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立足2019年，通过纵向回顾“六〇后”“七〇后”作家的创作历程，勾勒出阿根廷文学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的发展趋势及现状。整体来看，“六〇后作家”活力不减，继续推陈出新，不断尝试文学创作的可能性。“七〇后”作家佳作迭出，涉猎多种类型小说，多部作品斩获西班牙语文坛重要奖项。

【关键词】：阿根廷年度文学研究 “六〇后作家” “七〇后作家” 哥特小说

2019年是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收尾之年。回想1999年，一部部佳作展现出阿根廷新生代“六〇后”作家充沛的文学活力。同年，一批“七〇后”青年参加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书展组织的讨论会，主题为“第一届书展时我们还不识字，而如今我们已是作家”；面对新世纪，他们难掩激动之情，期待在而立之年迎来自己立足文坛的“重磅作品”。二十年弹指一挥间，“六〇后”“七〇后”作家已成为当下阿根廷文坛的中坚力量。本文在勾勒2019年阿根廷文学概貌时，试图通过对上述两代作家“此刻—彼时”的闪回，纵向观察其创作历程，一窥阿根廷文学二十年来的发展流变。

一、阿根廷“六〇后作家”：探索文学的多样性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已在文坛崭露头角的“六〇后作家”被评论界分为两大阵营。一派以文学杂志《巴别塔》为基地，认为作家不应被“政治承诺”所捆绑，也不应创作拥抱市场的作品。“巴别塔派”强调文学的实验性，致力于元小说、学院派文学创作，也被称为“实验派”。另一派以行星出版社为中心，创作深受大众传媒，尤其是电影和新闻的影响，强调作品的叙事性，多使用平实、不晦涩的语言，也被称为“叙事派”。诚然，这种派别的划分难免有些简单机械，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两种不同的创作趋势。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随着“六〇后作家”作品的日益丰富和多元，“实验派”“叙事派”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

弗雷桑在创作初期擅长将音乐和电影元素加入小说创作，属于“行星派”作家。但此后他逐渐转向“实验派”。近十年来，弗雷桑用《虚构部分》（2014）、《梦境部分》（2017）和《回忆部分》（2019）三部作品来回答何为作家、何为创作、何为阅读等问题。在这些作品中，故事情节被弱化，关于文学的思索则被无限放大。《回忆部分》以福克纳、普鲁斯特、纳博科夫、平克·弗洛伊德等作家和歌手关于回忆的引文开篇，营造了浓郁的“说吧，记忆”的氛围，旋即进入主人公“作家”的意识流，用绵延的思维碎片和回忆瞬间呈现他关于创作、做梦和回忆的文学感悟，如“所谓创作，不过是一场趋向未来的回忆；所谓做梦，不过是一场向上或朝下延伸的回忆；所谓回忆，不过是一场关于过往的创作”，“我们不是梦的‘作者’，而是梦的‘读者’。同理，我们也不是记忆的‘作者’，而是记忆的‘编辑’”。在“三部曲”中，弗雷桑娴熟地将小说与散文体裁混杂交融，在虚构中嵌入大量哲学思考和文学评论。在阿根廷的文学传统中，不乏如博尔赫斯、科塔萨尔、皮格利亚等创作富含哲思的文学作品的大家。2019年，这个名单又增添了弗雷桑的名字。通过“三部曲”，弗雷桑试图获得“作家的三相”，即纳博科夫提到的“讲故事的人、教育家和魔法师”。回顾其文学创作，多年来他如同一个擅长讲故事的魔法师，热衷于花样翻新，写作技巧和写作题材层出不穷。在“三部曲”中，他完成了“教育家”的实践，试图通过对作家心灵世界的呈现，唤醒人们对阅读和书写的重视。

与求变求新的弗雷桑相比，吉列尔莫·马丁内斯可谓执守初心，几十年来在侦探小说领域深耕不辍。毕业于数学专业的马丁内斯文理兼长，擅长在创作中加入大量逻辑推理和科学知识，2003年的长篇小说《牛津谜案》是其代表作，讲述了牛津大学数理逻辑学泰斗塞尔登教授和连环杀人凶手斗智的故事。2019年马丁内斯荣获西班牙纳达尔文学奖的新作《爱丽丝谜案》如同《牛津谜案》的续篇，不仅故事发生于牛津大学，前作中多位主要人物也再次登场，只不过在这部新作中，数学元素减弱，文学元素一跃成为中心。罪行与谜团都围绕《爱丽丝梦游仙境》的作者刘易斯·卡罗尔的日记展开。那些残缺的书页就像一个“兔子洞”，隐藏着巨大的秘密，等待读者踏上冒险之旅。无论是故事背景、情节主线，还是谜团设置，该书都充满浓郁的“英伦风”。

