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拉美地区宏观经济政策随着不同发展模式转换呈现不同演进特征。本文基于拉美宏观经济政策的历史演变，从三个方面分析其政策实践及得失。从短期视角看，为应对外部冲击以增加经济韧性；从中长期视角看，为解决结构脆弱性以促进可持续发展；从对外全球视角看，为协调全球宏观政策以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拉美宏观经济政策的经验教训给我国完善宏观经济治理提供了重要启示，即强化政策体系的系统性、注重政策目标的权衡性、促进政策工具的创新性、增强对重大风险的防范性、保持对国际合作的开放性。与此同时，拉美国家中短期经济政策趋势也将给我国对拉投资带来机遇和挑战。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治理;拉美地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①。鉴于此，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有利于顺应新发展阶段要求，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构建新发展格局，从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新兴市场集中的地区之一，拉美地区宏观经济政策随着不同发展模式转换呈现不同演进特征，尤其当面临百年变局和世界进入新的动荡期的挑战时，拉美国家更加迫切需要探索完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的路径。因此，梳理和总结拉美国家在完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上的实践与得失，对我国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和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拉美地区宏观经济政策的历史演进

拉美地区宏观经济政策的演变是与拉美国家经济发展模式密切相关的。20世纪50年代以来，大体而言，拉美国家先后经历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1950-1982年）和外向型发展模式（1982年至今）。苏振兴等（2000）认为，在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下，国家的作用出现偏离，政府干预程度加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不协调。由于低收入、低储蓄的限制和市场组织与金融部门的缺乏，在强调利用外援的同时，依靠财政手段动员国内资源用于发展成为首选。这一时期财政政策的基本职能是将国内可利用资源从消费生产转移到资本形成的生产上，并为脆弱的进口替代部门提供保护和补贴。在财政收入方面，由于工业和基础设施普遍采用国营或准国营的方式，政府利用控制价格的权力提高工业品价格和基础设施的服务费，通过价格剪刀差等“隐形税收”剥夺农业剩余和抑制城市消费。在财政支出方面，直接或间接为进口替代工业化提供资金和补贴。例如，对廉价投入品（如电力）、公共交通等进行补贴。

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的货币政策主要是适应财政支出项目的需要，中央银行的自主权被削弱。政府力所能及地把各种资源重点投入工业。不仅大量外汇收入被转移到制造业，而且国内资金也不例外。在许多拉美国家，政府除了把大部分贷款投入工业企业以外，还将利率定得很低。在汇率政策方面，既存在高估汇率的情况，也采用双重汇率制或多重汇率制。前者是指，为了促进工业所需的重要投入品的进口，在币值高估的条件下，资本品、中间产品、工业原料等进口商品变得相对便宜，依赖于这些商品的工业企业就会受益；后者是为了方便最为有利于进口替代工业化建设的企业，能以最为优惠的汇率获得其所需的外汇。江时学（1996）认为，拉美国家既有财政赤字问题，又有通货膨胀问题。为了弥补巨大的财政赤字，大多数拉美国家不得不采纳财政政策紧而金融政策松的组合。因此，紧财政政策不仅不能达到控制总需求的目的，反而加大了控制通货膨胀的难度。

债务危机爆发后，拉美国家开始转向外向型发展模式，先后经历以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结构改革时期（20世纪90年代）和以新结构主义为指导的新发展模式探索时期（21世纪以来）。在外向型发展模式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逐渐回归传统的匹配模式，但其“顺周期”和“逆周期”性往往带来不同的经济表现。基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年度数据库，Gavin和Perotti (1997）、Cat o和Sutton(2002）、Alesina和Tabellini(2005）、Kaminski等（2004）以及Talvi和Végh(2005）的研究，都证实拉美地区的财政政策是顺周期的。从历史上看，拉美地区财政当局面临的两个最大挑战是政府过度负债和财政政策的顺周期性。拉美经委会（CEPAL）曾多次强调，过度的财政赤字和将公共债务恢复到可持续水平的紧急措施，增加了财政政策优先于货币和汇率政策的可能性，促使各自的“游戏规则”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

