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扶贫70余年成绩斐然,创造了世界减贫史上的奇迹。回顾中国贫困类型和扶贫政策演变历程后发现,文化因素始终贯穿其中,文化扶贫效能不断提升。因此,随着消除绝对贫困向缓解相对贫困不断转变,应更加注重以文化扶贫助力精神脱贫,充分发挥文化因素在激发贫困人口主观能动性、提升贫困人口劳动技能以及转变贫困人口思维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积极功效,探索后扶贫时代下的文化扶贫方略。

关键词：贫困类型 扶贫政策 文化扶贫 后扶贫时代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到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并将其作为我国社会经济建设的重要战略任务。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深入实施东西部扶贫协作，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任务”。在上述一系列决策部署下，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世界减贫事业作出重要贡献。2019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要求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返贫，坚决补上全面小康“三农”领域短板，及时做好返贫人口和新发生贫困人口帮扶。可见，在解决了中国绝对贫困问题以后，贫困治理的重点和难点将从显性的绝对贫困转向更加隐蔽的相对贫困，防止返贫、再贫将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中之重，这也正是新时代高质量脱贫亟需解决的问题。同时，实现脱真贫、真脱贫的总体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集中体现，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更高要求。

文化扶贫作为国家脱贫攻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独特且持续的减贫功能。文化扶贫意在“扶人”，将“授之以鱼”和“授之以渔”有效结合，并逐步实现从“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的转变。上述转变是当前我国从注重减贫速度向更加注重脱贫质量转变的必选项。因此，本文在全面梳理建国以来各时期贫困类型及同时期扶贫政策演变的基础上，准确把握和理解文化在扶贫任务中发挥的效能，最后为后扶贫时代提升文化扶贫在高质量脱贫中的作用提出相关建议。

一、准确把握中国贫困类型的动态转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余年以来，中国贫困类型经历了普遍贫困-农村贫困-区域型贫困-特殊群体贫困-潜在和反复性贫困五个阶段[1]，扶贫目标实现从单一贫困到多元贫困、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降低存量到控制增量的转变，呈现出由面到线、由线到点、不断聚焦、精准打击的特征。从文化角度来看，贫困类型经历了从总体愚昧落后、消极无为到部分“因愚致贫，因贫致愚”的恶性循环，再到少数不求更好、只求温饱以及“等、靠、要”等懒散怠惰的特征演变。

（一）建国初期的普遍单一贫困

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一半以上人口处于贫困状态，贫困现象普遍存在。直到改革开放前，面对全国普遍贫困的客观实际，中国以经济建设来应对贫困。同时，在文化建设中采取“破旧立新”的建构范式，构建与“新政治”和“新经济”相适应的新制度、新体系，使文化扶贫成为解决贫困的有效手段[2]。从文化扶贫的角度看，这段历史时期采取的是直面普遍贫困、破旧立新的文化建构范式（改造旧思想、旧意识、旧习惯和小农观念），正如毛泽东要求“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3]。

（二）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村贫困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在一系列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措施实施后，按照1978年的贫困线标准，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在1985年降至1.25亿人，农村贫困发生率不足15%，社会普遍性的绝对贫困得到基本解决（图1）。但在“让一部分地区和人先富起来”政策机制的战略牵引下，导致居住在农村贫困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部分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逐渐扩大。在此期间，文化功能在扶贫工作中被重新认识，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在贫困地区得以建构和巩固，但受物质优先、文化辅助扶贫基调的影响，“越穷越没文化，越没文化越穷”的恶性循环问题在农村贫困地区仍然十分突出。这体现出当时我国贫困范围已经由普遍向局部转变，呈现出愚贫共生、互为因果的特点。

图1 1978-2019年农村贫困人口及贫困发生率（万人、%）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注：贫困人口数据为主坐标，贫困发生率为次坐标。

