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0年2月下旬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加速蔓延，使得原本脆弱复苏的世界经济“雪上加霜”，拉美地区经济也难以独善其身。更糟糕的是，在2020年第二季度拉美地区逐渐成为全球疫情的新“震中”。这无疑将给拉美地区经济造成严重的冲击，进而可能加速诱发原本积累的金融风险。

遭遇史上最严重经济衰退

随着疫情在全球持续蔓延，IMF和世界银行已多次大幅下调世界经济和拉美经济的预测值。根据2020年6月IMF和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两大机构分别预测2020年拉美地区经济将衰退9.4%和7.2%。而在稍早前，联合国拉美经委会预计拉美经济将萎缩5.3%。疫情暴发前，2014～2019年拉美经济年均增长率为0.4%，创20世纪50年代以来最低增长水平。倘若2020年拉美经济衰退5.3%（实际情况可能更糟），那么这种“断崖式”下跌将创造该地区1900年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衰退程度（1930年和1914年拉美地区经济分别衰退5%和4.9%）。而且，这种衰退将导致2020年拉美地区失业率高达11.5%，同比增加3.4个百分点；失业人口增加1160万，贫困人口增加2870万，赤贫人口增加1590万；贫困率和赤贫率分别增至34.7%和13.5%。换言之，疫情冲击已经超越公共卫生安全领域，对经济、社会甚至政治都造成深远影响。

具体而言，本次疫情冲击将通过实体经济、金融市场和大宗商品三个渠道影响2020年拉美经济。第一，实体经济渠道。国内而言，随着社会隔离和防疫措施升级，就业密集度较高的服务业首当其冲，进而波及其他产业。对外而言，世界经济衰退直接削弱拉美国家的出口需求，同时工业生产也将因全球供应链“停摆”而受到冲击。第二，金融市场渠道。股市、汇市及美国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是主要传导渠道。美股2020年3月份的大幅下跌导致全球资金回流美国，从而增加拉美国家货币贬值压力。与此同时，主要发达国家重启超常规的量化宽松政策虽然增加了拉美国家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但是也为新一轮债务增长提供了激励。第三，大宗商品渠道。全球需求萎缩加之石油价格战等因素导致初级产品价格下跌，不仅恶化了拉美国家的贸易条件，而且削弱了能源资源出口依赖型拉美国家的财政收入。

为应对疫情冲击，拉美国家实施相应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避免经济体系的崩溃。但是，宏观经济政策空间受到限制。就财政政策而言，债务高企及利息支付上升限制了公共支出能力。就货币政策而言，本已处于历史低位的政策利率减少了降息空间，而且，私人部门的高负债也限制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疫情凸显三重金融风险叠加

鉴于疫情冲击的严重性，拉美地区中短期内将面临三重金融风险的叠加。具体而言，按照风险程度由高至低分别为主权债务违约、汇率剧烈波动和银行不良贷款增加三个方面。

首先，疫情冲击推升公共债务水平进而放大主权债务风险。疫情暴发前，拉美地区的财政状况已经处于脆弱地位。过去十年拉美国家政府收入停滞不前，不足以弥补不断上升的公共支出水平，这种不平衡导致持续的总体和初级财政赤字以及更高的公共债务水平。拉美经委会数据显示，2010～2019年拉美地区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占GDP平均比重分别为18.2%、20.9%，财政赤字平均占GDP比重为2.7%。2019年拉美地区财政赤字占GDP比重达到3.1%，已经超过国际通行的3%的安全警戒线。一方面，拉美国家政府必须以减少赤字、整固财政为优先目标；另一方面，政府还要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恢复经济增长，尤其是还要加大公共支出以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因此，财政政策面临“两难处境”，可操作空间较为有限。这种有限性还面临结构性的挑战，主要表现在资源动员能力不足、再分配机制薄弱、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存在缺陷以及反周期措施的制度框架有限等。

为应对疫情对经济社会的冲击，拉美国家大致采取了三类财政政策工具。第一，在公共支出方面，重新分配预算，向健康医疗部门倾斜，以及通过新资源融资安排特殊的预算支出。第二，在公共收入方面，通过减免税收直接解决公共卫生健康危机或通过临时税收减免为家庭和企业提供流动性。第三，推出政府支持的流动性支持措施，即国家信用担保、政府对私营部门发放贷款（政策性贷款）、向基金或公共金融机构注入资本。其中，在第一类政策工具中，增加的公共支出如果来源于新增税费，那么拉美地区未来税收负担将增加；如果来源于债务融资，那么中短期内公共债务水平将急剧攀升。

拉美经委会数据显示，2011～2019年拉美国家中央政府公共债务占GDP比重从29.8%增至45.2%，最近五年（2015～2019年）加速增长，年均增长2.3个百分点。同期内，公共债务比率增加最大的六个国家分别是阿根廷、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巴西、智利和洪都拉斯。鉴于财政赤字和债台高筑，加之国际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2010～2019年拉美新兴市场债券指数（EMBIG）在大幅波动中呈现上升趋势，2015～2019年地区平均指数（488个基点）高于2010～2014年平均水平（396个基点）92个基点。这意味着以利息支付形式体现的债务成本增加。而自2020年1月以来该指数大幅攀升，预示主权债务风险再次上升，主要归因于来自大宗商品和税收的政府收入下降，而政府支出需求增加以及借贷成本上升，导致财政赤字恶化。其中，阿根廷和厄瓜多尔债务违约的风险较高。目前，阿根廷正在加紧债务重组，围绕近700亿美元的债务重组方案，阿根廷政府已经数次延长谈判期限。而且疫情造成的经济深度衰退必将大幅削弱其偿债能力。