Alberola等（2016）指出，20世纪90年代至2008-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拉美地区的财政政策历来是顺周期性的，但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财政政策的顺周期性有所减弱，这一结果受到2009-2010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强烈的反周期政策的严重影响。当2010-2014年财政政策趋势发生逆转，其又呈现顺周期特征。决定拉美地区财政政策趋势的两个可能因素是融资条件和财政规则。就融资条件而言，融资条件恶化往往与经济困难时期同时发生，从而限制了财政政策，而有利的融资条件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更为突出，有利于财政挥霍。因此，不断变化的融资条件决定财政的顺周期性。就制度而言，大多数拉美国家通过使用财政规则①等手段加强了财政框架。在这些国家，大宗商品价格和与大宗商品相关的公共企业对财政收入的影响使得财政规则的实施和有效性面临挑战。

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拉美地区通货膨胀率显著下降，其原因主要包括公共外债减少（包括根据布雷迪计划进行的重组）、财政账户改善、汇率最初被用作“通货膨胀锚”,并降低了进口成本、贸易开放，有助于使可贸易商品和服务与外部价格保持一致、经济恢复增长以及负责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作用逐步得到加强等。特别是，拉美国家大多数中央银行逐渐将低通胀和稳定通胀作为优先目标（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唯一目标），并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设定了官方通胀目标。除了政策目标转向为反通胀外②，中央银行的业务更加独立，不受政治压力的影响，而且还限制了为公共赤字的融资。基于上述央行改革的成果，央行在稳定价格、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014-2023年拉美地区又经历一个“失去的十年”，年均经济增长率仅为0.8%，远低于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时期（2%）③。该时期拉美地区受疫情冲击、乌克兰危机等外部冲击影响，经济增长乏力，特别是内部脆弱性放大了外部冲击的影响，进而导致向新发展模式转型的迫切需求。Ardanaz和Izquierdo(2017）认为，为了管理经济周期，必须扩大财政空间，以便为反周期支出提供缓冲资金并保护公共投资，同时又不损害公共债务的可持续性。Izquierdo等（2019）认为，与资本存量高的国家相比，公共投资在资本存量低的国家（如拉美国家）产生的财政乘数更大。而且公共投资的挤入效应也值得关注，因为公共投资对私人资本的边际产品产生了积极的次级效应（secondary effects）。在经济周期的收缩期，保障公共投资对于提高中期经济增长潜力也至关重要。就货币政策而言，在应对疫情冲击期间，货币政策不仅要确保价格稳定，还要确保宏观金融稳定，并与财政政策一起帮助防止经济活动和就业崩溃。此外，拉美国家采取了常规和非常规的货币政策措施，以支持支付系统，防止流动性危机演变为偿付能力危机和金融系统的可持续性危机。同样，拉美国家对宏观审慎监管也进行了调整，以使借款人和金融机构能够应对危机造成的收入下滑。

二、拉美国家宏观政策面临的挑战及政策实践

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地缘政治冲突给世界经济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例如，地缘政治局势日益紧张，导致全球价值链供应链重构，以前基于效率原则的全球化逐渐“让位”于基于地缘政治安全的全球化；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加剧，导致输入型通胀成为压制各国宏观政策操作空间的重要因素；与气候变化密切相关的环境风险放大了世界各国经济和社会危机的影响程度，等等。在这种背景下，拉美经济也难以独善其身。然而，拉美地区长达十年的低增长趋势不仅仅是一个外部环境问题，更是反映了该地区内部正在经历的一场发展危机，该危机以三个陷阱（低增长陷阱、高度不平等和低社会流动性陷阱以及制度低效和治理不力陷阱）互相强化为特征。鉴于此，拉美地区正在促进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在这一过程中宏观经济政策将在三个方面发挥作用，即应对外部冲击以增加经济韧性、解决结构脆弱性以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协调全球宏观政策以完善全球经济治理。