（三）改革开放中期的区域型贫困

按照2010年贫困线标准，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从1985年的6.6亿下降到2012年不足1亿人，贫困发生率由78.3%下降到10.2%（图1）。通过这一阶段扶贫工作的顺利开展，农村整体性贫困格局被打破，最终形成了以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为代表的区域型贫困地区，其覆盖了全国绝大部分贫困地区和深度贫困群体。对于上述地区的贫困，不仅仅表现为一种经济现象，而从更深的层面可以视为一种文化现象。农村贫困地区文化基础设施薄弱和文化活动匮乏直接致使贫困地区人口普遍存在贫困的知识、贫困的思想、贫困的价值观念和心理机制[4]。而这一阶段我国贫困正逐步由经济外延式表征向文化内涵式表征过渡，内生动力不足逐渐成为主要的贫困致因。

（四）新时代初期的特殊群体贫困

贫困地区文化建设的滞后是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重要短板，只有专门进行有针对性的文化扶贫才能加快弥补贫困地区文化建设的历史欠账。自党的十八大以来，贫困人口由2012年的9 899万人减少至2019年的551万人，累计减少9 348万人，平均每年减少1 335万人；贫困发生率由2012年的10.2%下降至2019年的0.6%（图1）。相比1986-2012年期间以解决贫困人口“吃、穿、住”为特征的基本生存需要，且一直保持“收入贫困”单一标准而言，2013-2020年针对扶贫对象的总体目标是：“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即“两不愁、三保障”。这体现了中国对贫困的划分由收入贫困单一标准向多维贫困标准的转变，也预示着随着贫困人口绝对数下降，更多致贫因素导致的贫困人口特殊性逐渐凸显，如因教致贫、因病致贫、因婚致贫等。因此，文化扶贫能够帮助贫困人口转变生活方式和提高生活质量，在巩固物质层面脱贫的基础上消除多维贫困。这体现出十八大后我国贫困人口生存所需已大幅度得到满足，转而拓展至教育、医疗等更加高维的生活诉求，其中文化功能在减贫中的定位也实现了由次要、辅助性到核心、主体性的转变。

（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潜在和反复性贫困

过去贫困主要集中于农村地区人群，扶贫方向是消除致贫诱因，降低贫困人口绝对数量。但随着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打赢脱贫攻坚战，未来贫困将由绝对贫困转变为相对贫困，重点解决农村贫困向城乡减贫融合转变，贫困状态将成为动态可变而非一成不变，致贫因素将变得更加内化和复杂，脱贫-返贫-再脱贫-再返贫等现象反复出现，这预示着相对贫困已取代绝对贫困成为贫困群体的主体，而思想观念、劳动技能、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差距将导致相对贫困人口长期存在，即文化致贫将成为未来相对贫困的主要特征。这意味着在后扶贫时期，文化扶贫将成为巩固扶贫成果，遏制返贫的关键和根本，文化因素将在长期持续的脱贫工作中发挥持久作用。

可见，中国贫困呈现出阶段性特征，而文化因素则贯穿始终，文化功能定位也愈加凸显，且扶贫效能变得愈加重要。文化扶贫在70余年中经历了消除普遍贫困、聚焦绝对贫困的范式演进，未来还将继续发挥应对相对贫困的主体功能。与此同时，我国针对上述贫困表现出的阶段性特性，相应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性措施。

二、深刻理解中国扶贫的阶段性政策措施

纵观70余年扶贫之路，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不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针对贫困表现出的各类阶段性特征制定和实施一系列扶贫政策，旨在改善贫困地区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最终实现贫困人口脱贫致富。不论从时间和空间划分，还是根据扶贫理念演进和目标确定划分，中国五代领导人扶贫政策呈现出及时创新、不断聚焦的连续性特征，具体总结为：