侦探小说在阿根廷文学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在博尔赫斯、比奥伊·卡萨雷斯等作家的推动下，注重推理和智力元素的解谜小说成为创作主流。七十年代开始，注重现实性与批判精神的硬汉派侦探小说逐渐成为阿根廷侦探文学创作的主要类型。九十年代以后，阿根廷侦探小说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马丁内斯的文学创作被视为解谜小说的复兴。对他而言，这一小说类型是他最为熟悉的实验室，他用不同比例的文学、数学逻辑和罪行，调配出多样的情节张力，制造出无限的可能性。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马丁内斯，很多“六〇后”作家都对侦探小说情有独钟，如巴勃罗·德桑蒂斯、克劳迪娅·皮涅伊罗和迭戈·帕斯科夫斯基等。

2019年，已处于知天命年龄的“六〇后”作家对人生和文学创作有了更深刻的感悟，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继续探索着文学的多样性，但有的作家却不幸英年早逝，布里苏埃拉就于是年5月14日病逝，但他留给世间的却是一份沉甸甸的文学记忆。布里苏埃拉从小就展现出非凡的文学禀赋，但真正让他声名鹊起的是荣获阿根廷号角最佳小说奖的《英国：一个寓言》（1999）。小说始于一批在火地岛发现的文献，但作家凭借丰富的想象力引入莎士比亚、王尔德等人真假难辨的故事，构建了野蛮的南美土著和西方文明之间的对话。其另一部重要作品《同一个夜晚》（2012）则探讨阿根廷军政府独裁时期的暴行并反思人们应该如何面对从未走远的强权和暴力。

布里苏埃拉留给阿根廷文学的记忆是丰富多元的。长时间以来，同性恋题材在阿根廷文学创作中是一个禁忌。而布里苏埃拉编选的《欲望故事：二十八部阿根廷当代小说中的同性恋情欲》在当时引起了强烈反响，被视为阿根廷乃至拉美最重要的同性恋题材小说选集之一。评论家奇弗认为，该书的出版体现了社会对同性恋这一问题看法的转变，以及文学对这一题材处理手法的变化：“从最初的只字不提，到后来充满美学意味的隐晦含蓄、闪烁其词，直至对其完全接受，可以毫无禁忌地肆意描写。”此外，布里苏埃拉还致力于挖掘被人们忽视或轻视的作家，让他们的作品重回阅读视野或再次获得评估，令莎拉·加亚尔多、玛丽亚·埃伦娜·沃尔什等作家的作品重焕光彩。布里苏埃拉还参与了国家图书馆的作家档案修复工程，搜寻整理了大量鲜为人知作家的文档和手稿，为完整阿根廷当代文学版图做出了积极贡献。布里苏埃拉去世后，人们深切缅怀这位“精益求精、追求极致的语言工匠”，以及“孜孜不倦的阿根廷文学推广者，尤其是对年轻作家及被遗忘的作家的宣传推广”。

二、阿根廷“七〇后作家”：寻找自己的声音

如果说阿根廷“六〇后作家”在而立之年面临的是被评论家贴上“巴别塔派”或“行星派”的标签，“七〇后作家”则选择在而立之年主动亮相。2009年出版的《青年近卫军：阿根廷文学新生代》，被视为“七〇后作家”的第一次集体登场，标志着他们在文坛已由个体扩展为群体。该书收录的作品题材多样，风格迥异，但又拥有一些共性，如阿根廷多种文学传统在此兼容并蓄，和谐共存；漠视文学的“弑亲”；直接影响文学创作的重要历史事件不再是马岛战争或是1976至1983年的军政府独裁统治，而是2001年爆发的经济危机；作品中频繁提及的网络构成了作家创作、出版和作品传播的新平台，尤其是博客。十年后，当年的“青年近卫军”绝大部分依旧在文坛闪亮，如佩德罗·迈伊拉尔、萨曼塔·施维伯林、玛丽安娜·恩里克斯、帕特里西奥·普隆等，且有多位在2019年贡献了精彩作品。

迈伊拉尔1998年就凭借长篇小说《与莎布丽娜·洛弗的良宵一夜》获得首届号角最佳小说奖。作品讲述了一个十七岁青年在电视抽奖中成为幸运观众，赢得与色情电视秀主持人莎布丽娜共度一夜的机会。青年一路搭车前往首都，经历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奇遇。小说充满了各种大众文学元素，集中体现在对公路电影的戏仿和电视语言的运用上。迈伊拉尔在1999年就高呼“我们是看着电视长大的一代”，借此突出大众文化对他这一代作家的影响。2019年，迈伊拉尔用短篇小说的形式继续讲述爱情、欲望和旅行的故事，推出《短暂的永恒爱情》。这本书像是作家三十多年来的短篇小说创作总结，上篇“短暂的永恒爱情”收录新创作的故事，下篇“今天早些时候”则全是旧作。新旧作品展现了其不同时期的创作风格，清晰勾勒出一位“七〇后作家”的文学成长史。

无独有偶，普隆也在2019年推出了以爱情为主题的长篇小说《明天我们会有其他的名字》。普隆擅长用文学思考，其代表作《我父母的精神仍在雨中升腾》（2011）探讨了家庭关系，尤其是两代人之间断裂的代际关系。获得西班牙旺泉小说奖的新作《明天我们会有其他的名字》主人公没有名字，只是简单的“他”和“她”。他们在马德里相遇，陷在爱里，也陷在各种不确定中。普隆并不想在书中讲述一个传统的爱情故事，而是借此思考爱情与生活的关系。世界变化越来越快，爱情的位置又在哪里？生活越来越便捷，但人类是否越来越孤独？社交软件的普及对人和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有何影响？小说对当代社会人际关系的思索富有见地，耐人寻思。