（一）对内短期视角：应对外部冲击以增加经济韧性

拉美地区易受外部冲击的影响。就影响程度和持续时间而言，除疫情冲击之外，国际金融危机（2008-2009年）和衍生的欧债危机（2009-2013年）是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也是拉美经济转入低迷增长趋势（2014-2023年）的转折点。尽管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起源及其传播和扩散机制各不相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根源，即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一直利用私营部门债务来拉动总需求，特别是在金融自由化和放松管制背景下利用低利率弥补工资的下降。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拉美国家采取了反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体现为两类措施：一类是恢复信心和激活金融市场的措施；另一类是支撑被削弱的总需求和创造就业能力的措施。

就货币政策而言，该地区的中央银行采取了一系列不同的措施，以确保当地金融市场有足够的流动性。鉴于粮食和能源价格下降缓解了通货膨胀压力，无论是实行明确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还是遵循某种货币总量或其他操作标准的国家，其货币政策都有了更大的灵活性。在货币政策基准利率下调的同时，拉美各国国内信贷方面流动性要求放宽，货币扩张增加，而储备资产水平下降的情况在2009年期间逐渐逆转。不过，应对危机期间的货币政策通常面临挑战。例如，尽管维持金融体系中的流动性水平非常重要，但在货币化水平和金融深度较低的国家，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可能会受到限制。而且，高度不确定的形势可能会阻碍扩张性货币措施增加信贷供应的传导路径，以及制约信贷供应增加导致有效利用现有融资来增加商品需求的机制。

就财政政策而言，在支出方面，多数国家宣布支持生产部门的措施（一般针对中小型企业或农业部门）以及制定基础设施投资和住房支出计划。在税收方面，措施包括通过改变扣除额、降低税率或增加免税额来削减个人所得税；通过新的免税、减税或加速折旧计划来削减公司税，等等。然而，应对危机期间的财政政策往往面临诸多挑战。例如，各国财政政策的操作空间差别很大，取决于顺境时积累的储蓄、支出的刚性、危机的持续时间以及谨慎借贷的范围；临时性或永久性的收支措施会对公共财政可持续性产生不同的影响；虽然减税措施较易实施，但在税率本来就低的国家，其影响可能有限，而且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可支配收入增加并不一定会刺激需求，特别是减税的受益者属于高收入群体时；有针对性的补贴可能非常有效，但并非所有国家都建立了甄别和惠及社会项目潜在受益者的机制；联邦政府、州级及市级地方政府在人力或财政资源组织和调配上面临协调成本，增加了财政政策脆弱性等。

2020年突如其来的全球新冠疫情冲击加剧了本已处于经济下行周期的拉美国家所面临的风险。CEPAL(2020）报告显示，从历史纵向看，在疫情冲击下拉美经济出现了1900年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衰退程度（1930年和1914年拉美地区经济分别衰退5%和4.9%）。从现实横向看，拉美地区是新兴经济体遭受冲击最严重的地区。为应对疫情冲击，拉美国家主要通过实施财政、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以避免经济体系的崩溃（见表1），但是，宏观经济政策空间受到限制。就财政政策而言，债务高企及利息支付上升限制了公共支出能力。就货币政策而言，本已处于历史低位的政策利率减少了降息空间，而且，私人部门的高负债也限制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表1 拉美国家应对疫情冲击的宏观经济政策

资料来源：根据拉美经委会报告整理

（二）对内中长期视角：解决结构脆弱性以促进可持续发展

拉美的结构脆弱性容易放大经济和社会危机的影响程度。这种脆弱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1. 经济波动性。

2010年以后拉美地区人均GDP增速显著下降，2010-2019年平均为0.4%，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除债务危机下“失去的十年”之外的历史最低水平，而2014-2023年是拉美地区又一个“失去的十年”，其人均GDP年均实际增长率为-0.1%。同期，拉美地区年均经济增长率仅为0.8%，远低于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时期（见表2）。因此，促增长是拉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鉴于拉美经济和通胀水平较易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影响，在面临促增长和抑通胀的目标选择时，拉美国家往往将抑通胀置于宏观政策的优先地位。