（一）探索阶段（1949-1977年）：全国平均式扶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处于全面贫困状态。截至1977年，全国28个省、市、区，贫困县数量为515个，占比22.5%[5]。尽管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明显改善，但总体上仍然处于奋力争取温饱的阶段，主要依托经济领域来满足物质方面的最基本需求。按照2010年农村贫困标准，1978年末农村贫困人口7.7亿人，农村贫困发生率高达97.5%（图1)[6]，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为57.5%和67.7%。可见，建国初期减贫的根本任务是如何让人民群众吃得饱饭、穿得起衣，让人民群众实现生产生活上的自给自足，给人民群众提供最基本的生存保障。针对这一问题，毛泽东认为：“中国消除贫困的第一步就是要解决中国人民的温饱问题，让人民群众实现生活上的自给自足，满足最基本的生存保障。”一方面，由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文盲率高达80%以上，贫困的文化问题首先表现为文盲问题，因文盲引致的贫困问题十分普遍。为此，中央通过召开全国工农教育会议，出台《扫除文盲的决定》等，以文件多种途径和办法，在全国范围开展大规模群众扫盲运动并取得了重大成绩[7]。另一方面，在这一时期，由于政府采取促进整体性经济发展的措施来缓解贫困，尽管在短期有所成效，并起到了一定的救急作用，但这种平均主义福利模式助长的大量“搭便车”行为使农民生产积极性大大受挫，农民在国民收入分配方面处于绝对弱势地位，导致贫困问题没有得到实际解决。

（二）改革阶段（1978-1985年）：农村自发式扶贫

通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之前减贫政策的总结和反思，邓小平认为：“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中国没有摆脱贫困。”会上明确提出要实施一系列改革措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增长对农村贫困的“涓滴效应”。因此，在这一阶段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成为减贫的主要驱动力。经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产品购销体制、农产品价格等一系列体制改革，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民生产积极性被极大提升。中央政府在推进农村改革的同时，坚持物质优先、文化辅助的扶贫基调，于1982年在甘肃、宁夏开始实施扶贫计划，旨在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1985年底，又将这一目标纳入全国性的农村扶贫战略[3]。在大力解决贫困人口物质需求的同时，中央也直面农村贫困地区文化基础设施薄弱和文化活动匮乏的短板，于1981年批转《关于活跃农村文化生活的几点意见》，指出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文化站等文化设施和机构也要在农村集镇和聚集点发展起来。随后1984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通知明确要“重视贫困地区的教育，增加智力投资。有计划地发展和普及初等教育，重点发展农业职业教育，加速培养适应山区开发的各种人才。山区的科技、卫生工作也应有切实的规划，各有关部门均应围绕山区开发的目标，采取措施，逐步实现。”可见，这一时期我国在对前期采取“撒胡椒面”的办法解决贫困进行反思的同时，也对改善贫困地区文化现状进行了相关重视。

（三）提升阶段（1986-2012年）：区域救济式扶贫

伴随着市场化改革不断推进，尽管农村贫困得到有效缓解，但相较于城市经济和工业企业规模迅速增长，依靠农村自发式扶贫效应逐步弱化，进而形成了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于1986年应运而生。江泽民同志针对城乡及东西部之间的不平衡发展的实际情况指出，减贫需要建立在均衡、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之上，强调“自扶+他扶”的扶贫模式。随后扶贫开发战略转向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阶段，而扶贫重点对象也聚焦至县级。在此时期内，以政策保障和资金支持为主线，先后出台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关于尽快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决定》、“西部大开发”等一系列政策措施。

进入21世纪，大规模贫困现象得到有效缓解。但统计数据显示，截止2000年底，贫困县的贫困人口占全国总贫困人口不足6成，这意味着有将近一半的贫困人口分布在非贫困县，过去扶贫对象存在严重偏离。因此，2001年国务院印发《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首次提出要“以贫困乡村为基础”，将扶贫开发的具体措施落实到贫困乡村一级。2005年，胡锦涛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提出，要进一步的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和发展，以此来推动中国农村扶贫开发及反贫困的发展进程。同时，纲要还明确指出：“继续做好沿海发达地区对口帮扶西部贫困地区的东西扶贫协作工作，并且强调提高群众的综合素质特别是科技文化素质，是增加贫困人口经济收入的重要措施，也是促进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根本途径。”村级扶贫政策有效提高了扶贫资金的利用率，加之东西部协作扶贫等多种措施并举，显著提升了贫困地区人口的素质。

