强度。[20]

综上所述，无论使用何种理论模型和实证数据，一个普遍的结论是中美贸易摩擦将对双方乃至全球经济产生比较显著的负面影响。然而，在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时，我们也注意到，由于数据限制，大多数对当下中美贸易摩擦的实证研究,特别是基于一般均衡模型的研究和预测，都是基于2014年甚至更早的投入产出表数据（或不公开的投入产出表数据，如亚洲开发银行的研究）；又或者着眼于中美双边之间，对于此次摩擦对全球货物贸易格局的影响较少涉及，特别较少涉及产品和具体产业。美国和中国分别是当今世界第一大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是全球贸易金额最大的两个进出口国，中美双方的贸易摩擦，显然对全球贸易格局有着不可避免的影响。鉴于此，本文试图从全球贸易格局的视角出发，探讨中美贸易摩擦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潜在影响。我们也试图通过一般均衡模型之外的方式，找出可以在中美双边贸易结构中替代中国和美国的其他贸易对象，并评估它们对中国（和美国）的替代程度。本文使用全球贸易的公开数据，更多地关注各个国家对中国（和美国）产品的实际代替程度，特别是中美双边货物贸易中的重点产品的实际替代程度，以此来估算世界上其他国家对中美各自的进口结构的重要性。本文的主要贡献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使用已经生效的中美关税清单，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可以替代中国和美国在彼此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地位的贸易伙伴；第二，计算出了各个国家对中国和美国清单涉及产品的实际进口可替代度以及双方清单涉及产品的技术分类，发现仅有少数国家能够较为全面地代替美国在中国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地位（反之亦然），但中国在美国进口结构中的可替代性更低；第三，根据对中美双方清单中的重点产品的计算结果，我们发现，在“重点产品”的范围内，中国是美国的主要的，甚至唯一出口方，美国几乎找不到等规模的可替代贸易伙伴，相较之下，中国在这些产品上可以找到其他贸易伙伴可以替代美国；第四，通过计算贸易产品可替代度，我们找到了在贸易摩擦框架下中国潜在的重点贸易伙伴和潜在重点竞争伙伴。

二、典型事实：中美贸易摩擦的清单和产品技术含量

自从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美国与其他国家已经在贸易问题上产生过多次摩擦，而2018年3月22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正式公布《301调查报告》，则被普遍认为是中美双边绵延至今的贸易摩擦的标志性事件。

在贸易摩擦中，中美双方对彼此出口到本国的商品加征关税的清单采取了分批公布、逐步调整的方式，有部分出现在最初加征关税清单上的产品随后又被移出了清单。目前，双方清单均已经生效，本文将重点使用2018年9月24日之前公布并最终被加征关税的产品。22019年之后，中美双方又出现过数次加征关税的行为，彼此实际受到加征关税影响的中美双方产品的规模更大，但由于全球贸易数据目前只更新至2018年，使用2018年9月24日之前生效的关税清单有助于更为准确计算出加征关税对中美出口的实际影响。

文中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世界贸易整合解决方案数据库（WITS）数据库，这是由世界银行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共同合作开发的全球贸易数据库，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全面、权威的货物贸易数据库之一。根据数据可得性，本文的分析和计算全部是基于所使用的实证数据均为根据HS 6位编码编制而成的国际贸易产品。样本年份为2017年和2018年，样本国家为223个。

根据关税清单，在2018年9月24日双方关税清单正式生效之前，共有6482项中国产品（对应HS 8位税目）被列入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清单（下文简称“美国清单”），并有6085项美国产品被列入中国对美国加征关税清单（下文简称“中国清单”）。3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将中美双方清单上的产品根据中间产品、资本产品、消费产品进行了分类，发现在中美的两次加征关税清单上，美方清单以中间产品和资本产品为主，而中方清单则主要对自美进口的农产品（原材料）和其他中间产品加征关税，涉及的资本商品和消费商品较少。

为了进一步研究中美关税清单涉及产品的技术含量，我们进一步根据Lall[21]的分类方法，将双方清单上的产品（HS 6位编码）对应到SITC 3位编码，然后按照产品技术含量分成六个大类，依次为高技术产品（HT）、中技术产品（MT）、低技术产品（LT）、资源型产品（RB）、初级产品（PP）和其他产品（Other)4。

表1计算了2017年度，即贸易摩擦发生之前，中美自对方进口的关税清单涉及产品的金额和种类（按技术含量分类）。首先，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受关税清单影响的产品种类均多于真实发生了双边贸易的产品种类。2017年，中国自美国实际进口的中方清单涉及产品占清单全部产品的91.93%，而美国这一数据为84.19%，这表明随着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双方在选择加征关税产品时，存在“预防性”的目的。特别是美国，并非单纯地为降低其对华贸易逆差而为：在美方清单涉及的其他高技术产品（HT2）和自动化产品（MT1）两类下，美国实际进口的产品种类分别占清单涉及产品的79.29%和73.44%，进口金额分别为64.1亿美元和134.0亿美元，但是这两项产品仅仅占美自华进口总额的1.24%和2.58%。此外，美国对84.47%的中国电子器件和电子产品（HT1）以及55.22%的其他高科技产品（HT2）加征了关税，通过将中国高科技产品纳入加征关税的清单，实际上达到限制中国部分中高科技产品出口美国市场的目的。

在中方清单中，受此次贸易摩擦影响最大的美国产品分别属于初级产品（PP）、自动化产品（MT1）和机械产品（MT3）。2017年中国自美进口金额分别253.7亿美元、147.0亿美元和134.2亿美元。5而中国的电子器件和电子产品（HT1）是受美方清单影响最大的部门，其次为自动化产品（MT3）和其他低技术产品（LT1),2017年美国自中国进口的这三类产品的金额依次为937.6亿美元、629.3亿美元和542.7亿美元，此三类产品在美方清单涉及产品总进口的比重也分别达到33.63%、22.57%和19.46%。可见，美方清单主要是针对中国的中高技术产品，特别是电子类产品，而受到中国清单影响的产品则更多地集中在初级产品和中技术产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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