表2 1951-2023年拉美地区人均GDP和GDP年均实际增长率（%）

资料来源：D aniel Titelm an(2023)

2000年以来，拉美地区通胀率从2000-2004年的年均7.7%降至2015-2019年的4.3%，但疫情冲击叠加乌克兰危机导致2021年和2022年通胀率飙升至7.6%。尽管2023年拉美地区通胀率回落至5.1%，但仍高于疫情前（2015-2019年）的平均水平，且超出多数国家央行通胀目标上限。通胀高企会侵蚀居民的实际购买力，尤其对中低收入群体更甚。为抑制通胀，大多数拉美国家紧缩货币政策，例如，2021年3月至2022年2月，巴西央行将基准利率从2020年2%的历史低点通过八次加息（前三次加息75个基点，中间两次加息100个基点，后三次加息150个基点）提高至10.75%①，创201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然而，高利率推高国内融资成本，不利于消费和投资，进而影响中短期经济增长。

2. 生产结构异质性。

这主要体现在初级产品专业化、去工业化和非正规性三个方面。鉴于丰裕的资源禀赋，拉美国家的发展高度依赖于初级产品专业化。数据显示，按照2016年至2022年拉美各国大宗商品占总出口的比重均值衡量，南美洲整体出口依赖度较高，部分国家甚至能够达到90%，而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部分国家的出口依赖度较低，但仍可以保持在10%以上（张勇和寇明栋，2024）。就去工业化而言，债务危机后拉美地区制造业产值和就业持续下降。世界银行数据显示，该地区制造业占GDP比重从1989年的24.7%降至2023年的17.9%②。制造业是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来源部门，因为其可以通过应用新技术以及延长前后向联系进而提高生产率。鉴于此，拉美经委会报告（CEPAL,2024）认为，过早地去工业化严重拖累了地区生产率的增长。Castillo等（2016）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就非正规性而言，从农业转移出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因去工业化过早出现而无法被制造业吸纳，最终流入低效率、低收入和低保障的非正规部门（主要集中在服务业），从而阻碍了产业结构升级的步伐。

为解决生产结构异质性问题，21世纪以来拉美国家的产业政策逐渐回归，同时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予以配合。从演变过程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产业政策的结构仍然以横向（horizontal policy）③的需求驱动型政策为主，这些政策往往会强化现有的结构。而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特别是随着地缘紧张局势和保护主义加剧，世界某些发达经济体开始在制造业和战略性部门实施积极政策并将“脱钩断链”作为维持竞争优势的手段，拉美地区的部门性（sectoral policies）和系统性政策慢慢占据上风，并吸引了更多资源。从五种产业政策工具使用强度看，对拉美国家而言，“信贷与担保”“税收激励”和“财政补贴”是迄今为止使用最多的三种手段；由于公共机构能力薄弱，对企业的“直接支持”（direct support）要少得多；而旨在发展生产能力或直接投资于公共企业以发展新部门的“政府采购”则更少。拉美地区产业政策作用的发挥不及预期，主要受三方面因素影响：其一，公共机构能力薄弱，过于官僚的运作方式影响了效率；其二，碎片化的产业政策难以形成支持行动的合力；其三，很容易受到政局不稳定和政治周期的影响。