其次，多重因素叠加效应加剧拉美国家汇率波动。拉美地区国家的货币在2020年全球货币市场中遭受的打击最为严重，这反映出人们对该地区对外脆弱性、增长前景暗淡以及某些国家管理公共卫生健康危机的政治能力偏弱的担忧。根据CEIC数据库计算，在全球疫情加速蔓延之际，拉美主要六国货币月均兑美元汇率都有较大程度的贬值。按贬值幅度由高到低排序，2020年1～6月，巴西货币雷亚尔贬值20%，幅度最大；墨西哥、阿根廷和哥伦比亚分别贬值15.7%、13.6%和10.2%，处于中等；秘鲁和智利货币贬值程度较小，分别为4.1%和2.7%。该地区本轮货币贬值距上一轮大幅贬值（2018年4～6月间）仅有两年时间，汇率波动周期的频繁性显而易见。上一轮拉美国家货币动荡主要归因于外部环境压力、内部结构失衡和政治因素扰动三者的共同作用。外部压力主要包括全球融资成本上升、美元加息步伐加快、全球贸易紧张局势加剧、地缘政治冲突不断等。内部结构失衡主要表现在财政和经常账户的“双赤字”、债务负担较重等方面。政治因素扰动主要来源于大选周期。而本轮拉美国家货币贬值的外部环境有所变化，例如美联储已于2019年重启降息周期，全球贸易紧张局势因中美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而有所缓解。

本轮拉美国家货币贬值的直接诱因主要通过国际金融市场渠道传导。受欧佩克与俄罗斯原油减产协议谈崩导致油价暴跌以及疫情在美国加速蔓延的双重影响，美国股市3月中旬连续发生暴跌，引发全球美元流动性危机，大规模资金从新兴市场流出回补美国缺口，造成拉美国家货币短时加速贬值。虽然美联储在3月与包括巴西、墨西哥在内的9个国家的中央银行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但是拉美其他国家并没有这种流动性机制的支持，它们获得美元的途径十分有限。随后，欧美发达国家重启无限量化宽松政策，虽然缓解了流动性危机，但是也刺激了拉美国家新一轮债务增长，进而给其货币造成持续压力。与此同时，随着拉美地区逐渐成为疫情蔓延的新“震中”，拉美地区固有的生产结构、对外贸易和社会脆弱性放大了疫情对经济社会的冲击。而且，因政府应对疫情不利暴露出的联邦与地方政府间矛盾以及联邦政府政党斗争成为影响本轮贬值的政治扰动因素。

最后，银行体系面临不良贷款率上升、盈利能力下降的威胁。疫情暴发前，一方面该地区正在加紧实施巴塞尔协议Ⅲ的资本充足率等要求，另一方面许多拉美国家吸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及历次地区性银行危机的教训加强了银行监管框架，因此，拉美地区的银行体系运行较为稳定和健康，如不良贷款率较低（NPL）、净资产收益率（ROE）较高。EIU报告显示，就NPL而言，拉美国家的银行通常处于2%～5%，智利和墨西哥的极低，哥伦比亚和阿根廷的虽然更高（阿根廷的接近6%），但是仍然可控。就ROE而言，巴西和哥伦比亚为17%～18%，墨西哥更高，能达到22.6%。

然而，疫情冲击将给拉美地区银行体系带来更大压力。就拉美地区而言，压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第一，短期内为缓解疫情冲击而启动的降息周期将压缩拉美地区银行部门的净息差。盈利能力下降不仅影响支持经济增长及增强风险吸纳的能力，而且将降低银行从市场筹措资金的吸引力。第二，疫情持续时间越长，地区经济衰退越重，对银行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的影响就越大。贷款损失主要来自商业房地产贷款（占银行贷款比例较高），其次来自能源公司贷款（油价下跌削弱公司还贷能力），最后还可能来自家庭贷款（通常是在脆弱行业就业的家庭）。第三，鉴于商业银行谨慎放贷，为私营部门纾困解难的压力自然转到国有银行身上（如巴西的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银行，BNDES），这将增加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

谨防金融风险演化为经济危机

历史经验表明，拉美地区是内部危机频发和较易遭遇外部冲击的地区之一。而且，拉美地区的脆弱性既是内生性危机的诱因，也是放大外源性危机和冲击的介质。对前者而言，拉美地区脆弱性暴露出内部缺陷，主要体现在生产结构脆弱性、宏观政策失误、社会脆弱性、政府治理能力薄弱等方面。对后者而言，拉美地区脆弱性又通过贸易、投资、金融和贸易条件等渠道放大风险敞口。疫情对金融领域的影响属于典型的外部冲击，因此，拉美国家谨防金融风险演化为自身经济危机十分必要。其一，短期内实施合理的宏观经济政策以维持宏观金融稳定。其二，中短期内争取从国际组织机构、区域金融机构和双边金融合作机制中融资以弥补流动性缺口。其三，长期坚持以提高生产率、改善营商环境、加速社会融合、完善政府治理为宗旨的结构性改革以解决放大金融风险的内生缺陷问题，这才是治本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