（四）冲刺阶段（2013-2020年）：精准打击式扶贫

受之前县级扶贫瞄准偏差的影响，村级瞄准错误率几乎是县级的两倍[8]。这意味着以贫困村为单位的扶贫方式仍存缺陷。自十八大以来，随着国家一系列扶贫政策陆续出台和实施，全国95%左右现行标准的贫困人口实现脱贫，90%以上的贫困县实现摘帽。贫困人口的大量减少为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考察时提出“精准扶贫”理念，其理念是在总结了过去扶贫经验基础上提出的符合当时国情的有效方略，不仅将扶贫对象细化至户，同时也根据不同的“贫根”尤其是针对内生动力不足逐渐成为主要的贫困致因开出了相应“处方”。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提出要按照精准扶贫的要求，以广电服务、数字文化、乡土人才培养、流动文化、农村留守妇女儿童文化帮扶等为重点，集中实施一批文化扶贫项目，推动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公共文化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随后6月《在部分省区市扶贫攻坚与“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要求做到六个精准，通过将扶贫对象更加精准、扶贫主体更加包容以及扶贫动力转向内源式来解决“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的问题；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正式出台，决定明确提出“五个一批”来保障脱贫攻坚的稳步实现；同年12月，文化部联合国务院扶贫办等7部委共同印发了《“十三五”时期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纲要》，明确了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总体目标、实施范围、具体措施，这是我国贫困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顶层设计，也是指导贫困地区文化扶贫的行动纲领。

（五）巩固阶段（2021年-）：全面开发式扶贫

2020年，全面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基本可以完成，扶贫工作的重心将从消除绝对贫困转向缓解农村的相对贫困问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相比绝对贫困，相对贫困群体动态性更强，管理难度更大，对统计监测、反贫困政策制定和实施都带来更加严峻的挑战。因此，我们应该在巩固之前扶贫成效的同时，切实做好相对贫困人口的监测和帮扶。这对切实建立起稳定脱贫的长效机制，顺利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巩固脱贫攻坚期取得的宝贵成果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纵观建国后70余年的扶贫历程，我们党一直坚持不懈的反贫困斗争，扶贫理念与方式的演进过程体现着中国扶贫道路的价值取向，呈现出政府主导、多元参与、渐进治理、不断聚焦、差异对待等显著特征。但不论在哪个阶段，扶贫思路都离不开如何激发贫困地区和人口劳动积极性这一内在诉求。面对当前扶贫工作新形势、新挑战，这些特征将得到进一步优化，同时如何激发相对贫困地区和人口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成为实现稳定脱贫的根本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总结了过去政府输血式扶贫措施的教训，多次指出：“要鼓励个人努力工作、勤劳致富，要创造和维护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社会环境，让每个人通过努力都有成功机会……”[9]132，“要帮助贫困地区群众提高身体素质、文化素质、就业能力……”[9]133，“有的地方不注重调动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反而助长了等靠要思想……”[9]134，“脱贫攻坚既要扶智也要扶志，既要输血更要造血，建立造血机制，增强致富内生动力，防止返贫”1，提出了“扶贫先扶志，治贫先治愚”的扶贫创新理念。可见，在激发贫困地区和人口积极性的工作中，需要在物质扶贫的同时，加强精神层面的扶贫力度，做到物质扶贫托底、精神扶贫助力的组合措施，这势必需要充分发挥扶贫中的文化作用。