3. 社会脆弱性。

主要体现为社会贫困严重、社会不平等和中等收入阶层不稳定。尽管21世纪前十年拉美地区贫困状况显著改善，但由于近些年经济衰退，特别是受疫情冲击，贫困状况再度恶化。拉美经委会统计年鉴显示，2010-2020年拉美地区贫困率从31.5%增至32.8%，其中城市贫困率从26.6%增至30%，而同期赤贫率从8.6%增至13.2%，其中城市赤贫率从5.3%增至11.2%④。就社会不平等而言，拉美地区基尼系数的下降速度也从2002-2014年的年均1.1%放缓至2014-2019年的年均0.5%。就中等收入阶层而言，拉美经委会数据显示，2002-2008年受益于拉美经济繁荣期，中等收入阶层稳步扩大，占人口的比例从27%增至37%①。而2008-2019年十余年间社会结构出现收入分层固化、社会流动停滞等现象，这也成为2019年底社会抗议浪潮的导火索。而在疫情冲击下，社会阶层出现明显向下流动趋势。中等收入阶层占人口的比例从2019年的41.1%降至2020年的38.6%，几乎倒退至2008年的水平，进而导致脆弱性人口所占比例从2019年的76.1%增至2020年的78.5%②。

2000年以来，拉美地区社会公共支出有两次大幅的增长，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以及2020年疫情冲击期间。社会支出占中央政府公共支出的比重逐渐增加，2020年增至55.4%，比2019年提高2.8个百分点（如图1）。从支出结构看，作为六项社会支出③功能中的两个子项，“社会保护”和“卫生”始终保持着最高的支出比例，其占GDP的平均比重分别为5.9%和2.7%。在疫情冲击期间，拉美各国中央政府均提高了非缴费型社会保护的支出，以应对危机及其经济和社会影响。然而，如果要逐步扩大公共政策的覆盖面并提高其质量，以普及社会保护并建立真正的福利国家，财政可持续性仍然是一个挑战。此外，目前的财政政策无法减少地区的不平等程度，主要归因于三方面：一是该地区的税负较低以及税负构成存在累退倾向，限制了财政政策改善收入分配的能力。二是该地区与发达国家在财政政策再分配能力方面的主要差异来自现金转移和直接税（例如个人所得税和直接财产税税负较低）。三是该地区逃税严重，特别是所得税和增值税方面，如跨国公司在其国际业务中通过国际税收套利进行逃税以及巨富者个人进行逃税。

图1 2000-2020年拉美地区（17国）中央政府社会支出情况

资料来源：C EPA L(2022)

4. 环境风险性。

当前全球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丧失、污染和气候变化的威胁，日益频繁和严重。气候变化的影响不仅加剧了健康危机以及粮食和能源价格居高不下所带来的脆弱性，而且对一国的政治经济社会都会产生影响。尽管拉美地区温室气体排放量在全球占比不高，但却是受气候变化影响较重的地区之一，特别是最贫穷的阶层。鉴于该地区的竞争力更多地依赖于资源和廉价劳动力，而不是技术能力，因此其自然资源往往被不可持续地利用。拉美经委会报告（CEPAL,2020）显示，仅分析生产力与气温之间的关系，估计在不采取减缓行动的情况下，该地区各国的人均GDP在短短10年内就会大幅下降。根据对加勒比和中美洲的估计，到2030年人均GDP可能比没有气候变化的情况下低10%。另据估计（CEPAL,2022）显示，年平均气温每升高1℃，拉美地区人均GDP的实际增长率就会降低约1%，进而恶化地区的贫困和赤贫状况。

应对气候变化需要特殊投资，拉美地区政府公共债务水平上升以及利息支出增加挤占了其他公共支出，公共投资面临着巨大的财政限制，拉美经委会报告（CEPAL,2024）显示，2020年因应对疫情冲击该地区公共债务水平显著增加，并且在此之前已有大幅增长趋势。2011-2019年拉美国家公共债务总额占GDP比重从32.6%增至49.8%，增加17.2个百分点，而2008-2019年加勒比国家该比例从63.2%增至72.8%。碳税被视为催化低碳转型和资助变革性公共财政政策的有力工具，但在拉美地区，完全由碳税资助的投资无法抵消气候变化加剧造成的经济损失。目前该地区有五个国家征收碳税，即阿根廷、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和乌拉圭。这些国家的碳价格普遍较低，税基相对较窄，因此碳税收入非常有限。鉴于此，仅靠碳税资助的投资不可能达到扭转该地区低增长趋势所需的水平。碳税应该纳入一揽子措施，在该地区推动大规模投资的可行性需要一个全面的气候融资框架，以调动公共和私人资源。

