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文化对于移民的社会融入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影响因子。基于这一出发点,本文探讨了文化价值观如何影响拉丁美洲地区的华人华侨实现社会融入。本文从文化维度理论的角度分析,认为中拉之间在文化价值观上并非完全对立,而是存在接近和相似之处。文化价值观对于华人华侨实现社会融入的影响体现在双方民众相互认同,以及华人参政意愿和法律意识、工作与生活、婚姻与家庭生活、社交网络等诸多方面。研究表明,无论是文化差异性还是相似性,都有可能产生利弊兼有的双重影响,不能一概而论。

【关键词】：文化价值观；文化维度；拉美；华人华侨；社会融入

 

移民的社会融入程度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西方学者比较注重从制度、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客观条件制约的角度来解释移民在侨居国受到的歧视、排斥或限制，这主要是基于人们对于移民在流入地融入状况较差的认知[1]。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推动各国制定有助于移民融入的政策，以提高和改善移民的融入程度。但显而易见的是，移民的社会融入还受到自身文化与住在国文化之间差异性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贯穿于社会融入的全过程和各个阶段，具有深远而持久的特点。国内学者在研究华人华侨的社会融入时，普遍认为中外文化差异以及由此引发的跨文化交际困窘是中国移民融入当地社会的最大障碍。比如，有的学者在研究华人在澳大利亚的社会融入时，认为“文化差异注定了华人无法被澳洲社会完全同化”[2]；有的学者在研究南非华人的社会融入时，认为“文化的差异以及功利主义的‘过客’适应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新移民在南非的长远发展”[3]。由此可见，文化对于华人华侨的社会融入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影响因子。本文基于这一出发点，拟从文化差异性与相似性的角度，探讨文化价值观如何影响拉丁美洲地区的华人华侨实现社会融入。

长期以来，无论是民间还是学界，都普遍存在一种认识，即中国与拉美国家之间文化差异巨大。但对这种差异性的分析大多缺乏数据支撑，主要是基于民众或学者对两种文化的理解进行的对比，很难就差异的程度作出准确的判断。此外，中拉文化之间除了存在差异性，是否存在某些相似之处，特别是在价值观方面？相关的研究并不多见。为弥补这一欠缺，本文将采用荷兰社会学家吉尔特·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对中拉文化价值观进行对比，再根据分析结果进一步研究文化因素与华人华侨社会融入的相关性。

一、文化维度

文化维度理论是霍夫斯泰德在1980年出版的学术著作《文化的效应：价值、行为、体制和组织的跨国比较》中提出的重要理论工具，用以分析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作者通过对IBM公司分布在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员工进行的大型问卷调查，提出了衡量价值观的4个文化维度，每个国家或地区在各个维度上都有一个相应的得分。在此之后，霍夫斯泰德又结合其他学者的研究，增加了另外2个维度。文化维度理论以调查数据为基础，以定量的方式直观地呈现出各国（地区）的文化差异及其文化特征，因此成为跨文化研究领域重要的理论依据。但不可否认的是，文化维度理论也有其局限性。一方面，样本的选取缺乏代表性，IBM公司的员工能否反映出整个国家的文化特征是值得商榷的；另一方面，文化价值观并非一成不变，但这种变化在文化维度理论中没有得到体现。尽管如此，文化维度理论仍然是文化比较研究的重要工具。

文化维度理论揭示的是文化表象背后的价值取向。各个维度上得分的高低则体现出文化价值观的差异。权力距离指数反映了社会不平等的程度以及大众对不平等的接受程度。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维度用来衡量一个社会中人们更看重个人利益还是集体利益。阳刚气质-阴柔气质维度体现的是一个社会中占据主导的是代表男性性格特征的自信、坚强、注重物质成功等气质，还是代表女性性格特征的谦逊、温柔、注重生活质量等气质。不确定性规避指数反映了社会成员面对不确定的情况时表现出的焦虑程度和对未知风险的接受程度。长期导向-短期导向维度最初是基于在23个国家进行的华人价值观的调查，后来研究者在世界价值观问卷调查中发现一个维度与其高度相关，因此得以被作为霍氏理论的第5个文化维度。长期导向指社会成员更注重未来的回报，而短期导向则意味着社会成员更看重过去和当下。放纵-克制维度体现的是人们对自由选择的态度。