三、充分发挥文化扶贫在高质量脱贫的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要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2文化扶贫是一种发挥“以人为本”的制度优势、激发贫困人口内心能动性为宗旨。其核心是依托文化因素，发挥贫困地区文化资源优势，提供更加包容的发展机会，并不断提高贫困人口整体素质，转变落后思维方式，激发脱贫致富愿望和斗志，进而实现可持续脱贫的扶贫方式。因此，充分发挥精准扶贫中的文化驱动力作用将是实现新时代高质量脱贫任务的有效举措，同时也是彰显中国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具体表征。

（一）文化产业——政府因势利导的必然选择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要因地制宜，把培育产业作为推动脱贫攻坚的根本出路。”3“三区三州”作为我国深度贫困地区，集民族地区、边疆地区于一体，贫困程度深、基础条件差、致贫原因复杂，是决定脱贫攻坚战能否打赢的关键。但这一地区却拥有独具特色的文化资源，如原生态资源、乡土文化、民俗风情、传统饮食文化、手工技艺等。而借助这些资源发展特色文化产业是文化扶贫的重要切入点和突破口。发展贫困地区以独特文化资源为核心的特色文化产业具有经济、社会双重效应。一方面，发展文化产业具有投资回报快、经济收入可观等特点；另一方面具有覆盖面广、门槛低、参与性强、有效解决当地就业等优势，实属助力脱贫攻坚、夯实发展后劲的重要力量。因此，政府应该发挥有效引导作用，在守住民族核心文化价值和生活方式的基础上，做好贫困地区的文化产业扶贫工作，有机地将民族文化的开发和保护、传承与创新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求发展，在发展中求创新。

（二）志智双扶——激发贫困人口主观能动性

激发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内生动力是实现其持续、稳定和高质量脱贫的前提条件。贫困首先表现在经济问题上，但从深层次考察，往往有着极深的文化根源。若要根本上摆脱贫困，就必须摒弃传统的、阻碍进步的价值观，并树立与现代化相联系的价值观。在当下脱贫攻坚进入决战决胜的紧要关头，仍未脱贫人口由于受长期贫困生活和封闭环境影响，缺乏意志和致富信心，安于现状不求改变，“等、靠、要”的不劳而获思想泛滥，“以贫为荣”的现象盛行，拒绝新知识、新技能，满足于“靠天吃饭”的观念固化，甚至存在封建迷信、赌博成风的问题。上述问题不仅使贫困人口缺乏脱贫致富的主观意识和自觉行动，还会给基层脱贫干部扶贫工作的顺利开展带来阻碍，进而对扶贫的长期效果带来负面影响。

文化扶贫的前提在于扶志。因此，通过“扶思想、扶观念、扶信心”的手段切实推进文化扶贫，就要从文化和精神层面提高贫困人口素质，转变落后思想观念，纠正安贫和懒贫心理，极大调动贫困人口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脱贫攻坚注入强大的内生动力。要让贫困人口建立“我愿、我能、我荣”的思维，意识到“幸福不会从天而降，而是奋斗出来的”。脱贫不仅关系个人生活，还影响全村乃至全国总体战略目标能否按期实现。

（三）精准包容——构建“能力+机会”的有效互动

高质量脱贫不仅要求贫困人口“吃得饱、住得暖”，而且需要满足其同广大人民一同实现自我提升、自我发展的诉求。文化程度和劳动技能低、缺乏谋生手段和就业机会是贫困地区人口普遍存在的特征，而这又是致贫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尽管近些年我国在解决贫困地区教育落后上成效明显，但教育相对落后仍然是贫困地区的发展短板，如教育重视不够、专业师资缺失、教育资源分散等；另一方面，贫困地区务工人员受专业技能限制，就业机会少、门路窄，不稳定性高，收入不持续。文化扶贫的基础在教育，关键在技能。“五个一批”中明确提出要“发展教育脱贫一批”，这意味着通过推动贫困地区公共教育事业均衡发展，提高贫困人口受教育程度，优化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提升贫困人口的劳动能力，是实现脱贫的有效手段，也是真正从思想上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必选项。