（三）对外全球视角：协调全球宏观政策以完善全球经济治理

从全球视角看，协调宏观经济政策以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具有必要性。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 改革国际货币体系。

对于拉美地区而言，为发展而筹资必须将动员国内资源和争取国外资源结合起来。而争取外部资源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通过改革国际货币体系以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鉴于特别提款权被拉美国家用于增加中央银行的国际储备、改善财政状况（财政支出和债务重组）以及偿还IMF的外债，因此拉美国家对IMF的诉求之一是扩大特别提款权使用上的灵活性，例如，增加特别提款权指定官方实体持有者的数量以及改善次区域银行利用特别提款权提高贷款的能力。截至2021年1月底，有15个官方实体被IMF批准为特别提款权指定持有方，包括欧洲央行、国际清算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而拉美地区仅有2个，即拉丁美洲储备基金（FLAR）和东加勒比中央银行，但这并不能反映该地区的金融现实，还需要增加次区域银行成为指定持有方。

2. 协调全球宏观经济政策。

自2023年下半年以来，主要拉美国家开启降息进程，这与美联储维持货币政策紧缩立场形成鲜明对比。因此，在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的立场和国际融资条件仍然偏紧的环境下，拉美国家对货币政策立场的调整必然对短期资本流动和汇率稳定产生影响，进而限制大幅降低货币政策利率的空间。鉴于此，在存在不确定性情况下，拉美国家货币当局面临的挑战是权衡政策目标，通过协调使用多种货币、汇率和宏观审慎工具，努力将政策成本降到最低。

3. 完善国际税收治理。

拉美国家已经创建拉美地区税务合作平台（PTLAC），致力于以包容、公平、可持续和有利于增长的方式应对税收政策挑战。这主要包括消除逃税空间、加强数字税和环境税合作等。例如，通过国际税收合作减少跨国公司和个人通过避税地和利润转移进行的避税和逃税行为；通过签署多边协定以减少逃税和非法资金流动；通过参与数字经济规则谈判，改革现有国际税收体系，进而加强数字税合作。

三、拉美国家宏观经济治理经验教训对我国的启示

基于拉美地区宏观经济政策的历史演变以及在应对危机、解决结构脆弱性和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方面的实践，不难发现，拉美国家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正在逐步完善，不仅在狭义上财政和货币政策定位发生转向，而且在广义上将产业政策、社会政策、就业政策、国际合作等逐步纳入，使其更加丰富和完整。然而，拉美地区宏观经济治理因为内部结构痼疾和外部不确定性增加而面临诸多挑战和困难。拉美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可为我国完善宏观治理提供重要的启示。与此同时，拉美地区经济政策中短期走势也将为我国对拉美投资提供重要的思考。

1.需要强化政策体系的系统性。

当前拉美地区正在向一个兼具生产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发展的模式转型，以应对增长低迷、社会不平等和环境脆弱交织的结构性危机。在这个过程中构建一个可持续的政策框架是必要条件。这个政策框架需要体现系统性和协调性，即保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货币政策的稳健性、产业政策的引导性和社会政策的包容性。财政政策应侧重于加强公共收入和提高公共支出的效率、效力和公平性。货币政策需要保持独立性并与宏观审慎政策相结合，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为主。产业政策需要发挥政府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旨在提升产业内部效率、引领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培育新兴和战略性产业。社会政策应使劳动力市场保证高质量就业和体面的工资、消除妇女进入市场的障碍以及加强社会保障体系。新时代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鉴于此，健全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就业、产业、投资、消费、环保、区域等政策紧密配合，目标优化、分工合理、高效协同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即题中之义。

