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终需求对拉美经济的拉动效应——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
摘要：新发展格局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随着中国与拉美经贸合作跨越式发展，中国对拉美经济的积极影响日益加深。有鉴于此，测度和分析中国最终需求对拉美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对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现实意义。本文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在世界投入产出模型的基础上，使用OECD世界投入产出数据，测度了全球价值链中中国对拉美经济增长的需求拉动效应。研究认为：第一，1995—2018年，拉动率增长显著，中国最终需求每增长1%对拉美经济增长的拉动率由0.001 4%提升至0.025 3%，提升了17倍，且2018年中国的拉动率在拉美所有外部经济体中仅次于美国；第二，中国对拉美经济增长的拉动率中价值链依存度整体较高，上升趋势明显，在2000年之后始终保持在80%以上；第三，中国最终需求是中国对拉美经济增长拉动效应变化的决定性因素，中国经济增长将通过内循环到外循环有效拉动拉美经济增长。
关键词：需求拉动效应;中拉经贸合作;全球价值链;新发展格局;拉美经济增长;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下简称“拉美”）是世界上最具活力和潜力的地区之一，其经济体量在全球经济中居重要地位。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数据(1),2021年拉美国内生产总值约5.14万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的5.34%。拉美不仅是全球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地之一，还拥有丰富的能矿资源，是世界上重要的石油、天然气、金属、煤炭等大宗商品的出口地。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庞大的生产与消费市场，不仅在全球价值链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还在全球价值链中与拉美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新世纪以来，中拉经贸合作发展迅猛，主要体现在贸易投资显著增长、金融合作不断深化、技术合作不断加强等。而且，近年来中国与拉美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克服了疫情造成的不利影响，不断推动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截至目前，中国已与22个拉美国家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区域经济联动愈发明显。大量研究者发现区域之间能够通过贸易、投资、技术等多种渠道影响彼此的经济增长[1]。与此同时，伴随着中国在21世纪的飞速发展，中国经济增长对拉美贸易出口与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2]。为了更精确地了解区域间的经济联系，研究者们提出了区域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概念。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指一个区域在经济发展中对其他区域的具体影响指数。根据研究主体的不同，有关区域经济增长贡献率的主流研究有两类：一类研究区域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此类研究多使用简单的加权平均测算方法，通过世界GDP增长中区域经济增长的比例来计算贡献率[3]；另一类研究区域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可称作区域间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
细分区域间经济增长溢出效应的研究，有三种主流的测度方式。第一种方式源自Fleming[4]和Mundell[5]提出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Mundell-Fleming），并由Douven和Peeters[6]将其扩展至多国层面。该模型基于宏观层面的一般均衡，模拟一国经济增长对其他国家的溢出效应[7]。但由于Mundell-Fleming所需的假设过于严格，且均衡模型的参数是人为估计的，所以结果往往与现实世界的经济趋势存在偏差。第二种测度方法源自Sims[8]提出的向量自回归模型（VAR）。该模型最初被用来分析单一经济体受外部冲击时的响应程度，后经Garratt等[9]拓展为全球向量自回归模型（GVAR），使其用于分析多个经济体之间的经济联系[10]。GVAR模型能够通过时间序列数据，模拟一国受其他国家经济增长冲击的响应程度，但是GVAR模型无法剥离其他外部冲击对该国产生的影响，所以得到的结果也并不精确。第三种测度方法是基于全球价值链的投入产出模型。全球价值链这一概念最早由Gereffi[11]提出，是对全球商品链概念的拓展。目前，全球价值链已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采购、研发、设计、生产、分销、消费、服务等多个环节，构建一个高度复杂的生产与分配网络，将不同地区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紧密联系起来。投入产出模型用全球价值链中的增加值、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贸易数据构建投入产出表，对投入产出表进行矩阵运算得到经济体之间的拉动率。这有别于前两种测度方法，不用模糊的参数估计和拟合回归，仅凭区域间的真实贸易数据计算拉动效应，得到的结果精确直接。
生产网络模型的全球价值链研究日趋成熟，部分研究者开始用生产网络模型分析区域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王继源等[12]用投入产出模型，研究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对国内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张同斌等[13]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的中间品投入视角，测度了中国制造业对欧元区及北美、东亚、俄罗斯等地区经济增长的增加值贡献率；倪江飞等[14]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从增加值角度测算了中国对外部国家和全球经济增长的拉动程度；戴翔[15]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用产出拉动框架测度了中国产出增长对外部国家的拉动率与实际拉动量；古柳和戴翔[16]在戴翔[17]投入产出模型的基础上，计算了中国产出增长对世界经济的拉动率；丁纯和蒋帝文[18]将区域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拓展为拉动效应和推动效应，分别测度了德国对维谢格拉德四国（Visegrád Group）经济增长的拉动率与推动率；黄仁全和李村璞[19]基于中国“双循环”视角，测度了中国在内循环和外循环两个方面对其他国家的拉动效应和推动效应。
然而，目前针对拉美经济增长拉动率的研究仅限于中国经济增长对拉美的影响研究，缺乏对拉动率的具体测度、分析与分解。大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对拉美贸易出口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中国对拉美投资也促进了拉美经济增长[20]；少数学者认为，中国对拉美的贸易模式仍处于“出口产成品，进口原材料”的初级贸易阶段，这种贸易模式加剧了该地区对于“资源诅咒”和去工业化的担忧，并且伴随着中国的飞速发展，中国制造业对拉美（尤其是墨西哥、中美洲）制造业产生了强烈的挤出效应，这可能会对拉美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产生影响[21]。
本文基于生产网络的投入产出模型，以全球价值链视角测度了中国、美国、欧盟等主要经济体最终需求对拉美经济增长的拉动率。相比已有文献，本文的边际贡献如下：第一，提供了一种计算最终需求拉动率的测算框架，通过跟踪增加值投入与最终产品需求，测度区域间经济增长的最终需求后向拉动率；第二，本文根据区域间最终需求的拉动率提出分解方法，将拉动率的变化动力进行分解，剥离出对拉动率的决定性影响因素；第三，本文的实证研究，为进一步深化中拉合作提供了重要参考，也为我国在新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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