二、中国与拉美国家的文化差异性和相似性

本部分将结合文化维度理论包含的6个维度，对中国和拉美国家的文化差异性和相似性作出研判，并简要分析文化价值观产生的背景。在中国数据的选取上，鉴于拉美地区的华人华侨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港台地区，因此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均被列入图表中，但中国大陆的得分将作为主要的分析依据。此外，尽管拉美国家之间也存在差异，但由于本文以整个地区作为考察对象，因此拉美国家总体的得分情况，或者说普遍规律，将得到更多的关注。

（一）权力距离

从图1可看出，在76个国家和地区的权力距离指数排名中，大部分拉美国家处于中间位置，但危地马拉、巴拿马、委内瑞拉、墨西哥和厄瓜多尔都属于高权力距离，中国也是高权力距离国家，所以在这一指数上，可以说中国与拉美国家有一定差异，但不太明显。

图1 权力距离指数得分

资料来源：（荷兰）吉尔特·霍夫斯泰德，（荷兰）格特·扬·霍夫斯泰德，（保加利亚）迈克尔·明科夫．文化与组织：心理软件的力量（第三版）（修订版）．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9,6(1版）：47-49.

中国的高权力距离与其传统文化密切相关。在中国的家庭生活中，父母对子女的权威被广泛认可，而子女要履行赡养父母的义务；在学校，尊重师长历来是一种美德；在职场，下级要服从上级的安排和指令。而拉美地区在历史上是一个被外来入侵者征服的地区。在被殖民的过程中，拉美地区形成了以种族和肤色为界限的、严格的等级制度。宗主国还将封建社会的大地产制、“家长制”等也移植到了拉美地区。独立之后，这些文化遗产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拉美各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

（二）个人主义-集体主义

从图2可看出，在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维度上，拉美国家之间存在一定差异，在76个国家和地区中的排名也较为分散。但是在有数据的13个国家中，只有4个国家排在相对中间的位置，其他国家和中国一样，都属于更看重集体主义的国家。总体而言，拉美国家在这一维度上明显有别于美国、英国、德国等个人主义盛行的西方国家，但西方文化的影响是存在的。

在中国，集体主义是传统和主流的价值观，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拉美国家的集体主义首先来源于印第安文明。一方面，印第安民族实行的是集约化农耕经济，带有合作互助的性质；另一方面，在与殖民主义的长期斗争中，“不同于主流的资产阶级极富占有欲的个人主义，印第安人民和他们的运动倡导‘我们’的理念，‘我们’总是比‘我’更重要”[4]。其次，天主教的影响不可小觑。天主教历来不主张个性张扬，而是通过集体布道、惩罚“异端”等方式维护团结。由此可见，拉美国家的集体主义与中国一样，也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

图2 个人主义指数得分

资料来源：（荷兰）吉尔特·霍夫斯泰德，（荷兰）格特·扬·霍夫斯泰德，（保加利亚）迈克尔·明科夫．文化与组织：心理软件的力量（第三版）（修订版）．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9,6(1版）：74-77.