2.需要注重政策目标的权衡性。

拉美的实践表明，高额政府债务不仅带来巨大的经济风险，而且会限制经济衰退期间财政刺激的规模和有效性，并通过影响私人投资来抑制长期增长。因此，拉美地区财政政策通常面临扩大支出与避免债务风险的“两难”选择。而且，财政政策还面临着资源动员能力不足、再分配机制薄弱、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存在缺陷以及反周期措施的制度框架欠缺等结构性挑战。从货币政策看，通胀高企和汇率波动性决定了拉美国家货币当局用于刺激总需求的可利用空间。显然，2022年以来拉美货币政策面临抑通胀和促增长之间的“两难”选择。当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货币政策趋势不一致时这更增加了权衡难度。政策目标的多元化也是我国宏观经济治理中面临的突出难题。我国应该坚持系统观念，根据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权衡轻重、排序主次，在各类目标之间做到动态平衡、结构优化。

3.需要促进政策工具的创新性。

例如，为发展而融资往往是拉美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任务之一。在实践中，通过创新金融工具在金融市场上筹集更多资金的机会逐渐增多。自2020年以来，拉美地区主题债券（绿色、蓝色、社会、可持续以及环境、社会和治理（ESG））的发行量显著增加。然而，参与这些市场的国家数量较为有限，这说明需要建立必要的制度框架，包括采用国际公认的主题债券框架以扩大融资来源。在我国，区别于传统宏观调控的特点，跨周期政策设计成为宏观经济治理的亮点，未来需要继续通过创新政策工具，完善跨周期调控以改善总供给，进而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

4. 需要增强对重大风险的防范性。

拉美地区是较易受内外部冲击的地区之一，例如内生性危机包括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20世纪90年代拉美三国金融危机；外源性危机和冲击包括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疫情冲击、乌克兰危机，等等。拉美宏观经济政策在应对这些危机时有时“力不从心”，有时“事倍功半”，有时危机就是由宏观政策失误本身而引发或扩大的，从而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防范重大经济风险尤为重要。在我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而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和经济风险的底线又是重中之重。鉴于此，我国既要提高监管有效性，又要健全宏观经济政策评估制度和重大风险识别预警机制。

5.需要保持对国际合作的开放性。

拉美国家在消除逃税空间、探索数字税等方面已经加强了国际合作。这意味着各国既要保持各自宏观政策的独立性，也要加强国际合作以应对共同挑战。中国和拉美国家同属发展中国家，有必要加强国际合作以弥补全球经济治理的“赤字”。合作的方面包括改革国际货币体系以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利用G20等多边机制平台协调全球宏观经济政策、通过研究数字税等加强国际税收合作，等等。

与此同时，为摆脱低增长陷阱，中短期内拉美地区宏观经济政策很可能以促增长和防通胀为主要目标。这将给中国对拉美投资带来机遇和挑战。首先，在内有防通胀、外有美联储货币政策紧缩的双重压力下，拉美国家货币政策不可能持续扩大宽松程度，中短期内仍以维护金融稳定为主。这意味着拉美国家央行会根据情况需要使流动性管理更加灵活，并采取更加积极的金融监管措施，动态调整监管参数以保持金融体系的韧性，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系统性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拉投资既要做好防范通胀和汇率风险的准备，也要不断推动金融合作创新、拓展融资渠道。其次，受制于有限的财政政策反周期操作空间，拉美国家通过公共投资计划扭转投资率下降趋势的能力不足。因而，中国企业可抓住共建“一带一路”的契机，加强双方基础设施合作，从而提高拉美国家的长期生产率和竞争力。同时，鉴于拉美国家可能会通过提高所得税、严打逃税行为、增加特许权使用费等方式扩大财政收入，因此中国在拉投资企业要严格规范经营行为，遵守当地法律法规。最后，随着国家的作用被重新审视，产业政策在拉美国家逐渐回归，而且愈发重视科技创新在其中的作用。鉴于此，中国对拉投资既要通过优势产能合作帮助拉美国家建立并完善产业体系，也要注重技术创新合作，从而提高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