“青年近卫军”中有六位女性作家，其中施维伯林和玛丽安娜·恩里克斯如今已跻身最受关注的西班牙语作家之列。在阿根廷当代文坛，恐怕很难找出比恩里克斯更痴迷“黑暗”的作家了。恩里克斯自幼就是哥特文学、吸血鬼文化、恐怖电影的爱好者，热爱科塔萨尔和奥拉西奥·基罗加等本土作家，以及雪莉·杰克逊、斯蒂芬·金、雷·布雷德伯里等欧美作家的作品。从处女作《最糟糕的是堕落》（1995）开始，恩里克斯就着魔般沉溺于黑暗世界，嗜此不疲地挖掘那些蛰伏在社会、历史和人性褶皱中的残酷与形式各异的恶。她笔下那些或长或短的作品组成了一张哥特风格的专辑，萦绕其间的死亡、恐惧、神秘、奇幻、阴郁和残酷，令人惊悚又令人沉迷。在恩里克斯笔下，传统哥特文学中恐怖的森林变成了阿根廷的城镇和街巷，神秘的古堡换成了普通的住宅和公共场所，而吸血鬼和女巫则被很多源自本土鬼怪传说的形象替代。可以说，恩里克斯更多是借用哥特文学的“外壳”，以剖析制造黑暗与暴力的社会根源。这种专注现实的哥特风格或可称为“哥特式现实主义”。

2019年，恩里克斯推出新作《我们属于黑夜的部分》。故事背景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处于军政府独裁统治下的阿根廷，但奇幻元素很快就如鬼魅在文字中浮现。主人公胡安从小就拥有超自然能力，其妻罗莎里奥的家族与拥有上千年历史的英国秘密社团“黑暗之神”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罗莎里奥神秘失踪后，胡安带着儿子加斯帕尔踏上了漫长的旅行，希望挣脱秘密社团的控制，改变加斯帕尔成为灵媒的宿命。恩里克斯在小说中构建了一个较之以往更为庞杂的哥特世界。现实与奇幻，八九十年代的阿根廷与六七十年代的英国，南美民间文化里的“死亡圣神”和英国神秘学者阿莱斯特·克劳利，这些看似对立或不协调的元素在书里相互交织，和谐共存。神秘的超自然力量和奇异诡谲的故事不过是一种隐喻，作者真正想描绘的是阿根廷历史中“属于黑夜的部分”，即军政府独裁统治时期。正如胡安父子竭力抗争，试图拒绝继承源自家族血缘的“使命遗产”，恩里克斯反思的是人们是否能做到拒绝继承历史和社会留下的政治遗产，以及如何对抗那无所不在的黑暗势力。作为欧美文学的经典类型之一，哥特小说在阿根廷常与极受本土作家推崇的幻想文学融为一体。虽然基罗加、博尔赫斯、科塔萨尔等作家的不少作品都带有哥特元素，但哥特小说在阿根廷的文学版图中始终只是若隐若现。是恩里克斯多年不懈的耕耘，才使哥特小说终于在阿根廷文坛有了清晰的在场。《我们属于黑夜的部分》也成为2019年度阿根廷最受关注的作品之一，并荣膺西班牙埃拉尔德小说奖。

除了上述在多年前就成名的作家外，还有一些大器晚成的“七〇后作家”。如玛丽亚·甘因萨，多年从事文化和艺术评论，直至2011年才出版第一部文学作品《视神经》。2018年，甘因萨带着第二部作品，长篇小说《黑色的光》深入阿根廷神秘的艺术家世界，探寻艺术品的真与假，人性的善与恶。小说于2019年获得以墨西哥著名诗人索尔·胡安娜·伊内丝·德拉克鲁斯命名的文学奖。1978年出生的多洛蕾丝·雷耶斯于2019年推出处女作《吃土姑娘》后受到广泛关注。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无名无姓的女孩，她只要闭上眼睛，抓起泥土咽下，就能看到那些失踪的人的去向。这部带有奇幻色彩的小说，是献给惨死于社会暴力和家庭暴力的女性的一曲挽歌，简短诗意的语言像是被暴力击碎的玻璃，折射出人间的黑暗与血腥。

阿根廷作家、文学评论家皮格利亚曾言：“创作是一条漫漫长路，作家循路而行，渐行渐远，直至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找到他独有的叙述故事和感受现实的方式。”可以说，到了四十不惑之年，处于文学创作盛年的“七〇后作家”，仍在寻找自己的声音，仍在文学中“解惑”。

二十一世纪这二十年的图景，对于作家个体而言，无疑是清晰而深刻的。但对于阿根廷文学而言，这二十年的作家作品不过是其漫长历史中的一个章节而已。二十一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已经开启，作为文坛主力的“六〇后”和“七〇后”作家，将与其他年龄段作家一起，笔耕不辍，继续描绘阿根廷文学新的图景，书写阿根廷文学新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