（三）阳刚气质-阴柔气质

由图3可知，从排名上看，中国属于阳刚气质国家，但得分与排名最高的国家（110分）相差较大。而拉美国家在这一维度上出现了分化，4个国家的排名位于前1/3，但也有6个国家的排名位于后1/3。

中国不是最典型的阳刚气质国家，用“刚柔相济”来形容中国的气质似乎更为恰当。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形成的刚强坚毅、百折不挠、不畏艰难、自强不息等精神是中国文化中最阳刚、最光明的一面；而中国文化倡导的宽容大度、谦逊质朴、以和为贵等又体现了阴柔而隐忍的一面。从得分上看，多数拉美国家和中国一样，也兼有阳刚和阴柔两种气质，所不同的是有些国家的阴柔气质更多一些。霍夫斯泰德认为拉美国家之间的差异来自两个原因：一是天主教文化本身就在两种气质间摇摆不定；二是印第安文明的传统不同造成了国家间的差异。

图3 阳刚气质指数得分

资料来源：（荷兰）吉尔特·霍夫斯泰德，（荷兰）格特·扬·霍夫斯泰德，（保加利亚）迈克尔·明科夫．文化与组织：心理软件的力量（第三版）（修订版）．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9,6(1版）：105-107.

（四）不确定性规避

在霍夫斯泰德的研究中，不确定性规避是唯一一个中国的得分没能真实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文化维度。从图4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与拉美国家之间的差别。大多数拉美国家得分较高，反映的是高不确定性规避文化。而中国在76个国家（地区）的排名中列第70位，说明不确定性规避程度很低。但实际上，中国更符合高不确定性规避社会的描述。

图4 不确定性规避指数得分

资料来源：（荷兰）吉尔特·霍夫斯泰德，（荷兰）格特·扬·霍夫斯泰德，（保加利亚）迈克尔·明科夫.文化与组织：心理软件的力量（第三版）（修订版）.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9,6(1版）：138-141.

中国人常说的“不打无准备之仗”“居安思危”等，实际上都反映出中国较高的不确定性规避程度。人们为避免模棱两可，对各种书面的规定、规则、规划有很强的依赖性，标新立异、非同寻常的想法和做法很难被接受。另一个表现是中国对稳定的追求十分强烈，“求稳”是普遍的社会心态。拉美国家的高不确定性规避仍然来源于宗教思想。天主教认为世间只存在一种绝对真理，不承认其他真理，具有排他性。历史上，天主教反对革新和创新，排斥新生事物。

（五）长期导向-短期导向

从图5可看出，长期导向-短期导向维度是中国与拉美国家之间差异性最明显的一个维度。拉美国家属于典型的短期导向社会，而中国是典型的长期导向社会。这主要是因为长期导向社会所推崇的坚持不懈、节俭等品德均来自儒家文化，因此不仅仅是中国，其他信奉儒家思想的国家或地区在这一指标上也都得到了高分。而拉美国家中除了巴西以外，均排在后1/3的位置。

图5 长期导向指数得分

资料来源：（荷兰）吉尔特·霍夫斯泰德，（荷兰）格特·扬·霍夫斯泰德，（保加利亚）迈克尔·明科夫．文化与组织：心理软件的力量（第三版）（修订版）．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9,6(1版）：180-183.

在现实中，无论是中国的长期导向，还是拉美国家的短期导向，都能找出很多典型的事例，并形成鲜明的对比。比如，在经济治理上，中国重视长远规划的作用，迄今已连续制定了十三个经济发展的五年规划，而这种做法在拉美国家根本行不通；在消费观念上，中国人提倡量入为出，偏好储蓄；而拉美人则热爱消费，习惯于将大部分甚至全部收入用于消费。在工作态度上，中国人更愿意通过长期奋斗实现最终理想，而拉美人则安于现状，立足当下，注重眼前的目标。

（六）放纵-克制

从图6可看出，在这一维度上，中国的克制程度较高，而拉美国家的放纵程度较高，两者存在巨大反差。委内瑞拉和墨西哥在93个国家（地区）的排名中列前两位。

图6 放纵指数得分

 

资料来源：（荷兰）吉尔特·霍夫斯泰德，（荷兰）格特·扬·霍夫斯泰德，（保加利亚）迈克尔·明科夫．文化与组织：心理软件的力量（第三版）（修订版）．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9,6(1版）：206-209.