同时，要想扶贫政策更加包容，除在能力上进行扶持外，还要以此为基础，通过与信息扶贫、产业扶贫、就业扶贫、金融扶贫、消费扶贫等措施相结合，为贫困人口提供充分的就业创业机会，实现多层次资源支撑和保障。贫困地区尽管大多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独特的文化资源，但因地处偏远却陷于“富饶的贫困”之中。文化扶贫就要充分发挥文化驱动力作用，通过文化宣传、资源推广等手段，提高外部地区对贫困地区优势资源的认知，减少贫困地区内外信息阻碍，为贫困地区引进与自身优势资源相匹配的产业或为获得更多金融支持就地设厂设岗提供机会，并且还可以依托互联网将贫困地区特色文化资源展示给外界，使产品“销出去”、消费者“走进来”。

（四）重塑新风——摒弃“陈规陋习”的思想桎梏

“脱真贫、真脱贫”要求不仅在物质上解决贫困人口存在的落后问题，同时也需要在贫困人口思想观念上下功夫。相较其他地区，贫困地区地处偏远，社会文化相对封闭，群体之间、代际之间在思想观念、文化习俗、行为方式等方面呈现出明显共性，陈规陋习之风犹盛，移风易俗亟需得到有效实施。一方面，重消费、轻积累成为阻碍脱贫的内生阻力之一。受长期发展水平制约，贫困人口为了维持生计，绝大多数收入用于满足基本生活所需，形成了“重生活消费，轻生产积累”的生活方式，而封闭的生活和自然环境进一步将这一观念强化并固化。另一方面，不负责任的婚姻观和生育观使贫困家庭返贫成为可能。当前，贫困人口组建家庭本属不易，但在农村人口性别结构严重失衡和城乡人口流动日趋频繁的双重影响下，贫困地区适龄婚配女性稀缺，骗婚、跑婚的现象屡禁不止，从而使因婚致贫成为贫困治理中的难题。贫困家庭将子女赋予经济属性，导致“重男轻女”“重量不重质”等观念根深蒂固，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贫困家庭脱贫难度。因此，文化扶贫更应该通过发挥文化作用，在物质需求不断得到满足的同时，纠正过去传统封闭的生活观念，逐步引导贫困人口树立负责任的婚姻观、生育观，以文化人、成风化俗，在贫困地区建立起良好的社会风气，吹散陈规陋习的不良之风。

结语

文化扶贫是习近平新时代扶贫思想的必然选择，也是贯穿习近平新时代反贫困思想的主线和核心主题。高质量脱贫意味着要激发群众的内生动力，提高群众的自我发展能力，实现真脱贫、脱真贫。现阶段，中国脱贫攻坚的重心已从消除绝对贫困转向解决相对贫困，扶贫政策也相应由物质扶贫向物质与精神双扶贫，且精神扶贫更为重要得阶段转变。因此，文化扶贫作为脱贫攻坚的重要抓手，消除相对贫困的内生因素，需要以“准、狠、稳”的思路，精准扶持、增加力度、稳步脱贫，与产业扶贫、消费扶贫等相辅相成，构建高效的长期扶贫机制，助力高质量脱贫。

 

（参考文献略）

 

注释

 

1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强调坚定信心埋头苦干奋勇争先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EB/OL].(2019-9-18)[2020-9-29],http：//www.qstheory. cn/yaowen/2019-09/18/c_1125012066.htm.

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2017-9-18)[2020-9-29], http：//www.12371.cn/2017/10/27/ARTI1509103656574313.shtml.

3习近平治国理政“100句话”之：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EB/OL].(2016-8-2)[2020-10-11],http：//news.cnr.cn/dj/20160802/t201608 02_52285867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