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具有含蓄、内敛、克制、矜持的气质。儒家思想教育人们要学会自律、克制私欲、遵守礼节和道德规范。相比之下，大多数拉美国家属于比较典型的放纵型文化。天主教伦理中对劳动的轻视和对财富的贬低有可能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天主教反对人们过度追求物质财富，谴责贪恋财富者，同时认为劳动的目的是为了生存和自给自足，鼓励人们知足常乐。这种财富观和劳动观在当今拉美社会的直接反映就是相比于工作，民众更看重休闲娱乐，在生活方式上比较随性轻松，幸福度比较高。

综上所述，文化维度理论较好地反映了拉美文化的基本特征，但对中国文化的描述出现了某些偏差，主要表现在不确定性规避上。其原因可能在于被调查者为公司中层管理人员，在这一维度的价值取向上更偏向现代，而非传统。在6个文化维度中，中国与拉美国家在前4个维度上有相似性，在后2个维度上存在明显差异。一方面，这意味着中拉文化价值观并不像通常认为的那样截然不同、完全对立，而是可以找到相似之处。另一方面也应看到，无论是中国文化还是拉美文化，都有其多样性和复杂性，这6个文化维度并不一定能够反映出中拉文化的深度和广度。但无论如何，文化维度模型为中拉文化比较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照和依据。

三、中拉文化碰撞对华人华侨社会融入的影响

国内外学者一般从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4个维度来研究移民的融入问题。其中经济融入的测量指标包括就业情况、收入水平等；政治融入包括是否取得公民身份、参政议政程度等；社会融入包括社会支持网络、社交圈、组织参与状况等；文化融入指语言水平、观念认同、规范习得等。具体到拉美地区，华人华侨的融入面临着较大障碍和困难。对于第一代移民来讲，除经济融入程度较高以外，其他3个维度的融入程度都比较低。

如前文所述，移民的融入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本部分将利用文化维度理论，从文化价值观的角度分析拉美地区华人华侨融入当地社会过程中具备的优势和遇到的障碍。需要明确的是，华人、华侨和华裔属于不同的概念。华裔，特别是第三代移民虽然具有中国血统，但在语言、习惯、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方面已部分或全部本土化了，因此社会融入程度较高。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出生在中国、有在中国生活经历的华人华侨或出生在居住国、但具有较强中国文化认同感的第二代移民。

结合拉美地区华人华侨社会融入的主要特点，本文将从以下5个方面分析文化碰撞与华人华侨社会融入之间的关联：

（一）文化认同

无论是拉美国家对中国移民的认同感，还是中国移民对侨居国的认同感，都处于比较低的水平。虽然作为移民国家，吸纳外来移民是拉美各国的基本国策，但宽松的移民政策主要针对的是欧洲移民，而包括华人在内的亚裔移民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和排斥。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期，拉美国家曾多次掀起排华浪潮。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拉美国家对待华人华侨的态度也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华人的贡献得到了更多的肯定。但是拉美国家历史上形成的对华人身份、地位和文化的刻板印象一直存在，认为欧美文化更加优越且先进的欧洲中心论思想也依然根深蒂固。阿根廷学者曾对该国发行量最大的两家主流媒体——《民族报》和《号角报》在1999—2005年期间发表的有关移民问题的报道进行过分析。研究表明，在谈论“阿根廷的外国人”这一话题时，只有拉美人和华人被称为“移民”，而欧洲人和美国人则被称为“执行官”“专业人士”或“企业家”[5]。这个例子显示出阿根廷社会没有一视同仁地对待不同国家的移民，“移民”专指寻求工作机会和社会升迁的人，带有贬义色彩，而来自欧美国家的群体因为保持了原有的经济社会地位，所以不属于“移民”。

霍夫斯泰德认为，在高不确定性规避的社会，人们视“不同的东西是危险的”，因此具有强烈的种族偏见和排外倾向，对外国移民也较为敌视。拉美国家存在的民族主义倾向和对华人的偏见能够部分地验证这种判断。但反过来看，中国移民也同样怀有文化民族主义，对中国持有强烈的文化认同和情感认同，对侨居国存在“客居者”心态，习惯于用“我们”和“他们”来区分同族和当地人，同时对于侨居国的黑人和印第安人也抱有一定偏见。但是，拉美文化和中国文化中的阴柔气质又使得两种文化均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相互认同上的不足，减弱了华人华侨实现社会融入的阻力。如今，中国的饮食文化、节庆习俗、中医药、汉语等通过华人华侨这一媒介和桥梁已在拉美各国得到了广泛传播，吸引了越来越多拉美民众的关注和喜爱，而大多数华人华侨也接受了当地的文化传统，双方的相互认同逐渐提升。

（二）参政意愿和法律意识

如果说政治参与体现了移民融入当地社会的最高水平，那么华人在这方面的表现是差强人意的。长期以来，第一代华人移民的参政意愿普遍很低，能够进入政界和军界的多为华裔。虽然有客观因素的制约，但文化因素对华人参政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一方面，在高权力距离的国家，民众往往更容易接受或忍受现行的权力分配模式，对政治和公共事务缺乏兴趣。另一方面，在高不确定性规避的社会，由于对司法系统缺乏信任，民众通常不愿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纠纷。这些文化特征在背井离乡、身处陌生环境之中、且多数来自中国乡村、深受宗法思想影响的华人移民身上得到了进一步的放大和强化。多数华人都把提高收入、改善生活作为首要的目标，与政治活动保持距离。参政意愿的低下导致华人在当地社会的话语权严重缺失，在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也只能忍气吞声、委曲求全，而法律意识的淡薄则助长了针对华人的犯罪活动和腐败行为。

（三）工作与生活

中国属于长期导向的克制型社会，而拉美国家是短期导向的放纵型社会。这种差异对华人华侨的社会融入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吃苦耐劳、勤俭节约、艰苦创业的意志品质，使得绝大多数华人华侨都能较快地适应当地的生存环境，取得经济上的立足和独立。如今，华人群体在拉美社会属于中等收入阶层，衣食无忧，少数华人已挤身于大企业家行列。华商在很多拉美国家都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成为某些行业的佼佼者。同时，拉美国家特有的消费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华人经济的繁荣。例如巴西圣保罗以华人店铺为主的“25街”的发展与繁荣，与巴西民众酷爱购物和消费的生活理念不无关系；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当地民众对日用品和食品的采购具有频率高、数量少的短期导向消费偏好，是中小型华人超市遍布大街小巷、深受欢迎的最重要原因。但另一方面，华人华侨对工作的执着、对社区交往的忽视，与当地人热爱生活、注重休闲、喜好聚会交友的风气产生了强烈的反差，导致华人的辛勤工作无法得到理解，还给当地人留下了“只知赚钱、不会享受”“工作是中国人的全部”等刻板印象，从而加深了双方的隔阂。

（四）婚姻与家庭

很多研究都表明，通婚有助于移民的社会融入。早期的华人移民几乎全部是单身男性，且经济地位低下，摆脱契约华工的身份后，华人为了在当地站稳脚跟，获取必要的社会依靠，只能采取通婚、联姻的方式。而20世纪80年代以后前往拉美地区的新华人移民，在交通条件大为改善、经济立足相对容易的情况下，更倾向于与华人组建家庭。从文化角度上看，中国与拉美国家在生活观念上的差异是导致新一代华人移民较少与当地人通婚的主要原因。上文提到的华人移民与当地人对待工作和休闲娱乐的不同态度，以及两种文化不同的消费观念、两性规范、教育理念、宗教信仰等，都对择偶产生了很大影响，以致于多数华人为避免家庭生活的冲突和矛盾，不愿选择与当地人通婚。

（五）社交网络

集体主义文化在拉美华人华侨中有两种典型的表现。一是家族式的经营模式十分常见。亲情、熟人等纽带在华人移民拉美的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强烈的家庭责任感不仅使“连锁迁移”成为华人主要的移民路径，而且也给华人经济打上了浓重的宗族色彩。华人在选择合作伙伴或雇员时，家族成员和同乡是被优先考虑的对象。二是华人具有依托团体的力量寻求团结和互助的传统。从19世纪末期开始，拉美地区的华人华侨就建立了侨团组织。如今拉美各国都有数量不等、功能各异、大小不一的侨团和社团。

集体主义的影响同样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无论是家族式经营和互助，还是移民组织，都有助于华人抱团取暖，共同应对文化适应过程中的种种难题；但另一方面，过分强调和依赖集体主义，也有可能导致群体内部形成强大的凝聚力，致使被其他群体视为“圈外人”而受到排斥。这种相对的封闭性在华人群体内部的表现是侨团之间缺乏联系，各自为政，甚至存在不团结、排他的现象；在外部的表现是华人的社交圈狭窄且单一，只局限于华人社区，缺少与当地人的联络。国内学者在研究墨西哥恰帕斯州华人新移民时，发现了一个割断与华人社区的联系后反而能够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的个案[6]，尽管这个案例不具有普遍性，但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华人超越和突破原有的朋友圈、减少彼此之间的依赖、扩大并多样化其社交网络对于社会融入的重要性。

以上分析表明，中国和拉美国家在6个文化维度上的差异性和相似性对于华人华侨的社会融入均有可能产生双重影响。文化价值观上的接近有时反而会产生碰撞和矛盾，而差异造成的结果也是利弊兼有，不能一概而论。

结语

本文利用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分析了中国与拉美国家在文化价值观方面的差异性和相似性。与一般认识和实际交往中所感知的不同，研究发现中拉之间在价值观上并非完全对立，而是存在接近和相似之处。这种认知偏差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首先，价值观是文化最深层次的表现，而文化差异有多种表现形式，很多情况下人们看到的是其外在的一面；其次，不同的种族、宗教、性别、代际和阶层有不同的文化特征，而这些只体现了国家（地区）文化维度中的一部分，并非全部；再次，文化维度之间的相关性在不同国家（地区）存在差异，这导致在某个维度上接近的国家（地区）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因受到其他维度的不同影响而表现出明显的区别；最后，拉美国家之间也存在差异，如果从国别角度分析，可能会得出与本文相背的结论。

文化价值观对华人华侨社会融入的影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至于其他的影响因素，如侨居国的移民环境和移民政策、华人自身的文化素养和社会背景等，以及华人华侨如何克服障碍、实现跨文化适应等问题，则有待于今后更深入的研究。总的来看，中拉文化差异对华人的文化适应和社会融入造成了较大的阻碍。这与世界各地的移民群体面临的困境是一样的。但在某些情况下，文化差异也并不一定都是坏事，比如拉美华人在经济方面的融入程度就比较高。无论如何，移民的融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文化价值观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正如霍夫斯泰德所认为的，只有第三代移民才能实现真正的融合，因为他们已经具有了住在国的价值观。

 

参考文献
[1]梁波，王海英．国外移民社会融入研究综述[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0(2):18-27.

[2]李泽莹．澳大利亚中国新移民的社会融合问题研究[J].八桂侨刊，2019(3):19.

[3]陈凤兰．文化冲突与跨国迁移群体的适应策略：以南非中国新移民群体为例[J].华人华侨历史研究，2011(3):48.

[4]卡洛斯·安东尼奥·阿居雷·罗哈斯．拉美印第安人运动的特征、历史进程及贡献[J]．拉丁美洲研究，2018(4):112.

[5] CASTIGLIONI C,CURA D. La construcción de la figura del inmigrante y de la inmigración en el escenario mundial,por la prensa escrita argentina,entre 1999-2005[EB/OL].[2020-02-25]. http：//webiigg.sociales.uba.ar/pobmigra/archivos/prensa.pdf.

[6]张青仁．墨西哥恰帕斯州华人移民的历史与现状：兼论海外华人研究的他者化[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6):33-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